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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徐友渔获颁瑞典人权奖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4/12/18 | 12/18/2014


徐友渔是呼吁中国进行一系列改革的“零八宪章”最知名签署人之一(网络图片)

中国大陆著名民运人士、“零八宪章”主要签署人之一徐友渔周二(16日)获颁授瑞典奥洛夫·帕尔梅人权奖(Olof Palme human rights prize)。
总部设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徐友渔“长期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做出努力,并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
声明还指出,“徐友渔通过其研究以及对话方式的辩论文章,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徐友渔出生在1947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呼吁中国进行一系列改革的“零八宪章”的最知名签署人之一。
今年5月,徐友渔在天安门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因为组织有关六四周年研讨会而遭到中国官方拘捕,不过,后来在6月5日获得释放。
奥洛夫‧帕尔梅人权奖自1987年起设立,每年颁发一次,奖金为7万5千美元。而过去的获奖者包括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和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该奖项是为了纪念瑞典社会民主党总理、知名国际人权人士奥洛夫‧帕尔梅。
他曾在1969年至1976年以及1982年至1986年间出任总理。帕尔梅1986年担任总理期间在斯德哥尔摩遇刺身亡。
(撰文:李文/责编:董乐)

中国选举观察(2014)之四十六——山东省博山区政府指导的村官选举很荒唐(图)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昨天(2014年122日)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王疃村、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提名候选人和投票选举日。即提名候选人和投票选举是在一天内进行的。


王疃村有7个村民小组,203户人家,男女老少650多人,18周岁以上的村民有455人。

昨天上午,中共池上镇委书记和池上镇派出所所长在会场有短暂的出现。镇政府曲姓副镇长、镇司法所黄忠所长等5人在现场指导选举。

王疃村提名候选人票如下图:



以上提名票违反了法定的“等额提名”的规定。因为王疃村新一届村委会成员的职数是3人(王疃村绝大多数选民完全不知道是谁决定的3人),提名票上规定填写候选人5人。

王疃村的提名票不仅违反了法定的“等额提名“的规定,而且剥夺了村民提名候选人职务的权利。

提名在11点钟结束。经唱票确定丁吉兰、李昌平、张连军、张家青和潘睦利5人为正式候选人。见下图:


上图与民政部制定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设计的正式候选人公告样式完全不同。(见下《村民委员会章程》中的正式候选人公告样式图)

正式候选人公告样式
××村第×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正式候选人名单公告
××选字第×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省(区、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规定,经本村选民提名,现将本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正式候选人名单公告如下:
    主任候选人:×××、×××
    副主任候选人:×××、×××
    委员候选人:×××、×××
    选民如对名单公布的候选人有不同意见,可在×日前向村民选举委员会反映。
                         
     ××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公章)
                            ××××年×月×日


不到一个小时,投票选举开始。当时到会人数不到40人。有村民要求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正式候选人张连军觉得到会人数太少,等一会好些。但曲姓副镇长催张,你讲不讲?不讲就算了!张只得简短演讲。曲副镇长没有安排村民提问,也没有其他人演讲。(丁吉兰、李昌平和潘睦利三人是原班人马,争取连任者)。

会场秘密写票间设在一间办公室内。正式候选人潘睦利(第十届村委会主任、中共村书记)站在投票箱和秘密写票间大门的中间。不少村民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前“主动”把票给潘睦利看。

据中国选举观察义工的调查,王疃村村民选举委员会主任赵东辉的父亲赵可云在122日前几天去世,结果赵可云的选票由正式候选人中共村书记潘睦利的弟弟潘睦军代投了。

中国选举专家认为,王疃村选票的设计是非法的,该设计与民政部制定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设计的选票也大不一样。该选票的设计违背了各职务应差额选举的规定。

据中国选举观察义工的调查,王疃村不少村民对该村的选举很反感,对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不公开意见也很大。

王疃村选票见下图:


可对照民政部制定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设计的选票(见下图《村民委员会章程》中的选票样式图)

选票样式


  
副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
1.应选主任1名、副主任1名,委员3名。等于或少于应选名额的选票有效;多于应选名额的选票无效;
2.同意的请在候选人姓名拦下方符号栏内划“○”,不同意的划“×”;不同意选票上的候选人,可在姓名空格栏内另写上另选其他人的姓名,并在其姓名下方符号栏划“○”;
3.不许划同一候选人担任两种或两种以上职务,如划同一候选人两种或两种以上职务,该选项作废,其他划对的职务视为有效;
4.任何符号不划的,视为弃权票,胡写乱划而无法辨认的选票视为废票。

民主人士林淞滨在上海遭长期秘密关押 狱中受到虐待而多次绝食(图)

(维权网信息员孔涛报道)本网信息员今天(2014123日)从上海一访民处获悉,长期居住于上海的广东籍民主维权人士林淞滨,因参与上海民运和公民维权运动,遭到上海警方抓捕关押于上海淞江看守所中已经8个多月,至今未给家人出具任何法律文书,也没有审判。在家属一再追问下,上海警方居然说林先生涉嫌“信用卡诈骗”。希望各界关注本案。

                         
据上海一访民介绍:林淞滨,网民狼头老五,广东汕头人,长期在上海居住工作。

2012年起,他开始参与上海民运和维权人士的公民同城活动,并多次参与同城聚餐和上街举牌等活动。

2013年张林之女张安妮逃亡期间,林淞滨参与营救活动。安妮两姊妹上机去美国之前的最后一晚,就是在他家度过。

201442日,上海3000多名维权人士在上海市政府门口聚集,除了提出各自的权利诉求外,还拉出横幅声援建三江的维权律师和茂名的反PX抗争,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在这个集会上林淞滨发表演讲,提出18条人民诉求,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少年儿童免费教育、政府养老、官员公开财产、严刑打贪及建立民主宪政实现公平选举等,引起很大反响。

当局怀疑他是多起维权和民运活动的组织者,跨省抓捕秘密羁押他已有8个月,既不开庭审判也不让见律师和家人。经家人多次追问林所犯何罪,上海公安遂以“信用卡诈骗”来诬陷他。

林现在被关在上海淞江看守所。几天前,林淞滨的朋友向一位从看守所释放的访民处得知,林在看守所因为受到虐待而多次绝食,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恐有性命之忧。

这位访民呼吁:“望各位维权律师关注、各位网友向社会转发。林淞滨是一位理念坚定、低调踏实、默默奉献的民主人士,请大家不要让他被黑死在狱中!他们杀了曹顺利,难道我们要让他们再杀林淞滨?”



