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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京美律师:会见袁小华纪实(图)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5/03/02 | 3/02/2015

201526日,寒冬己去,阳光普照,我与罗立志律师约好年前往赤壁看守所看守黄文勋和袁小华,送上网友公民们新春的问候。


自上次见后已三月有余,只听说己转至赤壁看守所,也不知他们几个在里面境况如何?我们一早出发了,一路无事,上午九时许,抵达赤壁看守所。办好手续顺利会见,这次官方没有为难我们。

寒暄之后,我向袁小华介绍了外面的时政,整体形势对公民社会建设疑似利好。袁小华首先感谢律师们相助,网友支持,后对在嘉鱼看守所内牢头对他施暴进行控告并要求公开控告信和声明,他委托我向有司控告。

会见结束后请我向广大网友及关心他的朋友们致以春节问候,并书面致辞。见完后十时半左右,我和罗律前往赤壁法院见审理本案的邵法官,因其外出未能如愿,但通了电话称,案件正报最高院再次延期,开庭日期未定。

取保申请最好寄给领导,能否取保我说了不算。后我俩赶到赤壁检察院要求对本案无故延期进行检察监督,余姓检察官接待并留下延期决定书复印件称下周一与江琼检沟通后答复。

时至正午,此次行程结束,我们打道回长。此记以告诸位! 



蔺其磊律师:孙峰煽颠国家政权案之艰难的会见

201526日下午,蔺其磊律师淄博市看守所会见到涉嫌“煽颠”罪的孙峰!


2014110日淄博市张店区国保大队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当蔺律师要求会见时被淄博市看守所刁难拒绝,据理力争下,公安局竟改变罪名为“煽颠国家政权罪”,以“依法”不让律师会见!后被取保后,孙峰先生仍一如既往的坚持自己的民主宪政理念,提出了解决香港“占中”方案,并于20141116日买好次日赴京中南海递交该方案时被抓到羁押。

期间孙峰还起诉了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行政诉讼案!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不予批准,2014126日转到淄博市检察院!法律屡被肆意曲解,公民仍需抱团抗争!

罗立志律师: 黄文勋会见通报(图)

201526日,初春时节,风和日丽,是一个探亲访友的好日子。我与卢律约好前往赤壁看看黄子和袁小华。自从上次见过之后已三月有余,也不知他们几个在里面境况如何?带着思念我们出发了,一路无事,上午九时许,抵达赤壁看守所。


办好手续顺利会见,这次官方没有为难我们。寒暄之后,我向黄子介绍了外面的时事,情况。黄子叙说看守所内依然有强迫劳动之事,其余克扣伙食,洗澡难,还需自己出钱洗澡等等,违法情况和去年一样,没有丝毫改变。他委托我向有司控告。

会见结束后请我向广大网友及关心他的朋友们致以春节问候,我在此一并转达!

十时半左右,我和卢律前往赤壁法院见审理本案的邵法官,因其外出未能如愿。后前往赤壁检察院进行投诉,主要是黄子已羁押近两年,赤壁法院无限期无合法理由拖延开庭,检察官接受了我们的控告,承诺下周一回复我们调查结果。

至此今次访友活动结束,我们打道回长沙。以上记录以鄕诸位!



刘正清律师昨会见唐荆陵,获悉张圣雨与唐荆陵系同案

(维权网信息员李艳报道)据维权律师刘正清说:他于201525日,在看守所成功会见了唐荆陵律师,但在再要会见另一当事人张圣雨时,看守所工作人员查看电脑后说:唐荆陵、张圣雨系同案。


刘正清说:会见唐荆陵时,唐告诉他,“其以前关在1504仓,201513日下午调到1502仓,201515日又从1502仓调到1505仓。在调仓的过程中把他的全部东西都查抄了,一本软皮笔记本及自己的法律文书(换押证、起诉意见书等),还有几套衣服也被弄丢了;见律师也要搜身,唐荆陵25日见刘律师时就被搜了身。”唐荆陵还说:“快过春节了,请刘律师代他向所有为民主事业而献身的志士及关注此案的友人致以新年的问候!并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唐还向刘律师表达了为自由民主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刘律师还说:见完唐荆陵后我再次办理会见张圣雨手续,结果值班干警到电脑上一查,便告知张与唐是同案不能会见。我说是不是让另一个律师就能会见,该干警说也不行。

唐荆陵2014516日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 罪刑拘并抄家,同一天被刑拘的还有维权人士袁新亭和王清营。620日遭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张圣雨于2014103日上午11时多,廖建豪、马胜芬、张圣雨正行走在广州芳村的大沙街时,被突然行驶到他们身边停下的一辆车子里出来几个便衣将张圣雨強行扭上车带离。随后一直失踪,后经过打听张圣雨被关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抓原因是因为举牌声援香港占中,128日,辩护律师刘正清到看守所要求会见,该所值班警察告知:张是危害国家安全罪要经国保批准才能会见。现在却成了唐荆陵的同案。

范木根律师王宇会见不成,反遭法院违法取消辩护人资格

(维权网信息员李艳报道)201526日,王宇律师与张俊杰律师到看守所要求会见范木根,看守所以范木根血压高惟有不准许会见,经王宇力争后,说要向领导汇报让王宇等,结果等了两个多小时后,看守所告诉王宇,法院已经发函看守所通知王宇被取消范木根辩护人的资格,目前王宇正在控告中。


据王宇上午发出消息称:“我和张俊杰律师中午没有吃饭11:50到达看守所,办理会见范木根的手续,之前苏州一看一直是中午不休息可以安排会见的(其他来办案的律师也这么说,我以前也中午来会见过),但今天说,有了新规定,中午要保证在押人员休息,所以今天中午不办理会见。(另外问我们会见谁?我们说是会见范木根,看守所说那就更不行了。之后又说要请示领导)。”

“之后,张律师因赶飞机提前离开。现在已经开始上班时间办理会见,看守所对我说,范木根身体不好,血压较高,不能会见,我说你可以问问范木根本人,是否愿意会见,而且,他是否已经到了无法会见律师的程度?他们汇报领导,让我等一下”。

后王宇律师再次发出消息说:“刚才在看守所等了两个多小时没有安排会见,去驻检投诉,驻检不在办公室,又去监管支队投诉,杜主任在接待我的过程中,看守所来电话,说胡所找我,胡所告诉我,苏州市中院发来函,已经取消了我和张俊杰律师的辩护人资格,我说这是法院违法发函,看守所应该依法安排律师会见。胡所并没有太多辩解,但找来姓唐的驻检,驻检坚持法院有权取消辩护人资格,现在看守所不予安排律师会见,我去检察院控告。”

紧急关注:贵州民主维权人士莫建刚被指发文声援王藏被带走并抄家

(维权网信息员刘飞报道)201525日下午2点左右,贵阳南明区国保大队一行多人撞入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莫建刚家里,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将莫建刚强行带走、同时将其家中的电脑和手机搜走!


据知情者告知:国保带走莫建刚的口头理由是网上有一篇以"贵州人权研讨会"名义声援北京被刑拘逮捕者王藏的文章系其所写,带走莫建刚的国保对莫的家属说"贵州人权研讨会"是一个被公安取缔的非法组织,未说明他被带走到哪里去。

莫建刚,男,1951312日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
   
19781011日及1124日,参加并发起在北京的《启蒙》民主运动,与此同时,参与成立《中国启蒙社》,是该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791月受《中国启蒙社》的委派,率队到北京张贴第三次《启蒙》大字报,并组建《中国启蒙社北京分社联络处》;1980年下半年参加贵州大学学生发起的现代文学运动,任《崛起的一代》编辑工作;1984年下半年被当局指使工作单位对其强行并勒令解除工作,从此失去生活来源;1986年发起并参与《中国天体诗歌星团》(发源地贵阳)的组建工作,同年赴北京和同仁们一起举行《中国诗歌大爆炸》运动;1988年在北京燕山地区发起《现代诗歌》运动。
   
1989年六•四期间,在北京参与学潮的游行示威和宣传鼓动工作。六•四学潮被镇压后,在北京燕山被当地警方抓捕,关押在燕山看守所,期间构思政治抒情诗《自由的丰碑——献给伟大的六•四》(该诗于200564日发表在《民主论坛》)。由于北京诗人及朋友的全力营救,9天后获救,年底返回贵阳。
   
1990年至1999年在家潜心学习和写作。着有:华夏精神交响史诗:《大哉•意象》——龙之诗魂,凤之乐魄。《莫建刚诗歌选集》、《政治哲学短文论集》、《哲学论集》、《悲剧哲学——生命永恒的自由精神》等著作。
   
2001年开始与贵阳的自由作家以及民主人士为维权和民运作出大量的工作至今。
   
2005年起与贵州朋友一道举办了多届人权研讨会,贵州人权研讨会后被贵州警方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消,其中成员之一的陈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现在还在服刑。

