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资讯:
民主拯救中国! CDP.ORG
Democracy Save China!

中国公民就“公开各级人大代表联系方式”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征集联署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2/01/31 | 1/31/2012

(维权网信息员张兵报道)今天(2012年1月30日星期一),本网信息员收到由王铮、姚立法、瞿明学等中国公民发起的名为《关于公开各级人大代表联系方式的请求》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公民联署。

他们在征集公民联署的呼吁书中表示:"亲爱的公民朋友,其实我们抱怨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纵容出来的;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我们一起较一点真儿,社会环境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变;其实我们为"公序良俗"做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天赋的责任。

此信所言,若幸得其他公民共识,并愿意在上联名,请把本人姓名、性别、联系电话、常住地(到地市行政级即可),于2012年3月1日"两会"召开前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wangzh2003@sina.com发起人将在"两会"结束后,负责将请求结果回复各位。 2012年1月28日"


附:《关于公开各级人大代表联系方式的请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条第(五)款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必须履行"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但事实是,当我们遇到重大问题时,不仅见不到我们的代表,连他们的基本联系方式都找不到。各级人大设立的代表联络处,事实上并不是帮助公民联系代表的机构,而是按上级意图组织代表活动,并严格限制着公民与代表的直接接触。一些人大网站上,虽然公布有本级代表名单甚至照片,但根本不提供联系方式。

人民选出了代表,但之后却找不到他们反映意见,那么,代表们在各种问题上的代表性势必大打折扣,甚至与民意相反。

各级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监督,人民有权罢免其选出的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七条和第一百零二条的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六条规定"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可见,宪法和法律都明确规定了人民对代表的监督权,但人民连他们的代表在哪儿都不知道,如何监督?

公民不知道代表的联系方式,既无法反映意见,更无法监督代表,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被无形中普遍剥夺。因此,明令各级人大公开代表联系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已责无旁贷。

本信从香港立法会官方网站(http://gjj.cc/XiangGang/ZhengFu/legco_gov_hk.htm)公开的议员信息(包括议员履历、通讯录、个人利益登记册、酬金及福利,见下图),得到启示。

香港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政治制度的不同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相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人大代表理应与人民有更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方便百姓与代表的联系上,大陆理应比香港做得更好才是。但如今我们看到的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陆代表,竟不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议员与人民的联系密切,这不能不令人反思,更不得不纠正。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宪法确认的国家立法机关,并由全国人大代表组成。这些代表与人民的联系程度反映出代表的真实程度,并通过立法和监督表现出来。因此,本信郑重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

参考香港立法会官网公开的信息,要求全国各级人大在其建立的官方网站上,公开本级人大代表的具体联系方式,包括办公通信地址、办公电话、电子邮箱,以使人民群众能与人大代表保持正常的联系。

该请求并不涉及个人隐私,更不存在技术问题。其中,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更应向人民公开联系方式。因为涉及更高层级人大职权范围的问题,公民有权直接向该级人大代表反映,但这些代表通常不在基层,不公开他们的联系方式,基层群众就根本找不到他们反映意见。而事实上,一些群众意见较大的问题,其监督制约权恰恰不在基层人大,而在上级人大,甚至全国人大。因此,拒绝向公民提供这些代表的联系方式,其实就是阻止代表履行法定义务。故请求尽快公开各级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

请求人署名:
王铮 姚立法 冯玲 陶冶 安汝平 李建伟 赵小萍 范铁梅 瞿明学 王涛 徐子琦 魏来
黄英 顾义民 王德佳 温兴义 胡佳 林红 武建国 郭永峰 杨勇 王意深 郑通盛 张宏 高棋浩 叶海燕 杨泰羽 郭全芳 袁聪堂 孙功宝 刘太乙 孙华勇 文加义 杨祖坤 王玲 栾宁 枉成明张明智 王立新 王宝义 杜光辉 侯迎中 宫明伟 刘省三 唐士军 陈鹏 杨华 陆虹 唐晨峰 张海涛 朱嘉源 马建民(签名中...)

邯郸独立参选人田奇庄起诉违法选举

 

(维权网信息员郑阳报道)针对邯郸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各种违法操作,独立参选人田奇庄向邯郸市丛台区法院提起了法律诉讼。在起诉书中,田奇庄列举了选举中的大量违法事实,要求确认选举结果无效。以下为田奇庄的起诉状。

起诉状

原告田奇庄,男,汉族,1953年出生,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锦花小区二期,原赵都商场退休职工。电话13831053380

第一被告邯郸市丛台区联西办事处选举领导小组,地址邯郸市丛台区青年路西头,邮编056002
法定代表人祝建军,该选举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共联西办事处书记。
第二被告邯郸市丛台区联西办事处文明里社区主任,党支部书记。地址邯郸市丛台区青年路西头,邮编056002
法定代表人刘淑平,该社区主任。

请求事项:
1、确认两被告组织丛台区94选区选举祝建军、李霄霞、高玉生3人为本届丛台区人大代表的选举结果无效。
2、确认两被告妨害原告成为94选区正式候选人,确定祝建军、李霄霞、高玉生6 人为正式候选人的程序违法。
3、确认两被告选举期间故意不进行选举意义、选民权利、选举程序宣传,并且以种种借口不让公民登记,致使居住840户,拥有两千多位公民的小区,只有区区69位居民登记为选民,致使锦花小区无法产生区人大代表的行为违法。
4、确认第一被告始终未公布第94选区和选民范围的行为违法。
5、确认第一被告作为候选人,同时担任选举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行为违法。
6、确认两被告操纵预备候选人选举,导致田奇庄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行为违法。

事实与理由

我是邯郸市常住居民,原赵都商场退休职工,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锦花小区二期,电话13831053380

2007年,我曾经参加丛台区人大代表选举。被20多位选民联名推荐为候选人,后成为正式候选人。由于当时的丛台区人大选举委员会故意将本人所在单位(锦江房地产公司)划到并不属于同一区域的丛台区环卫局选区,让我与局长高玉生竞选。且在竞选过程中搬走票箱不当场唱票,导致本人选举失败。

今年在选举活动开始前,锦花小区业委会副主任魏尚景被临时任命为文明里社区党支部副书记。他上任后多次向本人提出,不要参与人大代表竞选。我说,这是宪法赋予本人的神圣权利,谁也没有理由剥夺。在以后的过程中,我发现联西办事处和文明里的工作人员,在组织选举的过程中,有大量操纵选举、破坏选举的严重违法行为。

一、两被告非法剥夺居民的选民登记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五年才有一次行使选举权利的机会,这是关系到每个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政府换届合法性的大事。在丛台区1115召开的选举动员会上,区人大领导宣布,"要把宣传发动贯穿于整个换届选举工作的始终,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和舆论工具,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切实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这次换届选举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全区各级干部的法律政策水平。

然而,本人和朋友在丛台区走访了几十个居民小区,没见到关于选举的一道条幅,没有一块宣传牌,没有一面宣传旗帜。有关选举公告也大小不一,有的小区仅仅贴了一张A四纸公告。即使这些已经贴出来的公告,很快就被撕的面目全非。可以说,绝大多数丛台区选民对于选举毫不知情。期间,田奇庄两次要求文明里社区负责人悬挂选举宣传条幅,并声明钱由自己出,可是都没有得到回应。人大对于选举宣传有充足的经费,法院应追查被告宣传经费的使用情况,有没有贪污挪用?

正是由于广大公民对于选举不知情,对于选举的重要意义不理解,因而对选举毫无热情,不愿参与。丛台区选民登记由112412815天。田奇庄所在的锦花小区有840户,两千多选民。由于大家不知情等原因,到125以前没有一位选民进行登记。

针对这一情况,田奇庄于126向丛台区人大办公室王主任当面作了反映。当晚,选举工作人员在锦花小区每栋楼单元门口贴上了选民登记公告。公告称选民登记地点改到小区大门口,时间延长到15日。

随后文明里社区的工作人员虽然来到锦花小区登记,但是却以种种理由限制或拒绝选民登记,锦花小区最终公布的选民只有六十九名。导致本小区数千选民无法投票选举人大代表,变相剥夺了公民政治权利。

二、预选前没有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选举法规定,代表候选人应当与选民见面。丛台区联西办事处领导小组根本没有作出这项安排。对候选人的介绍仅限于个人职务,连工作经历都没有告知。这显然属于违法行为。虽然选举小组没有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但选举结果却是惊人的一致,除了田奇庄得了69票之外,其它六名预备候选人全部以一千四百多票当选为正式候选人。

三、两被告操纵和破坏选举。
121994选区进行预选投票选举。选民来到环卫局投票站,才发现七位候选人之一,联西办事处党委书记祝建军佩带着工作人员的胸牌在现场走来走去,不断下达指令,让人做这做那。然而,会场主席台后面墙上张贴的预选办法上明明白白写着,候选人不得成为选举工作人员。田奇庄向联西办事处人大主任邢青关提出质疑后,祝建军才尴尬地摘下工作人员胸牌。正是在祝建军的指挥下,整个选举现场一片混乱,众多选举工作人员现场干扰或指使选民写选票。

环卫局一些上年纪选民拿到选票,来到桌前写票时,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围上来告诉他们,从后往前划圈,头一个名打叉。而穿着制服的环卫局选民则二话不说,拿起笔,统统从后往前划圈,单单把最前面的田奇庄名字上打了叉。

田奇庄先后拦住五位选民,问他为什么这么写选票,是否认识田奇庄,对方张口结舌,支支吾吾。我告诉对方,我就是田奇庄,您对我有什么意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他们都是连连道歉而去。

锦花小区多名选民告诉田奇庄,他们在投票时在给田奇庄名字上画圈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制止他们说,你们写错了,头一个名画叉,后面的都画圈。现场监票人安师傅说,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监督选民的,看他们究竟给谁投票。90%以上的选民没有折上选票,而是故意展示给监督投票的人,只有把选票折上的少数人才会选田奇庄。

四、秘密写票间的设计违背选举法原则。
设置秘密写票间是为了保护选民更好地行使公民权利。选民应当先经过秘密写票间,写好选票后走出来再投票。然而,环卫局选区设置的秘密写票间实在是动了歪脑筋。领选票的位置在最北面,长长的写票桌在中间,环卫局的工作人员密密麻麻站在桌子两边,指导选民写选票。名义上的秘密写票间设在最南边的投票箱后的一个房间。对于五百多位环卫局选民来说,谁要到秘密写票间写选票,就意味着他不想给局长投票。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秘密写票间,在整个选举期间没有一个人使用,纯属自欺欺人。

五、选民、选票数字纯属编造。
丛台区94选区候选人预选结果公布后。田奇庄在1226找到选举工作负责人之一,要求公开投票详细情况。文明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淑苹说,94选区共有五个单位参加候选人预选,设了环卫局、七中、第二运输公司、起重队四个投票站。她拿出笔记本说,这是最初的原始纪录。可能会有点小误差,但基本数字不会有错。

她提供的数据如下:
单位                   发放选票             实际投票
二运起重公司           289                   289
二运总公司             195                   195
第七中学               487/917               487/919
丛台区环卫局           522                   514
总计                   1493                  1491

事后,田奇庄到二运起重公司调查,据在场人员说,起重公司早已不再正常营业,公司场地已经租赁出去,公司员工加上全部退休人员不超过一百人。

另据相关人员提供的信息,二运总公司目前只保留了三十多位管理人员。195人完全是子虚乌有。这两个单位其实是一家,选民人员有限,根本没有必要设两个投票站。

再看看第七中学情况,该校网站在十二月份发了五个帖子,没有一条提到选举之事。据该校网站公布的信息,全校有183名在职教工。选举当天上午第七中学大门紧闭,不可能有退休职工参加选举投票。虽然这个学校有一些年龄达到18岁的高中生,但学生的户口大都随父母,加之邯郸中学没有投票传统,当天学校上课秩序井然,投票的可能性很小。

六、代表候选人公然欺骗选民代表。
20111226下午,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联西街道办事处选举领导小组安排六位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我问正式候选人、七中副校长李霄霞:七中有多少选民?你们是如何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李霄霞没有回答选民数量问题,只是说我们按法律要求介绍向大家公平地介绍了每个候选人情况。随后不等我继续发问,便说学校还有个会,我得先走一步。

我对此十分不满。学校的会议无穷无尽,选民见面会五年才开一次,这么多人请假专门为了你们选举出席会议,在大家还没有说完的情况下,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我对李霄霞说,锦花小区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后我还会和您交换意见,希望您能留下手机号。她当场告诉我,她的手机号是13831008880。事后,我两次打电话与试图与机主交换意见,我在亮明身份后,接电话的中年女性坚决地说,你打错了。

