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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方、蒋援民律师:请求检察机关立即对王全平涉嫌寻衅滋事罪冤案行使侦查监督权的函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4/04/21 | 4/21/2014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我们是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庆方,北京汉威(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蒋援民。受广东江门执业律师王全平委托,担任他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经调查取证和会见王全平,我们认为,本案是海淀公安分局滥用公权力打压公民言论自由的一起彻头彻尾的冤案,如不立即纠正,必将令海淀司法系统为之蒙羞。理由如下:
一、王全平律师此次被刑拘,仅仅因为:46日,他从广东江门出发,亲自驱车到北京旁听将于48日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的丁家喜律师因呼吁官员公示财产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因车上涂了“岂有此理?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也有罪?”、“欢迎人民公开财产 人民公仆就免了”、“请人民公仆不要公开财产”等讽刺标语,四月八号下午四点半,车刚开到海淀法院门口,人还没下车就被警察拦住并带到海淀派出说询问,警方的问题是:你是怎么来的,和谁一起来的?你的诉求是什么?车上的公仆两字是什么意思?你的表达方式不对!王全平律师说我是对公民因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被抓感觉不可思议,至于为什么要在车上写下欢迎人民公开财产,人民公仆就免了,因为中国现在没有法律规定官员必须公布财产,他们当然可以不公开。丁家喜律师因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被抓,我宣传官员可以不公开财产,为什么也要抓我?从广东一路开到北京,路上也没有警察拦我,说我车上的标语不对。

警方最初给王律师开的是行政拘留手续,因他不配合拘留所采集血液和指纹,警方大怒,立即将行政措施升格为刑事拘留。

对此,王全平律师说坐牢是我自愿的,我是为声援丁家喜律师而来,他因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被抓,让我见识了中国法律的荒唐,接下来,我也乐意作为当事人继续见证执法者的无耻,我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这是我为之自豪的。
二、作为他的辩护人,我们认为王全平根本不构成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93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寻衅滋事罪,就是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没有正当理由而无事生非或小题大做,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本罪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管理秩序,而不是国家机关的所谓权威。而王全平律师所作所为,并未扰乱任何公共空间的公共秩序,并未对任何群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侵害,他只是在表达对北京的司法机关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追诉丁家喜律师的不满,以及对官方以刑事手段打压公民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合理诉求的嘲讽,这完全是在行使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和第41条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建议权,既然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至今仍未取消宪法中公民表达自由的权利,王全平作为中国公民就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共产党治下,普通百姓对执政党和政府不但有歌功颂德的权利,同样有批评讽刺的自由。不论他的意见正确与否,都没有超出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边界,这与寻衅滋事何干?
三、王全平案,已经在中国律师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我们不仅为中国公民的表达自由担忧,为中国法治的命运担忧,为执业律师的安全担忧。对这样一起明目张胆打压公民宪法权利的冤案,作为侦查监督机关,贵院有权力也有义务立即行使对海淀分局的侦查监督权,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责令其纠正错误,立即释放王全平律师,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我们认为,贵院在收到律师的请求后如不立即启动对本案的侦查监督,而是坐等公安机关报捕时再做决定,就是对海淀分局违法行为的有意纵容,贵院必将以不光彩的面目被写进历史!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 张庆方
北京汉威(深圳)律师事务所 蒋援民
2014414

张庆方手机:13910405610
蒋援民手机:13910183469

自愿报名为王全平律师提供辩护的律师超过251人且仍在增加中



(维权网信息员于学诚、刘伯钧报道)46日,王全平律师从广东江门亲自驱车到北京旁听丁家喜等“新公民运动案”,车上涂有“岂有此理 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也有罪?”、“欢迎人民公开财产 人民公仆就免了”、“请人民公仆不要公开财产”等讽刺标语。48日下午4点,王全平律师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准备旁听丁家喜等人的案件开庭审理,结果在门口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之后就和外界失去联系。直到10日下午3点左右,外界才获悉王全平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

王全平被刑事拘留的消息传出后,引发律师界和广大公民的愤怒和声援。许多律师自发发起“您愿意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而辩护吗?您愿意为王全平律师辩护吗?”的活动,截至413日,报名为王全平辩护的律师已超过251位;此外,还有全国各地的大批公民报名声援王全平。目前,大批律师和公民报名援助者仍然络绎不绝。

建三江被拘四律师获释后的联合声明


   
我们,江天勇、唐吉田、王成、张俊杰四位就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公安局非法拘禁律师、公民一事发表联合声明如下:
1、黑龙江农垦总局法制教育基地(即青龙山洗脑班,位于建三江农垦管理局青龙山农场)是非法拘禁犯罪基地,我们接受非法拘禁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属委托代理并依法交涉和控告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多年来,黑龙江农垦总局法制教育基地及其工作人员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无任何法律手续和文书即对包括石孟昌、于松江、蒋欣波等坚持信仰的公民进行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的关押、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构成非法拘禁犯罪;该法制教育基地是典型的名副其实的犯罪基地。张俊杰以律师身份、另外三人以公民身份接受被害人或其亲属的委托作为代理人对非法拘禁犯罪实施者进行刑事控告,有完整的委托手续和法律依据,是完全合法的行为。
2、建三江农垦公安局对我们治安拘留的处罚程序严重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谓笔录完全是酷刑之下的屈打成招;我们保留我们的代理、起诉和控告等权利。2014321日上午8时许,建三江农垦公安局无任何法律手续到我们入住的宾馆破门而入对我们进行绑架式抓捕,抢夺我们的手机、将我们塞到车后备箱拉到大兴公安分局并对我们进行双手后拷吊起殴打的等多次长时间酷刑。建三江农垦公安局方面还强迫我们放弃代理非法拘禁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控告,强迫我们放弃对我们非法拘留及酷刑的控告权利。
3、我们在被拘留期间即已知道、现在更加了解到,广大律师和公民朋友对我们四人的遭遇迅速关注并展开了救援,我们也知道许多律师和公民因营救我们而遭到建三江公安人员的骚扰、跟踪、殴打甚至关押。我们对大家的关注、呼吁、营救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们也恳请朋友们继续关注、营救因营救我们至今仍被建三江公安关押的翟岩民、姜建军、张圣雨、孙东生、李宝霖、陈剑雄、袁显臣、李发旺、梁艳、赵远、张世清、李大伟、张炎、迟进春等14位公民,也请关注仍在前往建三江营救这些公民的律师们的安危!
4、我们恳请朋友们继续关注那些被黑监狱关押的公民及其家属,并力所能及的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法律援助。

5
、劳教制度废止之后,如黑龙江农垦总局法制教育基地这样的非法拘禁犯罪场所大量出现,危及我们所有人的自由。我们呼吁广大公民一起努力,揭露控告这样的犯罪基地;我们也要求当局立即查禁黑龙江农垦总局法制教育基地这类劳教替代场所,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犯罪责任。
   
声明人:
江天勇
唐吉田
王 成
张俊杰
2014413

唐吉田:酷刑不禁 冤案难除——难忘在建三江公安手里的十六个日夜



2014320日下午,我应家属石孟文之邀,来到位于建三江农垦局七星农场公安分局后院的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法制教育基地(俗称青龙山洗脑班),就石孟昌被非法拘禁一事找基地负责人交涉,并进一步确认该非法拘禁场所的相关情况。同行的有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及家属,后来有若干不认识的公民前来围观。

我们在洗脑班门口喊负责人房跃春出来说明关押人的理由,他把门一关扭头走到屋子里面,就再也不出来。过了一会,有一位穿着米黄色呢子上衣中年的女性领一位穿蓝色上衣的女子出来,有人认出是陶华领韩淑娟(石孟昌妻子)出来。于是,我们问陶华为什么没有法律手续却关押人,陶不说话,只是轻蔑的笑了笑,就领韩回屋了。

找人交涉无果,大伙就冲里面喊话,要求房、陶停止犯罪、立即放人,呼唤石孟昌、韩淑娟、蒋欣波等被害人早日回家。渐渐的天黑下来,起风了,有人感觉到身上冷,我们感到诉求已经表达明确,就和家属一起坐车返回建三江。路上,有数量车跟踪,其中有牌号为黑DV3748的轿车尾随间或超车。

在建三江街上,我们感觉跟踪的车辆离远了,就去了一家饭店喝粥。为了方便去建三江农垦检察院跟踪刑事控告进展情况,吃完饭后奔格林豪泰宾馆休息,家属各自返回。当晚,我和江天勇住在8265房间,王成和张俊杰住在8269房间,因张需要准备控告状而房间的电脑不好使,张说等第二天家属来再定稿。四人简单聊了下,就分头休息,当时也就22时许,我将房间地址及电话等发给朋友。