200610月加入《中文独立笔会》


附:声援王藏文章全文
贵州人权研讨会就诗人王藏被捕及受虐待的严正声明

2014101日晚上11时左右,诗人王藏参加完一个诗歌活动后,被北京宋庄派出所的警察带走。警方以他在网上发布声援香港“雨伞革命”的打伞图片,以所谓“涉嫌寻衅滋事罪”对王藏进行刑拘,被关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刑拘第37天,他被当局逮捕;第39天,他被转到通州看守所。
   
在看守所期间警察对诗人王藏的侮辱和虐待命人发指,54夜不让他睡觉,有4个通宵用最恶劣的手段强迫他站立,期间对他进行恐怖性的拳打脚踢和侮辱行人身攻击。因长时间不准他睡觉,导致他心脏病突然发作昏死过去,他以前没有心脏病史,身体一直很强壮。这是被北京警方对他长期的虐待和侮辱中而出现的这一身体病变。实属专制暴政、独裁恐怖对诗人王藏及其自由民主人士残酷镇压和迫害的反人类罪证据。
   
贵州人权研讨会全体成员和贵州所有的自由民主人士以及所有的维权人士,对北京当局这一恐怖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反人类罪,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最最强烈的抗议!对当局所提倡的“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感到无比的失望。长期以来,不管是第一代中共的党魁还是第五代的党魁,他们上任伊始,就喋喋不休的高唱所谓“为人民服务”一直到所谓的“中国梦”,以此画了一个偌大而虚无缥缈的政治馅饼诱惑中国国民。然而实质性的内容却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政治统治。这个让中国人落在“为人民服务”和“中国梦”梦魇里的党团,却一直在践踏着宪法,践踏着国民的权利。
   
北京当局对王藏所谓的“罪行”指控,包括行为艺术和诗歌、文章。网上发布声援香港“占中”的图片。声援郭飞雄。声援建三江被虐打的人权律师。仿效“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孩子”的行为艺术。网上祭奠林昭等。诗歌与文章的方面包括诗歌《没有墓碑的墓志铭》等,文章是谈张海鹰的人权艺术等,还有十年前写过有关声援自由知识份子的文章。关注藏人自焚,声援新疆伊力哈木、法轮功、纪念“六四”及揭批文革等等。
   
贵州人权研讨会和贵州所有的自由民主人士以及贵州所有的维权人士认为:当局对诗人王藏指控的这些“罪名”是违背法律、践踏宪法,打压人权、镇压言论自由的违宪行为,是欲加之罪的暴政作风,是恐怖独裁的流氓行径。《宪法》第35条中就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然而这一公民的自由权利,却被中共历来的党魁出尔反尔的践踏和侮辱。这就需要我们为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这个出尔反尔的暴政集团做殊死的抗争。像诗人王藏那样不屈不挠,永远站在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墓碑前,将自己那坚强的骨架竖立起来,作好奋战的心理准备,迎接新一轮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与尊严的公民革命。
   
诗人王藏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心里准备,他要迎接新一轮对他的政治风骨的考验,我们一定要关注他、支持他、声援他。在新一轮的反专制、反暴政、反独裁、反恐怖的公民革命中奉献出我们最大的最坚强的力量。为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所有的新闻媒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欧盟人权委员会以及各社会的自由民主团体和人权社团都关注诗人王藏和中国的自由民主人士以及中国的维权人士,在公民革命中的严谨处境。
   
诗人王藏自由民主的精神永存!我们永远和诗人王藏站在一起!
   
    贵州人权研讨会全体成员
    20141228

徐永海:明天康国雄追思会今日警察上我家门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徐永海


201524日星期三

康国雄老弟兄在6天前(2015130日)荣归天家,终年85岁,明日(2510点)在八宝山公墓东礼堂厅举行追思礼拜。

1、我们要替康国雄老弟兄为主做一次圣工,要通过他的追思感恩会来为主传福音

由于家庭的原因,康国雄老弟兄出生后不久即受洗(婴儿洗)。借此来告诉那时苦难的中国人,我们人类并不绝望,我们有一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在85年前,那时在中国,基督徒还很少很少,几亿中国人中基督徒也就1百来万。

在主耶稣基督的保守下,康国雄老弟兄走过了85年的历程。为此,他时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为此,在他年老的时候,他曾将自己的家奉献出来,让主内肢体们在一起学习《圣经》(家庭教会),来传扬主的福音。

康国雄老弟兄出生后不久即受洗(婴儿洗),对此康国雄老弟兄一生以此为荣。今天在他战胜了死亡,荣归天家这一刻,我们也要通过他的追思感恩会,来替康国雄老弟兄为主做一次圣工,来为主传福音,来告诉人们,我们有一个救主——耶稣基督。

2、他们家人希望,我也来参与主持追思感恩会,我终于能为康老做点事情了

我曾与康国雄老弟兄见过几面,在第一次见面时,他送给了我,关于他的一本书《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传奇人生》,通过这本书,我对康国雄老弟兄有了一些的了解。

康国雄老弟兄虽然80多岁了,但是他依旧大爱无疆,关心社会,关心国家。为此他曾希望我帮助他做到具体事情,打字、使用电脑等秘书方面的工作。而我带领一个以良心犯为主的家庭教会,还要时常写一些文章,警察一直在关注着我,自然不适合帮助他做具体工作。

6天前康国雄老弟兄荣归天家,虽然是暂时与我们分离,但是我们的心情依然十分伤痛,我们要为他做点什么。昨日在他家里,他的家人和亲友十分希望由具有圣职的人来主持他的追思感恩会,他们希望我也来参与。我感到,我终于能为康老做点事情了。

3、今晚警察上我家门,并守在院门外的监视房里,我不知道明日,我能不能去主持康国雄老弟兄的追思感恩会

19892月信主,当时在北京年轻的基督徒还很少、很少,我感谢主在那时就拣选了我。25年来,我一直为主传福音,带领家庭教会。尤其是向那些社会最边缘人群——良心(释放)犯及家人传福音。在几年前,我被按立“长老”后,我更是愿意尽力为主做工。

为此,在今天一天,我都是在忙于“主持康国雄老弟兄追思感恩会”的事情,通过电话、网络、微信与一起同做此圣工的肢体联系、协商,经过一天的辛苦,总算有了最后的确定。我们要替康国雄老弟兄,来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一个美好圣工。

可是在今天晚上,一个片警带着两个联防来到我家。他说他是派出所新来的警察,要来看看我,要来认认我。很晚了,我外出去打印明日唱诗用的歌本,他们还在院门口的监视房里。我不知道明日,我能不能去主持康国雄老弟兄的追思感恩会,他们会不会来阻止。

徐永海,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501室,
邮政编码:100088
电话:86-10-82082198
手机:18600229405
电子邮件:xuyonghai@aliyun.com

中国人权律师团:2014年中国十大人权法治案件

【前言】2014年,中国时局风起云涌。当局高扬反腐大旗,接连有大老虎落马,最为典型的当属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原中央常委周永康,官媒一片欢腾,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然运动反腐,民权不彰,民主遥遥无期,法治欲来还去。放眼全中国,各类人权案件频出,现状不容乐观,苦难深重,大道难行,抑或是体制惯性,抑或是新政难为,皇裔贵胄,贩夫走卒,三教九流,谁能置身事外?无法治即无公平,无民主即无人权。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人权律师团从2014年发生在全国各地较有影响的五十多起人权案件中选出了十大案件,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却能够大体反映当下中国的另一面:那就是在依法治国和反腐大旗的光环下,制度反腐迟迟未能建立,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有加剧之势,把权利而不是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游戏时而上演。

法治,任重而道远;民主,徘徊国门难入;人权,仍然踯躅难行!

之一:建三江系列案
入选案件: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四律师及公民被非法拘禁并被打断肋骨案

撰稿人:胡贵云
审稿人:梁小军

【建三江事件】2014320日唐吉田、江天勇、张俊杰、王成四位代理律师及多名当事人亲属到位于黑龙江建三江的“黑龙江农垦管理总局青龙山法制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押于此的法###修#炼#者。321日清晨,四位律师在宾馆被当地警方非法抓捕,随后在建三江公安局大兴分局遭受酷刑折磨。四位律师分别被处以刑事和行政拘留,拘留期满后,体检X光显示,他们共被打断24根肋骨。323日起全国多名律师和公民前后过百人前往建三江要求会见并救助被非法拘押的四位律师,开展了连续多天24小时以现场围观、依法会见为主要诉求的抗争活动。329日当地警方清场,以黑头套罩头的的手段非法抓捕律师及公民。几位律师在被非法拘押24小时后获释,但十多位公民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期间多人多次遭受酷刑。清场后再有律师前往建三江等待迎接四位律师、为前期被殴打的律师维权、为被非法拘押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唐吉田等人采取诉讼、控告等手段问责建三江当局,未见回应;蔡瑛等律师要求全国律协维权,至今天未见明确答复;冯延强律师发起有关废除黑龙江农垦制度的联署仍在进行。建三江当局为了报复,将石孟文、孟繁荔等五人诉至法院,八位辩护律师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多次远赴建三江,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终因当局赤裸裸违法而被排挤出庭审;此后,律师们并同当事人家属继续在建三江、哈尔滨两地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控告……