事后,我向联西办事处人大主任邢青关反映了情况,指出,这种在会议现场藐视选民,欺骗选民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人大代表候选人,更没有资格当人大代表。但是,邢主任对我的质疑并没有做出回应。

由此可见,丛台区94选区人大代表候选人预选,存在着严重的操纵选举舞弊现象。本人强烈要求有关部门查明真相,还选举以清白。

由于本人是这次违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本人保留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七位候选人来自四个单位,其中只有几十个人、一百多人两个单位推出了四位候选人。锦花小区八百四十多户!数千名居民!唯一的候选人是田奇庄,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操纵预选,把田奇庄淘汰。完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三)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当选的,其当选无效"。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综上,两被告组织的丛台区94选区区人大代表选举活动,属于彻头彻尾违法,严重妨害原告和94选区选民依法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请求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依法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判决支持诉讼请求。

此致

邯郸市丛台区法院
附证据和本诉状副本二份

起诉人:田奇庄
2012年元月4

朱虞夫案开庭在即,杭州多位异见人士被限制自由

 

(维权网信息员亦然报道)杭州民主维权人士朱虞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将于明天(131)上午9点在杭州中级法院第10法庭开庭。杭州异见人士邹巍、吕耿松、王荣清等人被限制人身自由。

据邹巍在电话中说,今天一早他被杭州国保带走,警方称是去"喝茶"。930分左右,警方带着邹巍正在路上,去哪里还不知道。警方称朱虞夫庭审结束后才能让邹巍回家。

另一位异见人士吕耿松在家中被限制自由。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直接到吕耿松的家中,同时国保也警告,吕耿松这两天不能出门。

一直生病的王荣清已被限制自由两个月。即使春节住院,也是由两人24小时看管。正生病在床的王荣清说,明天朱虞夫开庭,肯定去不了。现在有2人坐在家中直接看管,警方称这是"严管"。

另外,陈树庆在电话中说,目前他还未被限制人身自由,明天他会到庭审现场,并会要求旁听。然而,任何计划都是没有把握的。因为此前,他已经受到多次警告,警方称"开庭时你想去也去不成"。陈树庆推测,明天或者被强制软禁在家,或者被强行带出去旅游,还有可能被直接带到派出所留置。

朱虞夫于去年35日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后,一直羁押在上城看守所中。案件几经退侦、撤诉,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被羁押10个多月后,将于明天开庭审理。鉴于一个月以前陈卫、陈西因相同罪名而获重刑,分析人士对朱虞夫即将面临的审判并不乐观。

贵阳异议人士 “寻找陈西”,陈西关押地点成谜(图)




(维权网信息员张勇报道)129下午,贵阳异议人士孙有年、徐国庆、李任科、曾宁在贵州大学聚集,打出"寻找陈西"横幅,抗议贵阳当局阻止陈西家属知晓陈西具体关押地点,非法剥夺陈西家属会见权。(详见人权捍卫者陈西获刑十年后下落不明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2869.html

据了解:自从陈西的妻子张群选女士明确知道无法得到确切的陈西关押地点后,她每天坐在贵阳中院,要求法官追查陈西去向,但一直得不到正面答复,除夕以后法院已经放假,陈西的妻子却还是没有得到当局的任何实质性答复。

与此同时,"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们"寻找陈西"的足迹,也遍布了各个监狱和看守人所。他们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打听陈西被关押的具体地点,但均无任何确切的消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从地球上消失了。

另据悉:贵阳国保方面发还了扣押陈西的少量物品,比如,陈西家的钥匙、陈西的手机、数据线和相机等,手机当面看了是好的,是否被做手脚不知道,但相机因为当场无电池无法当面试,拿回家后装上电池发现相机已经被损坏。

贵州人权捍卫者陈西自去年1226日被贵阳中院当庭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后,他的妻子张群选一直在打听何时送往监狱。自118女士再次前往贵阳市第一看守所打听情况,看守所称早晨陈西已被送走后,至此,陈西到底被送往哪所监狱服刑成谜。

"贵州人权研讨会"一些成员表示:虽然陈西被非法判刑十年,"贵州人权研讨会"也被贵阳当局无理打压,但,他们追求人权的信念不会改变,将继续为此努力。

贵州人权研究会成员、人权捍卫者陈西于去年1129日被警方以谈话为名叫到派出所,当即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1226被贵州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三十余年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陈西三次获刑,累计刑期已达23年。

警察两次破门进倪玉兰女儿的住所搜查

 

(维权网信息员孙海涛报道)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后,她的女儿贝贝一直受到警方的监控。129日凌晨,竟然两次破门进入贝贝的住所进行搜查。

据贝贝说,第一次是凌晨4点多,门外开始敲门。由于房门是旧的防盗门,他们就弄开防盗门的纱窗,从里面打开锁。早上6点左右,直接进来3名便衣,全是男性(贝贝认出其中一人是一直监控她的西城分局警察),来人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文书,一行人走后贝贝连忙将房门锁好。

然而不到半小时,有一人直接手拿钳子撬门,进来4位便衣,仍是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手续,强迫贝贝输入电脑开机密码,称电脑里有他们私人的东西。一行人拷贝了电脑里的东西。期间,贝贝欲打电话报警,但她的手机被抢下。

荷兰政府将2011年"郁金香人权捍卫奖"颁发给被羁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的维权人士倪玉兰。本月25日,贝贝在首都机场欲前往深圳时被警方拦截,她欲前往荷兰代母亲领奖的愿望无法实现。随后被带往厂桥派出所羁押5个小时。警方称"因为什么事你自己知道",并威胁贝贝"不会让你出北京"。

目前贝贝受到24小时的监控,无法离开北京。

特别关注:朱虞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于本月31日开庭(图)




(维权网信息员冯卫民报道)本网刚刚获悉,杭州异见人士朱虞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将于本月31日上午9点在杭州市中级法院第10法庭开庭审理。

辩护律师之一的李敦勇律师和朱虞夫的妻子姜杭莉证实了这一消息。

据李敦勇律师讲,他将与李柏光律师一起出庭为朱虞夫做无罪辩护。

朱虞夫于去年35日在杭州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随后被羁押在上城看守所内,案件几经侦查,去年10月检察院曾将案件撤诉,正在朱虞夫的亲友都在等待他获释的消息时,警方再次以相同罪名将案件递送检察院。

起诉书中指控朱虞夫:因为参与中国民主党、每年为狱中受难良心犯家属捐款、在茉莉花革命期间写诗、接受媒体采访等罪名。

朱虞夫在三十余年争取民主人权的斗争中,多次遭到抄家、传唤、软禁,长期受到监控,如果此次指控罪名成立,将会是他第三次因言获罪而入狱。

武汉飞越疯人院者徐武到北京向各界求救

(维权网信息员蒋理报道)元月28日,本网信息员接到知情人士告知,武汉飞越疯人院者徐武到达北京后,得到维权学者于建嵘的帮助,给他介绍了一份看守仓库的工作,准备元月30日中国农历初八去上班。徐武在北京说:"我现在北京,生活比较困难,请求社会各界帮助我度过难关。我就是要求给我一个说法,武钢集团同工不同酬是错的,应该退还我被克扣10年的工资。我没有精神病却被精神病名义强制关押多年,我要求赔偿。"希望各界关注!


下面是徐武的自传:《飞越疯人院的徐武自传》

-----------作者:徐武 2012年1月20日于北京

1989年我从技校来到武钢工作,刚开始与所学专业还算相符,没多久就强制调离工作岗位,我不服却没有办法,老百姓总受压迫,我认真工作,贪官污吏不赞同,让我下岗,在工会干部的干预下,我又有了工作。中国不象都是坏蛋,总有好的。我开始研究法律。武钢搞工作相同报酬不同也就是同工不同酬,我向上级控告被克扣三年工资,把武汉市劳动、司法局、市政府等告上法庭。我跟武钢打了十几场官司,从03年达到06年,法院说如果调解结案,从关心职工和人道主义援助角度,我可以领到全额工资还有一部分补偿,但我坚持要一个对错的输赢结果。

因为此事,武钢把我打伤,我要求报工伤,劳动局不同意,我申请武汉市政府行政复议,政府维持,我就又告了武汉市政府,当中,我跟武钢合同到期,让我自己写不愿续签与武钢集团的劳动合同,但被我拒绝。06年11月、12月,武钢保卫科科长在保卫科长办公室用警棍打我胳膊、头等部位,保卫科科长的父亲就是武汉市钢城分局政委,我报案,不给我立案,我一直在家里养病。

此时到了2006年12月,全国维权人士在武汉召开联谊会,维权人士在此期间被殴打,强制到外地旅游,选举法专家姚立法老师从湖北潜江偷偷赶来,谈起他在当地被监控,我有同感与他谈起我这几年的经历:因和武钢打官司,我和武钢劳动合同到期,武钢不愿续签合同。逼着我承认不愿续签劳动合同。我拒绝,就把我关在办公室用警棍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拘禁10多小时;我找武钢总经理反映,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又被打,毁掉病例,打110报警多次无人理;武钢还曾拘禁我3天,我绝食抗议才放回;还有一次被打,送进医院,抢救15天,公安机关无人管。姚立法老师听到我的经历,鼓励我坚持。

2006年12月4是全国的法制宣传日。宣传日刚过,我就来到北京,但到北京各部门反映无结果。我在北京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武汉的朋友联系我告武汉市政府的案子,问结果是输还是赢,朋友说输了,并告诉我武汉警察和武钢的人在找我解决问题。我研究法律岂不知其中的奥妙,我让朋友不要理他们,朋友一个劲地和我联系,告诉我他不会害我,他在帮我,我感到朋友的危险,就告诉了我的位置。结果刚出北大校门,就被一帮人扑倒在地,铐回宾馆,手都要断了,铐回武汉公安局武钢分局坐铁板凳式的老虎凳,殴打几天不让睡觉,逼问什么炸药之事,我没搞爆炸,到哪里搞炸药,我包包里有了不少东西,他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搞什么,但他们也没有证据,就让我抄一份声明,我把不属实的东西删除,警察很不高兴,马上送我去武汉青山看守所,晚饭都不让吃,饿了一晚上,在看守所关了十六天。

2006年12月31日武汉公安局钢城分局警察采用欺骗手段将我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关押。当时,一帮警察拿张纸让我签,我说看看再签,警察说签完再看,我说不看不签,警察无奈让我看。纸上写道我有精神病,我拒签,警察说签完就回家,我说我没精神病,我要回家,警察把我绑架到车上铐起来送到武钢二医院精神科,亲朋好友不能看我。后来我偷偷联系到朋友,与他讲了情况。后来过完春节在警察监视下,父母来看我,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精神病,要求做精神病鉴定,但他们受了欺骗,他们欺骗我父母说我去炸天安门,他们害怕,就不给我做,他们还告诉我父母说关我几个月我就可以回家了。弟弟来看我,进不了门,我隔着栏杆对他说要做鉴定,他说胳膊拧不过大腿。

精神病院关了个武钢技术员,他告一次状,就关一次,这次是第8次,他说用锯条锯锁可逃走,无意间我找到锯条偷偷锯几天,快锯完时技术员放回家了,我独自逃走,那是2007年3月底。我逃出来,逃到北京,靠睡桥洞、捡瓶子卖维持生活。07年国际劳动节5月1日,我在天安门白天点蜡烛,因为我认为湖北政府太黑暗要光明,又被北京警察抓住交给武汉的警察,武汉警察又将我用两幅手铐拷回武汉,直接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对我进行电击,要求我交代我如何逃出去的。

然后一直就将我关在那里,开始也禁止父母来看我,父母知道警察不肯放我回家,请了武汉的律师到法院去告,法院不给立案;也请了北京方面的精神病专家来给我做精神病鉴定,但医院不让进去。这样,一直到2011年4月19日,我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被强行吃药,如果不吃药就用电击,或吊起来殴打。5年中我被吊起来殴打多次,有时候长有时候短,要看医院的心情。伙食比医院的民工都差,还不如看守所的伙食。

