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博讯
博讯编者按：中国唱红歌现象逐渐引起外媒的关注，很多知识分子对此忧心，担心中国回到文革、毛时代。重庆党校苏伟教授与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歌”、“打黑”一文在大陆凯迪上转发后，有数百评论，博讯编辑注意到，绝大多数是批判苏伟的，言语非常尖锐。博讯日前发布的武昌规模宏大的红歌比赛现场，演员多于演员。这说明，红歌不得人心，多数国民对毛时代并不认可。博讯摘录部分留言如下：
浩冰：只有向苏教授学习，才能得到重用、提拔，得到特殊津贴。因为他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所以他必须忠诚这个职业。至于他私下里自己相信与否于此无关。
溜溜草：其实它们自己也知道，唱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的丑恶找块遮羞布。
燕赵豪杰：我靠，信口雌黄的勇气也忒大了点吧？有毛老汉的遗风！
天朝战士：重庆癌症晚期患者靠唱红歌挺过化疗 !
不能多说：嘿嘿，吾心里什么都清楚，吾不言。别怨我，有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的环境吗？
六维：这位苏伟教授不过是一个三流货色，甚至连三流都够不上，如果这样的人充当重庆的高参、智囊的话，重庆怕是要倒大霉了。薄书记恐怕要遭大罪了。
这位苏教授把吃饭、喝酒当作普世价值来比较人们通常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社会普世价值不是他不懂人类社会普世价值就是强行偷换概念把只适用于动物世界的吃饭（在这里人吃饭和动物吃食是一个概念只是为了维持延续动物的生命而将植物能和动物能转换成生物能的一种行为）偷换成人类社会概年。人类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就是人类是有语言和思维的，也就是人类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所以人类发展到今天的人类社会有他自己的独特的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比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人的尊严等等。这些价值显然是完全不同于仅仅适用于动物世界的普世价值比如吃饭、吃食的。喝酒虽然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但并不是社会的普世价值。相当多的人不喝酒或很少喝酒也同样度过一生。
这位苏教授拿吃饭喝酒比喻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显然他不是不懂就是装懂。而在法国记者面前胡诌八扯，卖弄风骚实在是这位三流教授在欺侮外国人不懂中文，也是一派党棍作风强词夺理。连重庆的检察院方面都觉得构陷李庄案一季理亏而在二季时来个撤诉了事。但这位苏教授却蛮横无理的再次不点名污蔑摸黑李庄，如果你理直气壮为何不直接点李庄的大名。
也难为这位苏教授一开始就为唱红打黑站台，本就作教授都可能无以为继了所以才做了个党校教授，不死撑着恐怕连党校的教授都作不成要下岗失业另谋生路了。但是我劝苏教授，为了不误人子弟，还是趁早改行吧。
有关该苏伟教授的其他荒谬之处，留给其他网友指出，本人实在是没有时间。
凯蒂之眼: :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一直在高调回避
xianyun5407:我曾经很喜欢红歌，但是，现在我不唱红。我还知道，有很多老党员也不唱红，因为我们知道，唱红没有用。 一个癌症病人，最好的办法是听医生的话，找到对症治病的方法，一味地提倡精神胜利法的结果只能是像阿Q一样地死去。
lyjjhr:郭沫若虽然也是主人的一条有文化的“好狗”，可主人的家丁还是把他的两个儿子像狗崽一样给弄死了。“好狗”们对此有何感想啊？当人好还是当狗好啊？
李南海:这个，哈哈哈，真是完全泯灭了良知满口瞎话的婊子啊
thinkman:500年前就有人精辟地指出：专制统治必须靠暴力和谎言这两个支柱来支撑，这个人就是被誉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亚维里。
蓝田四舍:[当然，也有少数真”左“的人，对重庆”唱红“热烈欢呼，把重庆的作法”说成了左“，这也给一些厌烦”左“的人造成误解，以为重庆”唱红“是在”向左转“。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那些人实际上在给重庆”帮倒忙“。]苏教授这话是说给乌有之乡那帮神经病听的！
顿河春田:说假话不脸红的狗东西。
thinkman: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时代，这个时代荒诞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励革命；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建党。
赵行:呵呵，教授成叫兽了
黑夜猫眼:把红歌送到精神病院吧，保证管用！
陈焕生上城:希特勒说，报纸宣传可以让身处地狱中的民众以为是在天堂。
马克义:看了苏伟这样的谈话，老夫放心了。 因为，不怕流氓坏，就怕流氓还有才。 哈哈，重庆党校的教授（应该是得力的教授吧）也就这个水平，或者说，左派的理论领军人物也就只是这个水平，那就没有太多的忧虑了。
hnxfz:人们并没有妖魔化毛，是他极左伤害了不少中国人，是他造成不只有多少人不正常死亡 流离失所的惨剧