建三江事件集中反映了中国落后的农垦体制和维稳制度的弊端,长期的封闭管理使该体制内的管理者们根本无顾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自成王国,不但严重侵犯律师执业基本权利,更直接对律师和公民的人身权利进行侵害。但律师的介入动摇了这种封闭的农垦体制的根基,揭露了它的弊端,国内外一些媒体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落后农垦体制的存在是整个中国现有体制的具象和缩影,它绝不是孤立的,也绝不是偶然才有的。野蛮、落后、长官意志、拒绝现代文明、公权无比强大、民权极度压缩,……。这些独裁体制下的符号特征在建三江事件中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建三江事件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法治的现状,预言了“中国梦”的“水中月镜中花”的虚幻本质,警示国人对当局的法治承诺抱持审慎的态度,中国,其实离法治还很远。

之二:信仰自由系列案
入选案件:浙江平阳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系列案

撰稿人:陈建刚
审稿人:梁小军

【平阳教案来由及重要性】

中国从没有信仰自由,所有的是绵延不绝的宗教迫害,四九建政以后对于信仰的打压、逼迫、控制从没有停止。2014年发生了浙江拆毁十字架和教堂案件、珠海华藏教案、武汉圣观法师案等系列信仰案件,当然还有更多的涉及FLG的案件。

20144月份在浙江尤其是温州开始的强拆十字架、教堂运动,目前为止有超过4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全部统计的话约700多座教堂十字架被拆,另有多座教堂被拆毁,比如众所周知的温州地标建筑永嘉三江教堂被夷为平地。发轫于温州的宗教逼迫开始震惊全国以至于世界。721日深夜发生了救恩堂血案。当晚数百名身穿制服、头戴钢盔、手持警械、训练有素的持械人员在平阳县水头镇救恩堂前集结,手持棍棒疯狂殴打守护救恩堂的基督徒,几十人被打头破血流。当时无数基督徒拨打110报警求救,但当地警方拒不出警。814日,救恩堂的十字架被拆除。此后平阳当地信徒及受害者开始联系律师维权,几十位人权律师组成平阳教案律师团开始办理此案。

【案件进展及结果】

平阳教案律师团从全国各地汇集平阳办案,发表了公开的律师意见书,一时之间引起巨大反响,前后多家海外媒体对此采访报道。这让当地政府十分紧张,找当事人威逼利诱,对众多家属施压,并在律师和当事人之间进行离间中伤,企图让当事人解除对律师的委托。当事人及其亲属开始提出一些对律师团律师个人信仰和经历的质疑,并随后解除了对律师团律师的委托。

本案逐渐销声。之后,接连不断有教会继续受到逼迫、打压,十字架甚至教会被拆毁。

【影响及教训】

平阳教案律师团律师对平阳教案极为重视,一则拆除十字架和教堂运动山雨欲来,全国各地教案不断发生,温州走在了宗教迫害的前列。如果能在遏制这种暴行,对于其他各地教案具有引导作用;二则国内基督徒自我维权多年来效果有限。律师团律师希望通过温州平阳教案中的强力抗争地扭转宗教逼迫的现状,振奋基督教、基督徒的维权状况,普及法律意识,促进依法维权。

律师团律师在前期办案中也充分展示了人权律师的影响力。

发生在珠海的华藏教案和武汉当局对圣观法师羁押指控,是2014年来对佛教徒打压的有影响案件。

【结语】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没有信仰的自由,其他各项自由势必难以独立存在,思想、表达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将归于无形,要保障人权必捍卫人之信仰自由。平阳教案、华藏教案、圣观法师案等信仰案件之所以进公众视野,让众多人权律师积极参与,就是因为信仰自由,事关基本人权。

之三:言论自由系列案
入选案件:浦志强被煽动颠覆、分裂国家、寻衅滋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撰稿人:邹丽惠
审稿人:王成

一、案情简介:

浦志强系中国著名维权律师,积极主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常年代理维权案件。20131220日,浦志强获《中国新闻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2013年度法治人物”称号。他被称为律师界的“死磕派”,却对法制改进抱有最大的善意。在一个个尖锐的让道德和良心无法承受的事件中,他选择了一系列劳教案作为切入口,试图以微小之善,一点点融化看似牢不可破的恶法坚冰。他是在守护当事人的法治梦,也是做自己作为法律人的“良心活”。

因代理维权案件,浦志强也多次遭到当局施压,例如:20101010日,浦志强在北京与法国《世界报》记者约谈关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时,有国保人员出面阻拦,之后浦便与外界失去联系。201326日,浦志强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永康及其在任时的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的问题,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浦志强20146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逮捕。

二、案件评述:

浦志强案件是一起典型的因言获罪的案件。类似的案件还有作家铁流寻衅滋事案、赵枫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记者刘虎诽谤案、甘肃少年网络转帖500次被行政拘留案等。

《宪法》明示每个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批评公权力的权利,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权力却时有蔑视人权、漠视法治、限制乃至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恶行,司法服务于政治,公民因批评国家机关或某些公务人员、评论时政而获罪的事件屡屡发生,人们稍有不慎参与到让某些官僚“不高兴”的敏感事件中,就有可能被划入到寻衅滋事、造谣诽谤、煽动颠覆等口袋罪的行列,这是中国法治的莫大耻辱。

浦志强案件是在十八大之后又一起由北京司法机关查办的影响较大的律师涉罪案件。律师尚且因言获罪,其他公民更不能免。长此下去,中国将横生出多少无端的“罪恶”?!浦案将会经历一场政府公权与人民主权在司法程序上的艰难博弈,结果是否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众人正拭目以待,其必将成为全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

之四:郑州十君子系列案
入选案件:常伯阳、姬来松等十君子系列案

撰稿人:王全平
审稿人:王成

常伯阳律师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曾代理多起涉及信仰自由、组党、藏独等敏感案件,以及反歧视、被精神病等公益维权案件,是著名的维权律师。由于常伯阳律师参与众多维权案件,被某些维稳力量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予以打压。

2014528日,常伯阳律师与姬来松律师、殷雨生,石玉,于世文,陈卫,邵盛东,董广平,侯帅,贾灵敏,刘地伟、方言等十二人被以寻衅滋事名义非法刑拘。后警方非法拒绝多人次辩护律师会见,引发全国众多律师强烈抗议抗争,数十位公民持续多日声援抗议,强烈要求警方依法办案。

众多评论认为该案是维稳系统有计划、系统性地打压维权律师、民间NGO和维权公民的重要步骤,企图压制民间如火如荼的维权抗争活动,这与周永康时代维稳体制的惯性一脉相承,与中共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背道而驰,引发民间对当局依法治国真实性的普遍担忧怀疑,故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

之五:非暴力、公民行动系列案
入选案件:唐荆陵、王清营、袁朝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撰稿人:王全平
审稿人:李如玉

唐荆陵律师从2006年起,从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推动民主进步。唐荆陵先后与袁朝阳、王清营等人,通过网络、聚会等方式进行“4.29”林昭纪念日、“六四”静思节、“八毛钱赎回选票行动”、“五千天告别专制倒计时行为’’、“公民不合作运动筹款”、“民心片行动’’、签署“08宪章”等非法活动,推行非暴力“公民不合作运动”,并在网上发布《粉碎邪恶轴心》、《草根群众组织》等书籍的文章,宣称“请与我一起推动公民不作合运动,带来民主和自由的中国’。2014516日,唐荆陵、袁朝阳、王清营三人同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620日被逮捕。

执政的合法性必须是经过全民的授权,即选举。这已经是文明社会的共识,“非暴力,不合作”,体现的是文明转型,而非暴力推翻,符合选举的本质和民主的要义。另和本案类似的如100律师自发接力禁食100天事件,禁食过程中,律师们畅谈民主法治理想,忧当下中国之时局,哀天下万民之愁苦。新余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三君子案,他们铁骨铮铮,为了践行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公民基本权利,不畏强权,勇担道义。这些案例均体现体现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是中国民间觉醒的先行者。

人不能长生不老,政党不可能永远执政,这是自然规律,否则我们现在还处于秦朝。任何人想永葆青春,都是痴心妄想和垂死挣扎。当局欲对唐荆陵、袁朝阳、王清营三人的政治迫害,将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的真实性构成严重挑战。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

之六: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系列案
入选案件:郭飞雄、刘远东、孙德胜、袁兵、袁小华、黄文勋等人被刑事追诉案件

撰稿人:张磊
审稿人:李如玉

简介:上述等人,郭飞雄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重要人物,刘远东是南方街头政治活动的活跃者,其他人均是维权运动或者街头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均不同程度的参与了2013年初标志性历史事件“南周事件”中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街头政治集会,他们还在中国南方多次进行街头举牌、拉横幅等政治表达活动、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他们因为从事这些政治活动而遭到当局打击报复迫害,被追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不同罪名,案件均已经进入法院审判,有的已经开过庭未有判决结果,有的还未开庭审理。