2011年4月19日我弄开窗户又一次逃跑,逃到广州精神病院做鉴定,鉴定认为我有忧郁情绪,但并不构成精神病。4月26日、27日当时我在南方电视台做节目,控告武汉当局迫害人权,武汉的警察和武钢工作人员十几个人闯到电视台,当时镜头都录下来了。之后,我准备去另外一家媒体接受采访,但被他们强行带到广州一个宾馆。我知道贪官不会放过我,备有刀片玻璃,为抗议,我就吞了刀片玻璃,但还是被连夜押回武汉,又用手铐送到武钢第二医院精神科。因为我吞了刀片玻璃,他们把我强行麻醉后将刀片玻璃取出。2011年5月12日我们家父母再一次被人欺骗,说政府是为我好,我要是做了鉴定就可以回家,父母就同意了。我说做鉴定跟政府没有关系。我说要在湖北省以外的地方做鉴定,父母也同意了。但5月14日有一帮人带着仪器要给我做鉴定,因不是在湖北省以外做鉴定,我拒绝,我父母也反对,就没有做鉴定。但他们出了一个假鉴定,说我有精神病。我还是被关在精神科。5月16日武汉解放62周年我绝食抗议要回家,但没有用的。南方电视台公布了武汉警方的行为后,媒体都到武汉采访我,警方派警察守住,深圳律师黄雪涛来了四次到武汉为我提供法律援助,但一直没有见着我。武汉当局对收买不了的记者进行殴打,后来武汉当局迫于压力于6月10日零晨1:00时,把我押回家进行监控。派一帮人24小时监控,不让我出门,还在我家门口阻挡亲戚朋友来看我。

8月份我试着从家里跑出来,又被监控人员绑架我回家。后来监视松懈后,我于12月29日坐汽车离开武汉。我现在北京,生活比较困难,请求社会各界帮助我度过难关。我就是要求给我一个说法,武钢集团同工不同酬是错的,应该退还我被克扣10年的工资。我没有精神病却被精神病名义强制关押多年,我要求赔偿。

但在北京,我见到关注精神病专业律师黄雪涛,但黄律师说,现在体制下无法解决,只是因为全世界关注您,您才能出来,要不还不知道关多久呢。

徐武 的联系方式:
开户银行:农行北京分行太平庄分理处,户名:徐武,账号6228480010871704119
Email:13871100094@139.com徐武手机13871100094
公民身份证号42010719680720051X
住址: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21街坊22门41号,邮编430080
 

陈光诚夫妇和母亲被禁止参加光诚二哥的葬礼

 

(维权网信息员添明报道)本网信息员刚刚通过可靠途径与陈光诚家人取得联系,了解到:1月23日晚,陈光诚的二哥因病去世,初三是陈光诚二哥的葬礼,陈光诚,袁伟静和他妈妈被困家中,被当地政府禁止前去悼念及参加葬礼。

陈光诚的二哥因患胃癌大年初一晚去世。他二哥平常工作生活在县城介湖,按当地风俗死后回家,初二一早他二哥被亲人们拉回东师古,放在他家前院(由于通话不便说明姓名,据推测可能是陈光福大哥家前院)初三出殡。

陈光诚夫妇和妈妈被禁止前往,第二天按当地习俗,家人要给新坟添土,陈光诚女儿克斯在3名看守陪同下,到坟上为二伯添土。

陈光诚夫妇与陈母为了争取悼念送别亲人的权利而强烈抗争,但均被看守阻止。
 

从中青报的一篇报道说起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2/01/28 | 1/28/2012

吴祚来

《中国青年报》11月30日发表题为《辅导员让圈定名单,让学生选举人大代表,称必须选上》,一位叫"涵子童鞋"的网友,在网上公布了自己学校福建三明学院选
举基层人大代表时,辅导员发出一份通知,明确要求学生应该保证哪一位候选人要被选上,还有二名候选人则可以二选一,随后发上了一份题为"区人大选举相关事
宜"的通知,其中写道:"三明学院是三元区人大换届选举荆西街道第三选区,共有4名正式代表候选人。根据差额选举的原则,要求从4名候选人中选出3名正式
代表。其中,张丽华、张敬丰必须要选上。"
当选举成为上级安排的任务之时,选举已完全变味了,这些代表可能会将代表身份当成荣誉,当成奖励,或者当成行政待遇,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淡化了,或者没有了,不是公推公选出来的代表,既没有使命感,也难有责任感,这样的命定代表,有什么意义呢?
当中青报记者电话采访相关辅导员,为什么要指定选举代表呢?陈辅导员说他是听学院领导口头传达的。而这位辅导员甚至没有看过《选举法》。记者告诉他,《中华
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选民或者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
今年的人大代表选举,许多地方曝出禁止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丑闻,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倒退呢?地方行政部门为了权力最大化,或者为了规避因真正的人大代表
被选举出来,而造成的被监督局面出现。自己内定的人大代表,与行政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自己信得过的人,不会给自己工作添乱,地方行政部门的动议、决
策,容易被人大表决时通过,这样,人大实质上成为行政权力部门的一部分,成为其举手表决机器,成为民主政治的花瓶。
我们每五年就能看到各级领导人在电视画面上出现投票的镜头,但我们没有通过电视看到那些候选人大代表是如何被初选出来的,更难能看到,他们如果角力竞选人大
代表的候选资格,他们有怎样的政治理念,有怎样的客观条件,将怎样为社区公民提供服务,还有,社区居民如何能找到人大代表,而人大代表对社区居民或社区状
况,有怎样的认知,将通过自己的努力,如何改变不良的现状,以满足其代表选区居民的需要。
我自己对今年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感受相当纠结,单位通知去领取选票,但那些内定的候选人是怎样选举出来的?无从知道,只有几幅照片,百十字简历,他们到底想
代表我们去做什么,一点相关信息都没有。我曾问过上一届当选人大代表的朋友,他说是上面安排他当候选人的,被选举上,也与他无关,似乎早已内定好。这样的
代表既无责任感,也无荣誉感,莫名其妙地当五年代表,完成了上级领导对自己的信任。

即便是最高领导人在中南海投票选举人大代表,我们看到的也是走过场,领导人们投票之后,发表一篇重要讲话,但最重要的秩序是让候选人说话,他听取候选人的观
点与态度,自己再根据候选人的水平投票,这样的重要过程没有,这才是最重要的环节,被有意省略了。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像成年人那样,选举人大代表?成年人那
样,就是每一个人都自主地选择代表,每一个代表都自主地发表意见,而不是现在这样,所有人都跟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被身后的大人们决定着自己的选择。
一些虚张声势的宣传标语、横幅,渲染了五年一度人大代表选举的氛围,而在具体的规则秩序上,却罕有进步。人大代表选举不仅体现共和国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公民
权力,也是一次民主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现在一些学校公然通过行政力量让学生选举内定的候选人,这对未来一代青少年造成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如果新生代
孩子们不再相信共和国选举制度,不再相信成人社会制定的法律章程,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将无公平正义可言,他们或者成为逆来顺受的臣民,顺民,还有可能成为
暴民。
人大代表制度是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如果这个制度被动摇,或者被人为淘空、虚置,它实质上是在背叛共和国制度,当人民被代表的时候,不仅大多数公民权益得不到保障,更会使地方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许多社会问题因此生发,造成公民社会基础的缺失或败坏。
后记:这篇时评文章应国内媒体邀约撰写,但媒体编辑突然接到上级"有关部门"通知,对中青报报道的有关学校让学生选举指定人大代表之事"不报不评不转"。这样的通
知令人匪夷所思,它不仅违反了新闻自由原则,也有违人的良知,学校辅导员不仅接校领导通知,指定选举人大代表,而且对国家选举法一无所知,这样的新闻报道
出来,对社会有什么危害?它只会提醒教育工作者们,应该懂法守法,国家有了真正的民意代表,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更是执政者之福。现在之所以社会底层乱
象丛生,根本原因就是各级政权的行政权力独大,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
作者:吴祚来

最早揭露毛泽东真面目的女英雄冯元春

作者: 晓枫  来源: 《观察》

明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按:此文写于2006年),在这五十年的岁月里我时时刻刻记着一个人,她就是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可惜她早已离开人世,在毛泽东血腥的"十年文革"开始,被杀于四川省第二监狱南充,死时不足三十岁,一个多么年轻美丽活脱的生命。下令杀她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豢养在四川的一条恶狼李井泉。

我和冯元春只有过一次照面,还是站在与她观点相悖的参予批判者立场。我没有见过林昭,只读一些写她的回忆文章。她们俩人都是大学生,一在北京一在四川,同是学生中的"大右派",我似乎觉得冯元春的观点更为激进,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剖析更为深刻,简直到了一针见血的地步,独裁专横的毛泽东必须要她的人头。由于历史的尘封和资讯的闭塞,直到今天还鲜为人知。我有责任把她介绍出来,让更多了解和认识她的人去补充去完善,在中囯争取自由的思想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大概是1957年6月2日(具体日子可能有误),当时我在一家地方报社文艺组作编辑。头头儿告诉我:省委宣传部要组织省市报刋一批有理论水平和有辩才的年轻编辑、记者,去参加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我心里好生奇怪,一个学生娃娃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我骑车去到川大,先在校园里看大字报,一下被学生们直言无忌,敢说敢为,立场鲜明,观点清新,用辞犀利的大字报所吸引。在那个大操场四面的绳索上,挂满了学生们所写的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火力都集中在中共执政以来所发起的政治运动上,诸如"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中苏友好"等敏感问题,提出不少置疑和质问。记得有张大字报上这样写着:"我们不能再容忍专横无知的校党委,继续统治管理学校,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有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我们有自已的头脑,自已的思想,自已的爱憎,用不着强行要我们这样和那样。"我读了这些大字报心里有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前面有不可避免的雷电风暴。然后,我和同行的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吴若萍先生(后划为右派),去大礼堂参加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那天她鸣放的题目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这个题目真叫语谅四座,令人震聋发聩,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认为"太反动"。四十九年后的今天再回头去看,她真是一个先知先覚者,所言皆为历史所证实:"毛泽东就是个伪马列主义者,中共就是个残酷的剥削集团"!

听身旁一位学友介绍:冯元春时年二十二岁,四川灌县人,出身农民,读书成绩不错,每年都有助学补助金。我注目望去,她人材一般,个儿中等,穿着朴实,口才不怎样好。那天参加她鸣放的人特别多,校内校外至少有两三千人。她不惊不吓站在主席台上,身边聚着一帮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发生争执。她旁若无人,面对广大听众,以极其平静的声调说:"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全是毛泽东的杜撰和引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统冶阶级组成的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他们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尊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她的发言引起一片哗然和骚动,既有赞成的掌声,也有反对的吼叫,会场乱成一团。我向身旁的吴若萍说:"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言论吗?我看公安局肯定会抓她。"吴若萍是南下服务团的大学生,见的世面比我多,现又在省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信息渠道也比我广阔,他想了想说:"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老人家说过,纵然说过了头也不关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看抓倒不会抓,批判斗争是逃不过的。"

冯元春很镇静,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内容继续往下说,她接着提出几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使全场听众安静了下来。第一个是"高铙事件"她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䜣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反党。2、上书三十万言。3、组织反革命集团。

他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不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我听得提心吊胆,心里为冯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担心会场上突然跳出个公安把她抓走。据我知,自1955年毛泽东把胡风等人定成"反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服气的,但却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来,只是背后私下嘀咕而已,而她却敢挺身而出,面对数千听众讲出自已观点,不能不使人赞叹!

她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会场响起赞成的鼓掌,但也有反对者的捣乱,但掌声很快席卷整个会场,掩去了那些反对的吼叫,显然冯元春的鸣放征服了大多数人。似乎那有过的汹涌暗潮一下从地壳迸了出来,有点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掌声平静后,她接着说:"我们学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以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如何如何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到几个卢布而已。"

此时,有人跳上台抢走了她手中的麦克风,使冯元春再难以讲下去。这个学生会组织的鸣放辩论无疾而终,后来全国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诱导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领导下,发起了千古之罪的"反右斗争",我也因一篇"干预生活"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成了全省大右派,很快投入长达二十三年的监狱折磨,1980年末"平反"归来,曾打听过冯元春的下落,不少朋友告䜣我说:"官方以现行反革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二十年,后送到南充监狱改造,长期不服,经常上䜣,文革中呼口号: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被处决。她死得比张志新还惨。"又听一位朋友说:"中共四川省委有分内部文件,决定全省有二十七名右派不予改正,其中就有冯元春。"

 

右派撷英录:冯元春

曾伯炎:發表時間:6/19/2008

冯元春(1928~1970),四川青神人,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学生。整风号召大鸣大放时,她是川大乃至四川最先批毛泽东者。其论点是:毛是伪马列主义者,与刘邦同类的乱世夺鼎,夺鼎成功后即杀高岗等功臣,语惊校园与海内。校内组织辩士与之大辩论,勿惧。中共省委宣传部组织省级机关上千干部赴川大礼堂与之辩论,冯元春立台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一人迎战众围攻,有理有节有据,面不改色,语调激昂。笔者挤人丛作壁上观,暗暗称奇叫绝。当时尚无她认识之深刻,亦暗叹为女中丈夫也。川大校园与足球场数十米大字报栏上,尽是批她的檄文,省市报刊上也是连篇累牍之声讨,冯元春不退半步,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检讨;被划为极右,尚不罢休,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她徒刑13年,押简阳平泉农场劳改;拒不认罪服管,再加判无期徒刑,送南充省一监狱劳改。

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清除出党时。冯元春笑曰:"我称他是杀功臣之刘邦、朱元璋,岂妄言哉?"被人听见,报之狱管。此时,文革正讲加强全面专政,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凡攻击已坐上神坛达到君师合一之毛泽东,皆罪不容诛。冯元春有前科,更属严惩对象,由军管公、检、法系统之军人不经什么审判,先游街示众侮辱,再押至市郊火花公社广场,由农民斗争时,即用钢钎与锄头戳她、挖她,巳奄奄一息,再一枪杀死。北京大学女右派林昭是秘密处死,还残忍地向家属索取子弹费。四川大学女右派冯元春之遇难,受的是原始的中世纪之酷刑矣!