晶鹰:猫粉们动不动就说，你们毛粉们拥毛难道想回到毛时代吗？其实这种提问是个伪命题！历史从来不会静止，用现在社会所有阶层衣食不缺不少人有车有房的标准衡量三十年前，当然会认为三十年前的百姓生活不如现在。可是楼主应该把自己的脑袋瓜稍稍开一点窍，就应该清楚，三十年前的百姓同样会用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去衡量他们的三十年前，比起六十年前普通百姓的饥寒交迫，三十年前百姓的基本温饱仍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巨大进步。 毛时代是一个概念，毛思想又是一个概念，毛本人又是另外一个概念。猫粉们常常玩偷换概念的活，混淆视听！可以这么说：毛时代相比之前的社会是个大大优越的时代；毛思想是人类最深邃的思想，它的精髓永不过时！毛本人肉躯一付，是人都不是完人，有什么失当处也当理解。
日出江花:老夫忍不住骂一声：苏伟，你记住：报应，会有的！
拿“唱红歌”当挡箭牌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
2010年4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5日上午对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益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益曾经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官员，在东窗事发之前，他曾“自学成才”，谱成一首巨型的红色颂歌《神州颂》，敬献给他每分每秒都在贪婪啃噬中的祖国。
2007年至2008年间，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全国各地多次巡演《神州颂》，火遍大江南北。王益为啥要用《神州颂》大肆作红曲唱红歌呢？有分析认为可以一举多得。第一歌颂祖国名正言顺，别人说王行长真是对祖国满怀深情啊，其实他是大挖祖国墙角的硕鼠。第二他可以请其他官员来，通过这种方式拉关系，对他产生更深的印象。第三他可以借机洗钱，有捉刀代笔的作品，他可以捞到大量人民币。第四他可以借此结识更多的漂亮名女人，社会上早就知道那几个装做清纯的很有名的女主持曾经被他包过，那的确是真的。只要王益看上并愿意与他有染，会得到一个妓女付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天文数字的金钱。
拿“唱红歌”当挡箭牌的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张春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与薄熙来是老相识了，在大连
2009年12月26日，正值毛主席生日，中国“红段子”第一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
张春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移动坚决围剿黄色短信不赚黑心钱，将红段子进行到底。向不良信息宣战,向垃圾短信说不,让短信文化阵地永远属于红段子。在他的号召下，一会儿是重庆第二届红色短信创作大赛，一会儿是“红动新河南”短信文化传播活动，一会儿又是红色陕西短信活动。
张春江为什么那么红，那还用说，拿唱红歌和红段子当挡箭牌呗。
拿“唱红歌”当挡箭牌的重庆移动总经理沈长富：
重庆移动老总沈长富
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移动老总沈长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重庆传箴言上亿条，参加人数达几百万人次，其中，有1400多万条是市民原创的红色短信。
沈长富说，传箴言已在重庆形成了浓厚氛围。这些红色短信内容丰富，民间的、历史的、现实的都有，发送短信成了朋友间交流的话题。沈长富认为，规范网络管理，有必要在所有环节都织起一张“罗网”，将所有隐藏着不良行为的非法信息都过滤在外，保护网民的安全。
2010年10月22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因涉及巨额经济问题，于北京被有关部门带走。消息人士透露，沈长富涉案金额超过千万。曾有人试图让种红树和唱红歌搭帮种植推广全红杨，不料传来沈长富的消息后，他们才知有多单纯，唱红歌居然也能让中国贪官当幌子。
拿“唱红歌”当挡箭牌的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
四川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华
“一条路，历经千辛万苦，跨越千山万水，铸就伟大的长征精神。一组歌，唱进千村万寨，传遍千家万户，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一杆旗，辉映千城万乡，照耀千秋万代，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这铿锵的誓言，既表达了《长征组歌》剧组全体演职员的炽热心声，也抒发了“中国移动”全体员工的赤诚情怀。由中国四川移动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型公益演出”让李华红得发紫。
2010年6月25日，四川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华因个人经济问题，被带走调查。此时，本博秦全耀才知唱红歌有时如同京剧清唱：唱红可以假腥腥，遮遮丑，化化妆，拿他当挡箭牌，掩盖敌情
hxh007102037:請深呼吸後穿上大棉襖，欣賞大詩人郭沫若的詩《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外六首）