评述:对上述人士的刑事追诉,是当局对于活跃在中国南方的政治活动人士进行全面压制的表现,这些公民其实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们依据中国现行宪法、法律所对公民享有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的明确规定,践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走上街头行使言论自由、表达权利,进行集会、游行、示威,要求国家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反映的是当下中国公民社会最直接和最强烈的呼声,发出的是人民的声音,是时代的要求,但是他们却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因此被当局利用司法工具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迫害。这些权利意识觉醒并行动起来了的先行者们正在遭受迫害,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担当极大的鼓舞着后来者。

同类案件:同被列入本类“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案件候选项的还有“贵州杨明二十载冤狱民决团模拟审判案”和“伊力哈木案”。民决团(又译陪审团)模拟审判实验的成功举行,是中国民间法律人对于司法改革路径和制度建设的一种探索,体现了民间法律人对于法治的热切向往和为之努力的热情。伊力哈木案是涉及新疆族群和边疆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从这个案件的处理(伊力哈木被判无期徒刑,其多位学生亦被判刑),可以一定程度的看出中国当局目前对于新疆问题的政策思维和处理方式。

之七:NGO系列案
入选案件: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郭玉闪、黄凯平、何正军被非法经营案

撰稿人:张磊
审稿人:葛文秀

案件简介:2014109日,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1010日,现任所长黄凯平被警员从办公室带走后从此被强迫失踪,1126日,行政主管何正军被刑事拘留,期间还有与传知行有关的柳建树等人遭到数十天羁押后释放。北京警方在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上指称他们涉嫌非法经营。

传知行是一家民间智库型研究机构,其宗旨是致力于调查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涉及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研究等。传知行研究所的创始人郭玉闪以及该机构的多名工作人员曾深度参与了发生在2012年的陈光诚事件,他们为营救陈光诚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并可能因此事直接得罪当局。2013年,北京市文化管理部门曾作出决定,取缔传知行研究所。但是传知行改变了运作形式顽强的坚持了下来。

评述:此次北京警方对传知行的整肃,从微观看可能是对他们参与营救陈光诚的报复,从宏观看,应当是中国当局加强社会管控,削弱民间力量,打击民间结社,将一切可能组织化的形态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新常态”,更何况传知行的研究直接面对和揭示了中国当前社会不公正、不自由的现象以及根源。此轮整肃,针对民间社会团体的打击不仅是传知行一家,立人乡村图书馆、立人学校也遭到关停,负责立人图书馆运营的理事长薛野、副总干事柳建树也在这轮整肃行动中被拘留关押数十日,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影响的NGO,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

传知行一案,对于当前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其后续发展走向,将对中国民间公民社会是否能够发展壮大、NGO是否有生存空间、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自由度是否一定程度的存在等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之八:律师权益系列案
入选案件:529名律师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关于律师管控条款”的修改意见

撰稿人:刘书庆
审稿人:葛文秀

20141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拟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

该草案有诸多条文与中国司法改革应然的方向背道而驰,一旦正式成为法律,对程序正义损害极大,尤其“修正案第35条”。

该条修正案增加扰乱法庭入罪情形,恣意和弹性很大,对律师真辩护有很大的限制;且不符合刑法条文的明确性要求,违反了刑法谦抑原则;与构建以庭审为中心、以法官消极中立、以控辩双方平衡的刑事诉讼格局这一改革思路相悖。 

针对该条修正案的法律意见联署行动,全国共有500多名法律人参与了,其中不乏一些有影响力的律师和学者,也包括法官,规模空前,产生了较大影响。

评述意见:常识认为一国的法治水平大致可以律师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衡量,以此标准看转型中国,令人心生悲凉。中国律师尤其刑辩律师正当执业权利被漠视早已司空见惯,被公检法人员粗暴对待更是家常便饭,有的甚至在执业过程中成为所代理案件的“嫌疑人”,如常玮平律师,他在代理张小玉案件时先是“被证人”,后是“被嫌疑人”,并被迫接受20多小时的讯问;有的在法庭上因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被警察闯入法庭径直带走如张科科律师,更令人悲哀是这一切竟然系司法的法官和执法警察联手所为;有的在代理所谓“敏感案件”时因为敢于较真维护当事人和自己的执业权利身陷囹圄,如余文生律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外,面对越来越多律师直起腰杆凭恃法律敢于和公权力较真,有些人对这种因应社会发展所必然出现的进步潮流无端恐惧,进而想通过立法来限制律师真辩护。刑法修正案(9)35条就是此心理之下的产物。

面对同行所遭遇的不公正对待,面对公权力肆意破坏法律实施,律师们基于正义观念和唇亡齿寒的心理都进行了强力声援。不过多数时候只是官方眼里的“一小撮”律师。但对刑法修正案(9)35条的质疑,法律人罕见的团结起来,不仅限于冲在最前沿的律师。这是体制内外的法律人第一次大规模联合发声,摒弃搭便车的自私心理,持守正义,维护自身正当权利,力图阻止一条不公正法律条文出台,体现出鲜明的法律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法律人集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参与这次公民行动的每一个法律人,完成了一次对自我审查的超越,必将鼓励更多的法律人克服恐惧参与公共事件。而这必将对中国的法治进程产生影响。

之九:公权滥用致人死亡系列案
入选案件:太原讨薪女子命丧派出所

撰稿人:李和平
审稿人:刘四新

20141213日,河南省郸城县农民工周秀云女士一家在山西太原龙城大街旁的“龙瑞苑”工地讨要被拖欠的两万多元工钱时,先被警察、保安无端阻挠,后更遭龙城派出所警察侮辱、殴打,其丈夫王友志被打倒在地,四根肋骨被警察打断,并被强戴手铐;周秀云被警察抓住头发按倒在地,并被肥胖警察王文军踩住头发,不能动弹,施暴长达一个多小时,后被警方拖进警车,塞于座位缝隙,此期间警察仍对她辱骂、踢打不停,叫嚣她“装死”。被拉到派出所后,警察继续对周秀云施暴,周秀云最终惨死在派出所。之后,太原警方非法对周秀云家人及工友施压、布控,在第一时间非法销毁现场音像证据,更不追究王文军等恶警的刑事等法律责任,企图沿用摆平小民的老套路,以达掩盖真相、袒护恶警之目的。

十天后,一张身穿警服的胖男子脚踩周秀云头发的现场照片引爆网络,这起警察杀人的恶性案件方才进入公众视野,太原检方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不得不被动地将王文军等恶警逮捕归案。讨薪女子周秀云命丧派出所案之所以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关注,实因此类本应保护、服务人民的警察反而恣意伤害人民的恶性案件近些年来屡屡发生、屡禁不绝,实因此类警察滥用国家暴力伤害人民的恶性案件比一般杀人、伤害案件的危害性远为严重,实因近些年来警察暴力伤害人民的恶性案件所在多有,几成蝗灾,实因长期以来人民在此类警察暴力案件的愤怒情绪压抑已久,民怨早已沸腾!

警察滥用国家暴力伤害人民的命案,远有聂树斌、呼格吉勒图、高莺莺、钱云会、朱胜文、吴凡、桑立伟、李旺阳、严晓玲等等蹊跷案例,近有在山东曲阜检察院院内莫名坠楼死亡的薛福顺案,山东龙口李淑莲、栾桂莲上访被当地警方非法拘禁死亡案,湖南麻阳百岁老人张先月因政府强拆其宅、其家6口成年人被非法抓捕、她本人莫名死亡案,人权卫士、法律人曹顺利被非法拘捕非正常死亡案等等,不胜枚举!至于公权力恣意、任性、滥用而侵害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的案件,更是不可胜数:山西宋桂清上访被非法强判4年徒刑案,巩进军奋起正当防卫杀死非法截访者案,张小玉夫妇正当防卫勇杀非法截访者案,丁汉忠勇抗强拆、正当防卫、斗杀强拆者竟被判死刑案,范木根十年抗拆、正当防卫怒杀强拆者案……凡此种种,充分证明近二十年来导致人民怨声载道的强征、强拆之新圈地运动无不与警察等公权力滥用、盗用密切相关!

在此公权普遍肆虐的历史背景下,恶警王文军脚踩周秀云头发致周秀云死亡的图片自然就具有强烈的符号意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了!这张图片活生生地、艺术地、真实地暴露出这些恶性案件中不受制约、专横强暴、恣意妄为的警察强权对于中国社会的深重危害,暴露出警民关系、官民关系的势如水火,暴露出十余年来周永康主导的是非颠倒、善恶不分、丧尽人性的强力维稳体制的无穷罪恶!

在阶级对立早已消灭的现代法治时代,生命、自由、财产在任何国度都是个体公民的最根本权利即基本人权。然而,在中国,十余年来这些基本人权却被以周永康为首的反人民邪恶势力假借维稳之名而肆意践踏,人民饱受屈辱、麻木不仁,大众敢怒而不敢言,公权力本身则对邪恶熟视无睹,佯装天下太平!