李金星律师:你在用生命捍卫做人的尊严——郭飞雄案辩护词

天河法院郑昕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罗成法官,代理审判员鲁肖法官:

出庭公诉人天河检察院王宇、刘力骏检察官 
以及旁听的各位公民:

今天的法庭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在选择自己历史上的定格。因为今天针对郭飞雄的指控,在若干年以后,必将被证明是历史的笑话和巨大耻辱。

然而这场审判又是极其价值和意义的,它是用审判的方式诠释,捍卫做人的尊严,究竟有多难,争取做人的权利,究竟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我们今天就是在书写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书写这一页的,就有包括本案被告人在内的杨茂东先生、孙德胜先生。是他们,以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推动社会的艰难进步。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庭审中那些充满着谎言、无处不显示着刻意陷害本案被告人的所谓口供,本案,我们只要稍微具有一点人的良知、哪怕一丁点对法律的敬仰,在座的法律人稍微回顾一下你们在法学院受到的基本法律教育,本案都绝对不会被起诉,本案就绝对不会发生。
但令人遗憾的是,出庭公诉人违背起码的职业良知,违背起码的代表这个国家进行公诉的职业伦理,违背起码的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常识,对本案郭飞雄先生和孙德胜先生提起了公诉,并在法庭上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犯了所谓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我们的审判长郑昕法官,犹如坦克一般极其蛮横地推进庭审,不顾被告人的休息权,不顾被告人忍受饥饿,不顾被告人极端疲惫,从早晨持续开庭到凌晨。而从庭审过程显示出法庭对于被告人权利不仅不予保护,而且肆意侵犯,甚至,强行终止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指令法警抢夺被告人的应诉材料,悍然取消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利,近千次打断被告人以及辩护人的发言,所有这些,无不显示,这个法庭,与法律无关。

今天坐在被告席上的杨茂东先生和孙德胜先生是无罪的。

这是一起宪法权利案件,而不是什么聚众扰乱秩序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结社、信仰、出版以及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本案,无论是被指控的“南周事件”或是“八城快闪”,显然,都是被告人以及其他公民们履行这些权利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显示了他们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些行为,显示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因为这些行为,显示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关心,因为这些行为,显示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负责。但不幸的是,也是因为这些行为,他们被送上了被告席,面临今天非法的审判。

以下这些基本理念是我们国家宪法所宣示的,这个国家每一位公民,包括本案的被告人准确无误理解的共识,这与本案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这就是本案本身:

宪法权利,即上述表述的这些基本政治权利,是宪法明文公布的,是对这个国家的每一位公民普遍适用的,至少在宪法权利上,这个国家不允许有贱民。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每一位公民,都有权沐浴在宪法的光辉之下。任何人不得因享受宪法权利而被宣告有罪,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

宪法权利,即上述权利必须是被实践的,它们是活生生的法的精神,活生生的法的力量。不允许实践的宪法不是宪法,被实践的宪法才是宪法,任何人不得因这种实践被宣告有罪,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伦理。

宪法权利必须是被信仰的,即上述权利,任何人都必须信仰且发自内心,它是真实的权利,是发自内心源泉的力量,任何人不得推断宪法为虚假的宣传,包括所有的司法人员,尤其不得口口声声保证宪法实施而龌龊地阻碍人民对宪法的信仰和实践。因此,宪法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全面而严格的保护,不得被实际地剥夺,这是国家对公民们的公开承诺。如果没有这种承诺,国家就不复存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在今天这个法庭上,你们推翻了这一切。公诉人把正常的、理性的、和谐的所有表达行为,都指控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本案庭审的实质,无疑就是在昭示,在宣告:当下的中国,实践宪法权利,就是犯罪。

本案尤其贯穿了公民对政府监督和批评的权利。纵观世界各文明国家,其公民无不积极而无恐惧的对政府进行监督与批评。因此,才有廉洁高效的政府和谦卑勤勉的官员。人民对政府行使监督与批评权利,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素,正如无批评即赞美亦无意义,无监督的公权必将危害国家社会和民权。正如南周事件,其实质亦是对于南周2013新年献词事件有关部门处理极为不当,因此才有记者的反抗,民意的反弹,网络的热点关注,乃至南方报业门口的献花与声援的表达,这分明是对政府进行批评的正当表达。正如“八城快闪”,民众对于国务院签署《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全国人大迟迟不予批准不得其解,又没有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解释而不明就里,快闪举横幅,这也分明是批评的正当表达。正如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是因为目前贪污遍地,官员动辄贪腐钞票成吨,金条以几十公斤计,房屋以几十上百套计,人民群众无不目瞪口呆,举横幅要求公示财产,此亦是表达批评。倘若我们的政府,譬如南周对新年献词事件,开门对话,接受批评;譬如全国人大,针对暂时不批准公约,合理说明;譬如中纪委,从谏如流,立即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如此等等,人民群众必将为其鼓与呼;又假如就像本案,对表达批评意见的杨茂东先生、孙德胜先生拘捕审判,人民群众就不禁会问:为什么在中国,批评政府就必然如此沉重的代价?悲剧的是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鲜有官民对话,朝代的更迭,无不以起义暴动乃至流血牺牲为高昂代价。而杨茂东、孙德胜秉持理性、非暴力的理想,试图打通官民对话管道,促进社会平稳、和平发展,以使国家更安定,政治更清明,人民生活更幸福。诚如他们在法庭上坦言:绝不想国家社会混乱,而是希望国家社会发展的更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对于此等优秀的、卓越的公民,为何要治罪其身?如果我们不真正的保护公民权利,虚心听取民众意见,那么,我们的依法治国,不就徒有虚表而永远无法得其精髓吗?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向后人交代?