218时许,我起床洗漱,有两个女性家属过来,看我和江不方便就去旁边王 张的房间了。大约十分钟后,有人猛烈砸门踹门,眨眼功夫门就被踢开,防盗链也难以挡住疯狂的破门者。我本能地从床上下来,江天勇也不得不下床。进来的67个人窜到我们身边,要求我俩收拾东西,我们见来人身着便服,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其中有个家伙恶狠狠地说他们是警察。既然自称是警察,做事就要有依据,讲程序。我和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其中有个年长且壮实的掏出来在我们面前晃了晃,我没看着,江说该人姓翟。

我俩把东西草草装到箱包里,马上就被这些不亮身分的人反背着胳膊押往楼下,走楼梯过程中押我的人骂骂咧咧的,说什么我们一来把他们折腾得没法正常休班。

酒店门口停了很多车,有近二十名警察,两个女性家属已经被控制在车里,张俊杰、江天勇、王成也陆续被押到不同的车里,我们的箱包被集中放在一辆面包车里。我这辆车里有45个警察,有被称之为李队的,其中有两个在两边夹着我。车开到一个警局门口停了一小会,就直接往建三江街外开,先了过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在上面开了一阵子,下了高速公路后走普通公路,30分钟后开到大兴分局院里。

在大兴分局他们把我押到询问室最里面的一间屋子,由二个协警看押。过了一会,我看到有几个没穿制服的人把我们的箱包拿到里面的空屋子里,其中有一位自称姓刘的还扛着摄像机过来,让我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摆在地上,他对物品进行摄像。摄完后,这些人又让我装起来,放在里面那间屋子的墙角。接着协警把我带到靠近楼门的一间询问室,我走前看到张俊杰、王成也陆续被叫到里面屋子拍摄各自的箱包。

在询问室里,这些人把我固定在在一个铁椅子里,除了看押的协警,前后有78个不穿制服的人出没,其中有于文波、姚武君、陈奇、白某、徐某(后知警号151505)、被称之为李局或李队的。

白某和一个协警(警号XJ1060)对我进行询问,我提出看白某的工作证,并且应由两名正式警察进行,且应告知我诉讼权利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白某听完非常生气,不仅骂我,还扇我耳光,并用未启封的矿泉水瓶击打我面部,我感到头昏眼花,牙也掉了两块儿。于文波等人也帮白某打我后脑勺、脖子等部位,他们边打边骂,说我居然敢碰国家定性了的falungong案子,大概不知道专政的厉害,还能推翻共产党咋的?!我和他们辩称法律没有禁止我为受害人维权,即便林彪、江青他们一伙的,也要有人进行辩护。所谓国家定性,并没有法律上的体现,何况世界上已基本没有哪个国家再给思想定罪的呢?!他们又说洗脑班是国家对这些被关押者进行帮助的场所,每年要花好多钱,一些家属愿意送人来,被转化者对政府也心存感激。我反驳到,国家有没有权利不经拘留逮捕审判就把人关起来,如果家属及被转化者心甘情愿,为何还要劳民伤财来抓人或关人呢?!整个上午,白某和其他人基本理屈词穷,时不时威胁、恐吓,还说我放着更挣钱、无风险的事不做,脑袋不正常。

中午,他们轮班吃饭,我除了喝了点水,从早上开始滴米未进。下午,白某和于文波等人陆续回到询问室里,他们力图让我承认去青龙山洗脑班的人能都是我们找的,还问案件代理收辛苦费的情况。对此,我不予配合,并再次强调他们不出示证件、不告知诉讼权利、不是两名正式警察、不同步录音录像等行为不合法,不反映本人意愿的笔录我不会签。那个协警打出来笔录递给我,我一看好多地方都有出入,尤其是没把我的辩解加进去。于是,我明确表示这笔录不能签。白某等人恼羞成怒,让人把我双手反铐在背后,同时用头套套住脑袋,在于文波等的指挥下,深一脚浅一脚的把我押出询问室,出楼门下台阶,沿着并非直线走到一处房子,凭印象应是大兴分局某个角落的秘密行刑室。进到里面,他们用绳子从我双手中间手铐的连接处绑起来,然后像是升降机一类的东西把人整个吊起来,我的脚离开地面,臀部职能后撅,头像鸭一样前伸。

吊完了,于文波等人边骂边打,具体用拳还是其他器物无法看到,就是前胸砰砰作响,有人也踢我的腿,后背和臀部多次撞到墙上。他们打了十来分钟,我头嗡嗡响,浑身流汗,疼得呲牙咧嘴。有人说要把我挖坑埋了、活体取肾或者和张成泽一样被犬决。还有人诬称我们炒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圈钱,不相信我们才收一万多辛苦费,坚持要我承认收了更多,并威胁要至少罚十万元,让我倾家荡产。连续击打及恶语相逼,两顿没吃饭的我整个人都快散架子了,被迫答应可以和他们好好谈。

他们听我说可以配合,并没有马上把人放下来,而是继续威胁了一番才松开绳子。我被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押回询问室,坐到铁椅子上后头套才被摘掉,但双手仍被反铐在背后。接下来白某和其他人继续按照他们的意图问话,这时我已难以坚持上午的立场,有一搭无一搭地回答他们,但尽量不过多涉及其他朋友,感觉他们的问话过分的话我也偶有辩解,换来的是用手或矿泉水打耳光、后脑勺、脖子等部位,于文波等人还顺我脖领子浇我后背两次矿泉水,一直湿到臀部,冻得我直打哆嗦!不仅如此,他们还威胁要把我也送到青龙山洗脑班进行强制转化!1730分许,我被迫在笔录上签字。结束询问前,白某说我敬酒不是吃罚酒,意思是不合作没啥好果子吃。他们几个还说,以前falungong学员见到他们都有些心虚,我们来了以后这些人敢于出来找他们交涉,主张权利,听口气这些警察每个人都对我们充满了刻骨仇恨。
询问结束后,这帮警察仍旧把我反铐着押到了大兴公安分局值班室,由协警和警察看着。22时许,协警给我拿来两个口感很差的小面包,这是全天吃的唯一一点食物!即便是吃饭,他们也没有把手铐完全打开,只不过是由反铐变成了铐在前面。整个晚上,不断有警察过来和我理论,尤其是徐某,想让我接受所谓邪教的定性,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放着大钱不挣,做这些收益少、风险大的事。我因为身上疼痛和疲乏,简明扼要的回应了他们:法律只能评价人的行为,文明国家没有邪教罪;只要是中国公民受到公权伤害,愿意委托,我又有条件,都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帮助。由于身体不适,屋里有人抽烟,加上和他们争辩,我只是在沙发上坐着眯了几回。后半夜那个做笔录的协警来问过家里人的信息,我把妹妹的电话给了他。
中间,看到江天勇被押过来上厕所。
第二天一早,看我的协警和警察陆续出去吃饭,我这里却没有任何人提起早餐的事。8时许,于文波等人过来指挥协警将我的外套套在头上,押出值班室,往询问室方向走。到了那里,又被押上车,由协警夹在中间。我感觉江王 张也如此,只是不在一辆车上。不一会,车子启动,驶离大兴分局。途中感觉经过高速收费站,听他们的意思是要先去七星诊所,我就知道是要进行拘留前的体检了。到了七星诊所,我被蒙着头做了心电等检查,楼上楼下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听声音其他三位也是一样。在这里体检完了又被他们拉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不得不答应可以配合,这样就不被蒙头了。我看到建三江医院的牌子,才知道还要在这里做检查。于文波问王成能否配合,王成也只能答应可以,他头上的衣服也被拿了下来。我在建三江医院又作了胸透,结束后被警察押上车,驶过连心桥,穿过农田,到达建三江农垦公安局七星拘留所。进到大厅,我见王成已经到了,不一会张俊杰和江天勇也先后被押过来。警察让我们四人分开站着,不许交流。扫了一眼,见张俊杰的西服上衣被撕开了,就知道他肯定挨打了。我利用看押者不注意的空档,示意江我前胸有问题,江也指了下自己的前面,我知道他少不了挨打,王成那里即便问不着也八九不离十了。我小声嘟囔,称建三江警察为土匪,江和拘留所值班人员交流时说那人办不了案子,原因是他显得慈眉善目。没过多久,警察又把我拉到建三江医院,做了CT,我知道是有肺结核病史的原因。做完以后,我又被拉回七星拘留所,江他们三个仍在大厅站着。我一回来,押人的警察开始让我们签手续,大家就清楚是要正式入所了,只不过不知道拘留几天,我向他几个示意至少5天。我被叫到拘留所一楼最里面的屋子里签字,白某和那个很凶的警察同事给我处罚决定我看到上面写的是所谓扰乱社会秩序,拘留15日且罚款1000元。我签字时要求陈述和申辩,并提出要听证。到拘留所前台附近方知张俊杰被拘留5日,江、王均为15日。我正准备办手续,白某和那个可能姓李的家伙又把我叫回签字那个屋对我要求陈述、申辩、听证极为不满,威胁和此前在大兴分局那样子收拾我。当时那里面能有56个警察,这种场面给我极大压力,迫于无奈,只能重新签,放弃各项权利。
进拘留所前,整个看押过程中参与的有警号为151427153556的警察;有警号为XJ1713171717261727105610681087XG153102等协警。
办入所手续腰带被摘下、鞋也脱下,又把包里的钱等存下,拘留所方面称要扣下635元的管理费,我问依据是什么,拘留所的人称农垦总局规定的,我说那等我出来给收据,该人称到时请示后看能否给。办完有协警领我上二楼,在卫生间进行搜身时,所长韩奎见我身上有伤,让协警把值班的白国强叫来给我拍照。等了好一会儿,白国强也没上来,来个复命的协警说底下有人找韩,韩让其他人看着我,下到一楼。韩再次上来绝口不提拍照的事,直接把我安排到四号监室。我明白这是办案单位给拘留所施加了压力!