周秀云屈死于警察的铁蹄,构成对过去十余年来警察暴力、公权暴力的血泪控诉,浓缩了周永康僭权时代公权力的全部邪恶要素!底层民众坚信,周秀云屈死之冤案不仅是2014年年末的恶性法律、法治事件,不仅是中国底层公民的屈辱事件,不仅是中国警察、中国司法永远无法抹杀的耻辱,更将是中国从人治、权力治和强权撒野时代迈向法治、权利和人民主权时代的标杆事件!

周秀云,一个普通、善良、无助的底层女性公民,将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留下正面的形象,而肥胖警察王文军及其所属的警方乃至整个司法界必将留下可耻的一页!                            

之十:声援香港争真普选系列案
入选案件:王默、谢文飞、孙立勇和孙涛案

撰稿人:陈进学 吴魁明
审稿人:刘四新

王默、谢文飞(本名谢丰夏)、孙立勇、孙涛于2014101日、2日两次在广州市区公开拉出“自由无价,支持香港为自由而战”的横幅,103日四人被广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刑事拘留,1110日,谢文飞和王默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孙立勇和孙涛被取保候审。被捕后,仅谢文飞与律师会见过一次,王默与律师会见、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至今仍被警方强横剥夺。

王默、谢文飞、孙立勇、孙涛是近年来南方街头维权的代表人物,坚持以街头和平举牌的方式自觉践行公民权利,积极参与、声援河南郑州十君子案、焦作张小玉案、山东曲阜薛福顺案及建三江事件等,屡被各地警方非法拘捕。四人此次被拘捕乃因声援香港追求真普选的占中运动。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因声援占中而被非法拘捕者逾70余人,除广州外,北京尤属重灾区,被非法拘捕者逾50人,如王臧、追魂等宋庄艺术家,韩颖、李玉凤、宋泽、张宗刚等公民和法律人,绝大多数被非法拘捕者至今仍被警方非法剥夺与律师会见的权利,余文生律师更因争取会见被非法拘捕者而被北京警方非法囚禁。

2014103日,张圣雨也因在前一日举牌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而被拘留,且长时间杳无音信,后被以莫须有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至今仍未能与律师会见。

评述: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运动以及大陆对占中运动的声援是中国民主化、法治化、宪政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香港为大陆民主化、法治化、宪政化进程提供了典范,大陆各地特别是北京对占中运动的声援活动有声有色、风生水起,是大陆民间法治进步力量的充分凝聚和展示,虽暂时遭受重创,但其历史意义、启蒙价值和宣传效应不可低估,未来内地民间的法治力量一定会更加茁壮地成长,香港对内地的示范、引领作用一定会充分显现。

【编审委员会成员】胡贵云 陈建刚 邹丽惠 王全平 张磊 刘书庆 李和平 陈进学 吴魁明 
刘四新 王成 葛文秀 李如玉 梁小军

【协调工作组】刘金湘 文东海 王宇 张维玉 王胜生 
(注: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沙底村委会村干部换届选举贿选(图)

(维权网信息员张义民报道)201524日星期三,本网接到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沙底村该村历届村村民投诉,揭露该村村委会村干部换届选举的贿选违法行为。


大荔县朝邑镇沙底村民投诉说:“村委会换届选举,一直都有贿选的情况发生,近年反腐力度加大,贿选收敛很多了。20152月这一届该村村委干部换届选举期间,各村干部候选人顶风作案,明目张胆贿选,违规向选民发放羊肉票和现金以及代金券,要求选民为自己投票。附件证据为主任候选人张战龙以及其帮办雷武星、梁结实向选民发放的现金消费券,并指定的当选村干部名单。而其他候选人的贿选情况只有村民的证词,物证收集不便,在此暂不多叙述。”

“后期我会持续关注,有线索会跟进反馈。十余年来,本村选举一直都是贿选,曾创过一票500元的记录,从未出现过清廉公正的选举,让人痛心,我党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可为啥到了村里就成了天高皇帝远,没人管了,试想,贿选出来的村干部,真的是为了服务人民吗?希望媒体能主持公道,给予曝光,能监督举行一次清廉公正的选举,选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村干部,我朝邑镇才有望,沙底村才有福啊。”



马萧:中国政治犯监狱生活(之十二)——持不同政见者胡石根(上)

——为民主和良心坐牢是很光荣的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  访  人:胡石根 

  
受 访 时间:2014年11月25日 

       
受访人简介  胡石根:1955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79至198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至1992年就职于北京语言学院。1989年积极参加当年的民主运动,受到停职反省和行政记过处分。1991年,与王国齐、康玉春、刘京生等人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民主进步同盟、中国自由工会等民运组织。1992年5月底因筹备纪念八九六四三周年活动遭到逮捕,1994年12月,被控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20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5年。2005年和2008年获得两次减刑,服刑16年3个月之后于2008年8月底被释放。 

    
 2014年5月3日,胡石根因在北京参加“六四”事件25周年研讨会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同年6月5日被取保候审一年。 
    
马  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被逮捕前的政治活动。 

   
胡石根(以下简称—胡):我被逮捕的主要原因是1991年和王国齐等朋友一道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举行八九六四纪念活动,但我的政治异见生涯是从1989年的民主运动开始的。 

    
 1989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教书。在运动初期,大约在四月下旬,四二六大游行之前,我就在语言学院学生楼前发表演讲。后来学生绝食,我又组织教工签名、游行。部队戒严后,还组织学校师生在五道口附近彻夜堵截军车。6月4号当天,我还参加学校师生举行的追悼会,冒着大雨在学生楼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被潜伏在语言学院的特务录了音,作为我的反革命罪证。6月11日,一些参加过运动的学生提醒我的处境很危险,劝我赶紧离开北京,当天下午,我就和他们一块坐火车到达武汉。那时,武汉的交通处于一种瘫痪状态,途经武汉的火车以武汉长江大桥为界,北上的火车停靠在长江以南,而南下的火车停靠在长江以北。 

     
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片红色恐怖,很多人都觉得国内很危险,为了保存民主力量,应该出国去,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西方国家也开始考虑收留中国大陆的政治流亡者,而深圳海关可能同情学生,为他们出走一时开了大门。后来,这些流亡者都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庇护。

     
本来我也有机会出国,学院在这之前就有这种安排,我可以去英国教书一年。但我并不主张大批流亡。因此,几经辗转,我回到了江西南昌的老家。学院通过电话找到了我家,要求我尽快返回学院。8月初,我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火车站,学院派人接到我,当即向我宣布了停职反省的决定,并警告我不得离开学校大门。说一旦我离开学院,市公安局就要抓我。 

     
1990年底审查结束,给予我行政记过的处分。审查期间,我一直都呆在学院,不过,我虽然没有工作,但工资依然还是照常发放。我在研究所的图书室里看了一年多的书,期间,我接触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就在头脑中酝酿组党的活动。 

    
 我们学院有一个印刷工人,叫王国齐,他也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深度参与者,我约他谈了组党的事,他欣然同意。在北京,还有一些人也在考虑组党的事情,包括熊焱、刘京生、陈卫,还有康玉春等人也在思考组党,像刘贤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后也参与了其间的政治讨论。 

    
 1991年初,我说服了熊焱、陈卫、刘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陈青林等人,请他们都参与了“中国自由民主党”,而康玉春、安宁、陆智刚、王佩忠等人随后成立了“中华民主进步同盟”。年底,我又同刘京生、王国齐、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了中国自由工会。 

     
现在看来,警察也许早知道这些事情的。不过,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还自认为做得很隐秘。我们当时也确实是很注意保密的,比如,我们当时都给自己取一个代号,如果要找某位朋友,为了安全,我们通常不直呼其名,而是叫代号;比如,在自家门口、阳台上放置一些特定的物品,比如,牙膏或盆景,每件物品都有特定的含义,表示安全或危险,家中有人或无人。再比如,在特定的公共场合作标记、暗号,某种接头的政治信息等等,只有在约定的人之间才明白这些信号的真实含义。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当初的政治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当时,跟外国记者接触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1990年代,外国记者出行经常会有便衣跟踪,很难接触到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有一次,一位外国记者想采访我,通过某些渠道告诉我这个信息。我们是怎么见到面的呢?我给这位记者写了一封信,信密封好之后托可靠的朋友捎给这位记者,连捎信的朋友都不知道信的内容。我让这位记者在某日携带夫人,假装去某个超市购物,然后,他从这家超市的后门出去,他的夫人再开车绕到超市的后门,这样,就可以迅速甩开便衣和警车的跟踪。我让他们把车开到东坝河,我在那里等他。这是我给他写的信的内容,但实际上,我并不在东坝河,等他和他的夫人一路开车到了东坝河,我会托一位朋友事先等在那里,接应这位记者,再把他带到西坝河,这样才完成一次真正的接触。现在看来,这些细节的考虑好像有些过于繁琐,但当时我们确实都非常谨慎。 