1980年印制的四川省不改正右派名单有26人,由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印制,第一名即冯元春。

【时光流转,反右运动至今,50年矣!百万罹难知识分子,逝者巳大半,皆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淘尽千古英雄"乎?其精神人格,仍光耀汗青,赉志以没,引为浩叹。经历史沉淀,其中皎皎者,犹显为英范,爰笔录之,激励后之来者。应知此反右运动,实是一次人才浩劫、人文浩劫、人格浩劫、人性浩劫、毛氏生灾造劫,岂只文革一劫哉,犹有反右浩劫在前、文革浩劫踵其后也。劫波横流,亦显文人本色。乃搜索记忆,铭志不忘,效明末清初《五人墓碑记》之仰敬先贤先烈,以知何谓匹夫之志不可夺、民族脊梁之不可断也,乃录之于下。

笔者仅凭21年右派苦役中所见所知记录于此,铭之后世,不愿带入坟墓也。】
《守园人的BLOG》

 

 

邯郸基层人大选举怪象(之十二):操纵选举手法多

(维权网信息员郑阳报道)在本次邯郸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官方运用了多种手段,使区县级人大的独立参选人全部被排除出局,无一当选。据独立参选人田奇庄观察,以丛台区94选区的预选为例,这些操纵选举的手段包括:

一、事先不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这次预选,选举领导小组并没有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在选举现场,主持人只是简单念了七位候选人的名字,没作任何介绍。这样的选举完全是盲人摸象,选民根本不知道候选人有什么资历?能为选民干什么?会给大家作出什么承诺?怎么可能选出自己满意的候选人?

二、唯独独立参选人所在的锦花小区没设投票站
预选中,94选区共有五个单位参加候选人预选,设了环卫局、七中、第二运输公司、起重队四个投票站,唯独锦花小区没设投票站。要知道,所有选民中,只有锦花小区选民的年龄最大,因为社区工作人员在登记选民时反复强调,没有退休的公民不进行选民登记。社区张贴的告示还专门提示,预选不允许他人代替投票。选举领导小组明知本小区老年选民多,不但不设流动票箱,反而设计了让老年人选民大老远到环卫局的投票方式。

三、候选人成为工作人员。
在环卫局投票站,大家惊讶地发现,七位候选人之一,联西办事处党委书记祝建军佩带着工作人员的胸牌。在现场走来走去,不断下达指令,让人做这做那。然而,会场主席台后面墙上张贴的预选办法上明明白白写着,候选人不得成为选举工作人员。田奇庄向联西办事处人大主任邢青关提出质疑后,邢主任说,祝书记早晨刚来时是工作人员,投票开始后就不是了。候选人作为现场领导,直接指挥投票站工作,选举还有公平可言吗?

四、秘密写票间的设计别出心裁。
选举现场专门设了秘密写票间,然而,这个秘密写票间开设实在是动了歪脑筋。领选票在最北面,长长的写票桌在中间,环卫局的工作人员密密麻麻站在桌子两边,秘密写票间单独设在最南边的投票箱后的一个房间。对于五百多位环卫局选民来说,谁要到秘密写票间写选票,就意味着他不想给局长投票。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秘密写票间,在整个选举期间没有一个人使用,纯属自欺欺人。

五、辅导写选票有奥妙。
环卫局一些上年纪选民拿到选票,来到桌前写票时,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围上来告诉他们,从后往前划圈,头一个名打叉。而穿着制服的环卫局选民则二话不说,拿起笔,统统从后往前划圈,单单把最前面的田奇庄名字上打了叉。田奇庄先后拦住五位选民,问他为什么这么写选票,是否认识田奇庄,对方张口结舌,支支吾吾。我告诉对方,我就是田奇庄,您对我有什么意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他们都是连连道歉而去。

锦花小区多名选民告诉田奇庄,他们在投票时在给田奇庄名字上画圈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制止他们说,你们写错了。头一个画叉,后面的都画圈。现场监票人安师傅说,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监督选民的,看他们究竟给谁投票。90%以上的选民没有折上选票,而是故意展示给总监票人,只有把选票折上的人才会选田奇庄。
此前,同为候选人的祝建军和邢青关专门告诫田奇庄,候选人不得自己拉选票。预选中出现如此情况,田奇庄认为肯定有人拉选票,而且干这个活的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共同犯法。

七位候选人来自四个单位,其中三个单位推出了两位候选人,只有锦花小区出了一位候选人。锦花小区八百四十多户!数千名居民!只登记了69位选民。在预选中,偏偏把小区唯一的候选人田奇庄淘汰。这叫依法选举吗?这样产生的代表有合法性吗?

田奇庄说,这些只是在现场看到的不正常场景,其幕后还有多少阴谋诡计,多少违法乱纪,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人虽然能够欺骗部分人于一时,但绝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于永远!

对于在本次选举中的遭遇,田奇庄认为,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夜,中国的政治从集权走向民主法治,唯一的出路就是走世界文明国度共同走过的选举之路。锦花小区业主的权利受到开发商侵害,长期以来,业主无数次反映,迟迟得不到解决。大家想通过选举人大代表,让代表出面维权。从目前来看,小区广大业主的美好愿望已经被操纵选举的人毁了。
 

孙文广等人春节看望济南“窝民”和拆迁户(图)


                                                                                                                




(维权网信息员张宁宁报道)元月25日,大年初三早上9点半,孙文广、张金凤、倪文华、张庭夫、刘桂芹等维权人士去看望暴力拆迁受害人孙立冬,并给他送来了食品。孙立冬因暴力拆迁而无家可归,已经在马路边的窝棚内度过了两年半,被称为"窝民"。他满身污泥,靠拾荒度日。

2009828,孙立冬位于济南市天桥区北坦西街18号,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在风雨中遭遇强拆。孙立冬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置之不理。
 
孙文广等人鼓励孙立冬积极维权,并表示坚决支持他维权。孙立冬激动不已。孙文广一行告别孙立冬,直奔官扎营后街,看望拆迁户,受到该地区拆迁户的欢迎。

官扎营后街地区还有300多户拆迁户因补偿不合理,拒绝搬迁。拆迁方采取停水停电,企图逼迫拆迁户搬迁,但拆迁户不买账。孙文广教授鼓励大家积极维权,争取合法的权益。该地区的拆迁户拉出上百名拆迁户签字的标语,与孙文广一行拍照留念。大家高呼反对暴力拆迁!

邯郸基层人大选举怪象(之十一):人大代表候选人戏弄选民

 

(维权网信息员郑阳报道)20111226日下午,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联西街道办事处选举领导小组安排六位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出席会议的选民有十几位,来自各个不同单位。独立参选人田奇庄作为锦花小区的代表,和赵军辉二人参加了这次选民见面会。

会议由联西街道办事处人大主任邢青关主持,他宣布本次会议的程序是,代表候选人先做自我介绍,选民提问,代表回答。

六位候选人中的前三位,是联西办事处书记祝建军、丛台区环卫局长高玉生、七中副校长李霄霞。田奇庄知道,他们都是内定的正式代表,其它三位是陪选,这是不言自明的潜规则。田奇庄和前两位多次打交道,比较熟悉,与李霄霞是第一次见面,她自我介绍是七中党总支书记,有硕士头衔,有不俗的业绩。

在选民向候选人提问阶段,七中的选民代表提问,他说,请问李校长,七中今后准备如何搞好均衡教育?

李霄霞从容不迫地站起来,手拿讲话稿,滔滔不绝地念起了本校在均衡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田奇庄看得很明显,这完全是设计好的演出。

田奇庄随后提问,七中有多少选民?你们是如何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

李霄霞没有回答选民问题,却说我们按法律要求介绍,向大家公平地介绍了每个候选人情况。随后不等选民继续发问,便说学校还有个会,我得先走一步。

田奇庄对此十分不满,学校的会议无穷无尽,选民见面会五年才开一次,这么多人请假专门为了你们选举来出席会议,在大家还没有说完的情况下,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由于田奇庄不是会议主持人,不能阻拦这样的事,便对李霄霞说,以后我还会和您交换意见,希望您能留下手机号。她当即告知,她的手机号是13831008880

田奇庄随后向会场其余五位候选人提出,目前困扰小区最大的问题是小区公共配套房屋被开发商占有,用于商业出租。这也是全市带普遍性的问题,广大业主想要回房产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成本很高。我们希望人大代表出面提出议案,督促市房管局接管这些公共房产,并把这些房产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五位人大代表候选人都表示,这是非常好的建议,他们如果当选一定联名向政府提出来,促成问题早日解决。

由于当时没有得到李霄霞的表态,于是田奇庄在第二天拨通了她留下的手机号。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女性的声音。田奇庄问,您是七中的李书记吗?我是昨天开会的选民代表,想和您沟通一些事情。但没等田奇庄说完,对方便说你打错了。田奇庄再次核对了笔记本上记的手机号,过了一会儿又打过去,同一个人张嘴就说,你打错了。

随后,田奇庄向办事处人大主任邢青关询问李霄霞手机,并提出由他安排,本人要代表小区选民与李霄霞约谈。直到1229日中午,邢主任说,自己打了李霄霞的手机,没人接,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对此,田奇庄认为,李霄霞作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借选民见面会设计提问,自我标榜,提前离席,不尊重选民,告知假手机号,公然欺骗选民。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选人大代表?

四川维权人士黄晓敏在彭州军乐镇调查被治安员围堵(图)


(维权网信息员录云报道)元月25日,四川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前往成都郊区彭州市军乐镇调查地震救灾捐助资金被截留情况,遭到当地保安拦截。



黄晓敏于元月24日受朋友之邀,到成都郊区彭州市,闲谈时获悉彭州市军乐镇村民,在灾后重建"统规自建"试点中,不满红十字会援助村民的专项资金被人为截留挪用,黄晓敏等人便于元月25日深入军乐镇"玉皇红十字博爱新村"实地调查,和灾民交流调研,以获取第一手的详实资料。



当日步行到村口,几十位村民主动围拢过来,数落起地方政府,怎么强迫他们接受不平等的条约,怎么弄虚作假代他们领走红十字协会给每户1.5万的建房补助金,以及80多户对"统规自建"的公共基础设施,生活污水的处理排放工程极度不满的原因。随后,有更多的村民闻讯聚拢,七嘴八舌说个不停。



期间,正在询问调查拍照的黄晓敏等人,突然被身着保安制服的中年男性挡住,态度粗暴的质问在这做什么?是那个新闻单位的?经过谁的允许在这采访拍照?黄晓敏说不是那个新闻单位的,就是了解调查核实村民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围拢的村民纷纷指责村委会保安,质问保安他们犯什么法?有什么错?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为谁在说话?黄晓敏心平气和的对保安说:"我们是在调查了解真相,要学会相互尊重。你的职责是保护村民和维护治安,我的目的是调查真相,了解事实。"村委保安并不放过黄晓敏他们,先是骑车尾随陪同,随后是用对讲机不停的和外界联系。村民们友善的提醒黄晓敏等人注意安全,有村民自愿陪同黄晓敏他们一起步行走出军乐镇。黄晓敏看见有两个保安不断对外呼吁要求增加"兵力",马上停止调查,迅速撤离该地。



两名保安依然不依不饶,还是不停的打电话对外求援和继续尾随跟踪,同时还多次骑车赶到行人路前,挡住护送的村民,阻止黄晓敏等人离开玉皇小区。村民和黄晓敏等人并不理会保安的非礼要求,继续向村外步行。村民提醒黄晓敏等人不要轻信路上不认识的人,避免被身份不明的人给劫持或者是绑架。



在走过1000多米的玉皇小区属地,联系到一辆可靠的私人轿车,黄晓敏等人迅速坐了进去。在村民的保护和目送下离开事发地,直接乘车离开彭州返回成都。

中国民主化的模式辨析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2/01/26 | 1/26/2012