《我向你高呼万岁》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你和列宁一样永远地不朽了！
《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天安门上红旗扬，
毛主席画像挂墙上，
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寿无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宇宙充盈歌颂声》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本诗是郭沫若同志写于打到四人帮之前）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本诗是郭沫若同志写于打到四人帮之后）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党中央
马克义:转至第15楼第 15 楼 huduhepan 2011/6/22 21:13:53 的原帖：说心里话，苏伟这番对答是非常有水平的，没有回避敏感问题。虽然我从内心深处不赞同他吹捧毛贼东的一些说法，但他的很多看法我还是赞成的。那你就很危险了。因为他说那些话，他自己都不相信。哈哈，但你却认为非常有水平。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确实有水平，因为，不合逻辑，强词夺理，确实有水平。
哈哈，因为不能自由言论，没有人能够驳他的。老夫也不想惹什么麻烦，不会去评论他这个东西，并且，他说的那些东西，即使在党内，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不由他说一顿。
他的东西，如果在自由言论条件下，有人与他对手辩论，几堂下来，还有多少东西。
瞎整顿重庆百姓怨声载道
重庆近年来大力“整顿”，电视、公车大唱红歌；增设多处的治安亭，电子监控器明的暗的都处都是；启用街道、居委会家访；为打造“五个重庆”大拆大建，物价飞扬，百姓怨声载道，大家心都沉甸甸的。
媒体报导重庆万州将投资10亿打造“瀑布群”，舆论普遍认为这个人工瀑布是破坏环境、浪费公帑的“政绩工程”。***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一位重庆市民梅女士，她说这个新闻倒没听说过，但是她相信有这么回事。她进一步说明，以目前重庆的形式看来，她认为是一种政治手段，也就是为他自己重回高层，争取地盘，为仕途铺路。不过却搞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民怨沸腾。
重庆大唱“红歌”
梅女士对记者表示，现在重庆的客车、公共汽车，都装着移动电视，天天都播放着“红歌”，坐车时不听都不行；网友anwei1012说：“有时候我真的想拿把锤子把公车上那些移动电视砸了！完全在强奸我们的眼睛耳朵！”
今年1月3日起，重庆卫视晚间黄金时段不再播出电视剧，而是以红色文化节目来代替，网上骂批讽声一片。有人说，搞“唱红打黑”运动，是在捞取政治资本。一位网友说，在物价飞涨的时代，新一轮的洗脑，历史的倒退，希特勒说，报纸宣传可以让身处地狱中的民众以为是在天堂。
有评论指，搞“红色文化”是开历史的倒车。大玩“红色文化”是为了彰显政治立场，大有政治深意。因为只有高举红色江山代言人的大旗，才能获得党内元老们的鼎力支持。
到处拆房 弄的人心惶惶
目前重庆到处都是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看板广告。为了政绩，大街小巷都在拆房子，不仅拆破旧房子，有些房子很好很新的也拆，她说：“我听到老百姓很多都在骂，物价也涨得很高，有些东西比北京还贵，就是说把人逼得没有活路。”大渡口区的阳光花园社区，有人为抗议拆迁，在房子上写了大横幅“拆旧房拆危房，我们支持；如果拆新房好房，誓死不搬”，还插着很多横幅。
渝中区的张先生对记者说，他经常看到住家附近有人来拉线、测量，很可能他的房子也面临被拆迁，现在弄的人心惶惶。他说开发商实际上就是政府派来的，官商勾结，其他人谁有这么大的权利拆人家房子。多数的老百姓对拆房都是怨声载道的。
梅女士很为家乡难过，现在拆迁比以前更过份、更恶劣。好多地方不该拆的都拆了，就是连马路也是大拆大建。梅女士对***记者透露，有一位失地农民，夫妻俩为了生活拉三轮车糊口，在拉车时俩人聊天，据车夫说，人行道的地板砖，本来就铺的很好了，政府过个十天、半个月或两三个月又把它挖开，又换一种新的，反正就这么折腾、浪费钱，老百姓都很厌烦。
居委一年两次家访 监控器到处都有
重庆的居委会、警察，比以前更积极一些，对老百姓看得很严。重庆本身是山城的地区，有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现在增设所谓的“治安亭”，百姓们都称它是“匪警点”。里面有两三个警察，也有电脑等一些设备，又重点启用街道、居委会家访，一年两次家访，说的好听是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搞“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利用居委会等，作为监控老百姓的工具，特别是对老访民监视居住，不让上京。街上还有戴红袖章的人来回巡逻。
重庆的大街小巷都设置了监控器电子眼。明的暗的都处都有，只要有老百姓呆的地方就有监控器。公园、公车、甚至人民大学的教室都装监控器，讲台1个，教室后面1个，一间教室2个。另外手机也采实名制，给人的感觉就是想把人民的一举一动都看着。
大量征召警察