四号监室有十几平米,在门和窗的上方各有两个探头,只有厕所那里是死角。朝南的窗子被喷了膜,看不到外面任何东西,只有门上的小气孔可以供人向北望一望,除了院里的雪堆,也没啥让人留意的东西。木板钉起来的大通铺写着1-8个序号,表明这个屋子可以容8人,有人说人多时10多个也挤得下。通铺底下放着几个塑料箱子,可以装些个人用品。铁门上方的墙上有一台电视机,大概是用来进行管教的。先我进来的俩人已经被拘留所打好招呼,要他们做起监督我的事,后来他们知道我并非官方眼里的折腾分子,更不是什么falungong

2217时,我终于吃到了热乎饭:两个小馒头外加一碗可以看到底的白菜汤,听说只有中午会多给一个,这些都包括在635元管理费里了,好在进来时已另买了咸菜、矿泉水等,可以凑合吃。不知因为什么,我当晚腹泻了几次,或许是在大兴分局吃小面包的缘故。

在拘留所里,吃完没啥事不是让你盘铺(盘腿坐在通铺上),就是得统一站在地下一排,有事要按对讲机和管教们讲。这个拘留所新建没几年,不设女号,据说被行政拘留的女性都送饶河了。进这里大都是打仗斗殴、无证驾驶、赌博或性交易的,除了我们四个,我获悉家属石孟文也押在里面,听说也是15天。拘留所墙上的所谓规章制度里,处处体现要拥护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给在押人员订了很多规矩,而申诉、复议哪怕是会见和通讯的权利,并无可靠的程序予以保障。高墙之内同样是义务第一,权利第二!
每天早晨不到六点,就会放《涛声依旧》,催人起床,叠被要有棱有角,然后洗脸,等7点开饭;饭后盘铺听喇叭里各种说教,中午还可以休息一阵子,

但一般不许铺被子(用的人多了,味道很难闻),下午的时间稍微好熬些。除了《涛声依旧》,还会放一家药企的广告歌曲,大概是《爱的神话》。

22号白天和23号晚上又进来了3个人,但晚上那个可能是家人来反应心脏病严重,刚躺下没多久就出去了。24号又进来一个,此后一直保持不低于三个人的规模。

在号里,我躺下和起来都很困难,打个喷嚏、咳嗽一下前胸都会从里往外剧烈地疼,有人见我痛苦的样子,问起原因,了胸前肿胀、淤血的情况几乎都知道。我在监控室里当着所长及值班人员的面,掀开衣服给胖所医(看守所的)看过,他们表示这要由办案单位解决,拘留所处理不了。
23号下午,我听到大门口有人喊刘(国峰)局长同意了,要会见我们,听声音是向莉等人,我既高兴又有些不安,觉得自己给亲朋好友添了麻烦,他们风餐露宿、身处险境,我很过意不去。同号有些人打开气窗站在窗台往外看,问我咋回事,我说朋友要来会见我们。有人担心这样对我们更不好,我说既然有这个权利,争取下也无妨。
24号,白某和参与打我的那个李局(队)领一个协警(XJ1066)来拘留所让我重新签不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文件,说那天的格式不对。窗外喊我、江、王、张名字、要求会见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还打气窗看,被监控室制止。拘留所安排工人把气窗封死,还不时放喇叭干扰,防止声音传进来。有时声音会从门的气孔传来,我知道朋友们绕到后面围墙那里了。
25号,还是有声音传过来,好像有天夜间也有朋友呼我们。

26号这天,有个出去考驾校的回来说,警察和他讲如果外面朋友不撤,要么驱散并拘留,要么动用黑道解决掉。听完这个消息,我很为外面的朋友担心,有时后半夜就会醒了睡不着。

27号凌晨,院子里警灯闪烁,有牢门被打开,听声音象是提张俊杰,我估计他们不想让外面朋友见到他,会直接把他押到佳木斯或哈尔滨放掉。从西服损坏及拘留所喊他盘铺,有人说他坐不起来的情况看,他肯定伤得不轻,在郑州开庭的事也泡汤了。不管怎样,有人早些出去还是有利于朋友们了解真相的,只是由于严管,我竟无法和他说一句话!
 
28号,朱宝文、陈奇、徐某领一女协警(XJ0046)在技术室做笔录,盘问谁张罗来建三江为洗脑班受害者维权、和家属联系等情况,说既然国家定性了,就没必要冒险代理,办其他案件会更挣钱,要为家人多想想。
29号,在一楼办公室,对个人物品进行检查,扣押了联想、苹果两部手机,三个优盘,我发现一本《达赖喇嘛访谈》不见了,他们说在警局呢。指挥的有于文波、姚武君等,由拘留所员工赵君(女)见证,还有人摄像。有人提出把家属给我的授权书也拿走,后又放弃(46号出来后,家属的授权书不见了)。
30号,于文波领吴某在二楼最东那间屋子盘问优盘里的内容,重点是否翻墙和看明慧网等。
31号,于文波又领一自称在吉林敦化当过兵的李某来威胁我,不交出手机密码另找地方常常滋味,他俩让我站着,随时有可能动手。僵持了一阵子,我被迫交出。
1号,于和李某来问起和家属联系的情况以及一办案中认识的佳木斯“刘老师”,称人已经被控制,要求辨认。
2号,重点问和刘的关系,是否她张罗的青龙山的事,到过青龙山没有,是否有人喊falungong口号了等,这次拿出更多照片让我辨认。
3号,吴某和另一个瘦警察来要我认可处罚,还有一个人录了像。
4号,于、吴某在二楼做笔录,重点问人权律师团、律师互助金、和使领馆交往等情况,说到刘老师的事时,威胁不讲真话让我再多待几天。两天谈话中,他们问起胡星斗、向莉、高飞等人,我很担心后几人会被他们算计了。这天中午刮了下胡须,下午简单洗了个澡。
5号,于、吴补问出入境的事,强迫写下认可处罚、不申请起诉、不再代理falungong维权案件的悔过和保证,称如不答应,就会把我如2009年、2011年那样关押不放。
当天下午,韩奎、白国强(152806)及胖所医拉我去建三江作了胸透,江和王应该也去了,途中见拘留所两边岗哨森严、特警把守,连高速路口也严加盘查。
 
2号起到4号,胖所医先后给我前胸喷了四下药(最后一次当着于文波他们面),感觉应该是云南白药气雾剂。经过这么一喷,外伤基本看不见了。
同号的人受官方影响,把无法会见通讯和接家里人的东西等都怨到我们几个及外面声援朋友的身上。虽经解释,有人仍开口闭口falungong再闹还能推翻gongchandang、蒋介石800万不都被消灭了吗、多挣点钱算了、折腾来折腾去身体完了谁管呀?!
经过争取,虽不允许通话,但从25号起,我终于可以用上向莉捎来的药。
在押期间,除了和江天勇因为喷药打过照面,简单说了伤势外,没有和任何一个熟人碰面。
6号一早,我和同号到日子的一个人通过门洞朝北望,说起那堆雪终于化光,我们也该出去了,不免有些感慨!
江天勇比我早提出去,到楼下把物品取回,得知达赖喇嘛那本书被当作非法出版物扣下,但无手续。吴某和徐某还有一个警号024141的警察参与,有人录像,中间有俩特警荷枪实弹看我们三个。吃一碗面和一个鸡蛋俩馒头,王成心事重,不想吃,他的饭被我和江分吃了。到前台签出所手续,要处罚决定书和罚款收据未果,拘留所要我明确外伤不是在里面形成的。
 
办完江先被带出上车,接着是我被带入一辆黑色奥迪A6L轿车,由三位警察押着开往佳木斯(出所进车过程也有人录像)。
途中,他们开始同意我坐上午回京飞机,后又变卦让我坐火车,或者回吉林老家,我说需要尽早约医生看病,且我4年前早已离婚,老家不方便回。经过交涉,他们同意我坐下午的回京。本来他们要一直看我登机,后来接急电后让我自己走,就在佳木斯火车站附近分开。这时我到一小卖店看表,知道已经十一点钟了。
恢复自由后,打向莉、江天勇等电话不通,王宇电话无人接,好不容易通过一朋友联系上外界。当天下午离开佳木斯前,知道前去迎接的陈建刚、王宇等已恢复自由,心里踏实很多。
 