博讯 boxun.com

    作者: 秦永敏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直接意义就是它几乎同时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民主化模式,从相对和平、平稳、温和到极端暴烈残酷,大体上都有。这一方面向中国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告诉了他们来日无多,出路无多,必须尽早做出抉择;另一方面也向民间提供了多种参照体系,供不同观念不同层次的反对派人士思考行动方略。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之三


    眼下,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民间人士对此群情激愤热血沸腾自不必说,就连中共官方,在极力打压国内反对派的同时,也开始了思想意识上的大转弯。

    官方媒体承认中国90%的人认为"民主是好东西"

    恰在本文撰写之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刊发了记者王渠谈"民主是好东西"一文,文中说:"环球时报舆情中心抽样调查结果: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主要城市77%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近9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须知,在中国,除了中共之外,是不允许任何中外机构和个人搞政治性的民意调查的!所以,这一调查,即使不代表中共,也代表中共的某些势力或者至少是某些要人。因此,它的意义即使不必高估,也没有理由低估。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官方认识,对此我深表赞赏。当然,里面的很多具体看法我无法认同,但无论如何,官方承认中国90%的人认为民主好,而且77%的人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这就使中国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对官方来说,"全面专政"、"四个坚持"、"五个不搞"也已经成为历史,只剩下一个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么走向民主的问题。若果如此,中国官民之间就不再有"是要民主,还是要专政"的原则分歧问题,而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是一个要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既然无论是我这样的政治反对派人士,还是"近90%的"中国人(这些受访者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连记者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中共的某一方面甚至可能的话中共整体也已经这样认为,那么,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下一阶段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会大大加速应是无疑的。

    官方要的是以非激进的方式实行他们需要的民主模式

    《环球时报》的文章中说:"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好东西',77.2%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大趋势',近八成受访者认同'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美国式民主只是其中一种。'"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这再一次表明,当局已经承认,今日中国值得争议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什么模式的民主。

    文中又说:"此外,近半数受访者认同'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60.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可能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在回答'是否同意苏联解体后的民主建设进程表明,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也不利于民主制度建设'时,45.9%受访者表示认同,26.9%的受访者不认同,另有27.2%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问题是,当局从前一直以目前的这一套完全不允许公民参与的"党控选举"为"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在我们看来,这一套东西绝非民主,不值一提。但是,以王渠之文看,他的意思也应是另辟蹊径。若果如此,这就使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和通过什么模式走向民主的问题突出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

    我们需要的是由全民公决决定的民主模式

    我认为,中国实行什么模式的民主,这是得由全中国人民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共同决定的问题,《环球时报》记者王渠决定不了,我秦永敏也决定不了,共产党决定不了,民主党也决定不了,只能由全民公决决定。但是,我秦永敏要求全民公决,民主党人要求全民公决,王渠反对全民公决,共产党人反对全民公决。而我们民主党人处于鱼肉地位,中共处于刀俎地位,这种情况下,今日中国当然不可能有全民公决。但是,今日中国正处于风诡云谲、瞬息万变的历史关头,国际上,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正汹涌而来;国内,每年有一二十万起规模以上的民众维权、民众抗暴、争民主活动,当局内部的斗争也公开化和白热化,加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正在减弱,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样一来,形势正在向有利于进行全民公决方向发展,而且,历史拐点显然正在到来,在民间力量和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推动下,雪崩现象不久以后必然发生。这种情况下,我们民间民主力量作为中国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决定作用就凸现出来了。

    首先,我们要弄清世界民主化进程已经给我们提供好了哪些现成的民主化模式,这些模式各有什么特点,其中哪些方面和我们这个麻烦的国家相近,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强调王渠之类官方记者和我们民间民运人士的一个根本区别。即使王渠该文代表当局,或者至少表达了当局的某些人的意图,人们也没有理由不怀疑其认同民主不过是为了苟延专制,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今天的那一套不准民众参加而由中共完全操纵的假选举,或者其他差别不大的东西,因为当局残存的公信力实在微乎其微,而当局以权谋私的动机太强太强。相反,我们要求的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规则公正、公开透明、多种政治力量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全民普选。

    当然,我们并不梦想一步到位,更不指望人世间有什么绝对完美的民主政治,我们希望的是从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一切公民权利入手,通过官民协商一步步的向前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历史不会按当局的意志停滞不前,虽然也不会按我们的愿望向民主化方向阔步前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由整个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纵横捭阖造成的阴阳消长共同决定。当然,这里也必然会有我们的一份贡献,而且,我们能极大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全民利益至上的体制外的稳健民主派,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争取下一段历史进程按照我们的意志和平/稳定的向民主化方向前进,即使做不到这么辉煌,作为坚守几十年的民主义士,我们也得"尽人事,听天命",因为"为万世开太平"的民主事业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所在。

    这里要谈的不是民主模式,而是走向民主的模式

    为了使中国以较小代价完成民主转型,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现有的所有实现民主化的模式,然后看中国可能适用哪些模式,最后,我们应该致力哪几种模式,应该力避哪种几种模式。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直接意义就是它几乎同时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民主化模式,从相对和平平稳温和到极端暴烈残酷的大体具备,一方面向中国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告诉了他们来日无多,出路无多,必须尽早抉择;另一方面向民间提供了多种参照体系,供不同观念不同层次的反对派人士思考行动方略。值得中共深思的是,这一中东波民主运动和上一次的苏东波民主运动大不相同,从音阶上说提高了八度,或者从剧烈性上说整个提高了一个层级。

    就苏东波看,大致可以做这样一个排列:1、波兰、捷克、东德在反对派团结工会、77宪章签署人群体等高压下和平交权;2、苏联专制势力发动政变被全民和平起义粉碎,虽被送入牢房但没有严惩;3、罗马尼亚专制者企图暴力镇压,结果众叛亲离,反被从前的部下立即判处死刑!这些国家的民主化,由于民众的大范围参与,国家机器实时转变立场,大部分都非常平和理性,就是发生了暴力冲突的地方也非常短暂。

    从中东波来说,剧烈程度就大大增强了,到目前为止可以这么排列:1,突尼斯:面对全民起义阿里逃亡异国他乡,国家没有战乱,也没有长时间的动乱。2,埃及:
面对全民起义,穆巴拉克被迫交权,关进铁笼子里受审。3,也门:面对内战局面,萨利赫在被炮弹击伤后乖乖交权。4,利比亚:不惜一切代价的暴力镇压,独裁者卡扎菲最终阴沟里被活捉并且打死。另外,叙利亚的巴沙尔还在对人民起义进行暴力镇压,但其欠下的血债越多其结果越不妙,不可能不被清算。由于阿拉伯国家的个人独裁色彩更加鲜明,统治者更直接依赖暴力,结果,社会矛盾总爆发时,流血冲突和内战内乱也就更严重,而负隅顽抗的统治者其下场也依镇压程度不同,手段越残酷下场越惨。在这种参照下,回头来看对于今日中国来说通过什么模式走向民主,对官方、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更加紧迫,更加严肃,更不容回避的问题了。

    可供参照的走向民主的七种模式和一种可能

    下面,我们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根据最近的三波民主运动,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南亚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按照和平――暴烈程度不同,列出以下几种现存模式:

    1、台湾模式。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统治者主动开放党禁,和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这么一来,社会不至于付出流血牺牲的重大代价,统治者因为华丽转身,也不会受到清算。应该说,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泰国也是这种统治者主动顺应历史潮流的典型

    2、南非模式。南非虽然是种族问题故具有很大特殊性,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范例。在全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的强大压力下,统治者被迫通过谈判答应普选,从而完成了向全民普选的和平转型。而获胜方(黑人)在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的"真相与和解"政策的指引下,也没有在获胜后进行清算。

    以上两种模式,都是通过官民良性互动最后获得和平转型的典型,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依靠统治者的理性,后者主要是依靠黑人领袖的大度。

    3、东亚模式。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统治者被迫下台,突尼斯、埃及也是如此,由于在关键时候(此前另说)没有流血,让位民主确立法治后,也只进行有限追究,没有发生过激的清算现象。

    4、波兰模式。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且最终居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和平交权,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捷克等东欧国家大抵如此)。以上两种模式,都是统治者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在国家机器开始分裂,部分投入民主阵营的情况下,没有动用最后的权力血腥镇压,从而避免了人民大流血,也避免了自己被清算。

    5、苏联模式。这个模式有其特殊的一面,也有其对中国极具启示性的一面。它的特点是反对派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统治集团的最高领导人又和统治集团发生了根本对立,于是,反对派领袖和统治集团最高领导人微妙合作,并在反镇压中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因而戏剧性的取胜,其结果是虽然对政变者追究了法律责任,却还是避免了大清算。

    由于中国和苏联一样是共产党国家,还都是外力无法干预的世界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中国极有启示性。中国虽然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从温家宝大谈政治改革以便和其他八人划清界限看,只要中国社会底层起来了,对当局产生了足够的压力,那么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有人拍案而起力争主导民主化潮流是完全可能的。

    6、罗马尼亚模式。面对全民革命,统治者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直到最后关头还在叫嚣镇压反革命,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残酷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人人喊打中,被其原来的下属抓住并且立即枪决!

    7、利比亚模式。统治者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产生,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权,最终打败政府军消灭统治者,这样一来,必然要进行大清算,统治者搜刮的财富将完全剥夺,统治者的家族也难以幸免。

    6-7两种模式都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结果,都是独裁者丧失理智导致民不堪命,虽然民众和国家/社会损失惨重,独裁者也落得个最悲惨的下场。

    从中国政治反对派角度对以上模式进行解读:

    对以上模式,结合中国政治反对派面临的现实,我们可以做如下解读:第一和第二种模式是在社会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统治者审时度势相对主动的迈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步伐。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明智,从今日中国来说,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界和反对派阵营一般已经对此绝望。原因是体制性腐败使反淘汰机制支配着中共,任何个人或者健康力量的自上而下改革企图都会被腐败体系害怕清算乃至不愿失去任何贪渎机会而葬送,因而一切有价值的政改都会被腐败体系消解。当然,就我们稳健的反对派来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为此作百倍的努力,但如果统治者执迷不悟,其结果就只能是此路不通。

    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前者是我们必然寄予厚望的,后者是我们可以大力争取的。如果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的市民社会能和市场经济同步成长,民众开始有了强烈的民主愿望和要求,反对派又能有效的组织起来,那么,有组织的全民抗争令国家机器中的强力部门瘫痪,不再听命于当权者,就能迫使当局放弃专制权力。应该说,对今日中国来说,这是相对和平的转型的可能性最大的方式,是我们最应该致力的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

    第五种情况需要执政党里有重量级人物适当时挺身而出,所以,这种情况不取决于民间。

    由于中国现存制度是模仿苏联的,中国和苏联一样是世界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再加上今天已经出现了温家宝以一对八呼唤政改的先例,这样,在形势巨变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中共高层有人步叶利钦后尘的概率还是不小的。不过,既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与我们来说也就不是一个选项。

    第六第七种情况是统治者丧心病狂的结果,在那种局面中,以暴易暴成为唯一出路。从第六种情况说,由于以暴易暴发生在当局内部,在那之后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当局会推出比较容易为社会接受的人物和改革方案,因此,稳健的社会力量还能有所作为。由于爆炸性局面中变数极多,各种强力部门首脑都会对自己的利益乃至历史地位做全新的审视和抉择,一旦最高统治者作出错误判断下达无法执行的镇压命令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会太小。这种情况的出现,等于统治集团内部快刀斩乱麻的自我了断,也不是反对派可以决定的。

    在第七种模式下,统治者的暴虐导致内战,稳健反对派将边缘化。问题在于,无论打出个什么结果,国家元气大伤,黎民无端死伤,社会财富毁灭,独裁者不得善终,虽然会有人发国难财,会有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受害者是绝大多数,况且,就算由此结束了一党专政,能否最终的结束一切专制制度,能否尽快的恢复社会生活稳定,都还是在未知之数,至于民主的建立,就更要视时局的发展而定。

    不过,以上七种模式并没有穷尽中国下一步历史进程的全部可能!

    对中国来说,目前还有一个值得一照的镜子,那就是索马里。索马里不是民主转型的模式,而是失败国家的典型,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大有走向索马里的意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尽管中央政府因为经济成就和外汇存底空前而陶醉于"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成就"之中,其实国内形势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即便有善政也难以出宫门。今日中国,整个社会正气黯然,道德堕落,法制紊乱,黑社会势力极端猖獗,警匪勾结问题严重,中基层政府黑社会化,军队腐败登峰造极,军阀割据局面隐约可见。这样,一旦局面失控,不是走向民主化,而是天下大乱群雄竞起,人手一枪互不买账,黑帮逞凶军阀割据,各种无法想象的险恶形势都完全可能出现。所以,今日中国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民主化的问题,而且还必须警惕落入失败国家的行列!