梅女士又说，现在重庆还多了一些巡警，民间有一个说法，利用交通巡警管治安，据她分析，现在警察们忙不过来是必然的，因为所有的监控器都由派出所在管。最近电视、电台、及平面媒体报导，重庆今年上半年要招考三千多名警察，下半年还要招考。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加大“匪警”的力量来控制老百姓。不同以往的是，今年招考的年龄放宽了，18岁到40岁就可以。
她还提到移动电视报导利比亚的百姓反对并且抗议联军对卡扎菲政权开火，天天都大播特播，她觉得和网上说的不一样。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也是每天都在报导利比亚老百姓都反对，很明显是在造谣挑拨，耍流氓无赖。电视上演的电视剧也都是延安除奸、江南除奸、骂国民党的假戏，每天播放是用媒体毒害人。
物价粮价飞涨
对重庆的物价粮价大涨，梅女士直叹息，她说排骨以前是7、8元一斤，现在要14、15元；蔬菜以前只要几毛钱一斤，白菜、高丽菜现在一般2元就算是低价了，土豆(马铃薯)好一点的一斤2.5元，老姜、大蒜5、6元，绿豆从4元，涨到现在的8元，花生从3.5元涨到现在的5.5元，有些地方高达6.5元。大米也涨价，甚至有的物价还高过北京，她感叹道：“总之，大小商品都涨。”
她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随时面临失去住房的危机，在重庆买房很艰难，大家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马克义:苏伟：“唱红”，是 “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的简称，是重庆从2008年开始兴起的大规模群众性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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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说“执政党”吧，有什么权力决定普通公民唱什么歌？
南乌牛:什么叫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这就是绝妙的解释！
扫荡猫左: ---1961-1962年期间修建的韶山滴水洞，耗费了几千万民脂民膏；当时老百姓生活特别艰难。文革期间，老百姓特别是占全国人口88%以上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如同乞丐，但仍然耗费亿万国家财富生产搞个人崇拜的像章、红宝书等！包括反右、大跃进、文革，饿死、整死几千万中国同胞。这种货色，不应该受到共和国法律审判，天道何在？公理何在？拥护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坚决反击毛左！
N次注册: 惊叹苏 谎言满口不脸红呀
5.1休闲周:重庆癌症晚期患者靠唱红歌挺过化疗
我对红歌的感情不如狗
前不久应网友之邀，小聚于某茶舍。闲聊间谈及当前大唱红歌，七嘴八舌，褒贬不一，唯我静坐一旁，片言未发，只顾低头品茗。
热议稍歇间，在座某年轻网友向我发话，要我这个“资深前辈”也谈谈对红歌的看法。余皆随声附和。 我淡然一笑后答曰：“说来惭愧，不提也罢，免得各位讥笑。”
听我如此说，众人连问何故？
一看大家都想知道，我只得据实相告：“我之所以自称惭愧，主要指自己在对待红歌的感情这点上，几十年来一直连狗都不如。”
为防众人误以为我故作惊人之语，赶忙又补充了一下：这可不是我信口编造，而是确有其事，并且在我档案中有详细记载。
话音刚落，众人一齐大声催了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快给我们说说。”看来，我那句“连狗都不如”撩起了诸位的好奇心。
于是，我对在座者讲了下面这段绝对真实的往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南京一个农场上班。每到下班时广播站就开始广播，播音员在开口之前，通常要播放一段开始曲。“文革”前这开始曲大都是“喜洋洋”、“花好月圆”之类的轻音乐，“文革”爆发后，属于“封资修”范围的轻音乐当然不能再用，于是广播开始曲改成了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按当时不成文规则，天字第一号红歌是《东方红》，它基本上已取代了国歌，主要用于肃穆庄重场合，平时不宜滥用。天字第二号当数《大海航行靠舵手》，它属于典型的广谱型红歌，适用性极广，上自公家宣传鼓动、誓师动员、欢庆胜利、批判斗争、逮捕判刑、公判杀人，下至百姓人家婚丧嫁娶、杀猪宰羊、死人出殡、盖屋上梁 ，总之，不论任何公私活动，都离不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红歌。凡从“文革”过来的中国人，没听过牛叫、马叫、猪叫、狗叫者不乏其例，而没听过《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我敢保证绝无一人！
用这首脍炙人口的红歌作为广播开始曲，显然再也合适不过，我们农场广播站一用就是几年。
我们农场那时的主业是果木种植，一到夏秋水果收获季节时，总有很多周围公社的贫下中农来偷水果【注：在农村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偷东西，地主富农则绝对不敢如此胆大妄为】，每年农场要蒙受不少损失。为此，从水果成熟开始，农场就得安排专人看守。由于果树漫山遍野都是，单靠人力根本无法顾及，因此各生产队都养了不少狗来协助保卫革命果实。偷水果的贫下中农尽管贼胆包天，来去健步如飞，可一旦被狗发现，却很少能成功地扛着战利品全身而退。