因此,这不是一个法庭,今天的法庭没有最基本的法律精神。因此,作为杨茂东先生的辩护人,我在此郑重地宣布:对于今天法庭上发生的一切,我不负任何现实的和历史的责任。本案一切的现实和历史责任,都由郑昕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罗成法官、代理审判员鲁肖法官、王宇检察官和刘力骏检察官以及其他决定本案的官员承担。

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案件。

如同本案,没有基本的法治精神而进行的指控与审判,就是政治迫害。这几乎导致本辩护人无从在法律上进行辩护。因为,这些根本不构成犯罪的证据,甚至连三岁小孩都可以看出。良知告诉我们,不能用法律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我们尤其不能用刑法来消灭宪法。众所周知,宪法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法,是国家存在的基石。而构成宪法光辉篇章的公民权利,就是这些基石存在的具体形式。没有这些基石的存在,宪法的宏伟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没有宪法权利的实践,我们的宪法就如行尸走肉。而今天这个法庭,就是在用刑法消灭宪法!

因此,每一位法律人,都应当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她。当宪法大厦轰然倒塌,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一位公民都会受到权力的残害,其犹如失控的怪兽,吞噬一切直至吞噬自己。昔日的文革,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深受这个魔兽的残害。昨日的血,刚刚滴尽,今日的国民,怎么就这样快地选择忘记!

今天被告席上的杨茂东先生和孙德胜先生,就是两块拼命地以自己血肉身躯夯实宪法的基石。他们,如此理性,如此冷静,如此毫不掩饰的信仰,如此坦荡而又痛快淋漓地表达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他们以自己的实践,推动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权威,唤醒宪法沉睡的条文,宣示宪法是活的力量,他们,何罪之有?

我们的法院绝不能扮演政治迫害的角色。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庭,也不能置司法正义与人类良知而不顾,担当政治迫害的角色。我们谁都不能背叛人性,不能背叛真理,不能盲从权势,不能助纣为虐,不能颠倒黑白。

姑且不论公诉人出具的证词多么虚假,多么矛盾百出,即使公诉人在今天的法庭上宣读的证据全部是真的,杨茂东和孙德胜先生也根本上不构成任何犯罪。指控他们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本身,是司法权力不能容忍的滥用,是当代的“莫须有”。

杨茂东先生和孙德胜先生没有一丁点犯罪的主观故意。他们温和地对南周记者们表达支持,温和地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案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温和地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这些行为无一不是推动国家进步所必须。我们谈什么是官民良性互动,这就是。我们谈什么是主人翁精神,这就是。所有证据均表明,他们上述行动是多么多么克制有序,多么多么温和理性。从主观动机来看,他们没有任何扰乱公共场所的主观故意,如何定罪?

观其行为因素,本案也没有任何公共场所被扰乱秩序。南周事件,从视频画面显示,南方报业大门口气氛友好融洽,人们站在街道边各抒己见,其乐融融,没有丝毫紧张气氛。在场的警察神态放松,既没有制止举动更无驱赶之意,警民关系高度和谐。试问:这哪有一点公共场所秩序被破坏的影子?至于南周报业集团事后出具的那纸《情况说明》,即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上证据的合法性要件,也不真实,甚至已成为全社会嘲笑的对象,其充其量只会作为新闻史上最大丑闻而彪炳史册,如果这样的证据也会被法庭采纳,法庭亦然。

“八城快闪”,其初衷就是在岳阳等八个城市的标志景点等处,快速拉横幅,快速拍照,快速离开。本案选择的“八城快闪”拉横幅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公园等场所,人数较少,有些甚至是风景区景点,人烟稀少,本无任何“公共场所秩序”,又何来“聚众扰乱”一说?
从表达内容看,无论是南周事件中表达对南周记者的支持,还是八城快闪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案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官员公示财产,都是合法、合理、合情的,无任何违法因素。公诉人自欺欺人说本案和表达内容毫无关联,和要求批准公约以及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没有关系,这只能说明公诉人的欲盖弥彰和掩盖本案政治迫害的心虚。按照公诉人本案与表达内容无关的逻辑,广场夜晚舞红绸缎扭秧歌的大妈是不是也严重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可见公诉人的指控逻辑是多么荒唐。

本案并无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不论南周事件还是八城快闪,其形式和内容本身都是完全合法的,也没有任何公共场所秩序被破坏,更无情节严重之任何可能。因此,本案自然无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如果非要说危害性的话,是本案一定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即视人民群众和平理性表达政治权利为洪水猛兽的神经,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神经,权力的傲慢、偏见和自以为是的神经。无危害性即无犯罪这是全世界刑法的通例,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就坚决行不通?