第四届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颁奖仪式在纽约举行 秦永敏获殊荣(图)
2012-01-25
总部设在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24号举行"第四届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颁奖�式",本�获奖者为湖北异议人士秦永敏。08年获奖的郭飞雄妻子张青也出席仪式,代郭飞熊领奖。


 图片:(前排从左至右)宋书元、于大海、胡平、张青、遇罗文、王军涛(后排居中)(北京之春提供) 颁奖仪式由《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和主编胡平共同主持。

胡平介绍说,在70年代末的"民主墙时期"就与秦永敏有书信来往,互相邮寄自己办的刊物。秦永敏当时是武汉钢铁厂的工人,自己办了民间刊物《钟声》,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80年代初,被判刑8年。89年六四之后才出狱。因为起草《和平宪章》要求平反六四又被劳教两年。后因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被判刑12年。

"在过去29年间坐了22年的监狱。都自称是'坐牢王',坐的最长的。而且他特别硬。去年把他放出来,别人'剥权期'那就不准你讲话幺,也不准见记者,不准采访,他都干。正因为这么硬的骨头,当局也知道拿他没办法。吓也吓唬不住,再抓去又怎么样?对吧?他已经坐了20几年牢了。"

秦永敏认为,"剥夺政治权利"指的是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剥夺言论自由。


秦永敏关于荣获《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的答谢词

   本人能继杨建利、郭飞雄、冯正虎诸位先进之后获《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倍感荣幸。
   此事令我回想起和《北京之春》和胡平先生的最初往来。
   1978年底,我发起了武汉民主墙运动,1979年2月春节期间有人把《北京之春》张贴在我开辟的武汉民主墙上,由此我和《北京之春》建立联系后,通过《北京之春》编辑部和包括胡平先生当时主持的《沃土》在内的十余家北京民刊取得了联系,通过比较,立即认定《北京之春》才是这场民主运动的旗帜,而胡平先生当时的两篇文章《论言论自由》和《不可隔断的历史》则正是当时这场自由运动的代表作。

   转眼33年过去,中国每年都还有人因言获罪,甚至每天都有人因言受害,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回顾这一历史,怎么不叫人感慨万端?
   言论自由权,是一切人权的基础和保障,正是因为1581年尼德兰共和国法庭和(男子)私有财产权一并率先确立了言论自由权,欧洲的权利体系才稳步发展起来。同样地,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关于言论自由的法案,也正是由于言论自由有着最强有力的保障,美国才能成为世界的自由之都,为全人类高举着自由火炬。相反,正因为迄今为止言论自由权没有保障,迄今为止,中国的私有财产权也没有保障,其他一切基本人权更常常无从谈起。
   从我本人来说,几十年来都强调一点:人和其他动物不同,长了嘴巴并不是只有吃饭这一种功能,所以,"我说故我在",为了把自己和其它动物别开来,只要我还存在,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吃饭之外的功能――发表自由言论!所以任何时候,只要能够发声,我就必然要开口。
   当然,对普通民众来说,随心所欲的发表自由言论就是为社会国家争取自由,对民主人权活动人士来说,则必须发表负责任的言论,才可能承担起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这是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同仁的希望。
   总之,要争自由,必须从争言论自由始,而中国迄今是没有言论自由权的,虽然言论自由度在逐步扩大。
   这样,在荣获《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之际,我要说,对我来说,要真正无愧于"自由先锋"的称号,首先得为中国人民争得言论自由权,从这种意义上说,此次获奖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希望我能追随诸先进,共同完成在中国确立和欧美无异的言论自由权的光辉大业,从而为万世开太平!
    2011.12.14 11:30












更正和道歉

本人在为荣获自由先锋奖而写的《关于荣获《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的答谢词》中有云:"而胡平先生当时的两篇文章《论言论自由》和《不可隔断的历史》则正是当时这场自由运动的代表作。"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当时都是用的笔名,故发生了不应该有的张冠李戴,现经慎重核对原件,方知后文为陈子明先生所作,标题也略有误,应为《难以割断的历史》(载《北京之春》第4期(1979年4月),署名"亦鸣")
胡平、陈子明都是民主墙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俱为我的良师益友,在此特向二位表示诚挚的歉意!此事的发生殊为遗憾,实在对不起!顺便说一句,以此也可见通过回忆和口述整理出来的历史为什么常常会出现众口不一的舛错,知我罪我,评二位发落!
特为错将陈子明《难以割断的历史》一文误记为胡平的《不可隔断的历史》一事再次向陈子明胡平二位郑重道歉!
                                                            秦永敏
                                                                    2012.1.26

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李洪林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职业是所谓"理论工作者"。在当代
中国,被称作"理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其它人文学者和社会科
学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算是
"理论工作者"或"理论家"。

在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享有特权,是君临一切科学、裁判
各种是非的普遍真理。它直接为当局的政治服务,因此"理论工作"
便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但是同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因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所以便有特
殊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犯"政治错误"。这比"思想错误"严重得
多。"思想错误"只是"认识"问题;"政治错误"便是"立场问
题"了。我"参加革命"已经60多年,绝大部份时间是作理论工作。
这60多年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风靡一时到盛极而衰的时期,也是
人们对它从如饥似渴地学习到味同嚼蜡而普遍厌弃的时期。我的理论
活动的经历,就和这个过程交织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能讲出系统的道
理。它那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言词,和剥削压迫势不两立的态
度,特别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幸福社会的远景,对一切不满现实的
人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相信马
克思主义和向往共产党的原因。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相信马克思主义完
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的因素。只是共产党掌权以后,把马克思
主义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强迫人们必须接受和服从它的训条时,
事情就走到反面:作为一种理论,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正是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由盛而衰的真正原因,也是我由热爱到怀疑并且终于不
再迷信它的原因。


我怎样用理论为政治服务


我一到"解放区"就做理论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
宣传。那时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共产党就是
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大公无私的政党。作
为这个党的一分子,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并且
热爱自己的事业。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1959年春天。

这个时期,我是无条件地相信党,我的理论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
政策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从马、恩、列、斯、毛那里找出根据,证明
党的路线是正确的。1958年那种疯狂的"大跃进",我也是坐在办公
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1959年给《红
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
劲》。这个题目便已说明一切。1958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535万
吨升为1,070万吨),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
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
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弄得人困马乏并且开始
挨饿。在这种困境下,1959年中共中央又订出个1,800万吨的钢指
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胡乔木还叫我写出那样一
篇"鼓劲"的《红旗》社论。我在58年"大跃进"高潮中从未到下面
走走,哪里知道生产第一线的艰辛!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丝毫也未感
到有什么不对,而是兴致勃勃地在稿纸上把那"十分"、"十二分"
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虽然这篇文稿又经
胡乔木修改之后才作为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的社论发表出去为害全国,
但我毕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来都心中有愧。


反映真实情况,却犯了错误


作为理论工作者,为政治服务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我当
时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
一个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他们
都是毛的大秘书。这个单位虽然"级别"很高,但并不是中共中央的
职能部门,没有行政性的任务,也没有下级对口单位,只接办毛所交
代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任务。当时它编印一个只向毛和中央
反映情况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动态》,由我负责编辑。有一次中
央办公厅转来一个材料,是武汉华中工学院一个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
东的一封长信。此信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设
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
生的情况,并对毛略有微词。信写的很恳切,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
错误。

我因脱离实际,对外面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这封信所陈述的严重情
况,和公开报道的"大好形势"截然相反,所以引起我高度重视。我
觉得必须让毛和中央看到这封信。尤其毛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材
料他不会置之不理。于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动态》1959年第14期
(7月下半月)上。谁知那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思想界动态》送
到庐山,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
毛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
一期《动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到枪口上。

我因刊登张治水这封信,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
"向党进攻"。所以我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批
判。批判完就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了。


现实使我更加右倾


1960年和1961年,我分别在北京和河北的农村中度过。党把我"下
放",是为了改造我的右倾,不料我却被可怕的现实教育得更加右倾
了。我亲眼看到了农民怎样在人民公社的囚笼里痛苦地煎熬。这还不
说,1962年春天我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使我和党的政治路线
离得越发遥远了。

田家英是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命,到他们两人在湖南的老家做农村调
查的。我被分在宁乡调查组,去一个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老
家,其特点是饿死的人最多。尚未饿死的人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在死
亡线艰难地挣扎着。所有的农民,可以说都是家徒四壁。我们在一家
农民的锅里看到的"饭"是"米糠"煮青杏,所谓"米糠"乃是粉碎
了的稻谷壳,并不是碾米时的副产品米糠。他的小孩们围着桌子,仔
细找寻稻壳中偶然遗留下的谷粒,剥出一颗生米粒,连忙放在嘴里,
象含一粒糖果一样慢慢咀嚼。看了这些可怜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对我右倾的批判言犹在耳,但我
已顾不上这些指控,而是如实地把这种人间地狱的惨状都写出来了。
我认为,这是真正为政治服务,只有让党了解这种可怕的情况,才能
改变政策,得到人民的谅解。

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他也亲自看到的。
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田把调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兴,能让毛直接
看到这些第一手材料。

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
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说实话倒
是"犯错误",究竟怎样才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党的政治究竟
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猛烈批判"三风"("黑暗风",认为形势
不好;"单干风",认为人民公社搞糟了;"翻案风",认为反右倾
反错了),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
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让我明白了:党的政治是左比右好。


理论和政治的蜜月结束了


事实上自从中共建国以来,一直是左比右好。八届十中全会不过是
"三面红旗"失败之后,拒不认错,反而重申左的方针,决心更加坚
定沿着这条绝路走下去罢了。

我作为这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在下乡以前,从未接触实际,只在
办公室里,紧跟党的步伐,按照党的要求写这写那,因此"理论"和
"政治"完全一致,配合默契。可是一旦接触实际,"理论"和"政
治"的蜜月就结束了,从此就陷入彷徨的痛苦之中。

让我感到彷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从《共
产党宣言》问世起,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无不信奉一条天经地
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改造社会,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生
产资料公有制,因为私有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放
生产力。

然而我在农村做的两次调查,却无情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

1961年我在河北省新城县孙家漫撒大队,1962年我在湖南省宁乡县炭
子冲大队,都作了该大队从土改后到公社化以后历年的产量调查,可
惜这两份调查材料都已遗失,但是那结论当时把我们调查组惊得目瞪
口呆的景象,至今都历历在目,因为那历年产量表上清清楚楚告诉我
们: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
助组不如单干。但是这些调查并不是上边交办的任务,而只是我们私
下"业余"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也没有往上送。但它已从根本上动
摇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信念。

我实在没有能力为这种政治服务。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我把自己多
年的藏书,除了工具书和少许几部珍本线装书以外,包括马、恩、
列、斯的全集和选集,全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了。我对外宣布是
"洗手不干了",同时正式提出要求调动工作。至于想到什么地方什
么部门去作什么工作,根本也没想过,只求不再做理论工作了。结
果,"洗手不干"之说挨了批评,据说只有土匪强盗改邪归正,才称
为"洗手不干",怎能把党的理论工作和强盗相比呢?至于调动工
作,也不批准,还得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干下去。我虽然心情忧郁,但
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一点我还是牢记并且认真履行的。


《理论风云》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
回顾一生,"参加革命"逾60年,只有这短暂的几年,才不曾虚掷年
华,总算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然而这几年也是在风霜雨雪中度过
的。

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中共党史展览。不过在党
史上,我的作用却很有限,因为官方早已有了框架,况且党史和国史
的档案都深藏在中央档案馆倚山而建的钢筋水泥库房里,原子弹都炸
不开,中央委员都不能随便进去,普通人更无从问津了。在它解密之
前,谁能知道真相?

