中国南方的广州、深圳，活跃着这样一群人：律师、大学毕业生、失业者、上访者……他们是谁？如以流行的说法而论，也许尚属于草根，但所做的事情，却明确指向一个理想中的未来。他们自称是行动派。深信天赋人权，乐于公开示威!行动方式：在闹市区举牌、示威、发传单。宣传民主，要求普选，公开官员财产，废除一党执政。他们的理想，在中国实现民主，一人一票!记者通过电话找到其中两位，余刚和杨林。谈起他们投身于街头公民运动的缘起，两人都以为，六四事件是鼓励他们前进的坐标。
想用行动来改变中国
2006年，余刚放弃工作，行万里路，考察大半个中国后，意识到非以行动推动，中国断无实现民主之日。不但从此自己身体力行，还带动了许多人。
他说：“在中国实现民主，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就是像西方一样能实施宪政，进行普选。我们一直为此而奋斗。特别是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一直到2009年，二十年了，我看到中国的民主进步不大。于是我们就想用行动来改变中国。从2010年开始，我们陆陆续续走上街头，举行街头示威，一直到现在。最近感觉取得了一些效果。现在官方跟警察步步退却。我们在向前挺进。而且许多人鼓起了勇气，参与到队伍中的人也越来越多”。
街头示威需要勇气，一开始并不顺利，也难以发动，但是，随着他们的坚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而且越来越大胆，到闹市区公开地去鼓动人民。余刚侃侃说来如数家珍：“我们在2010年只有一次活动，在深圳市区的中心地带举牌演讲，要求举行普选，废除一党执政，全过程只有一个半小时。2011年，我们搞了四次，都在广州，有要求普选的，有人权日宣传活动，有声援乌坎民主运动的。2012年，我们上街七八次，有宣传民主的，还有批评政府的，还有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活动。今年就更多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广州和深圳一带举行了40多次。在年初发生南周事件期间，我们进行了大力宣传，有三天的现场活动搞得非常火热”。
从来没有过做公民的尊严
杨林是余刚的朋友，感觉像一位斗士。他愤愤地对记者说起自己投入公民运动的动机：“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直没有尊严。现在共产党都黑社会化了，人民的利益也被官员剥夺。政府不是说有法律吗，但是中国的法律一点都没有法律的尊严。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结果人民 受到很大的伤害。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许多老百姓没有工作”。
站出来，从事街头示威，要承受多大的风险？杨林承认压力很大。但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需要学习别人的经验。苏联共产党垮台，人家走向民主了，值得我们学习。叙利亚人民，利比亚人民的斗争精神也都值得我们学习，要向他们一样成立反对派”。
自由需要付出代价
街头示威经常遭到镇压，但是广州深圳的这伙年轻人说起来好像玩游戏一般。余刚表示：“每次都有干扰和抓捕，抓了以后就放了呗，嘿”。不过，说着说着，他的语气变得有点沉重：“偶尔有的人会被判刑，蹲过一年的监狱。现在还有，我们行动派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刘远东2月份被抓进去的，现在还在监狱里。还没判刑，但是要判刑。我们在为他声援”。
当局的打压，警方的抓捕，都不能改变余刚的意志。北京不久前有“四君子”公开打出牌子，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但被抓捕起来，至今仍在囚禁之中。余刚杨林他们难道不畏惧吗？余刚沉吟了一下：“我们越来越不畏惧了，刚开始还是非常畏惧的。但是，需要锻练吗，因为为自由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
杨林的看法更乐观，他认为共产党内部已经很腐朽，中国社会改变的时刻快到了。“我认为风险不大，他们现在虽然权力很大，但我跟他们这些官员接触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愤怒。包括许多处级官员”。
六四是鼓励我们前进的一个里程碑
六四24周年快要到了，他们两人都以为六四事件是他们行动的坐标。六四事件发生时，余刚刚刚二十岁，大学三年级，参加了游行。他们每年都会在六四纪念日举行活动。余刚说：“六四肯定是让中国人非常难忘的事件。一直到民主实现之前，六四都是鼓励我们前进的一个里程碑”。
记者电话采访时，杨刚刚到北京。他来北京除了要声援被当局拘押的十几名维权人士，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他特有的方式来纪念六四：他说：“我现在在北京，我的目的很明确，现在六四马上就到了。我的目的就是要求中共当局必须给人民一个说法。几十年来，中共给人民欠下累累血债，我们要求中共要有一个交代。我们要纪念六四事件的牺牲者，因为他们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柱，我们不能忘记”。