狗虽养了不少，但农场各生产队却苦于没有足够的狗粮喂养，于是狗狗们只好到处自寻门路觅食，其最感兴趣的去处是食堂。那时我们厂部中心食堂有三四百人就餐，每頓的残羹剩饭不在少数，这丰厚的食物资源就引来了大量的狗。在我记忆中，我们吃饭时每人脚旁都有1～2条狗坐在地上伸长舌头馋巴巴地等待施舍。我是“三年灾害”的过来人，深知饥饿的滋味，同为哺乳动物，人怕捱饿，狗也亦然，尽管我每顿饭票都得精打细算，但最后总会留两口让狗分享。时间一长，狗们对我的感情就非同一般，平时遇见它们，老远就会摇着尾巴近前亲热一番。那时由于我的政治身份特殊，周围大多数革命群众都对我敬而远之，唯独狗狗们不避政治嫌疑，始终同我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如今我到古稀之年之所以仍然爱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从不计较“讲政治”。
狗是灵性很高的动物，它们很快察觉到一条规律，食堂虽是觅食首选之处，但不是任何时候去了都有东西可吃，只有当广播喇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时，人们才会去食堂，而人去了食堂，它们才能吃到东西，于是聪明的狗狗们据此就得出了一个逻辑推论———只要广播喇叭中《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响，那就意味着享受美味佳肴的时刻到了。
这样一来，我们农场就有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每当下班时广播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红歌一响，狗就发了疯似地从四面八方向食堂狂奔，人还未到，食堂门前早已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大狗小狗。再到后来，即便不在开饭时间，只要广播喇叭一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上述情况照样发生。显然，《大海航行靠舵手》对狗狗们的召唤力，已经远远超过我这种凡夫俗子。
随着“文革”步步深入，人遭折腾不必说了，狗狗们也跟着受了不少罪。
1967年之后，农场三天两头大会不断，有时甚至一天要开几次，由于各生产队相隔很远，会议通知只能通过广播传达，而广播一开就得按老规矩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狗狗们也就会按老习惯向食堂跑，这一来可就害苦这些狗了。可怜的狗狗们虽然不失为聪明动物，但是大脑毕竟还没进化到人类水平，不象人类上一次当就会学一次乖，尽管一次又一次扑空，但它们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热情始终丝毫未减。
后来上面又要求“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即不论何时只要北京传来最高指示，必须立即传达到每家每户，哪怕深更半夜同样如此，决不得拖到次日天明。（当时有两句诗叫做“红色电波传万家，革命群众乐哈哈”）为了确保不能误事，革委会有专人24小时守在收音机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有最新最高指示播出，马上就得打开广播传达。每当深更半夜《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响，表明最高指示已到，不用说各处的狗也随之连夜积极行动起来。
有天深夜我因为拉肚子正蹲在茅屋旁桃林里方便，忽然间广播响了起来，一阵《大海航行靠舵手》过后，喇叭里传出了中央台新闻广播员的声音，仔细一听，是伟大领袖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刚听第二遍重播时，只见桃园边小路上疾速地闪过一条又一条黑影，借着月光细看，少说有六七十条大狗小狗咻咻的喘着气朝着食堂狂奔，那份狂热，那份激情，那份兴奋，当即令我瞧的目瞪口呆。
出于好奇，我想看看这些狗老远奔到食堂空欢喜一场后有些什么反应。待我“吐故”完毕揩完屁股系好裤子，特地去食堂转了一圈。只见黑压压一大群狗正在食堂周围转来转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中竟然有不少象听报告似地围坐在安着喇叭的电线杆旁，那神态俨然是在静心聆听最高指示，另外还有几只一边喉咙里嗷嗷地低鸣，一边摇头摆尾有规律的晃动着身体，那姿态同“早请示”“晚汇报”时跳“忠字舞”的舞姿几无二致……。
说到这里，就提到我“不如狗”的由来了—— --------------
当我将这次夜探食堂的奇观当成趣闻说与他人听后，没多久我出事了。人一倒霉麻烦也就接踵而至，有人将此揭发了出来，一口咬定我借狗说事，变相地恶毒攻击毛X X思想、丑化贫下中农、污蔑红歌。
某次批斗大会上，一位革命干部在揭发批判我这段罪行后，大义凛然地指着我的鼻尖，痛斥我对红歌的感情连狗都不如，随之台下此伏彼起地响起了一阵“打倒狗都不如的反革命分子方XX！”口号，群情激荡，声势浩大。
从那刻起，我对红歌感情不如狗的结论，正式进入了我的历史。
当然，这点破事在我身上充其量只能属于“变相攻击”、“含沙射影”、“讽刺挖苦”、“冷嘲热讽”之类的二、三流罪行，同我那些“矛头直指”的顶级罪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因如此，后来只字未写进我的判决书。到了1979年9月平反时，这段“狗都不如”的罪状也就未获“平反”。
如今，狗作为宠物的望族，早已进入千家万户（连吃低保的往往都养只哈叭狗穷开心），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年对红歌那么热情的狗狗们，想必早就绝迹人间了，大约是出于一种感情的惯性，至今我对它们仍然怀有一份“自叹弗如”的感叹，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则把自己的“说来惭愧”坚持到了今天。
苏伟：与三批法国记者谈重庆“唱红”、“打黑”