     
我被逮捕的确切时间是1992年5月27日。当时,我们正大张旗鼓的筹备“6-4”三周年的纪念活动。之前,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给国家机关寄送公开信,有人去街头刷宣传标语,陈卫甚至还冒险到北大三角地贴过传单。并且,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也非常谨慎,张贴标语时带上手套,不留下任何指纹,去一些楼房贴传单时,我们还要换鞋,避免留下鞋印。 

    
 当然,我们也不是一味的秘密活动。1991年底,一位姓温的北京大学生,八九六四参与者,坐了一年牢出来,得了直肠癌去世了,我们就在西直门的人民医院那里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公开的聚集。外电说这是那场镇压之后北京活动人士举行的一次公开抗议。1992年4月底,我们组织了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的散步规模,实际上是一次公开的示威活动,还有10多位外国记者随同。 

     
5月1日,欧洲五国的工党议员到北京来寻找“自由工会”的成员,他们可能从报纸上知道了中国北京有人组建了“自由工会”,就来到大陆找我们,先走访了国家机关,但被拒绝,后来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拉横幅,被警察强行送往机场,这些人到香港后,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马:请您谈一谈被逮捕的经过。 

      
 胡:1992年5月27号晚上,那时事情已经很紧急,我约了一位做买卖的朋友高玉祥在宣武门见面,我们发现有人跟踪,感觉很不好,高玉祥在临别时还托付我万一出事要照顾好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儿子。 

     
分手之后,我骑自行车从天宁寺桥往北走,穿过南礼士路,刚到儿童医院后门,有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从后面撞过来,冲我喊:哥们,问你点事。咣当一声,连人带车把我撞倒在地,紧接着,两辆吉普车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车上下来很多警察,其中还有女警察,手里拿着电棍。他们不由分说,用黑头套把我的头蒙住,我大喊“强盗!土匪!”,他们不顾我的抗议,强行把我塞进吉普车,衬衣还挂了一个口子。上车之后,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手铐铐得很紧,我要求他们放松点,一位说:好嘞满足你的要求,咔咔紧上两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被送到丰台大红门南路的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安全局看守所位于一个小村庄内,进去的路被掩映在一片麦田中间。开车的司机不熟悉路况,又是深夜,所以车开了很久,绕了很多弯,才到达目的地。 

     
进入看守所院门,从外表看像是一家三层楼的招待所。他们取掉了我的头套,直接把我押上二楼的审讯室。逮捕我的是一拨人,而负责审讯的是另外一拨人。负责审讯的警察有三个,主审的警察是位年轻人,三十出头,另外两个更年轻,他们仨都比我小。 

     
他们先是一本正经的给我讲了一通政策,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我有些不耐烦,打断他们,叫他们有话就直说,天很晚了,咱们早说完早回家。他们问我:刚和你在一起的人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他们又问:是高玉祥吗?我见他们都知道,就说:是吧。又补充一句:我们准备一块做点生意。当时,我和高玉祥约好了,一旦被逮捕,就用做袜子生意来搪塞警察,因为高玉祥正在做袜子批发生意。这位警察说:编,你继续编,把故事编完,你胡石根是个做生意的人吗? 


审讯将近两个小时,没有问出什么东西,也到了第二天凌晨一两点,他们也想休息吧。审讯完了,他们把我送进了一个监室,关独关押。早上,他们给我送来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牙膏、牙刷、肥皂、卫生纸、毛巾、枕头,等等,开始我还以为是看守所免费提供给我的,后来才知道这是要我自己掏钱的。 

    
马:请谈一谈您在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的生活。 

       
胡:安全局看守所的伙食还算不错,第一天,早餐是“糖三角”,小米粥,味道很好,中午是黄瓜炒鸡蛋,主食是米饭,晚上是白菜炒肉,主食是米饭。到了晚上,狱警给了我一个编号,告诉我:以后不叫你名字,叫编号。我的编号是“9205”。当时,看守所的所长还满腹牢骚,说:我们这个所从建所到现在还没有抓过20多个人,这一次就抓了二、三十人。在当时,安全局看守所关押的主要是涉外、泄密和情报方面的重要犯人,他认为我们不够安全局关押的资格,要求把我们转到别的地方去。 

    
 就这样,我进了“局子”, “局子”是指公安局、看守所。而“下圈”,是指进监狱,坐牢,这是北京的黑话。今年5月份,我又进了一回“局子”,重新激活了我的牢狱生活的记忆。牢狱会迫使人不得不正视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人是需要对手的,在这里,你不得不和对手发生直接的冲突。其实我们的对手一直存在,只是我们处于恐惧、麻木的状态,回避它,对它的存在假装视而不见。一个人,经历得越多,知道得越多,越深入,也可能越谨小慎微或者更加勇敢。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没有这样的经历,因此,要么一开始就选择放弃抗争,要么,就选择更有智慧的生存。 

     
到了5月29日,我又被转到了另外一个监室,那里已经关押了一个人,叫关键,他涉嫌出卖情报,后来,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到了北京第二监狱服刑,我们还在那里见过面。过了几天,又送进来一个人,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叫王均,他涉嫌一宗泄密案。我在这里呆了半个月,就转到秦城监狱了。 

  
马:请谈一谈您在秦城监狱的生活。 

       
胡:之所以转到秦城,因为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正在装修,就借用秦城监狱的两幢楼作临时的看守所。刚到秦城,我很不适应,因为这里比安全局看守所的生活条件差太多了。一是伙食很糟糕,我所在的号还算特别照顾的,都没有什么菜,给我的印象是,顿顿是西葫芦,还有一个菜叫角瓜,这种瓜熟透以后,有一层硬壳,炖熟之后,肉没了,剩下的全是壳,没有味道,还有玉米窝头,也是夹生不熟的。 

    
 其次就是和同监在押人的关系很差,我关押在一个小号,我进去之前,公安局特意安置了两个人,一个是边检的武警,还有一个饭馆的老板。在我进去之前,狱警就和他们打了招呼,说有一个“反革命头子”要送过来,要他们俩监视我一个人。所以我进去以后,一开始他们都不敢跟我说话。那个武警是一个“蛇头”,利用“边检”的权力,将人送上飞机,专门安排人偷渡,后来可能被判了死刑。而饭馆的老板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被送进来的,一帮武警在他的饭馆里吃饭,结果砸了他的场子,他用刀扎死一个,扎伤一个,后来被判了十五年,而那个被扎伤的武警被治疗好之后,也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判了六年。 

     
后来,跟我一个案子的那些朋友陆续转到秦城监狱来,我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联系他们。秦城监狱是苏联人设计建造的,像一个密闭的四方盒子,中间是空的。我所在的监室在一幢楼的拐角处,跟我们相邻的另一拐角,是四川刘贤斌关押的那间监室。我们可以通过窗户相互攀谈,同监的两个人就阻止我,不让我跟刘贤斌交流。在安全局看守所,我和同监的人彼此照应,还打些掩护,来应付狱警,他们的政治意识都比较强,而秦城就不一样,都是些刑事犯,狱警就利用这些人来束缚政治犯在押人。 

    
 三是审讯比安全局看守所严厉很多,经常是连轴转,上午、下午、晚上,有时候一次审讯长达十多个小时,长时间审讯、疲劳战术、不给水喝,这是变相的体罚,至于言语上的威胁、恐吓、欺骗、诱供,几乎每次审讯都会有。 

     
在秦城监狱呆了三个月,在中秋节前,我又被转到了半步桥看守所,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现在“一看”的前身。 

  
马:请谈一谈您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经历。 

      
胡:这里比秦城监狱就更差一些了。首先,关押的人很多,很多人还戴着手铐脚镣,一开始是十二、三个人,两三月之后,增加到二、三十个人,整个监室都挤满了人,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人要一走动,手铐脚镣叮叮当当响,跟打铁铺子似的。 

      
人这么多,首先就是睡觉不方便,只能睡“立板”,一个人只能睡三块板的样子,一块板大约三厘米,即一个人只能占用十厘米左右的空间,只能侧着身子睡。即便如此,整个大铺也只能睡下十八九个人的样子。后来,我干脆直接睡地板。因为人多,地板上也睡满了人。睡地板虽然稍微宽松一点,但也只能占用二十厘米左右的空间。我在这里大约睡了半年多的地板。 

     
每个监室都由警察安排了一个号长,叫“学习号”,他睡觉比其他在押人要占用更多的面积,饭菜也要多吃多占,并且经常克扣其他在押人的财物,比如,衣服、牙膏、卫生纸。我刚进去,就和这个号长发生了冲突,指责他这种盘剥其他在押人的行为,如果是普通的在押人,早就挨揍了。但他轻易不敢动我,不过也没有收敛,只是对我有点顾忌,千方百计挤压我的生存空间,想把我从这个号调走。 