本案如何让人民群众感受司法公正?作为本案指控犯罪的最为核心的证据,不是那些充满着谎言的证词,而恰恰是那些被剪辑的七零八碎的视频片段。但是,辩护人需要特别强调,正如张磊律师当庭指出的那样,即使从这些被剪辑的最像“聚众扰乱秩序”的视频片段看,仍然无法得出任何一点公共场所秩序被扰乱甚至严重扰乱的结论。我们反复强调,镜头内秩序多么井然,人们谈话多么放松,警察多么怡然自得,群众多么来去自由,车辆多么穿行无阻,我们反复说明这些,但是,合议庭就是不予按照证据采信的基本原则予以确认。

联想到合议庭自始至终不允许辩护人复制这些视频光盘,宁可公开地悍然地践踏法律最为明文的规定,宁可当庭撒下“本院并不具备光盘刻制条件”的低级谎言——也不允许辩护人复制光盘,我们就已经明白,合议庭是多么害怕这些光盘被流传出去,被人民群众看到:怎么如此有序、理性的场景会被判决认定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呢?——可见,合议庭诸位法官对于本案根本无罪是多么的心知肚明!

本案的举证不仅是荒唐的,而且举证根本没有完成,且隐匿了大量证明本案无罪的证据。纵观本案洋洋洒洒数十本证据,虽然侦查机关掘地三尺地搜集本案有罪证据,罗列罪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负责任地说,本案所有证据没有一起能够证明到底是哪个人哪个单位受到哪些具体而详细的损害。即使南方报业集团出具的臭名昭著的《情况说明》,也只能笼统的说自己的会议和活动受到了影响,自己的车辆出行受到了影响。但是,没有确切的会议名称,没有准确的活动名称,没有任何活动、会议准备的证据,没有具体的车辆使用详细情况的证明。一切都是似是而非的证明。辩护人试问:一夜之间,我们的刑事侦查的证明标注、起诉标准怎么就沦落到这样的一个水平?这犹如指控一个被告人杀人却不调查究竟谁被杀死——反正村委会已经出具证明有人被杀死。呜呼哀哉!这不是莫须有又是什么!

不仅如此,我们的证据尤其是证明南周事件的“犯罪现场”的几十个视频都被剪辑,失去了应有的完整性。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的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如此煞费心机的将视频剪辑(本案甚至出现了短至几秒钟的光盘!!)而不是完整地向法庭、向被告人、向公众提交全部的原始的光盘呢?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不是造假案,制造假象给法庭,制造莫须有,害怕真相暴露,又是为了什么呢?

辩护人还尤其要提醒合议庭注意的是,本案所指控的所有行为,不仅不是法律所禁止的,而恰恰是法律所鼓励和提倡的。法律精神所指向的,必是良好的权利行使的积极状态,是一国国民言论有充分自由,表达的内容与形式法律不予干涉,诸多政治权利行使受法律保障和鼓励的状态。唯有如此,才可能使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处于和谐的状态。动辄对行使政治权利求刑入罪,历史上,没有一个胜利者。

如果本案有罪,至少会引起人民群众对下列问题的质疑:在中国,宪法是不是有用?宪法权利难道都是假的吗?宪法难道是骗人的吗?

人民群众至少还会问: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不是要求依法治国吗?依法治国的核心难道不是以保障和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为基础为目的吗?

人民群众还可能会问:如果连要求财产公示都会被判刑,那么,这会不会是明目张胆地鼓励官员放心大胆的贪腐?如果公民连这样的权利都没有,我们的宪法权利究竟还剩下什么?

人民群众还会问:如果像杨茂东、孙德胜先生这样温和的人都会被判刑,那么,那些一经曝光就令人瞠目结舌的贪官,那些随心所欲制造冤假错案的官员,那些滥用职权无所约束的官员,拆人房屋千棟,毁人田地万亩,造成民众上访,流离失所,逃离家园,逼人自焚的官员又该当何罪?

杨茂东和孙德胜先生无非是践行了以下的一些理念:公民可以站着讲话;公民可以站出来讲话;公民可以站出来讲政府不喜欢的话;公民讲政府不喜欢的话不会恐惧;公民讲完政府不喜欢的话可以心安理得回家吃饭睡觉而不是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大难临头。

这种和平的、理性的立场和方法,难道不正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吗?对政府来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重要的是,不要再以阶级斗争或是专制理论来处理这些改革的声音。我们文明的标杆,就在这里!

因此,我呼吁:

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和平、理性的推进社会进步,不能判决杨茂东与孙德胜先生有罪;为了宣示我们确定的依法治国是真的,不能判决杨茂东与孙德胜先生有罪;为了让我们相信明天是更好而不是更坏,不能判决杨茂东与孙德胜先生有罪;为了不继续重蹈历史的覆辙继续制造历史性的冤案,不能判决杨茂东与孙德胜先生有罪!

不仅杨茂东、孙德胜先生无罪,人类历史上和现在的以及将来的所有争取自由、民主,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都无罪!

风物长宜放眼量。假以时日,历史必将公正地证明,今日对杨茂东和孙德胜先生的审判,是错误的。真理在杨茂东和孙德胜先生这边,他们必将与历史上无数的冤案一样,最终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

本辩护人最后向法庭声明:

对本案,如果你们判有罪就判吧!但你们必将以此为终生的耻辱;

但如果你们秉持正义、良知,做出无罪的判决,这必将是你们后世子孙世代相传的无限荣耀!