18时许,我在一号航站楼与前来迎接的朋友们相会。见到朝思暮想的朋友,我高兴之余也有许多感慨。
16天来,官方其实一直想把我们往所谓邪教上靠,其他方面如诈骗、聚众扰乱等也不是没流露,对人权律师团也下了不少力气,企图按非法组织定。若不是朋友们冒险声援,我们不见得能按时获释,每每想到这些,我就很过意不去。北大荒,其实更主要的是法律荒,在建三江这样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警察很少有人权理念,一切惟头头马首是瞻。我们虽然遭了一些罪,但和那些当事人及家属比,幸运多了!
15年来,官方不仅持续打压某功学员,还将相关做法推向其他人群,可以说中国大陆民主化过程中,宗教和族群问题是不可能回避的,而1999年以来系统的人权侵犯更不能简单地翻篇儿!
我觉得无论何时都不能低估官方某些人的邪性,也不可高估民间目前的实力。这次各界朋友的声援效果总体不错,但有那么多人被打被拘,令我心痛。
 
我希望被拘被打的朋友身体都无大碍,有机会我会向所有参与营救的人当面致谢,这些朋友的深情厚谊我永志不忘!
我也正告建三江以滥施酷刑为乐的警察们,不悬崖勒马,这把双刃剑很有可能也伤到自己!如果有警察被酷刑、强迫失踪等,即便是伤害过我的人,也会考虑亲自或联系他人为他们辩护或代理!
16天虽短,但它我人生的一次重要历练,我会在调养之余继续关注人权问题,尤其是每一位奋战在维权一线的各位同行的!
唐吉田 2014413日补记

杭州人权律师王成一家被国保强行“驱逐”出杭州



(维权网信息员李阳报道)2014412日,人权律师王成被杭州国保强行为他买好了火车票,将其一家老小驱赶出杭州。

据王成的朋友告诉本网信息员称:412日下午2点左右,他与王成通电话的时候,王成告诉他:他已经无法在杭州立足,杭州国保已经为他一家四口(包括王成妻子、两岁多小女、年过七旬的老母亲)买好了火车票,将他们驱赶出杭州。

信息员拨打王成夫妻电话,均显示关机状态。

维权律师李方平在新浪微博上发文称:杭州警方对王成律师宣判执行“全家流放罪”。证实了该事实。李方平律师在微博上说:杭州此举,张雪忠老师称之反人类暴行。

49日,刚刚从建三江经北京回到杭州的王成律师在推脱上说过:“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00倍,杭州国保要我离开浙江回到湖北,原来只要求离开杭州,说孩子也不可能在浙江读书……有停水停电停气危险,近期大概会被强制搬家……

随后,房东真的实施了对王成一家进行停水停电的行为,目的是逼他们自己走,由于他们继续坚持,杭州警方做出强制将王成一家驱离杭州的荒唐行为。

王成律师因代理人权案件,两年前就开始遭到司法局的打压,先是拒绝给他注册,后来其律师事务所又不给他签合同,转所后,新的律师事务所又拒绝为他代理案件出具手续,导致王成律师的执业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

吕耿松欲前往监狱探望朱虞夫遭拦截(图)



(维权网信息员东建报道)412日早上,吕耿松、戚惠民与朱虞夫先生的妻子姜杭莉约好,准备前往浙江省监狱去“隔墙看望”狱中的浙江民主党主要负责人朱虞夫先生。

74路公交站,吕耿松被九莲派出所的两名警察粗暴拦截,吕耿松和戚惠民向警察提出抗议并问其拦截的理由,警察说:“今天就是不让你们出去,没有理由,我们只是执行上级指示”。说完吕耿松先生被强行推进警车带走。

吕耿松先生直接被警察押送回家后,门口增加了看守的协警。



因新公民运动应运而生的新公民运动网站正式运行



(维权网信息员一文报道)2014411日,新公民运动网站正式上线运行。与此同时,新公民运动倡导人许志永博士二审宣判,北京的新公民同仁赵常青、丁家喜、张宝成、李蔚等人也将择日宣判,全国其它地方对新公民群体的审判也即将接踵而来。尽管当局如此的严打,也无法阻挡新公民理念的传播,新公民运动网站的建立也标志着为公民理念交流搭建了一个基础平台。
诚如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博士的话说——公民们,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无论你贫穷还是富裕,让我们在内心深处,在现实生活中,在互联网上,在中华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坚定而自豪地说出本来属于我们的身份:我是公民,我们是公民。
以下为新公民网站发刊词及征稿启事
我们一定会坚韧,我们一定会努力——新公民运动网站发刊词
新公民运动网站上线了。而在线下,在北京,我们的新公民同仁: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张宝成、李蔚正在受难,对他们的非法审判正在进行。随即,在湖北,在江西,在全国各地,对其他新公民同仁的非法审判,也将陆续开庭或宣判。当局对新公民运动的持续打压,对新公民同仁的系列迫害,至此达到高潮。
但是,当局并没有如愿以偿,新公民运动没有失败,更不会终止。
一个半月之前,教育部终于承诺,三十省随迁子女可异地高考。至此,新公民运动推动的教育平权,显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四个多月之前出台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则承诺要积极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所谓有关事项公开,就包括了财产公开。对新公民运动推动的官员财产公示,当局最终还是不能不有所回应。
 
至于新公民运动推动的公民同城聚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哪怕在打压最严酷之时,在最为风声鹤唳的北京。
跟过往一样,当局有能力迫害所有敢于提出问题的公民。但跟过往不一样,他们已经没本事回避问题本身,他们已经没本事完全视公民诉求为无物。社会进步不可能没有代价。不惜以自我牺牲为代价,不惜以自己坐牢为代价,来带动公众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来造成压力迫使当局让步,迫使其调整不公不义的公共政策,倒逼体制的变化。这条和平抗争之路,和平变革之路,即新公民运动的路,许志永们已经趟了出来。
 
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抽象的宏大叙事,不是空谈反对,而是回到社会,向下扎根,与普通人的生活对接,带动千千万万普通人争取和捍卫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利,堂堂正正做公民。这种基于生活的反对,具体的反对,是不可能被战胜的。社会给了它深厚的基础,生活赋予它磅礴的力量。构陷、迫害、强行打压不仅不可能有效,反而不过是焠钢的烈焰。正如人类历史上所有良知的事业都曾历经坎坷,受难是所有良知事业必修的功课;新公民运动也不可能不受难。因为良知而受难,是它的荣耀。因为把公民的权利当真、把公民的义务当真,因为践行自由、公义、爱而受难,只能更证明这个体制和制度的荒诞,只能更证明这个体制和制度必须改变。
事实上,打压非但不能令新公民运动终止,许志永们等新公民同仁,甚至把受难也变成了对新公民运动的接力。他们在法庭上,他们在囹圄中,从来没有停止抗争,从来没有放弃对新公民理念的传播。对新公民同仁的非法审判,如同当年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反而更加成就了新公民运动,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是新公民运动的历史性突破。
 
对新公民运动的世界范围的声援,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是构成了新公民运动的一部分。不仅国际舆论铺天盖地,在慕尼黑的街头,在葡萄牙的街头,在世界各地,更有越来越多公民站出来,为了饭醉,也为了每个人能生活在一个和平正义的世界,共同举杯,宣布接力中国的新公民运动。他们相信,新公民运动的精神包含自由、公义、爱的信念,这些核心价值不是为了破坏,而是要通过日常实践建立新的秩序,一个以坚定的爱替代仇恨,以勇气取代愤怒的秩序。他们相信,这样的新公民精神应该广泛宣扬。新公民运动代表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赢得了全世界的敬重,为中国赢得了尊严。
至于广义上的公民运动,即以公民的直接行动争取公民宪法权利的社会运动,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华南地区的劳工运动一直在推进组织化维权;人权律师团在打压中不断壮大;网上的送饭党屡仆屡起。至于以公益慈善、环境保护、社区自治为主题的草根NGO,更如雨后春笋,获得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以自由为目标,以公义为灵魂,以爱为基础,通过公民运动来组织社会,重建价值,重建社会的主体性。以崛起的社会来主导中国的宪政转型,这已经是时代大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的倒行逆施,最后的结果都只会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还在持续,我们的兄弟还在受难。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悲情,但是我们绝没有悲观。良知的事业是不可能被战胜的,新公民运动是不可能被打垮的,所以我们自信而乐观。我们内心的力量无比强大。许志永们已经以牺牲自己的自由为代价,为新公民运动趟出了一条路。这是通向自由中国之路,这是通向美好中国之路。我们惟有也踏上这条路,接力新公民运动。我们义无反顾。
这就是新公民运动网站的宗旨,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敢说自己能起多大作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但是,我们一定会坚韧,我们一定会努力。
新公民运动网站(www.xgmyd.com
2014.4.11