     
还有,伙食比秦城更糟糕,因为在秦城的时候,我被关在一个小号,只有三个人,但这里的二、三十个人,平时的菜都由牢头来分配,他们要多吃多占,叫“上撇油、下打稠”,意思是油浮在菜汤上面,包括一周两次的肉沫,而菜沉淀在下面,牢头把这些东西全部捞走了,剩下中间的汤汤水水,就分给其他的人。 

     
另外,我们还要值班,一是因为人多,睡不下,二是要防止监室内的人趁睡觉期间行凶,当时监室内没有安装电子监控设备,采取人盯人的原始办法。牢头自己是不值班的,他由狱警指定,在他下面,有一帮打手,有时候三、五个,有时增加几个,这要视监室里面的人数而定,人多的时候打手的人数也相应增加。 

    
 因此,监室内的等级制度也就建立起来了。在看守所,在押人分为三等人,一等人是“一板”,这个群叫“头板”,主要是牢头和他的亲信,二等人是“二板”,在号子里处于中间状态,最下等的是“三板”,这个群体和“头板”相对应,也叫“晦头”,或者叫“鼠辈”,他们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干最累的活,经常受欺负。 

     
这三个等级的人数大概维持在3:4:5的比例,而我大概属于“二板”,但我因为经常和牢头对着干,他总是想将我弄成“晦头”。 

     
第四是“坐板”,在秦城监狱的时候,因为我关押在“小号”里,所以不用“坐板”,但到了大号,就必须要“坐板”了。 

    
 坐板也是分了等级的,前排的位置最严。一般是新来的人坐最前面。要是坐得不端正,后面的人就会用脚踹你。为这个,我曾经跟流氓打架滚起来,结果被一帮流氓痛殴了一顿。耳朵被打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嗡嗡作响,就是听不清别人说话的声音。上午从8点开始,坐到10点多,有时候要坐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下午午休之后再坐到5点半,每天要坐八个小时以上。碰到“严管”,比如,号子里发生打架的事件,狱警宣布这个号“严管”,那所有的人都要延长坐板时间,连晚上都要坐板。牢头也要坐板,不过,比其他人要宽松一些,狱警也不会管他们。 

     
看守所的规则,狱警其实只是规定一个大致的框架,比如,所有人都必须“坐板”,至于如何坐板,是由每间号的号长自己决定的,所以,每个号对于“坐板”的宽严程度都有所不同,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流氓号是最操蛋的,一般来说,有虐待倾向的人作牢头,在押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会更难受一些。牢头还会怂恿流氓故意挑衅你,你要一时忍不住,就会遭到他们的群起而攻之。在一次冲突中,他们把我左手的中指都掰断了,到现在,我左手中指也不能灵活弯曲,断了的手指愈合以后粘连在一起了。 

     
因为跟牢头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半年之后,我又被调到一个关押少年犯的监室。 

  
马:请谈一谈您在这个少年犯监室的经历。 

         
胡:在这里,我大概是一个“副学习号”的角色,相当于号里的二把手,号长是四十来岁的一个走私犯,而其他人都是十六、十七岁的孩子,这些孩子之所以被送进来,都是因为犯了重罪的,比如,杀人、抢劫。在这里,我的生存条件稍微有些改善,因为我自己也算是一个“牢头”嘛!这里,有二十来个人,但因为比别的号要大,所以不用睡地板,铺上就能睡满。有一次,四个少年犯打群架,被警察都戴上了揣子,即手铐,不能写检查,为了显得跟他们挺仗义的,我一口气帮他们写了二十多页的检查,当然,全是些应付警察的车轱辘话。 

    
在这个少年犯监室呆了三四个月,进入了“检提”阶段,又调号了。 

    
在看守所,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侦查审讯阶段,这个阶段由公安局负责侦查案件,第二阶段案件由公安局转到检察院,叫“检提”,第三阶段案件由检察院再转到法院,叫“法提”,这时,在押人由法院负责提审。每经过一个阶段,就要调整一次监室。 

     
进入“检提”之后,我还在看守所绝过食,为了改善在押人的生存条件,一是所有犯人的生活待遇,二是政治犯受歧视的现象,因为政治犯跟其他刑事犯关押在一起,受其管理和监控,容易受伤害。看守所的所长马上找我谈话,了解我的诉求和真实想法,最后答应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三天之后,在押人的伙食就改善了,炖了经烧肉。很久没有闻到肉味,这些在押人都很开心,说胡老师还是你行,我们可不敢提意见,一提他们非得整死我们。一开始看守所只想给我单独开小灶,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要求的是改善所有在押人员的伙食。而我提到的要求政治犯单独关押,他们没有接受,不过,也算是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吧。 

     
后来,我对监室里流氓管号的现象提出异议。看守所每年都有打击牢头狱霸的活动,因为这些牢头狱霸往往会捅出许多问题,连打死人的现象都有。我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看守所就提出来,你说流氓管号不行,那你胡石根行吗?我说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在这里也呆了一年多了。做了号长,我改变了之前的那些规矩,比如,在押人“坐板”的时候都靠墙坐着,也不打被垛,被子铺在板上当坐垫,我也不多吃多占,不欺负老实人。当然,碰到一些打架的事情,我也会很严厉,但总之,监室内部相对来说要宽松很多了,我还根据监室内在押人的经济条件,转移一些资源,用来照顾一些穷人。 

     
“检提”这个阶段大概有八九个月,之后,就进入“法提”阶段。因此,我又调了一个号,“法提”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我收到了检察院的起诉书,法院转给我的,在这个阶段,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在“法提”阶段,我一直做监室里的“学习号”。刚开始,朋友们不能接受这种情况,认为我们当号长,等于是跟看守所合作,是“助纣为虐”。我向其他朋友谈了我的想法,一是关于自己的,做学习号睡的地方相对要宽,可以不用坐板,睡觉、读书都行,思考问题不受干扰,自主性比较大,二是对其他在押人也有好处,这是一种新的监狱生活方式和状态。 

     
学习号每天都要向狱警汇报情况,比如,每天晚上狱警都会询问,这个号有多少人,有多少条链(意思是有多少在押人被铐上了手铐、戴了脚镣),一般来说,都是由号长直接向狱警汇报,我就让其他在押人向狱警汇报。 

     
后来,很多朋友都接受了我的观念,当了“学习号”,慢慢地,整个看守所的风气就发生一些改变了。我也感慨颇深,看上去千年不变的黑生活,其实也是可以改变的。我自己也从中悟出了真实的权力、权威是怎样在自然状态下产生的,之前是丛林法则,而现在是大家自愿服从,出于对生活共同体的最大利益需求,他们选择了一种有利于自己、也不损害他人的一种生存策略。而先前那些打手也没有意见,因为相对地,他们比其他在押人还是过得好些,比如,我不让他们擦板、洗碗,让他们帮着我维持秩序、管理事务,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等等。 

  
马:请您谈一谈审判的过程。 

      
 胡:“一审”开庭的情况很特殊。在中国大陆现行的司法审判体制下,在押人在开庭前事先一般是不通知的,开庭当天,法警直接从看守所将在押人架到法院,尽量不给当事人准备时间,但我们的案件可能由于影响大,在开庭一周前法院就发了一个开庭通知单。他们为了维持表面的法律程序,尽量在形式上符合法律条文,“一审”是在1994年9月。 

     
在这之前,法院还发过一次通知单,不过,后来法院又收回去了,在法律上,有个专门的概念,叫:退回,补充侦查。实际上,是在法院和检察院之间玩了一个法律程序,通过这个程序,可以“合法地”延长办案时间,直到当年9月才正式审判。 

    
 审判在表面上是公开的,实际上是不公开的,因为法庭的前几排都被警察占用了,而其他能够进入法庭旁听的人,都是由法庭自行组织的,庭审现场没有媒体人,只有法院系统的录像人员,一共开了两天庭,光庭审记录就达五百多页,应该是按照录像记录的。 

     
在庭审过程中,法庭也做过精心的准备。我们一共有十七个人出庭受审。我是第一被告人,我在庭审现场的表现对其他人是有影响的,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办法尽量地阻止我进行自我辩护。我只要开口说一句话,他们就警告。我说:我无罪,这次审判是要负历史责任的。再往下说,法警就把我从法庭上押下去了。把我关押在一间黑屋子里,叫“暂押室”,透气都很困难。整个庭审过程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清楚。后来,经过律师的交涉,我才又重新被允许出庭。在陈述期间,我又多次被打断,因为我是第一被告人,我的话对于其他的同案者会有示范效应,所以,法庭方面精心布置,剥夺了我的发言权利,用这种卑鄙的方式保证整个庭审的过程按照他们的意志走。例如,当我发言时,检察院公诉人就不断地给法官制造压力说,提请审判长注意,被告胡石根在法庭上继续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为其他人开脱罪责,要求审判长及时加以制止。庭审休息中间,审判法官还特意跑到我们中间诉苦,说他们这个法官不好当,人家检察院老拿眼睛盯着你呢。 