杨茂东、孙德胜先生,此案无罪,此生无罪,永远无罪。

李金星律师
0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张磊律师:越是黑夜,越要闪耀——杨茂东(郭飞雄)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辩护


表现得如此粗暴和野蛮的法庭,审判长,审判员:

以下是我的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本案检察员杨帆、公诉人王宇、刘力骏涉嫌构成徇私枉法罪

本人再次以杨茂东辩护人的身份,正式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报案、控告本案在起诉书上署名的检察员杨帆、出庭的公诉人王宇、刘力骏触犯《刑法》第399条,对明知无罪的杨茂东、孙德胜而使他们受到刑事起诉,涉嫌构成徇私枉法罪。本人报案、控告的证据是本案公诉机关向法院移送的全部案卷材料。理由是:任何一个稍有法律常识,具备基本良知的人,在认真审查过这全部的案卷材料之后,在经历了今天的法庭调查之后,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杨茂东、孙德胜无罪。
  
请天河区人民法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三款的规定受理。

第二部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办案机关藐视法律尊严,践踏程序权利,破坏法律实施,侵犯基本人权

一、违法管辖
  
本案从一开始立案,管辖就是错误的、违法的。起诉书称《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人群聚集时间是201316日至9日,地点是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289号周边,则依法应当由越秀区公安分局立案管辖,但是本案却是天河区公安分局在201317日即立案,这就表明,本案是对人不对事,根本就是以《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人群聚集事件为借口,行非法打压迫害杨茂东之实。
    
二、侦查阶段非法剥夺杨茂东与律师会见的权利

杨茂东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的第一次讯问笔录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委托律师,并提供了要委托的隋牧青律师和蔺其磊律师的联系方式,并要求立即会见律师,但是办案单位未予理睬,也没有依法通知律师。在侦查阶段,隋牧青律师和蔺其磊律师也多次到天河区看守所依法要求会见杨茂东,但均被天河区看守所和天河区公安分局以各种借口非法拒绝。

三、不能放风,监室拥挤,构成酷刑

201388日被刑事拘留羁押到天河区看守所,直到今天,杨茂东已经连续470余天不能放风,如此羁押违反了《看守所条例》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的“每日应当有一至两小时的室外活动”。另外,杨茂东长时间与30余人同时被羁押在只有30平方米左右面积的监室,非常拥挤,违反公安部《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居住的监室面积平均每人不得少于二平方米”。以上两项,给杨茂东造成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构成酷刑,违反已经对中国生效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四、押解虐待、酷刑

天河区法院法警在三次押解杨茂东前往天河区法院参加庭前会议、开庭的往返途中,包括这次来开庭的路上,故意反铐、戴脚镣、戴黑头套,并且故意将手铐脚镣紧戴使铁条陷进手、脚的肉里,这是丧失人性的虐待、酷刑,违反了已经对中国生效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五、将本应同案审理的案件分案审理
  
案卷材料中多处法律文书将湖北赤壁法院受理的袁兵、袁小华、黄文勋三人被指控煽动巅覆国家政权案件(有时罪名又变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广州天河法院受理的刘远东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件称为另案处理的同案。既然是同案,就应当一案审理。人为分开,是何用意?又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

六、证人不出庭,证人被旅游,证人被绑架
  
在一个基本依靠相关利害关系人或者警察的证言来支撑指控的案件中,公诉人却没有提请一个证人出庭作证,而在辩护人向法庭申请通知多名控方证人出庭,并已经说明这些证人证言自相矛盾、与其他证据互相矛盾的情况下,法庭却没有通知一名证人出庭作证,甚至至今没有对于辩护人的申请给予任何答复。而本来准备出庭的三名辩方证人刘四仿、区少坤(广州区伯)、吴杨伟(野渡),却在昨天被旅游、被绑架、被失踪。究竟是谁如此惧怕证人出庭作证?一个不让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庭,会是一个公正的法庭吗?

七、天河区检察院在对本案审查起诉时,曾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但却在补充侦查没有增加任何实质补充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起诉,即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强行起诉,涉嫌徇私枉法。

八、不准辩护律师复制视听资料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复制案卷材料,起诉书亦标明“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6、视听资料”,但是天河区法院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理解和执行法律,百般借口,就是不准辩护律师复制视听资料,严重侵犯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利,严重影响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
    
九、庭审中剥夺当事人及辩护人发言权利
  
本案审判长郑昕在庭审中滥用指挥庭审的权力,多次强行非法打断被告人、辩护人的正当发言,连被告人、辩护人要求审判人员和公诉人回避的法律依据、事实和理由都不让说完,就声称听清楚了,就强行中止被告人、辩护人完全正当的发言;强行剥夺被告人自我辩护机会,强行不准被告人发表自我辩护意见(不准杨茂东说完自我辩护意见),令法警抢劫了杨茂东的辩护词和最后陈述,非法剥夺了杨茂东最后陈述的权利,践踏诉讼程序,破坏法律实施。
  
十、秘密审判,非法审判

公开审判的意义就在于让人能够旁听,但是本案,法院外面有大量的人想要旁听却被挡在了离法院大门还有几百米的大道路口之外,而审理却使用了一个非常小的法庭,两名当事人的亲属一共只获得了三张旁听证,其余十五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由天河区法院提供午餐和晚餐的不明身份男女占据了法庭绝大部分的旁听席,但是庭审过程中他们却多人多次地在睡觉!在辩护人多次要求更换更大的法庭,以使外面想要旁听的人能够旁听,以使本案真正公开审判,以使本案真相昭告天下,但是法庭却拒不安排,这是对公开审判这一基本法律精神的粗暴践踏。
  
而法庭强行连续审理近18个小时,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和辩护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获得休息的基本人权,对当事人构成疲劳审判(也是一种酷刑),因而审判完全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

在一个案件中,公权力如此多的违法行为,践踏法律,破坏法治,肆意侵犯当事人和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践踏公民基本人权,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第三部分:本案不存在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犯罪事实

一、宪法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对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法律保障。
  