新公民运动网站征稿启事
顾名思义,本网站当然以传播新公民运动的基本理念、报告新公民运动的最新动向、探讨新公民运动的重大议题为职责。
为此向所有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关注者征稿。
本网站以下常设栏目均向诸君开放,接受来稿:
公民立场:评论栏目。以公民视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公民特快:有关公民社会建设、公民运动的重大事件的最新报道。
公民纪事:公民行动亲历者的现场目击报告。
公民人物:对公民社会建设、公民运动有重大推动作用的人物介绍。
以上来稿,一旦采用,均致薄酬。
 
同时征集公民文献:有关公民社会建设、公民运动的各类历史性文献。种种声明、公告、文告,种种判决书、辩护词、申诉书、建议书、公民联署文本等等。
 
新公民运动是属于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新公民运动网站是属于所有公民的共同平台。我们需要你的参与,期待你的大作。让我们一起创造历史、见证历史。

张培鸿律师:赵常青案辩护词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4/04/17 | 4/17/2014




爱里没有惧怕――赵常青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大约十五年前,辩护人刚出道做律师,到处搜集可资学习参考以提升自己的案例。其中一个可靠的资源,就来自海淀区法院和海淀区检察院。那时候,贵院经常会聘请像陈兴良这样的刑事法大家挂职副检察长或者副院长,经常就起诉审理的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展开研讨解析、答疑释理,一度在全国司法系统中成为标杆。

十多年过去,我们依然坐在法庭上,但是刑事法的学者们越来越沉默,大师们也知趣地闭上了嘴巴。因为判决书的说理越来越少,甚至连公开的审判都越来越罕见。这当然是大师们的悲哀,但又何尝不是贵院以及中国法治的悲哀。

为了出庭为赵常青辩护,辩护人数次从上海来到北京,每次乘坐出租车,都会跟驾驶员分享他们对案子的看法。无一例外,他们的回答都是:这是好事情嘛,为什么会犯罪?

是啊,为什么会犯罪?连出租车司机都一目了然的答案,却惊动了北京市公安局兴师动众地侦办,惊动市、区两级人民检察院共同出庭进行指控,惊动了曾经作为标杆模范的海淀法院来像模像样地开庭,还惊动了法庭外众多欲参加旁听而被荷枪实弹的警察阻隔的群众和媒体。我不知道怎样确切地描述自己的感受,我只是觉得,今天我坐在这里为赵常青辩护,是对智商和法律的双重侮辱。

理由如下:

一、《起诉书》将公民正常表达诉求的行为指控为犯罪,混淆了是非

《起诉书》中指控:201212月至20133月间,被告人赵常青与许志永、丁家喜、李蔚、王永红、孙含会等人利用“官员财产公示”话题,组织、策划多人在公共场所聚集并实施张打横幅、发放传单等行为。期间,许志永、丁家喜、王永红等人制作了横幅、传单,并由王永红具体组织、煽动袁冬、张宝成、李刚、侯欣等人先后多次实施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

从《起诉书》这段话中,我们知道赵常青不是一个人实施了所谓的犯罪,而是与他人一道,虽有分工不同,但目的指向一致。问题在于:《起诉书》上只有赵常青一个人,公诉机关将原本一体的各被告人强行分开进行追诉,显然是认为各被告人的行为具体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在赵的《起诉书》中,却又非常笼统地将他和其他人扯在一起,以似是而非且含糊不清的语言提出指控。

首先,赵常青与许志永等人商量的话题,是教育平权和财产公示。教育平权涉及城市运行过程中教育领域的政策问题,而财产公示则是执政党一直承认并试图小心推进的廉政措施,两者均不存在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违法性。对合法话题的商量和宣传,不但是宪法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行政执法机关必须予以保障的良善举动。此为前提。其次,《起诉书》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使用春秋笔法,将各被告人光明正大的合法行为进行偷换,予以转化、抹黑,最终将其描述为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简言之,公诉机关不敢明目张胆地指控主张教育平权和呼吁财产公开是违法行为,于是在措辞上做文章,使用用类似“利用……”等字眼。这样一来,就将财是公开的合法主题转化为聚众犯罪的违法问题。事实上,赵常青及其他各被告人说的是官员财产公开的话,做的是官员财产公开的事,打的是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横幅,发的是呼吁官员财产公开的传单,既无遮掩、也未隐瞒,何来“利用”?又何来“煽动”?

二、《起诉书》将从未在现场出现的赵常青指控为首要分子,颠倒了黑白。

比混淆是非更荒唐的是颠倒黑白。通观《起诉书》,可以说除了被告人基本信息与赵常青有关外,所有的犯罪事实均同赵无关:制作横幅,不是他;127日举牌,他不在;223日举牌,他也不在;331日举牌,他还不在。他仅仅是大家聚餐商量的时候在场,而且从各被告人的陈述以及卷宗反映的信息看,他都不是主角。但是,即便如此,《起诉书》还是将他硬生生地列为一系列所谓聚众犯罪行为的“首要分子”。因为,刑法第291条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明文规定只追究首要分子刑事责任。

我们先看本案中是否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再分析赵常青是不是首要分子。

首先从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来看,所有被告人均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主观目的和意图。从各被告人的笔录中可以看出,许志永、丁家喜、王功权和赵常青都明确表示不希望造成任何秩序的混乱,并且一再提醒参与者不能跟市民和警察发生冲突。因此,在整个聚餐商量阶段,根本不存在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动机,更没有所谓组织、策划他人进行聚众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议题和安排。如果说本案存在组织和策划的情况,组织和策划的也是宣扬财产公开的事情而不是聚众扰乱秩序的问题。将宣扬财产公开和聚众扰乱秩序故意混为一谈的,一开始是警察,现在是公诉人。

其次,事实上在现场也根本没有发生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件,更未造成情节严重的后果。众所周知,各被告人聚餐、商量乃至“举牌”的时间、地点,几乎都是公开透明的,不但网上会提前发布,警方也都完全清楚明白,就算有人真的想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也是不可能的。

比如,2013127日在朝阳公园举牌,参与者仅有袁冬等数人。然而,根据麦子店派出所20131117日出具的《工作说明》,朝阳分局早就告诉派出所会发生什么,所以派出所布置了两辆巡逻车(每车4人),现场布署制服警察4人,便衣8人,其20名警察(不包括保安)。其中,出勤警察张淼在201412日的笔录中陈述:他当天身穿便衣,发现现场有十几个人聚集(不知道是否包含他自己这样的便衣),当有人张打横幅时,他即对聚集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于是聚集人员自行离开。另外一名出警的警察秦东冉,在201412日的笔录中也证实:当天现场处置人员的构成包括便衣民警、制服民警、保安以及朝阳公园的工作人员,人数他记不清了。

这样看来,当天的现场共有三拨人:举牌者、各种公务人员及围观群众。撇开围观群众,还有数倍甚至是十数倍于举牌者的警备人员,试问扰乱秩序从何谈起?

朝阳公园后的两次举牌,包括二月份的中关村广场和三月份的西单广场,事实上由于警方已经有了更加详尽的预案,以及更多的应对经验,情况大同小异,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228日的教育平权活动中,累计前往现场的仅有90余人(海淀分局20131114日《情况说明》),但是光海淀分局出警的人数,一开始就安排了118人(出处同上)。

因此,光说各被告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情节严重,而不说警方蓄意破坏公民正常表达诉求,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构陷。将这样的指控与审判视为法律和智商的侮辱,是客观恰当的。

接下来,辩护人要告诉法庭,被告人赵常青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在哪里?做了什么?赵常青没有参与制作横幅传单,没有参与起诉书指控的三起举牌活动中的任何一起,是因为他有一个仅仅十个月大(现在已经快两岁了)的孩子需要照看,妻子要上班,老人又在老家,所以他无法出门。他与本案的唯一联系,不过是大家曾经在一起商量过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事情。既然呼吁财产公开是合法的,商量时大家又都没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想法。显然,他的行为就跟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顿饭局没有本质的不同。

然而,《起诉书》不但指控他参与聚餐违法,不指控他参与了聚众犯罪,并且属于必须追究刑事责任的“首要分子”。这是《起诉书》另一处颠倒黑白的地方:所谓“首要分子”,根据刑法第97条的规定,必须是指在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按照小学生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首要”,系指“摆在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两个意思。综合起来看,首要分子固然不一定只有一人,但一定是起到最核心作用的一个或者几个人,离开了他(们),活动就不能或者无法进行。

但我们在阅卷中发现的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

许志永在2013115日的《讯问笔录》第12页中,警察问:赵常青在财产公示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许答:可能偶尔提过建议什么的。警察接着指明问供:我们掌握的证据,赵常青基本参加了一系列的小型聚餐,他是其中相对固定的人员之一?许答:可能参加过。

孙含会在2013111日的《询问笔录》第6页,警察问:赵常青在官员财是公示中负责什么?孙答:赵常青实际没做什么,他没什么具体事。他只是参加会议,发表一些他的看法、评价。我觉得他还是沉浸在自己过去的事中,有“六四”情节,对新的东西好像不太感兴趣。警察不满意这个回答,又问:赵常青在你们决策层聚会中,起什么作用?孙答:他没有什么具体负责工作,主要是参与我们提出的一些活动意见讨论,发表他的意见和建议。警察追着问:赵常青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吗?孙答:我印象中没有。

其余王功权、丁家喜、彭剑等人的笔录,对赵常青作用的描述与许和孙的描述大同小异。就是这样的一些清楚明白证据,公诉机关非要一口咬定赵常青属于首要分子?首在哪里?要在哪里?莫非因为他曾经被判过刑?