我的兼职是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那倒是个美差,因为它是一座平
步青云的天梯。但是能不能平步青云,要看你"党性"如何而定。我
的"党性"本来就不够格,况且后来又和胡乔木闹翻了,自然不是
"通天"的材料。而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写文章,自己
命题自己写,最惬意了。

那两、三年,是我写作最密集的时候,经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给我
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象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另一方面,这些
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中伤。

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第一辑是我的文集《理
论风云》,收录了这个期间我发表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和它的作者
早就受到最高层的"关注",所以此书刚一出版,就被陈云办公室从
三联书店要去五本。后来传出来的权威评语是:"没有理论,只有风
云"。

这句评语倒也中肯。这本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
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我把它说出来
罢了。而在当时,要想说出常识,就得突破禁区;说出常识以后,又
须防备暗箭。其所以只须防备暗箭,不必抵御明枪,是因为我的这些
文章发表之后,从来没有人公开和我论战,而都是背地里向上诬告。
不论突破禁区还是防备暗箭,都是一种战斗,它可以说是在当代中国
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风云际会中产生,又在"反对自由
化"的风雪交加中遭到禁锢,所以取名"理论风云"。这本书第一版
卖光了之后,三联书店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印刷了第二版,但是不久
就"奉命"收回,化为纸浆了。对于这种现代化的"焚书"(实际是
"煮书"),我曾有意循法律途径讨个公道,为此询问三联领导人:
封杀此书的命令来自何处?封杀的理由为何?均避而不答,使我打算
起诉都找不着被告人。然而我又不能把三联书店告上法庭,因为正是
由于三联的关爱,这本书才能面世,我怎恩将仇报呢?想当初三联敢
于在我落难之时出版此书,已属石破天惊,如今被迫收回,显然有难
言之隐。我不忍强人所难,只得作罢。将来总有一天,继"文革博物
馆"之后,会有一座新建的"愚民博物馆",专门展览文革之后中共
箝制思想封杀文化的政绩。它的展品中大概少不了《理论风云》。到
那时,查禁这本书的原委就不会成为"国家秘密",而能在博物馆的
"陈列说明"中大白于天下了。

被中共目为离经叛道的《理论风云》,可以说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
义,而且被我用来作为论据批判"左祸"的,有许多都是毛泽东和他
的"思想"。这也正是官方始终拿不出一篇象样的文章对它开展正面
批判的原因。如果用"左"和"右"来衡量的话,官方认为它太右,
而我现在却认为它有许多地方都太左了。比方说,那本书里所坚持的
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就是左的教条。现在连中共自己都
放弃了这个教条。其实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空想。它可以激起贫苦群
众造反,打破现存秩序,但是不可能建起一个新社会。马克思和恩格
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加上"科学"的标签,是没有根据的武断。
事实上凡是实行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不以失败告终。而《理
论风云》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仍然谨守马克思主义的窠臼,可见它没
有什么创见。

创见虽然没有,这本书倒有三点新鲜之处:一是把毛泽东还原为人,
直呼其名。二是介绍所选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所引发的明争暗斗。三是
选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写的两篇党气熏人的文章,以反省自己曾为毛的
路线涂脂抹粉并曾充当党棍蛮不讲理批判别人的劣迹。

按照中国传统,对人直呼其名为不敬,必须"避讳"。皇帝的名字尤
其神圣,被称为"圣讳"。这种传统到了当代中国,多少有点变化,
名字不必忌讳了,但身分的尊卑等级仍然照旧。毛泽东的名字只在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选集》这两个词组中以朴素的形式出现。
除此之外,再没有谁敢于直呼其名,而只能以"毛主席"或"主席"
称之。实在不得已时也必须加上"同志",以表尊敬。

1984年我编撰《理论风云》时,打破了这种陈规,书中提到毛的地
方,一律直呼其名。当然,对其他人也都一视同仁。为此,我在书的
首页特别印了一个"作者说明":"书中人名,除引文外,不再加
'同志'字样。"

我不知道此前在国内是否有人在公开出版物中对毛直呼其名。不过我
这是第一次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直呼其名的方式,把他还原成"人"。
直呼其名,只是破除迷信当中一个微小的步骤,还不曾涉及实质。
《理论风云》中有些文章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这应该是它遭
到查禁的真正原因。


提出"现代迷信"


1978年春,我写了一篇《科学和迷信》寄给《人民日报》,文章是批
毛的。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王若水主张发表,但当时的总编辑不赞
成,这篇文章就退给我了。正好,这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
《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复刊,找我约稿,我就把它改写成《破除迷
信,掌握科学》给了他们。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我把它叫
"现代迷信"。胡耀邦很欣赏这篇文章,要《中国青年》杂志作为
"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了。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很恼火,但又抓不住文章的辫子,所以就
找些别的理由,什么"没有突出华主席"呀,等等,把这一期《中国
青年》给查禁了。但这期杂志已经发行了很多,还有人把它拆开,一
页一页贴到"西单墙",所以"现代迷信"就成为流行词汇之一了。

这一期《中国青年》出版之后,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忽然有一个身材
矮小、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来找我。他是从云南来
的,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我看他的两只手腕。

天哪!他的两个手腕整整一圈没有完整的皮肤,因为在狱中长期戴着
收得很紧的手铐,勒得手腕子整个溃烂了!溃烂治好之后,皮肤再也
不能复生,就落下象手镯一样可怕的伤疤。说它象手镯,因为是环形
的,但那面积比手镯还大。

我摸着他那没有知觉的伤疤,问他为什么被折磨成这样。他告诉我:
是"现行反革命罪",因为他"攻击毛主席"。

我又问他,现在怎么又放出来呢?

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青年》复刊号,告诉我说,他的"罪行"和
《中国青年》上那篇"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一样。他在狱中读到这篇
文章,就据理申诉,他的罪名果然被推翻了,人也就放出来了。他一
放出来就到北京找《中国青年》杂志表示感谢,并要求见见文章作
者。杂志编辑部告诉他,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所以就找到历史博物馆
来了。

可惜我当时实在是太忙了,没能和他多谈谈心,他也还有别的事情,
又匆匆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他瘦弱的身体现在可健壮
些?

多么好的青年,居然被摧残成这样!


领袖和人民──谁应当忠于谁?


1943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是
中共正式建立党内独裁体制的开始。1949年中共打下"天下"之后,
毛泽东又正式登基 "坐"了"天下",成为全国人民的皇帝。和这
种专制皇权主义相适应,忠君的道德标准又借尸还魂,逐渐流行起
来。

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一个"5.18"讲话,就正式确立了这个标
准:谁要反对毛泽东,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于是一个
"忠于毛主席"的狂热一下子淹没了整个中国。评论一个人,首要的
优缺点是他是否"忠于毛主席"。随便一个什么举动或话语,只要被
认为"反对毛主席"便立刻成为"现行反革命",可以判刑直至死
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无辜者牺牲在这把屠刀之下。

1979年1月,理论工作务虚会给我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我在
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题目是《领袖和人民》,直言不讳地全面批
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以及当时正在时兴的对华国锋的个人迷信。
我着重批判了风行全国十几年的最高价值标准"忠于毛主席",并且
针对这个腐朽道德标准提出一个新的标准:"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
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这个发言当时通过会议《简报》发往
各省,在党内引起强烈共鸣。当时辽宁省委正在任仲夷主持下讨论张
志新是否平反的问题,双方争持不下。主张平反的人用务虚会的《简
报》做根据说:"李洪林这个发言,比张志新厉害多了。如果张志新
不能平反,那么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
新就必须平反。"当时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影响极大,威信很高,一时
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在这期简报的支持下,张志新案件果然
平反了。这是《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从辽宁组稿回来后告诉我的。


不敢忘记受难者的嘱托


打从1978年起,我就不断收到报刊编辑部转给我的读者来信。因为我
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频率较高,又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
来信的内容都是"左毒"受害者希望我帮他们伸冤的。我对这千里之
外伸过来的求救之手,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每一封信都寄来一颗受
难者期待的心,他们的遭遇使我感同身受。所以我把每一封信都附上
我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去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黑龙江一个人,
他1959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至今仍在狱中,家中只有
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请我
搭救。

我一边看他的信一边掉眼泪,因为我母亲此刻也正在病床上呻吟,等
待我下班回去看她。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和他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
委。一、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他来信告诉我,他已出狱回家,和
老母团聚了。狱方告诉他,是我的信使省委给他平反的。这使我得到
极大的安慰。

另一次使我得到更大喜悦的是我一封信促成200多个冤案受害人重见
天日。

《人民日报》在1980年把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
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下子传遍全国,结果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
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左毒"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我写
信,要求我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直接反对
的不过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转给我的。他
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场,没有通信自由,都是通过千辛万苦偷偷写下,
又通过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
时藏匿的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
寄托着他们多么殷切的希望!我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章和会议发言
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过去我虽然也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都是零
星寄到的,我也就零星转寄,如今这一大堆信件,都是已经定案并在
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显然不是我这种普通干部转一转申诉信就能
解决问题的。最后我有了主意;把信件集中起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
信。简要地介绍一下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即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
四人帮而仍在服刑。然后把那些申诉信附上,一起送去了。

这封信果真起了作用。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
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
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
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200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其实这事
的处理过程,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胡耀邦有
一次到宣传部来,才告诉了我,并且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
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我才知道那封信起了那
么大的作用,真觉得不虚此生。当然,这也幸亏是邓小平亲眼看到这
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指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结
果,所以才如此顺利地把那样多的人解救出来了。否则,凭我一介书
生,怎能有回天之力呢?


《读书无禁区》的故事


在《理论风云》中余音袅袅久而未衰的当推《读书无禁区》。直到去
年《读书》杂志撤换主编,人们还在谈论这篇文章。

1979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
《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
当作《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
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
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
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
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
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隙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
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
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
来也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
"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
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
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这是义正词
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文章激起
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自承担《读书无禁区》
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
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
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
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
偃旗息鼓了。

正因为《读书》杂志经过《读书无禁区》这场风浪,名气更大了,读
者更喜爱了,所以这个口号已经成为《读书》杂志的标帜。一回顾
《读书》,就要谈到这篇文章,所以有一次这个杂志多少周年纪念时
(我已忘记年份,好象是20周年》,中央电视台决定拍一个专题节
目,我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被编入这个节目,中央台到我家来见
过面,准备拍一些电视访谈。我倒是有自知之明:我这个著名的"自
由化分子","6.4"后蹲过铁窗的人物,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
电视台上露面吗?难道中国的政局真要解冻吗?

果然,对我的"电视访谈"最后泡汤了。结果电视播出的画面只有别
人在谈《读书无禁区》,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不能露面。那原因当然
是一露面就会危害国家安全。这也算是我那本《理论风云》中余音萦
绕最久的一则故事吧,前后经过了20多年!


追记:余音仍然未散


此段回忆写罢,偶然上网搜索一下"读书无禁区",看看这个词是否
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结果《百度》搜出13,000条,
"Google"搜出27,000条,第一条就是《水木清华》在2000年1月9日
《读书心得版.精华区》上贴出的《读书无禁区》原文。转贴者在原
文前面写道:"现在来读这篇20年前发表的宣言级文章,真是感慨良
多。"又在原文末尾写了一句读后感:"我把琴盖合上,此曲已成绝
唱。"

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我在上个世纪的一篇文章,至今仍有知
音实在出乎意外。那位从未谋面的读者"感慨良多",我这个作者回
想起自己坎坷的命运,尤其感慨良多。网上许多条目写的都是"犹记
《读书无禁区》",直到最近,仍然有人"犹记"。我不知道这篇文
章还能被人"犹记"多久,但仅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点滴来说,已使
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被人"犹记"
更加珍贵呢?