最近，法新社北京分社记者玛丽娜、博思天（2011年6月1日），法国《费加罗报》首席记者海风（6月17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驻京记者拉嘉德、《世界报》驻华记者布里斯（6月18日）等，分别就重庆发展、尤其是“唱红”、“打黑”问题采访了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苏伟将重点问答内容集中整理如下，供参考，请批评。
问题集锦：
--什么是“唱红”？
--重庆为什么要“唱红”？
--重庆的“唱红”与“打黑”是什么关系？
--有北京教授认为重庆“打黑”没有依法办事，是中国法制退步，你怎么看？
--重庆“唱红”是在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
--重庆“唱红”是“左”倾吗？
--怎样看待重庆“唱红”倡导者的个人动机？
正文
--记者：什么是“唱红”？
苏伟：“唱红”，是 “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的简称，是重庆从2008年开始兴起的大规模群众性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唱红歌，重庆第一批推荐了45首红歌。你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今年90岁了，正好3个阶段、3个30年。第一个30年、革命阶段的红歌，重庆选了17首，包括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包括我们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战歌，如《游击队歌》、《保卫黄河》、《太行山上》、《抗大校歌》等，也包括歌颂领导中国得到了独立、解放和民主的共产党的歌曲，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方红》，还包括歌颂我们重庆的红岩英烈的歌曲--《红梅赞》。
第二个30年、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红歌，重庆选了10首，包括《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学习雷锋好榜样》、《让我们荡起双桨》和被誉为“第二国歌”的《歌唱祖国》等。
第三个30年、改革开放以后阶段的红歌，重庆选了18首，包括歌颂祖国的《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包括歌颂改革开放的《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也包括歌颂人民群众生活和爱情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说句心里话》、《十五的月亮》等，还包括热爱家乡、热爱和平的歌曲，如《大海啊故乡》、《长江之歌》和《难忘今宵》、《同一首歌》等。
记者：第二个30年的歌为什么比较少？
苏伟：期间有中国共产党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10年，那些调子“左”的歌不是“红歌”，而是“紫歌”--红得发紫的歌，重庆都拒之门外了。
唱红歌，要求党员、干部带头，但主要是动员广大群众来唱。
读经典，则主要是要求党员、干部和学生、知识分子，来读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典。重庆从2008年12起，每月出一辑“口袋书”，叫《读点经典》，主要是诗词佳作、散文精粹，两小时就能看完。我随手翻开第3辑，你们看目录，既有中国孔子、孟子的语录，又有马列主义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语录；既有邹忌讲“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讽齐王纳谏》，有诸葛亮讲“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诫子书》，也有美国老总统林肯讲“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等等。
讲故事，可以说是重庆“因循不守旧”的一个表现：因循，就是尊重重庆城镇老百姓喜欢坐茶馆、听说书，农村老百姓喜欢“坐院坝、摆龙门阵”，就是讲故事的老传统；不守旧，就是不再讲“老演义”，而是讲“新故事”。重庆广泛发动群众，自己来把中外革命的传奇、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传奇、中外道德模范的传奇、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传奇、中外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等的传奇、乃至天文地理人文等等的传奇，等等等等，都编成故事，来讲给群众听。
传箴言，就是用现代传播手段--手机短信--来传播经典格言。我们重庆人、四川人很幽默，喜欢说、喜欢听有弦外之音的“格言”，例如邓小平就爱讲“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等。在“传箴言”活动的启动仪式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发送了第一条箴言：“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这条“红色短信”，被重庆人民、全中国人民不断转发，早已超过1600万次（法国记者咋舌问“多少次”？苏回答：相当于四分之一的法国人次）。