即便《宪法》不规定这样具体的内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公民天然应当享有的权利。
  
发生在2013年初的“南周事件”中《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人群聚集声援《南方周末》报社及其编辑记者,就是中国的公民们自发地行使公民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是完全合法的公民宪法权利、政治权利的行使、实践。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一切法律与《宪法》抵触都无效。所以,《刑法》第291条以及其他类似的条文,当然受到《宪法》的规制,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一罪名的指向,不得妨碍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使,公共场所的日常秩序,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让位于公民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宪法权利、政治权利的行使,不得以《刑法》291条及类似的条文,来限制、阻止、妨碍、惩罚公民行使宪法权利和政治权利。

二、公共场所,秩序
  
《刑法》第291条所称的公共场所,是指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是指符合公共场所应用目的的一种有序。此条所指称的公共场所,其中的公园、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除了其日常的使用目的(比如运动场主要用来开办运动会、举行运动赛、公园主要用来供人们休闲游乐)之外,其应当还具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用以满足公民行使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权利的需要,当这些场所用于行使上述宪法权利的时候,其秩序就不再是其日常的秩序,而是进入到一种新的状态中的新的秩序,即发表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的秩序,此时的秩序与这些场所日常的秩序显然不同。
  
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周末》报社门口两侧的人行道,在201316日至9日这段时间,其功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行道,而是公民自发聚集的一场集会、游行、示威的进行场地,此时其人行道的法律地位应当适当地让位于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场地的法律地位,其供人行走的人行道的功能应当适当地让位于集会、游行、示威的功能。所以,在一个正在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人行道中,人们的行走通行只是受到了较轻影响、人行道并没有被阻断、人们还能行走通行的情况下,显然不能认为人行道的秩序受到了情节严重的扰乱。
  
而进出《南方周末》报社大门口的通道,与人行道是交叉重叠的,此时的通行原则是相互礼让,一方使用时另一方避让,那么,当报社大门口关闭没有车辆进出时,交叉地带就属于人行道,人们在此地带的活动,也应依前述情形进行评判。

三、起诉书本身所描述的事实就表明本案不具备犯罪要件
  
根据《刑法》第291条条文的规定,以及权威刑法理论通说,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三点:第一,聚众扰乱的行为;第二,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第三,以上两项均需要情节严重。
  
而起诉书对于第一起事实《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聚众扰乱”的事实描述,缺少“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事实。
  
起诉书对于第二起事实“八城快闪”以及南宁、上海的“街头举牌”的描述,只陈述“在岳阳还阻碍民警执法,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岳阳这一次后面专门说,此处只说起诉书如此描述,本身就表明了在其他七个城市、以及南宁、上海,并无“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之事实。

四、起诉书将网络宣传指称为犯罪事实,是在颠覆国家法律,是在破坏罪刑法定的基本刑法原则
  
起诉书在描述《南方周末》报社门口人群聚集的事实时,称“事后,被告人杨茂东在境外媒体发表多篇对‘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的评论”;在描述“八城快闪”活动的事实时,称“先后在上述八个城市‘街头举牌’、拍照,并将照片上传至互联网,营造虚假表象”。
  
起诉书将“发表多篇评论”、“拍照、并将照片上传至互联网”列为杨茂东、孙德胜的犯罪事实,这是典型的文字狱,是对言论自由的思想迫害,也完全违背我国刑法规定:现行有效的《刑法》所称的公共场所,必须是现实的物理空间,而不可能、也不能是虚拟的网络空间。

五、“南周事件”
  
1、“南周事件”事出有因。
  
其起因是曾经拥有卓著名望的《南方周末》报纸2013年新年献词出来前后,该报编辑记者曝出新年献词被行政官员违规、非法篡改,引爆民众愤怒,从而成为公共事件,无数热爱《南方周末》的读者自发前往《南方周末》报社门口表达对于《南方周末》报社以及其编辑、记者的支持。

2、杨茂东参与201315日、6日的聚餐,不是预谋集会。

起诉书将201315日、16日的两次聚餐混同为一次,连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查清。这两次聚餐都是朋友之间的聚会;这种聚餐在广州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朋友相聚;关心时政的人们讨论正在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是完全正常的;席间有已经到过现场举牌声援的人士分享举牌经历;有人自发提出要去举牌;杨茂东表示认同,在场也没有人会有异议;每个人完全都是基于自由意志决定要去声援《南方周末》,说杨茂东策划鼓动他人前往举牌、演讲与事实不符,与证据相左。

3、声援现场无扰乱秩序之情形。
  
当庭播放的经过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精心剪辑的视频(这种经过大量剪辑、拼接的已经不能保证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视听资料显然是不能做为指控证据使用的)——有理由认为这已经是公诉机关能够拿得出手的最能够用来指控杨茂东的证据——恰恰就是能够证明杨茂东完全无罪的证据,在这些视频中,显示虽然有不少人聚集,但是人群完全是多中心的,即使在杨茂东演讲时,也只是有二、三十人围着他听,其他大部分人并没有以他为中心,这就足以否定杨茂东是聚众的“首要分子”;现场有多辆警车、多名警员出现在视频中,但是没有任何警员“依法执行职务”要求聚集人员离开的记载、反映;现场人行道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拥挤,但是行人通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公诉人以有一辆自行车从主干道上骑行为由认为人行道的通行受到了影响,这是显然不能成立的,因为自行车当然不能在人行道上骑行,它本来就应当在主干道的边上骑行。
  
南方报业集团出具一份情况说明欲证实其大门口秩序在201316日至9日受到影响,封闭了大门,另开了小门出入。而根据这一份情况说明,其是201316日或者7日上午就自行封闭了大门,另开了小门,这个时候,杨茂东根本就还没有到过现场(杨茂东是17日下午三点左右才到达现场的),则南方报业集团因门口秩序受到影响而封闭大门的后果与杨茂东何干?并且,从视频、现场照片可以看出,南方报业集团大门口的通行并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影响,首先是在大院里面上班的人可以自由进出;其次,所有证据没有显示车辆通行受阻,并不能排除南方报业集团如果不过度反应封闭大门、在保持大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人们会让行进出车辆,从而使其车辆进出通行不会受到影响;第三,也正是因为南方报业集团自行关闭了大门,才使得有一些人站到了大门口,这时因为没有车辆通行,所以不可能对其大门口的秩序造成扰乱。
  