三、公诉机关将明知无罪的人指控为犯罪,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

1989年起,赵常青先生数度进出监狱,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有近一半的时间没有自由。然而,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因为他没有一次坐牢是因为自私和贪欲。他在我们这个犬儒的时代,显得过于另类。他向上的光让我们这些识时务的人,不舒服。

所以,他必须再坐牢。

所以,刑法必须为他量身打造。

哪怕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上次庭前会议结束后,公诉人问辩护人为什么要接这样的案子。今天我想套用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的一句台词来回答。电影中,宋佑硕律师也曾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为朴镇宇那样的人辩护。宋律师回答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遭受到同样的不幸。我的回答是:不想让自己的祖国再因为如此荒唐的审判而让全世界耻笑!

我和赵常青都是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一个盼望,那就是将来一定会有一场真正的审判,那是完全公义的审判,我们所有的人都无法逃避的审判。因此,坦白说,我们更多地不是为自己担心,也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事实上,面对如此无稽的指控,坐牢已经变成了一种荣耀。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活在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中,无论是死、是生,是自由、是捆锁,在爱里没有惧怕。

辩护人:张培鸿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日

王甫律师:赵常青案辩护词



摘要:一个公民,如果因为行使宪法权利而被法庭判决有罪,那么,所有的人,无论是公诉人还是法官,无论是辩护人还是旁听人员,无论是知道案件内情的还是从未听说过本案的在这片国土上姑且自由行走的所有公民,都将蒙羞。而有罪判决对被告人来说,无异加冕;坐牢对被告人而言,将成荣耀。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我受被告人赵常青亲属委托、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赵常青的辩护人。辩护人认为,控方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指控内容,被告人赵常青无罪。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部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一,警方涉嫌滥用职权,法庭有违公开审判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了公开审判原则,旨在以公开促公正。本案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刑事案件,审理机关理当尽可能安排大法庭开庭审理,以便更充分地贯彻公开审判的原则。而且事实上,海淀法院也确实有不止一个比今天这个法庭更大的法庭,具备容纳更多旁听人员的客观条件,但遗憾的是,本案的庭审却被安排在一个仅有十几个旁听席位的小法庭;并且,被告人亲属只得到两张旁听证。

辩护人不能确认今天坐在旁听席的人都是官方安排的,但辩护人清楚看到的一个事实是:被告人、被告人亲属以及辩护人所了解的关注本案的公民没有一个人能进入法庭旁听本案。甚至,在距离海淀法院几百米之外,便有警察拉起警戒线,对行人严格盘查,即便是来法院办案的人,不经法官引领,连警戒区域都进不了。辩护人注意到,负责警戒的警察并非法院的司法警察,而是公安警察。

还有,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曾两次去第三看守所会见被告人赵常青,但每次会见期间都会有两名警察坐在赵常青旁边。第一次,一名警察直接坐在赵常青身后,辩护人就此提出异议,警察虽将椅子挪开,但仍然坐在可以听到谈话内容的范围之内。第二次会见情况与第一次相同。《刑诉法》第37条第四款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律师法》第33条也作出同样的规定。《刑诉法》第46条、《律师法》第38条还进一步规定了辩护人对委托人事项的保密义务。但是本案侦查机关——北京市公安局,对以上规定视而不见,严重侵害了辩护人与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利益,再加之警察在本案庭审期间于法院外划定警戒区的做法,辩护人有理由认为,北京警方已涉嫌滥用职权并实质地干扰了本案的公正审理。

一个发生在“无人区”的庭审,却被冠以“公开审理”的面具,这是莫大的讽刺。

二,控方违反法律规定将共同犯罪案件分案起诉。

本案被控方指控为共同犯罪,目前被起诉的被告人有许志永、赵常青等8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并案审理的案件,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但在本案中,许志永被诉至北京市一中院,赵常青等人则被分拆成几个案件,降格诉至海淀区法院。辩护人认为,这种做法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影响了各被告人之间的质证和对质,进而损害到被告人的辩护权。

辩护人注意到,许志永已被北京市一中院(2013)一中刑初字第526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一中院作为海淀区法院的上级上诉法院,这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向民众立威,明确告诉被告人不用上诉,告诉关心本案的中国公民也不必奢望,因为一中院的立场是各被告人都有罪。换句话说,如果海淀区法院认定赵常青有罪,上诉被纠正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海淀区法院遵从良心,信守法律,对赵常青作出无罪判决,那么真实身份为一分检检察官却在本案中以海淀区检察院代理检察员身份支持公诉的庄伟人,仍可将本案抗诉至北京一中院,让一中院再盖一个有罪的图章。简言之,本案各被告人的脖子上早已经被套好了绳索,无论如何辩护,有罪的结果早就未经审理便已安排好了。如此上下其手,《刑诉法》有关两审监督的规定已然虚置。

辩护人提请合议庭注意一个法律常识,直接言词原则对于法庭查明真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为分案审理可能导致涉及到被告人的合法性存疑的证据在其他法庭未被排除,让被告人有口莫辩。如此定一人而祸无穷的卑鄙伎俩,以往只出现在天良丧尽的《罗织经》等酷吏之书中,不想今日僵尸还魂,罗织之术又堂皇重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庭之上。从这个角度讲,对本案作出分案审理的示范效应将无限拉低司法机关的底线。但令人遗憾的是,本案控方作为法定的司法监督机关,不仅不对此种严重违反《刑诉法》损害被告人利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反而理直气壮,大言不惭。

三,控方隐匿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

本案中,控方获取了对被告人有利的视听资料,但非常诡异的是,本案控方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原本承诺让律师复制,甚至一分检已经让部分辩护人复制了,接着又不让复制了,甚至,大部分视听资料到审判阶段不翼而飞,即便是很少一部分移送法院的视听资料,法院也拒绝律师复制。

《刑诉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该规定旨在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和辩护律师执业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于本案而言,控方指控被告人赵常青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行为人是否符合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入罪标准,客观证据很重要。尤其是视听资料存在的情况下,视听资料的证明力应远超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主观证据。对于如此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正当司法程序应当是允许辩护人复制,以增加质证的有效性,但遗憾的是,本案中,控方和合议庭,不仅拒绝本辩护人复制本案所指控的袁东、张宝成等人张打横幅的现场录像资料,而且隐匿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这无异于对被告人进行构陷。

综上,本案控方和合议庭视法律如儿戏,操刀草菅人命,本辩护人对本案能否被公正审理保持怀疑。

第二部分:指控赵常青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一,袁东、张宝成等人在朝阳公园南门、中关村广场、北京大学东门、清华大学西门、西单文化广场张打横幅、发放传单的行为并不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本案中,聚集者在公园、广场、大学门口等处“张打横幅、发放传单”,这种表达方式就具体的场所情况来说,应当认为是一种和平的、适当的方式,本来就是该类公共场所正常秩序的一部分。

退一步讲,即便在以上场所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可能,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也并未扰乱公共场所的秩序。

2013127日,袁冬、李刚、张向忠、张宝成、孙含会等人在朝阳公园南门张打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横幅的行为,因为是发生在深冬,现场只有不到三十人,其中还包括朝阳分局严阵以待的四名警察和十几名保安共二十人,现场照片和录像足以证实,在空旷的朝阳公园南门外广场,区区三十人根本就微不足道。袁冬等人的行为未对任何游客和行人造成任何不便,也没有任何市民和游人对他们的行为报警和投诉。现场执法民警当时也不认为是什么大事,指示保安把他们手中的横幅抢走后,口头教育了几句就让几人离开了。