--记者：重庆为什么要“唱红”？
苏伟：中共中央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要求“唱响祖国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这是广义的“唱红”，全中国一直都在“常规”地唱。而狭义的“唱红”，即大规模的群众性“唱读讲传”，却是重庆的创造。说来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2008年的“六一”儿童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到重庆巴蜀小学慰问学生，看了孩子们的文艺演出后问大家：会不会唱国歌、会不会唱《歌唱祖国》？同学们摇头答“不会”。这是个大问题啊！如果你们法国的孩子们不会唱《马赛曲》，你们的领导人会怎么想？
记者：我们的总统萨科齐发现有的球员在奏国歌的时候不会唱，也着急，要求要唱。但老百姓确实也很少唱《马赛曲》了。
苏伟：你们法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可以轻歌曼舞了。而中国正在“爬坡上坎”，攀登现代化的高峰，需要的是鼓劲“加油”的精神食粮。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朝，开国之初唱的是冲锋陷阵的《秦王破阵乐》，几代以后唱的是靡靡之音《霓裳羽衣曲》，结果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昔日繁华的城市长满了衰草。中国革命后也有几代人了，尤其是现在中国娇生惯养的独生孩子们，能不能担当起中国在2049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担，就看怎么教育，包括给他们听什么样的歌曲了。所以薄熙来当时就对对陪同领导讲：一个民族要强盛，培养年轻人昂扬、健康的精气神很重要。孩子们光念书还不行，最后可能学成个书呆子；哼唱些软绵绵的曲子，也难有奋发求学的精气神。他要求每个孩子至少会唱10首催人奋进的歌曲。红歌就这样从小学生中唱起来了。之后，又从孩子们扩大到全重庆的老百姓，市里发布了《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要求各个单位都要组织群众唱红歌，报纸要刊载红歌，电视台和电台要播放红歌，还组织“教歌小分队”，教群众唱红歌。而红歌都是历史积淀下来、经久不衰的优秀歌曲，群众是越唱越会越想唱，就唱开了。
你看，从一个“儿童节”的小插曲，变成了红歌大合唱，是不是应了一句经典名言：“必然性以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呢？
记者：原来“唱红”是唱红歌开头的。
苏伟：对。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也可以说是唱红歌的“锦上添花”，有着相似的原因，都反映着“偶然”背后的“必然”。这个“必然”，就是要解决一首历史谜题，一道你们西方人解了300年，我们中国人也解了30年，但都还没有解透的谜题--怎样使“鱼与熊掌”兼得，就是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又要道德高尚？这就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亚当·斯密留下的“斯密之谜”。这一轮源自美国，但把你们欧洲搞得更惨的国际金融危机，不就是解这道谜题再一次失败，让史无前例的金融市场机制与从市场机制产生的史无前例的贪婪相结合，而酿成的恶果吗？
中国改革开放，也搞市场经济，当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这一手要硬，不能软，但是，尽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也是会产生货币拜物教的市场经济啊！如何破解“斯密之谜”？这是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一大考验。如果阶段性地破解成功，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在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在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功在望。反之，不但上述“在望”的东西将彻底无望，还可能导致又一场“国破山河在”那样的历史灾难！
改革开放30年来，容易“硬”的一手，即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的这一手，我们已经掌握，但容易“软”的一手，即怎样使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硬起来”这一手，我们还没有真正掌握。重庆的“唱红”，从更高的历史视野来看，实际上是中国解决这一历史谜题的“破题”之举。
--记者：重庆的“唱红”与“打黑”是什么关系？“唱红”能解决黑社会和腐败问题吗？