另外,公诉机关没有出示一份证据用以证明起诉书所称的“受杨茂东指使的”袁兵、袁小华二人的举牌行为对现场的秩序造成了扰乱。
    
六、“八城快闪”
  
1、“快闪”。
  
“快闪”是网络时代所诞生的一种新的宣传方式,其运行方式是现场迅速出现迅速离场,拍下照片或者视频上传网络进行宣传。“快闪”这种方式本身就注定不会给现场的秩序造成破坏,更不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2、“八城快闪”活动旨在敦促全国人大批准中国政府已经签署十五年有余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呼吁、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这是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宪法权利,是公民在依法监督政府官员。
  
3、“八城快闪”活动,除了岳阳之外,其余七个城市,以及孙德胜在南宁,均是选择人流较少、场地开阔空旷的地点,快闪快离,拍照上网,对现场秩序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上百人的证人证言,都表明快闪活动只是在现场停留了不长的时间,并无多少人围观聚集,公诉人出示的上百张活动的照片均显示拉横幅时都只有几人在现场,场地空旷,人迹稀少,没有一张照片显示人群聚集秩序破坏。即便是明显是要做假证配合公安构陷杨茂东、孙德胜等人的少量的证人证言,其证言内容、用词也只是“有几十人围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定的影响、一定程度的混乱”就充分表明现场秩序只是稍受影响,哪里又能够够得上《刑法》第291条所要求的“情节严重”呢?

4、岳阳。

多名证人证实,孙德胜和袁兵在岳阳步行街拉横幅宣传的时候,横幅刚刚拉开一半,都还没有来得及拍照,就被警察制止,要传唤孙德胜等人,在这个过程中,岳阳市公安局东茅岭派出所有多名警察出警处置,据孙德胜当庭陈述,现场有多个摄像头,出警的几名警员也携带了执法记录仪,但是现在出现在案卷材料中的有关岳阳这一次活动的所有指控证据,竟然全部都只是岳阳市公安局东茅岭派出所的警察、协警、超市的保安的不出庭的证人证言,竟然没有任何视听资料!现场明明有监控摄像头,出警警察明明携带了执法记录仪,如果孙德胜袁兵他们具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和后果,视听资料不是最有力的证据吗?为什么不把视听资料拿出来?就凭这一点,公诉机关的证据诚信就已经完全破产,其抛开视听资料而只举示的证人证言不具有可采信,其指控不能成立。而且辩护人也有充分理由相信,被侦查机关或者公诉机关隐匿的或者故意不调取的岳阳活动现场的视听资料,就是能够证明杨茂东、孙德胜无罪的直接证据。

5、上海。

孙德胜在上海进行的拉横幅宣传,是在一个餐厅里面进行的,餐厅根本就不属于《刑法》第291条所规定的公共场所,所以这一次活动,与本案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第四部分:结语

一、本案是一个可耻的迫害
  
在公诉人向法庭移送的案卷材料中,存在大量的证明杨茂东、孙德胜无罪的证据——证明事实本来面目的证据就是杨茂东、孙德胜无罪的证据。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却置这些大量的无罪证据于不顾,强行罗织,肆意构陷,悍然起诉,蓄意迫害。

二、杨茂东行为的性质
  
不管是声援《南方周末》报社、捍卫及争取包括《南方周末》报社编辑记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还是采取街头“快闪”拉横幅并进行网络宣传的方式督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呼吁、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杨茂东的行为,都是在行使公民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监督政府官员的宪法权利,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其行为法律上有依据,道义上有高度,行动平和、理性、节制,无罪于国家,有功于社会,致利于人民。

三、结语
  
社会的转型,时代的进步,总是需要最优秀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今天,在这个狭小的法庭上,你们审判杨茂东,但是,更大的,更高的法庭,存在于世人的心中,存在于不远的未来,在那个法庭,杨茂东已经获得并将持续获得无上的荣耀。杨茂东是这个时代的巨人,你们的审判,只会增加他的能量,让他更加光芒万丈,犹如黑夜里闪耀的明星。
  
今天,杨茂东以非凡的勇气和担当付出自由的代价,明天,中国人终将收获自由的喜悦。

杨茂东的辩护律师:张磊
20141129

维权评论:当局以“铁笼子”手段强化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镇压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综合报道)高瑜、铁流、浦志强、夏霖、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寇延丁、郭玉闪、黄凯平、陈堃、何正军、薛野、柳建树、徐晓,当人们看到上面这个半年多以来被大陆当局关进“铁笼子”里的知识界名单,不知会做何感想呢?