2013223日、24日,丁家喜、袁冬、张宝成、齐月英等人在中关村广场、黄庄地铁站、北大东门、清华西门张打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横幅时,甚至根本没有遭遇警察的阻碍和破坏,更谈不上抗拒阻碍执法了。其中,23日的举牌行动现场不到三十人旁观,因为天冷,整个活动进行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自行散去。24日,他们在黄庄地铁站的宣传活动最多吸引来64人围观(根据现场照片),而且全是在广场的一角,没有对附近交通秩序、公共秩序形成任何影响。在北大东门拉横幅时,无人围观。在清华西门,因为保安阻拦,袁冬和保安争执了两分钟即被劝开,现场录像显示未对周边秩序造成任何影响。众所周知,保安是没有执法权的,公诉人当庭也认可这一点,在清华西门张打横幅也不存在抗拒执法的问题。

2013331日,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等人在西单广场张打横幅宣传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中,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行为,同样没有超越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界限。而且,在警察出现前,现场秩序井然,没有出现混乱,只是在警察上前抢夺袁冬的横幅和扩音器时,因为袁冬不愿停止演讲,双方发生争执,才引来更多的群众围观,现场群众纷纷指责警察的执法方式粗暴,并质问“人家讲得很好啊,为什么不让人讲下去?”根据当庭播放的广场监控录像,当时聚集的上百人,在广场上只是占据了很小的空间,根本没有妨碍广场上的任何人。但是,因为在和警察争执过程中,袁冬喊出了你们共产党不要把这个国家当成自己的私家花园,不要当成自己予取予夺的私人仓库的口号,致使当天成了整个新公民运动的转折点,并因此导致过去几次警方早已处置完毕的活动,也被指控为所谓“公民组织”的犯罪活动。

辩护人特别提请法庭注意,袁冬等人选择的所有张打横幅的地点都避开了机动车道和人流拥挤的地方,以上场所都是只会有行人穿行,而且现场行人稀稀落落。录像资料、现场照片显示,除了偶有行人驻足,其他行人即便稍有不便,也都从容绕道而行。现场聚集人数最多的331日中关村广场,也因该广场的特殊建造结构而未有任何扰乱秩序的行为。袁东等人在广场平台上张打横幅并发表演说,聚集的人群站在平台下边,而通过平台两侧的台阶以及人群两侧的通道,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行进而不被打扰。录像显示,事实也是如此。怎么就能说他们的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而且,民警的执法录像也显示,在安排民警增援西单文化广场时,警方指挥者始终用的是“有群众围观”几个字,也就是说,警方人员的现场判断也并非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

控方在隐匿了大部分录像资料后,向法庭提交了以下主观证据。以下主观证据不仅与录像资料内容相矛盾,各工作说明、证人证言之间也相互矛盾:

关于2013127日朝阳公园南门的财产公示宣传活动,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在当天的《工作说明》中陈述:201312714时许,我所民警张云鹏、李振洋驾车巡逻到辖区朝阳公园南门时,发现朝阳公园南门广场有十几个人发生争执,民警即下车了解相关情况,并现场进行录像,后这些人离去。经向朝阳公园南门保安工作人员了解得知,民警赶到前有几人在广场上及马路对面张打横幅,内容为“公民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园方工作人员进行劝阻,后这些人自行离去。

根据上述工作说明,127日的宣传活动并未遭遇警察制止,几个张打横幅的人是在园方工作人员劝阻后自行离去。但是,到了201387号,也就是在袁冬等人因3.31西单演讲被刑拘4个月之后,麦子店派出所李振洋却于 87出具证言指出:127日当天我带李建刚等三名辅警人员现场巡逻,发现朝阳公园南门广场有五六人聚集,即要求李建刚等上前制止,将男子胸前横幅摘下,并进行了批评教育。当时造成大量群众围观,引发公园门口秩序混乱。麦子店派出所保安李建刚的证言是他本人和袁冬僵持了五分钟,把横幅夺了下来。

朝阳公园保安庞福新的证言是:现场大约有二三十人聚集。被派出所的保安把横幅夺走了。

朝阳公园保安队长刘秉文也给出证言说:“我认为该男子打横幅、喊口号,严重影响了公园的秩序,造成了大量人员聚集,给公园正常秩序的维护造成了极大危害,给前来公园游玩的群众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他们的行为确实很恶劣”。至此,警方 “成功”地在案卷中塞进了朝阳公园事件现场秩序混乱的“证据”。而到了201412日,本案已经起诉到法院半个多月以后,警方又找朝阳分局民警秦东冉补了以下证据:现场有十几人聚集,引起大量群众围观,造成了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我当时穿便装,但对袁冬亮明了警察身份。另一位朝阳分局民警张淼也作证:现场有十几人聚集,引起大量群众围观,造成了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至此,警方又往案卷中塞入了袁冬等人明知遇到警察执法而抗拒的证据。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几个要件,在控方的逻辑体系中看似已经完全具备了。但是,这都是些什么“证据”?更何况这些在不同时间收集的证据,相互之间不仅存在矛盾,而且也与录像资料以及照片显示的情况不符!

201322324日发生在中关村的财产公示宣传活动中,根本没有遭遇警察现场执法,只是24日下午在清华西门张打横幅时和清华保安发生了短时间的争执,对此,清华西门保安张凯强的证言是:224日下午450左右,霍国厅、杨文在西门巡逻发现有人进行打横幅活动,就用对讲机向值班室进行了报告,我接到报告后就带着赵振、王乔江、翟磊出来进行阻止。那些人不听劝阻,还和我们说学校门口是公共场所,我们管不着他们。问:后来呢?答:我们让他们别打了,他们不听,我们就上去抢下来一个横幅和一张传单,并向青龙桥派出所报了警,他们看我们人多抢不过我们,就收起东西向西走了。另一名保安杨文的证言是:当时我在清华大学西门站岗,这时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了四、五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他们手持横幅在清华大学西门外,横幅的内容大概是“财产公开是正路,拒绝公开是邪路”。后来,经我们上前劝阻,对方刚开始不同意,然后经协调对方就散了。根据两位保安的证言,可以说,当天在清华西门,并未出现秩序严重混乱的场面,双方也未发生激烈冲突。

2013331日西单演讲,西单广场保洁员张素芹证明:201333115时许,我正在西单文化广场上搞清洁,看到在广场正中央的周围有许多人围观,中间站了好几个人,有一个人站在那一边比划一边在说什么,还有四个人打出两个横幅,我距离比较远,看不清楚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就看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没多一会,来了一辆警车,有民警从车上下来,后来又来了两辆警车,因为周围的人太多,我在远处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了,后来民警带着几个人上了警车就开走了,周围人群也慢慢地散开了。问:当时聚集的人大概有多少?答:大概有百数十人吧,没一会就聚满了主席台周围。问:当时聚集的人群都是什么人?答:都是路过文化广场的行人,平时文化广场的人就很多,今天是周末,人就更多了。看到有人在打横幅,就都拥过去看热闹,也有用手机拍照的。问:这些打横幅的人是多久后被民警带走的?答:大概前后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吧。

西单大街管委会保安队长康永强的证言是:我听完保安员汇报后便同他一起来到西单文化广场北侧大看台处,看到有四个男子一前一后打横幅,有一个男子戴着耳机在大声演讲,我看到后面那个横幅上有依法反腐的字样,便上前制止,让他们先收起来,他们不收,这时从台下上来一个女子手里拿着相机拍照并阻拦我。警察问:当时现场围观有多少人?答:大约5060人左右。我进行制止受到阻拦,便给西单大街派出所打电话,民警来了以后,我便协助民警将他们请上车,带回派出所。另一名保安李龙的证言是:民警到现场后,出示工作证,让演讲的男子及打横幅的男子到派出所接受调查,但这3名男子不但不听从民警的话,还打横幅、演讲,造成几十人围观,本来是路人行走的通道,造成了拥堵,还有多人进行拍照,使现场十分混乱,后经过多名警察的劝说约10分钟,才被民警带到警车上离开,后约5分钟围观群众才离开,使现场恢复正常通行秩序。另一名保安平生的证言是:不一会警察来了,我们就协助警察一起收横幅,他们当时情绪比较激动,不听劝告,极力反抗,当时已经引起近百人聚集围观,堵塞了广场的行人通道,我在协助民警处理这件事的同时,被演讲的那个男的用右臂肘部朝我肚子打了两下,并用右脚踢了我的两条腿。后来我们就疏散了人群。民警将他们带上警车,在带上警车的过程中,他们还在反抗不配合。问:请讲一下这件事你看到的场面或影响?答:因为他们站在行人通行的中心台阶地方,人员流通量大,由于他们的行为造成大量人员聚集围观,最后将近有百人堵塞在那里,造成人行通道无法通行,行人无法前行,而且在警察带离他们时,他们极力反抗致使当时场面混乱。对照录像,这难道不是在说谎?