     
整个庭审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问讯、质证阶段,核对基本案情,第二是控告和被告及其辩护人双方辩论阶段,第三是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 

     
在庭审过程中,我和法警发生了多次冲突。法警负责接送被告人,维护法庭的秩序,他们有一套专门对付被告人的方案、措施。比如,开庭前,他们强迫被告人必须先抱头蹲在法庭前的门口。别看这个小动作,它主要是打击当事人的尊严和自信心,实际上,在你没有被审判认定有罪之前,通过这些细微的动作就暗示你有罪了,而法院的开庭审理其实只是走一个走过场而已,这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我拒绝抱头蹲下,并且叫其他人也不要蹲着,都好好地站着。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人才是顶天立地的人,而那些毫无道德可言的法警才真正是窝囊地抱头活着。这样,在没有开庭之前,我就和法警发生了冲突,这让他们很恼恨我。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绝食抗议。这些法警以为我们的抗议是针对他们,以为我们对他们发泄不满,我们其实是针对这一次非法审判。所以在后来的审判中,我们讨要水喝,他们就从中作梗。下午,当法警送我们回看守所的时候,我们不下车,要求见法院院长,控告他们。法警气极败坏,四、五个法警抬一个人,往车下拽,忙得他们手忙脚乱,等到他们把这个抬下车,另一个又再爬回车里。当时,只有十多个法警随行,而我们也有十多个人,双方就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看守所的警察过来给法警解了围,所长向我们承诺,会跟法院交涉这个问题。 

     
庭审结束后,过了十天,宣判。我们再次被拉到法庭。我本来准备要在法庭上发表演讲,可是宣判完,法警马上把我架出了法庭,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这时,我被迫大声抗议,和法警发生了肢体冲突。他们掐我的脖子,反扭着我的胳膊,拼命把我往墙上撞。在这种无法正常表达的情况下,我只好拼尽全力高呼口号:打倒法西斯!打倒共产党!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我的同案看到这个场景,也非常愤怒,也跟着我一齐高呼口号。这样,在共产党把持的法庭里,响起了一片“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声。大家都是拼尽力气喊的,那动静就特别的大,吓得法警惊慌失措,他们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没有相应的处置措施。 

  
马:请谈一谈您在监狱服刑期间的生活。 

         
胡:1995年6月20日,我被送往“二监”服刑,我分到了二大队六中队,也就是在2号楼三层。现在中队改成了分监区,叫六分监区。当时,我们没经过遣送处转,而是直接送到了监狱,因为我们这个案件的人很多,影响非常大,遣送处的人知道这个案件,不敢接收我们这些政治犯。

    
 到了监狱之后,刚一开始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先是和牢头发生了冲突,监狱的牢头叫班长,一个监室就是一个班。班长受监狱警察的指派,24小时监控我的牢狱生活,他对政治犯没有概念,很卖力的为监狱方办事,包括告密、比其他犯人更严厉的管制我,等等,所以,我们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不过,监狱的生活条件比看守所要好一些,最起码的,每个人有一张单独的床。我们睡的是那种上下铺的床。 

     
我跟狱警同样也有冲突,因为他们要求每个犯人都“认罪服法”。我们这些政治犯,包括个别刑事犯,不认罪,就会在行动上对狱警管理有所保留。他们找我谈话,说:法院判了你们有罪,就是罪犯,就必须要接受监狱的改造。我回答:我不是罪犯,法院的审判是非法的。他们说:这不是我们判你有罪,而是法院,但我们要执行法院的判决,执行法律。我说:我只会接受监狱的正常管理,但我没有犯罪,不会接受所谓的罪犯行为规范。比如,监狱要求每个犯人都要佩戴胸牌,胸牌上有犯人的姓名、、罪名、编号,但是我拒绝戴;再比如,新进来的犯人都要参加罪犯行为规范的考试,这种考试就像考驾照一样,在通过之后才能获得减刑,在没有通过这项考试之前,犯人的劳动是不计入减刑分的。而我,既不劳动,不接受这种所谓的“改造”,更谈不上参加考试了。监狱的规则会渗透到犯人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中,比如,“低头抱蛋”这样的姿势,我不接受;牢房里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集合,点名报数,我不报数,班长问为什么?我说我不属于罪犯群体,不算数;再比如,升旗仪式,改造宣誓,等等,都是要求所有的犯人都必须参加,我都据理力争,坚决拒绝。因此,这时候警方还要专门派人在牢房里看管我,等等。 
    
 因为我们这些政治犯挑战了监狱方面的权威,所以,他们用更严厉的方法来对付我们,而我们的反抗精神随着监狱的压迫程度也更旺盛。在监狱,每一年的六四前夕,我都会公开宣布绝食,发表公开声明,这也让监狱很恼火。头几年,每逢这种场面,他们就二话不说,直接把我戴上手铐、脚镣,送小号,关禁闭,对我进行强制灌食。再往后,他们也许也没什么好办法来管制我,就让我在所住的监室里一个人折腾,只要不闹出新的岔子就可以了。 
     
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监狱给犯人强制灌食,好像是一项人道主义的救助,实际上这种强制灌食是非常痛苦的。绝食几天之后,由禁闭室、医务室、狱政科的警察,一共七、八个人,把人死死按住,警察将一根橡皮管子,从鼻子通过食道直接插入胃部,因为从嘴巴往里面塞,犯人因难受可能会把橡皮管子咬断。橡皮管一端连着一个椭圆形的挤压器,上面有一个漏斗,警察把一些玉米糊糊再加点盐,倒在漏斗里,食物就顺着橡皮管,在挤压器的压力下,流入绝食者的胃部,有时,因为挣扎、反抗,而警察的动作又粗野,被灌食者胃里的血都会被喷出来。所以,每次灌食,绝食者的身心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刚进监狱的时候,我劳动了一段时间,1995年10月以后,监狱不让我进生产监区了。因为,我进劳动车间,不干活,专门给犯人讲民运故事,讲六四学潮,犯人听得津津有味,都不干活了,有时,连年轻的狱警也停下来听我讲故事。 
     
不让参加劳动,我就看书,思考,做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和思考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二是我的专业领域,在语言学领域作探索。我在监狱里开发出一套汉字编码系统,是应用在电子计算机内部的程序,我要求监狱为我申请专利,但监狱以此勒索我,逼迫我认罪,结果双方一拍两散。 
     
“二监”是一座重刑犯监狱,是一个高度戒备的监狱,外紧内松,因为犯人刑期都很长,不太好管,内部管理比北京其他监狱可能在某些方面要宽松一些。在中国大陆,《监狱法》直到1995年才正式出台,在此之前,监狱的规范甚至连个正式法律都没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法外之地,没有法律可以追究监狱的所作所为,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说是教育改造的场所,实际上,监狱是惩罚、虐待犯人的地方。犯人在监狱里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开始干活,有时到晚上十点都完不成任务。而监狱的统一作息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人家睡觉你别睡觉!如果还完不成,第二天人家还没有起床,就首先叫醒你,如果你稍有怨言,狱警就会用电棍伺候你,可能同时会使用几支电棍,如果你不满,就直接用电棍砸你,在没有电棍之前,监狱是用绳子把犯人绑起来,吊着打。 
      
一开始,我们劳动车间的犯人是手工织毛衣。每个犯人每天都要完成定额,一般的犯人是很难完成任务的。班长不用干活,主要是监督其他犯人。有一个犯人姓何,他不在生产车间,而是在牢房干活,毛衣在缝合之后,就是一件成品了,他主要是负责把毛衣上的杂毛摘掉,这是整个生产工艺的最后一道关卡。这个工作看似轻松,实际上是很费神的,因为每天要完成三、四十件的任务,干得时间一长,眼睛就很累,看不清,有些毛衣上的杂毛难免没有摘干净,因此,质检一关肯定通不过,又退回来重新摘。这位姓何的犯人完不成任务,越积越多,等到他的劳动定额压到一百件的时候,狱警发火了,他们打断了这位犯人的几根肋骨。 
    
 打完之后,狱警拒绝带他去监狱的医院治疗,逼迫他承认是自己下楼是不小心摔断的(我们的监室在三楼),并且必须写书面证明材料,直到这个犯人写了材料之后,狱警才带他去治疗。这就是我所在的牢房发生的事情。 

 犯人在监狱里也会相互伤害。有一次,两个犯人发生了口角,在牢房里打了起来,当时,被其他犯人劝开了。一天晚上,其中一个犯人用筷子把另一个犯人的眼睛扎瞎了。狱警不带这位受伤的犯人去治疗,却要求整个牢房的犯人都写材料,证明这位犯人是不小心撞到桌子角上,自己扎瞎的。直到每个犯人都写完证明材料,狱警才带受伤的犯人去治疗。不过,这位犯人的眼睛最终还是瞎了,不断地流黄脓,而那个行凶的犯人只是受到狱警的口头警告,并没有被加刑。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作为事故来处理,值班的狱警可能会有一些麻烦,所以他们会尽量地把问题压制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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