作为六四一代人，为了投身民主运动，余刚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余刚1968年出生。1986年到1990年在南京华东工学院读大学。1990年到1996年在成都工作。96年到2006年到广东深圳上班。2006年之后，因为经济条件有了改善，就不上班了，到全国各地考察，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工作。后来他发现，六四过去了20多年，中国还是很黑暗。就决定致力于宣传民主促进民主的运动之中。2006年开始，他开始在几个大城市轮流居住。08年在北京住了一年，想在那里宣传民主的理念。09年在上海住了一年，2011年在广州住了一年，最后又回到深圳。2011年他在广州遇到了很多有同样想法的年轻人，于是，在他的鼓励之下，大家一起走上了街头，队伍慢慢壮大了起来。他说，在广州和深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街头民主运动。
杨林的个人经历没来得及多问：记者凭感觉冒险问他是不是上访者，他幽默地回答，“跟上访也差不多。但现在脱离上访了”。因为他觉得上访只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对他来说，现在更需要做的就是要求废除一党专制。
这边风景独特
从网上论坛，微博和推特上，可以感觉到广州和深圳有那么一种小气候。似乎沉寂了，突然间嘈杂了起来。那里好像是行动派的大本营。为什么又是在广东？余刚觉得可能与这里的民风有关。广东一直是中国开放的前沿地带，离香港很近，人民思想比较活跃。“从最近100多年的近代史看得出来，广东地区也是最西化 的地区，它是领导中国向西方文明迈进的领头羊。所以说广东这边的人思想压制不住，平常生活里面就喜欢谈论政治，不像北方那边的人那么恐惧，他们敢说”。
广东的街头运动渐渐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跟像余刚一样精力旺盛，信心满满，有意志的青年活动家有关。余刚则谦虚地说这跟广东人民的努力有关。余刚认为，在广东宣传民主，也很容易被人接受。如果是在北方，比如在北京，可能他们会得不到那么多的唿应。
一直以来，有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民主是西方的制度，不适应中国。谈到这里，口气一直平和的余刚突然有点愤怒：“没有这回事。人都是没有区别的，怎么说民主不适应中国，人都渴望自由幸福，这是官方故意搞的诡辩”。
期望别人施舍自由只是妄想
对刚刚上台的习李政权，海内外多少都有点期待，希望他们能最终推动政治改革。对此，余刚不抱任何希望。他说，真正看得透的人，和他们有一致理念的人，有深刻思想的人，都不相信现政权。“因为从本质上而言，这种专制体制就像一只勐兽，像一只狼，它是吃人的。你让专制体制自己改变自己的本性？他的本性本来就是邪恶的，你想让一只狼变成一只羊，那是徒劳的幻想。而且，在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上，运用花招来欺骗大家，让大家不断地抱有希望，这种骗局太多了。 可是，一般来说，人民越软弱，甚至一些民主人士越软弱，越没有思想，他的事业越成功，越期望着别人给他施舍自由，这是一种失败情绪之下的一种妄想。”
杨林更没有幻想。他说：“流氓就是流氓，土匪就是土匪。从1949年开始，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比拉登还要恐怖。这个党给人民，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可比的”。
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余刚看来就是一党执政，就是专制。腐败只是专制制度表现出的一种现象，专制不去除，腐败就会一直生长下去。只要这个体制变成民主，变成普选，变成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腐败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一切都是公开的，而且还有反对党，像台湾，像香港一样，腐败就成了个别的现象，只要发现腐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余刚最后希望海外媒体多报导他们的消息，这样就会更快地促进中国民主的实现。记者坦承，每次采访他们这些“活跃份子”的时候都会有顾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危险。余刚笑着劝记者，“这个不用去考虑它，我的电话随时都是监听的。公开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手段，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情，不用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