一个严峻而无可回避的现实正在清晰地摆在世人的眼前——大陆当局正在以“铁笼子”手段强化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镇压。

近日徐晓、薛野、柳建树、何正军的被抓,可以被看成大陆当局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持续镇压的一部分,可以肯定,这绝不会是此轮镇压的最后一次。

上星期三(20141126日)北京女作家、财经刊物《新世纪》首席文化编辑徐晓因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北京警方带走。徐晓的新浪认证微博最后一次发帖是在上星期二(25日)。

徐晓的友人、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在其微博上证实了这个信息。刘苏里1129日在其微博发帖说:“经与昌平区龙园派出所核实,20141126日,徐晓被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带走’。据亲属,没有收到任何文书,被告知,涉及‘国家安全’已被刑拘。消息是否确实,仍有待核实。”

刘苏里的微博还披露:1126日被警方带走的还有原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长薛野、原立人乡村图书馆副总干事柳建树。

而1126日晚,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行政主管何正军也被带走抄家,目前仍无下落。

徐晓曾于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控以“反革命”罪而坐牢,其后从事记者等工作,并发表多篇散文和短篇小说,也有创作新诗。近年来也服务于“立人大学”。

薛野是贵州遵义市人,是“六四”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88年,薛野以贵州省文科状元考入北大。在北大读书期间,正好经历了“六四”,毕业后回到遵义创办了西西弗书店并担任董事长。后来,贵州西西弗书店成为中国有名的民营书店之一。20048-20065月,薛野担任中国著名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总干事。2006年开始,薛野开始担任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民营书业工作委员会主任,直到2010年辞职。立人乡村图书馆创办之后,薛野曾在201212月被选为第二任理事长。
   
柳建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曾先后到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留学,2011年回国后担任立人乡村图书馆副总干事、教育研究中心总监,也曾在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和犀照法律平台等公益机构供职。

何正军又名何里仁,现任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行政主管,负责日常管理并主持纪录片项目,曾完成一部反映城市拆迁的纪录片《大国无私房》。

当局对知识界中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实质性打击,其实在今年六四前夕已经展开:4月下旬著名女记者高瑜遭抓捕是当局本轮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镇压的序幕。

高瑜今年4月下旬即遭抓捕,530日就被批捕。高瑜系原中新社记者,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为高瑜等人积极地街头活动并通过报纸声援民运,该报在“六四”后被取缔,而高瑜也身陷囹圄。高瑜此前曾两度系狱,出狱之后依然笔耕不辍。现为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特约作者、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特约评论员、香港明镜系刊物特约撰稿人。

而当局对今年六四研讨会的大规模抓捕,明确显示了当局开始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实行不同以往的强力镇压的铁腕政策。

八九“六四”25周年前夕,201453日,10多位具有深沉的历史责任感的自由知识分子聚集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先生家中,举行了“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

参加是次研讨会的有徐友渔、郝建、崔卫平、秦晖、郭于华、胡石根、黎学文、梁晓燕、刘荻、浦志强、王东成、吴伟、野夫、张先玲、周枫等人,因事未能到场而提交书面发言的人士有:陈子明、贺卫方、慕容雪村、王小山等。他们中有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律师、“天安门母亲”和“六四难属”的代表。

会后,参加研讨会的浦志强律师、徐友渔教授、郝建教授、胡石根老师和独立作家刘荻女士都因参加“六四研讨会”在55日和6日先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君子事件”。

虽然参加六四研讨会被刑事拘留的五君子之中,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465日获取保候审,但是浦志强律师被持续关押半年以后,最近竟传出被以多达4项控罪起诉。对浦志强律师的欲加其罪,可以看做是当局为展示其铁腕镇压决心的指标。

而在914日凌晨一时许,北京警方从家带走了81周岁的作家铁流老先生,并将其关进“铁笼子”里。可以说是当局警告是以此所有知识界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年纪大是丝毫不能阻止你被关进铁笼子里的。81岁老作家关进“铁笼子”里,且绝不允许取保,展现出当局出不惧任何舆论批评的流氓本色。

而铁流被关进铁笼子里的理由,竟然是所谓非法经营,就是指他编印《往事微痕》,这是一份发表老右派回忆文章的刊物,免费赠送。而经费以他自掏为主,也有少部分是右派老人赞助,没有从中赚钱。所谓寻衅滋事是指他写的“反刘云山”的文章。

当局对著名NGO“传知行”和“立人系”(立人村图书馆、立人大学)的全面扼杀,对其领导与骨干的大规模抓捕,是其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公开组织化努力毫不留情的镇压。

2014年10月1日当局在北京对立人大学总干事陈堃拘捕后,当局对独立的民间公益组织扼杀及把其骨干成员的关进“铁笼子”里的疯狂镇压,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了。

陈堃,字纯一,号秀实。一九八七年生,祖籍陜西咸阳,现居北京。二〇〇五年进入厦门大学法语系学习,后退学。在厦大期间,发起思想交流沙龙「周五论坛」,参与网络公益项目「益学会」,创办信息服务网站「厦大讲座网」,还挑战校园官僚为学生维权。多年来衷情公益,尝试以自己的方式为高等教育变革做出努力。二〇一三年秋,加入立人大学。

2014109日凌晨两点,传知行创始人、原所长郭玉闪先生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同日晚上10点被刑拘。现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


20141010日,北京传知行所长黄凯平先生被北京警方从北京传知行办公室带走后,至今仍无任何消息。

此次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镇压行动中对知识女性的抓捕是令人震惊的,除上述的高瑜和徐晓外,还有一位女作家寇延丁也格外引人关注。寇延丁是于109日在北京去五台山路上,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抓捕并刑拘的。

寇延丁,山东籍人,现居住在北京,著有《可操作的民主》《行动改变生存》《为公益而共和》《柔软改变中国》等书,具体被抓捕仍然原因不详,但她的朋友们认为,可能与他支持香港的言谈有关。

综上所述,中共当局的这一轮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镇压运动显示出与以往镇压行动的不同之处:

第一、对自由知识分子的NGO组织如传知行、立人系斩草除根式的扼杀;

第二、对80岁以上疾病缠身的老人也毫不留情关进铁笼子里,“不许取保”洞穿所有人道主义底线;

第三、对女性知识分子也毫不手软,展现出“红卫兵治国”独特的野蛮特色。

毋庸讳言,面对疯狂的镇压,自由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八九六四以来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而我们相信,此刻大陆自由知识分子的腰杆仍然是坚硬而笔直的。

中国民主党网络阵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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