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胡耀邦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击溃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给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上扫清了道路。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但中共重视的意识形态,全会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所以经叶剑英提
议,另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来解决。"务虚"就是解决思想理论方
面的问题。

全会决定胡耀邦兼任宣传部长,以代替原来的张平化。所以组织理论
工作务虚会的任务就由胡耀邦直接负责了。

1979年1月中旬务虚会开幕。胡耀邦有个非常精彩的开幕词,他高度
赞扬了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理论工作者,号召大家"冲破一
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邓小平也指示会议"不要设禁区,不
要下禁令"。所以这个会开得空前活跃,从"碰不得"的文化大革命
到"伟大领袖"毛泽东和"英明领袖"华国锋,都在批评之列。从
"唯一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全都遭
到质疑。而且北京的务虚会"简报"和各省参加会议者的电话,天天
直通全国,立即引起各省领导层和理论界的回响。思想界这种盛况,
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

会议临近春节的时候就休会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休会期间,事情突然起了根本变化。我就是这个
变化的亲历者。


华与邓,两个闭幕词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规格很高,是中共中央召开的。开幕时是中共中央
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预定闭幕时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讲
话。

我被指定为华国锋起草讲话稿。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
找去面授机宜。胡耀邦讲了一个大要,胡乔木向我面授了一个详细的
提纲,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认真、细致。他们面授的讲话稿主题是继
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我记录了他们两人的谈话,利用开会间
隙抓紧写出初稿。因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定
稿,所以我赶在休会前就把稿子打印出来交上去了(这个主席讲话稿
的排印校样,现在我还保存着)。奇怪的是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
了。这种事情我当然不能去催,只能等待。

等到最后,事情发生变化了:华国锋不讲了,改由邓小平到务虚会去
作总结讲话。讲话稿原来指定我一个人起草,现在成立一个起草小
组,有中央党校的吴江、宋振庭,有国务院研究室的滕文生,还有
我。领导起草工作的当然还是胡乔木。

新的起草组组成之后,胡耀邦领着我们到邓小平住处面聆指示,这时
已是即将复会的前几天了。

我在1962年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时见过毛泽东。他在武昌东湖宾馆接
见了我们。他态度和蔼,谈笑风生,使人很难想像他就是那个自比秦
始皇的暴君。如今见到邓小平,和毛对比,他倒是表里如一,真是
"钢铁公司",严肃沉着,不苟言笑。胡耀邦在他面前都必恭必敬。
显然这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大概除了毛泽东能镇住他,中国再没有
第二个人了。

整个接见,除了宋振庭口若悬河抢着说了一通之外,大家基本上没有
张嘴,就是听邓小平一个人说。他讲的要旨,就是几天之后要在理论
工作务虚会上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很严厉地指责社会上的
"极端民主化",也批评了理论工作的"软弱"。这不但和胡耀邦与
胡乔木向我面授的讲话提纲完全是两回事,而且也和邓自己"不要设
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背道而驰。显然,事情真的起变化了,而
且变得这样利害,这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积案使务虚会遭殃


毛泽东27年的统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光把国民经济推到
崩溃的边缘,而且凭空制造了数不清的社会问题。在高压之下,这些
问题只是像弹簧一样被压下去了,然而积蓄的能量更大了。当"两个
凡是"被驳倒,特别是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被平
反,原来被诬陷为"反革命",现在成为名正言顺的革命运动,这就
极大地鼓舞了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于是多年被压抑的社会问题一下子
反弹起来了。所以三中全会之后,上访的、请愿的、闹事的,此伏彼
起,使各地党政领导应接不暇,纷纷向中央告急。上海和重庆说是党
委都无法办公了。刚好,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开会并与各地
互相呼应引起热烈反响的时候。于是,对思想解放和三中全会有抵触
的各类人等都把责任推到思想解放和发扬民主上,说"思想解放过了
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混乱"。有些地
方当局特别不满意"务虚会的秀才们乱说一气",等等。这种舆论显
然对务虚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华国锋之所以改变主意,取消务虚会上的讲话,显然是他自己主动取
消,不会是邓小平或什么人强迫的,因为他是党中央主席,当时尚未
失势。他之所以拒绝讲话,当然是表示对务虚会的不满,故意冷落,
至少是有意贬低这个会的规格:主席不来讲话,会议的等级就低了半
头。而且他这个举动还有另一层意义:主张"两个凡是"的他,在三
中全会上虽然作了检讨,但是未必服气,现在正好借这个机会把球踢
给邓小平,那潜台词是:"你不是支持思想解放吗?你来收拾这个局
面吧。"

根据当时所能看到的各种因素,上面那种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
邓小平为什么突然来个180席的大转弯。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身经百
战的铁腕人物邓小平,仅仅因为有人说些风言风语或施加一些压力就
能退让吗?社会的混乱,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在发作。至于那些
风言风语,1978年底三中全会之后就流行了。"三中全会右倾"、
"逆风千里"、"丢了纲和线"等等,这是文革余孽和党内保守派反
对三中全会的大合唱。他们珍惜的"纲"和"线"正是三中全会抛弃
了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刚刚在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难道他能被那种
反对声音吓退吗?这是当时我心里的一个谜团。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后来,直到1979年底,这个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是魏京生一张大字
报,在关键的时刻,对邓小平的左转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魏京生这张大字报就是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休会期间在西单民主墙上
贴出来针对邓小平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张大字报贴出
四天之后他被逮捕,关了很长时间,到10月间,被判15年重刑。

魏被判刑不久,有一天胡耀邦找我去他家研究一个讲话稿时,我顺便
问起魏京生被判重刑的问题,他才使我知道原委。原来胡耀邦根本就
反对抓人。但他告诉我,这事已无可挽回,因为是邓小平定的。邓小
平本来坚决支持"西单墙",还批评党内保守派取消"西单墙"的要
求,并告诫他们:可怕的不是"西单墙",而是"鸦雀无声"。但是
魏京生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彭真马上来找邓小平,用这张大字报说
服了邓小平,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其结果是:不但逮捕了魏京生,
而且取消了"西单墙"。

如果离开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看,魏京生这张大字报当然无可
非议。要民主,不要独裁,有什么错呢?如果这张大字报的矛头不是
指向邓小平,而是别的人,邓小平也未必动心。如果这张大字报没有
人送到邓小平面前,事情也就过去了。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在邓小
平正顶住沉重的压力,向继承毛泽东路线的华国锋(他是合法的党中
央主席)作斗争的时候,同一个战壕里的魏京生("西单墙"的民主
运动本是邓反毛的同盟军)却调转枪口向邓开起火来,这张大字报恰
恰从右边帮了左派的忙。这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这时已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休会期间的末尾,离复会只有一周的时间。
难怪这次邓小平的讲话稿根本没在起草组讨论过,更没有时间去征求
意见,只是由胡乔木按照邓的意旨写出一个稿子,就由邓小平拿到大
会上正式讲出去了,这就是那篇有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这个讲话的听众哪里只是务虚会的几百人?整个首都的头面人物
都出席了,坐满了人民大会堂!这分明是一次面向全党全国的政治动
员大会:现在又要"反右"了!中国人民刚刚从"两个凡是"下面解
放出来,立刻又被套上"四个凡是",直到现在它仍然套在中国人的
脖子上。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它的发展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总的趋势
是进步的,但路程又是曲折的。中国从1898年戊戌变法算起,为了从
专制转型为民主,到现在(2008年)已经走了100多年了,有时好象
前进了一点,有时又退了一大截。一九七九年初的中国,正是摆脱毛
泽东的路线,从独裁转向民主的大好时机。但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保
守力量很强大,双方正在拉锯。政治斗争很复杂,它是双方智慧、力
量和策略的较量。最激进、最痛快的口号和方法不一定最合时宜,而
且往往把事情弄糟。还有当事者的个人气质在政治上也有重要作用。
如果被大字报批评的是胡耀邦而不是邓小平,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
如果当时魏京生听从"西单墙" 其它人的劝说而不去攻击邓小平,
事情也会是另一个样子。偏偏魏京生要坚持己见,偏偏邓小平和毛泽
东一样,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于是看起来纯粹是偶然性的一张大字
报,就对历史发生了那样大的作用,实在令人惋惜。不但蓬蓬勃勃的
思想解放运动从高潮一下子陷入低谷,而且魏京生本人也仅仅因为行
使了一下言论自由,贴了一张反对独裁的大字报,就被重判15年监
禁,葬送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中国有一句用棋艺表述的格言很有哲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确实如此。下棋时,一念之差,或一时冲动,走错的虽只一步,输掉
的却是全盘。这种教训,是沉痛的。

不过,如果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来看,魏京生大字报这个事件
毕竟是历史长河水面上的浪花。这浪花的确是被一块偶然飞来的石子
所激起,但从更深的层次看,这偶然的浪花之所以溅得那样高,还是
汹涌的河流本身的力量所导致,也就是必然性在起决定作用。

其实邓小平这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稿,既未经中共中央讨
论,也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只是胡乔木把稿子弄好了,邓小
平以个人身分拿到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一讲,各省当权者无不闻风而
动,雷厉风行。他们早就不满三中全会,这一下有了"四项原则",
可以"纠正"三中全会的"右倾"了。于是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一场向三中全会路线反攻的高潮。有的省迅速召开电话会议,别的不
说,先把发给农民的自留地收归"集体"。这就说明,不管是什么偶
然因素促使邓小平向左转,他这个左转完全符合中共的根本利益,因
此才能受到各级领导骨干那样热烈的拥护,使全国形势急速左转。


说"三"道"四"


但是坚持三中全会方针的胡耀邦此时威望如日中天,胡绩伟主持的
《人民日报》也旗帜鲜明地反左。从五月起,《人民日报》在胡耀邦
的支持下连续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我的系列文章: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

这些文章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批驳了左倾回潮风,使各地
因坚持思想解放而受压的干部和群众重新抬起头来。因此《人民日
报》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赞扬这些文章,感谢《人民日报》在
他们严重受压的时候,发表这些文章扭转了他们那里的形势。但是文
革余孽和党内保守势力利用"四项原则"反对三中全会的斗争并没有
停止。"说三道四"依然在搅乱人们思想。于是我在胡耀邦支持下写
了一篇《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人民日
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和我的系列
文章一样,也是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重在反左。当时《人
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权威性还没有受到质疑,所以"说三道
四"的争论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种形势到1982年就有了重大变化,"四个凡是"终于占了上
风,并且在组织上得到落实。这一年邓力群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
并从邓小平那里领来"重新组织理论队伍"的旨意,对理论界开始进
行大清洗。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免职挂了起来,前后组织了五次
整个中宣部的大会对我进行批判之后,把我赶出北京了事。同时胡乔
木和邓力群又向《人民日报》开刀,逼迫社长胡绩伟"辞职",撤掉
了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还想把《人民日报》弄成中宣部的下
属单位,以便邓力群能直接操控,不料遭到报社工作人员的强烈反
抗,而且中央也不同意降低党中央机关报的规格,所以他们这个计划
没有实现。


后记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这副对联,是我从自己的理
论活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我做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现在既说不清"
理论"的定义,也说不清"政治"的定义。但我对理论和政治的关系
却有一点重要心得,这就是理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

不管理论的定义是什么,它应该是探求真理的。真理是客观规律的反
映,是稳定的,不会随着人的意向而变化。而政治则以人的立场和意
向为转移。政治总是和政权分不开的。随着掌权者的更替,政治风向
也就变了。即使掌权者没有换,他的意向变了,政治风向也要变化。
作为理论工作者,只能本着科学良知,执着于真理的追求,而不应
"为政治服务"。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谁也脱离不了的政治,理论也不是处在真空当
中。但是理论追求的是真理,而政治追求的是权力。在政治角斗场
上,是强者胜,而强者未必 "真善美",也可能是"假恶丑"。特
别在曲折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策略上常常需要兵不厌诈,纵横捭
阖,声东击西,变幻无常,理论怎能跟得上呢?即使能够跟上,这种
"理论"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因此,要处理好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唯一的办法是超脱于政治之外。
理论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应该把政治本身也作为一个
客体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不应当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例如《孙子兵
法》就把最为变化无常的战争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探求那纷纭复杂现
象背后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里,最不可取的是为现实的政治"量体裁衣",用理论给
当权的政治进行包装。这种做法,即使从执政者本身的利益来说,都
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了错误将失去纠正的机
会。

这样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
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用在理论工作上,就是"凭
良心,讲真话",而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理论研究不是设计政治方案。政治设计可以有步骤,有妥协,有过
渡。因为各个政治主体的立场不同,力量强弱也不同,彼此的诉求都
不相同,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十分不易,很难痛痛快快,常常是拖泥带
水。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讲理论就要抛开一切利害得失,剥
去所有外衣和偶然因素,把问题说透。讲理论只问真不真,不必考虑
谁看了会怎样,尤其不能考虑当权者看了会怎样。事实上你即使想打
动当权者,也是把问题说得越透,越有可能打动他的心。

上个世纪七、八○年代之交,我曾有短暂的时间活跃于理论界,这也
是我这一生中仅有的几年,此后即销声匿迹。虽然在闲暇时曾写了两
本书(一本自传,一本历史)在海外出版,但都没有任何影响。这是
因为那些书都是"向后看"而没有"向前看",所以远离万众瞩目的
现实焦点。其实我的写作即使紧叩当前政治风云,也不会有多大作
用,因为我的读者在国内,而我的著作已不能和国内的读者见面。

其实平心静气想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理论园地里耕耘的时
代已经过去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也总
能涌现出它所需要的人才。封锁资源,箝制思想,固然会扼杀人才,
但也会磨练出人才。在网上和书报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犀利的政治
评论,深刻的思想探讨,以及资料丰富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它们的
作者当中也有"宿儒",但更多的是后起之秀,这正是理论界的希望
之所在。

面对理论园地的新气象,我得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
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已经大大落后了。所以这些年已经不大写
什么东西。偶尔和友人相聚,除了翻翻陈年老账之外,也谈不出什么
新的见解。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有些新的想法,但是由
于功底不深,讲不出多少道理。去年座谈谢韬文章时随便说了几句,
不料被贴到网上,有的地方还不太准确。既然如此,索性结合个人理
论活动的经历,把那些粗浅的想法写出来,算是对自己的"思想史"
作个反省吧。

〔原载《往事》第71期。转载自《五柳村》2008-08-28

中国民主党网络阵线公告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opyright(C)中国民主党网络阵线 CDP.ORG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