经过几个保安的层层加码,至此,西单演讲从造成现场混乱到阻碍警察执法两个特征都具备了。但警方还嫌不够,又找来西单大街派出所民警芦庆罡作证,问:当时现场的秩序怎么样?答:很混乱,因为西单文化广场人流量本身就很大,他们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围观,我们到现场时已经有200人左右围观了,后来又陆续来了好多围观的,我估计最多的时候应该有300400人在旁围观,因为围观人员特别集中,已经把那个台阶左右的路都堵死了,无法正常通行了,同时围观群众有好多拿着相机手机在拍照。另两名民警田洪和徐立镇也证明现场大约有300人围观,秩序十分混乱。

经过录像资料等客观证据与证人证言、警方工作说明等主观证据的比较,可以证明几个事实:一、袁东等人并未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二、以上诸多对被告人不利的证言均与录像资料内容不符;三、警方无视录像资料证明的客观事实,搜集并提供以上不实主观证据的做法让人有理由怀疑警方办理本案的居心和立场。辩护人认为,合议庭应充分注意录像资料证明的内容以及警方提供的其他证据与录像资料内容之间存在的矛盾,采信录像资料的证据内容,形成袁东等人不构成犯罪的内心确认。

二,赵常青作为本案被告人中的一个,有着与其他被告人不同的特殊之处,也有着不同于本案其他被告人的无罪理由。

无论是被告人赵常青之供述,还是其他被告人供述均指向一个事实,在上岛咖啡小范围聚餐商议张打横幅、要求官员公示事宜时,被告人赵常青很少参加。而且,赵常青不是提议者,不是组织者,也不是策划者,没有具体组织过任何一次上街张打横幅的行为,也没有制作过横幅和传单,更没有过张打横幅的行为。赵常青本人,更像一个临时受邀聚餐,并在聚餐过程中就可否上街张打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可行性讨论发表意见。

本案所有证据显示,赵常青很少参加上岛咖啡聚餐就该议题进行讨论,赵常青在回答警方“那你之前说过的小范围开会商定了一些具体事情,如街头打横幅等活动,那么这个小范围聚会是否为这一系列活动的策划聚会或组织、安排活动的聚会”时也进过:“我只能说街头打横幅、发传单活动都是经过这个小范围会议后决策、部署后实施的,这一点不用回避。所以这些小型会议与这些街头活动是正相关的因果关系。这些小型会议不定期召开,结合当时社会的大背景,通过大家商讨来决定具体实施的活动内容”。结合赵常青的全部笔录,他的本意非常清楚,就是想让自己和许志永把新公民运动的全部责任扛下来,他多次讲:这个案子抓了这么多人,这些人里很多都是新人,没有前科,公民运动也好,维权也好,他们参与的时间都很短,执政党讲宽大,我希望能把他们释放了,要把这种初次涉及这个问题的人都放了,毕竟也关了这么长时间了。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十年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都强调推动人权事业,都强调人权的进步,而且保障人权都写进宪法里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打击面过宽,处理人数过多,会损害执政党和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的形象。他在回答警方提问时,对活动的细节完全是一问三不知。而其他被告人及证人证言中,至今无法判断赵常青参加过几次这样的聚会,赵常青在聚会中说了什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赵常青指挥、策划、参与过张打横幅的行为,而且,其他被告人和证人均能证明赵常青因为孩子刚出生,需要在家照顾孩子,很少参加上岛咖啡的聚餐。

也就是说,本案除了有证据证明赵常青偶尔参加上岛咖啡聚餐外,并无赵常青在本案中有其他行为的任何证据。因此,辩护人认为,控方指控赵常青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警方在了解此种情况后理当立即释放被告人赵常青,但遗憾的是,赵常青在孩子未满周岁时便被羁押,直至今天站在法庭接受审判。

第三部分:结语。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虽然有被告人将张打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行为自称为行为艺术,但如果一定要用法律用语概括该行为的话,其实该行为更像是集会,而集会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难道赵常青不能对其他人行使该宪法权利的主张表示支持?难道,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仅仅是表态赞成他人行使宪法权利就该被视为涉嫌犯罪、被控方诉上法庭?

《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公民集会、游行、示威应向公安机关申请并许可,辩护人要问的是,北京警方作为法定的集会游行示威批准机关,批准过几次类似的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没有!从来没有!甚至,王兴律师等辩护人为了验证该事实,曾向北京警方申请集会游行示威,警方连申请材料都不接。那么,在公民的宪法权利实践中被普遍剥夺的情况下,指控赵常青的逻辑是什么?

辩护人发现北京警方表现出来的一个奇怪而险恶的办案逻辑,该逻辑是:既然我们在实践中以几乎从不许可的方式剥夺了你的宪法权利,那么,你若坚持主张该宪法权利,或者赞成其他公民主张宪法权利,你就是犯罪。

20111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对“许志永等人”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立案侦查,立案决定书里写的是“许志永等人”,而该决定书又被作为是对被告人赵常青立案的程序证据,辩护人理解,“等人”里应包括了被告人赵常青,但本案所指控的事实均发生在2013年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在2011年决定立案时,本案所指控的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事实尚未发生。此种情形,辩护人之前从未遇到。再看看赵常青涉嫌罪名的变化过程:警方在呈请刑事传唤报告书、刑事拘留报告书里写到:我局在审理犯罪嫌疑人袁冬、马新立、张宝成、候欣涉嫌非法集会案时,发现犯罪嫌疑人赵常青自2011年下半年至今,多次以纠集、组织“同城聚会”的方式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刑拘时,警方认为赵常青涉嫌非法集会罪,但在呈请批准逮捕书上,警方又认为赵常青涉嫌寻衅滋事罪,在呈请批准逮捕书上,警方甚至说:犯罪嫌疑人赵常青因自身经历原因,产生对现行政权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开始追求所谓民主宪政……另,该人曾参与《08宪章》的起草工作,撰写了结语部分,至今仍认为《08宪章》是其最高宪章……在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2013514日逮捕决定书上,赵常青涉嫌的罪名又回到了非法集会罪。而提起公诉时,罪名变成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如此复杂的罪名变化,如此诡异的办案逻辑,使辩护人不得不怀疑本案指控的立场:导致被告人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原因,并非是被告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是他在要求宪法权利时做得太多,也太过坚持。

辩护人注意到,被告人赵常青自从2013417日被刑事传唤、被羁押至今,共接受警方讯问76次,笔录总计540多页,但真正涉及到本案的内容,连10页都不到。而530多页的讯问笔录,警方都问了什么?

警方问:你对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是有看法的?

警方问:你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怎么看?

警方问:北京”八九年政治风波”时,你在做什么?

警方问:你如何看待那段”八九年政治风波”?

警方问:你为何不赞成国家军队来广场清场?你如何看待小平同志这一决策?

警方问:你个人是如何看待《零八宪章》的?

警方问:你们所提倡的民主宪政国家有何优越性?相比我国现行的体制,这两者孰优孰劣?

警方问:你说的这种批判立场是否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警方问:你们把公民运动从室内推向室外,你们是否别有用心,是否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来达到你们什么样的目的,这一点你之前也说过,最终是要推翻一党执政,实现民主宪政的国家,这是否就是你们推动公民运动的最终目的?

警方问:你为什么要在“中国梦”里增添“民主宪政”的内容?

……

辩护人还注意到,控方出示了赵常青曾两次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入狱的判决书等证据,无非是希望法庭依据《刑法》第65条之规定对赵常青从重处罚,但辩护人要说的是,赵常青是无辜的,赵常青不仅无辜,而且始终身怀对这个国家热忱的爱与情感并坚持呼吁,笔耕不辍,虽多次入狱,但矢志不渝。

赵常青,这位1989年因参加学潮在秦城关押四个月的在校大学生,1995在某高中教学期间报考北大社会发展所研究生,四十多名考生中排名第二,却因政审不过关不被录取。98年因参加陕西813厂区人大代表竞选,在选举日前一天被警方抓捕,并被汉中中院以煽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2年又因发文要求执政党停止迫害政治犯和良心犯,被西安中院以煽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即便是这么一个悲情的公民,今天的他也并不彻底否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虽然怀有民主与法治的愿景,但态度越来越温和,行为也越来越富有建设性。甚至,在回答警方的讯问时,他也多次对近年来国家民主与法治的进步表示肯定。可即便是这样,他仍然被送上了被告席。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辩护人获悉, 111日,北京高院将对许志永上诉案二审宣判。因此,辩护人知道,无论赵常青是否无辜,无论控方证据何等不堪,无论辩护人如何辩护,赵常青还是会被定罪。但辩护人要说,一个公民,如果因为行使宪法权利而被法庭判决有罪,那么,所有的人,无论是公诉人还是法官,无论是辩护人还是旁听人员,无论是知道案件内情的还是从未听说过本案的在这片国土上姑且行动自由的所有公民,都将蒙羞。而有罪判决对被告人来说,无异加冕;坐牢对被告人而言,将成荣耀。

当辩护无用,唯仰望上苍……这是上苍降罚的时候,因为有人废了你的律法。

谢谢法庭!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 王甫律师
201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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