苏伟：重庆的黑社会，确实一度曾相当猖獗，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腐败现象一度比较严重，黑社会在政府尤其是强力部门中找到了不少腐败分子做“保护伞”。而重庆为什么会出前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后来又做了司法局长的大保护伞文强这类干部，多少年来还一直受重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业务能力、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由于过去“红唱”不够，片面“唱能”，就是用干部只看才能不看品德，致使中国社会不但公德“滑坡”，而且“官德”也“滑坡”。如果说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笑贫不笑娼的话，那么官场上有一部分干部就是笑贫不笑腐。这种人太容易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了。
记者：“唱红”能够打黑、反腐？
苏伟：“唱红”不可能治本，但可以起到“保健药”的作用。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尚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主要靠官员中的“青天”主导，依靠群众，运用现有的法制资源来进行。所以在现象上，反腐斗争就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重庆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这一招是重庆的真招，不仅有效打击了黑社会，也整肃了重庆官场，再加上“唱红”，使重庆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这些战果如何巩固呢？如果以前那个官场环境在，打一茬长一茬。只有又打黑又“唱红”，法治加德治，才能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干部唱，老百姓也唱，唱的是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唱的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传统。这种浓厚的红歌氛围，对官员就是一种提醒，就是一种熏陶。中国有句古话叫“近朱者赤”嘛。只要官风清廉，黑社会哪能成势、何足道哉？
--记者：有北京教授认为重庆打黑没有依法办事，是中国法制退步，你怎么看？
苏伟：首先请问什么是“法制”？因为法制是以民主为基础的。不同类型的民主，就会有不同类型的法制。而且这个问题同你们法国人讨论，最有意思。说来法兰西民族真是伟大啊：以区区五、六千万人，竟然贡献出全世界最伟大的两大政治文明“模式”--一个就是洛克-孟德斯鸠创议的“三权分立”，另一个就是巴黎公社创立的“议行合一”。“三权分立”模式为西方国家通用，并向全世界推行。“议行合一”模式在你们西方被扼杀了，因为它的“真正秘密，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发表的名著《法兰西内战》中的名言。你们知道吧？（《世界报》驻华记者布里斯举起茶杯“祝酒”：“为巴黎公社干杯”！）
苏伟：尽管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而公社最主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人民民主”。而“议行合一”，则是“人民民主”的高级表现形式。它将来一定会取代“三权分立”，成为世界主流政治形式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概括，“人民民主”，早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原则。中国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政治文明形态，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虽然现在还不是“议行合一”，而是“议行分工”，还有“议”、“行”与司法的分工，但绝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议”、“行”与司法分工，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奉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则。
我们重庆打黑，就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制行为，它既获得了显著的战果，又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但也确实引来极少数人的质疑和指责。这些人，有的是重庆“打黑”触动了的特殊利益集团，更多的，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以“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有色眼镜”，来看待重庆打黑，而得出的结论。
记者：有不同的民主和不同的法制吗？
苏伟：我不否认，民主和法制，有共同的内容，但不同类型的民主和法制，确有不同的原则和特点。中国不是在讨论“普世价值”吗？有人说“民主”、“法制”是普世价值，这是对的，但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如同说“吃饭、喝酒是普世价值”一样。但如果有人说“吃饭”就是吃法国大餐、“喝酒”就是喝法国香槟，进而说吃法国大餐、喝法国香槟就是“普世价值”，这就荒谬了。因为吃重庆火锅等中国大餐也是“吃饭”，喝贵州茅台也是“喝酒”啊。北京批评重庆“打黑”最激烈的教授，正是把吃法国大餐当成“吃饭”的普世价值，把喝法国香槟当成“喝酒”的普世价值的人，一看重庆人吃的是“火锅”，就指责“程序违法”，怎么没用刀叉，用了筷子啊！怎么没有吃了冷盘再吃热菜，而是一锅煮啊！他们指责重庆（其实是全中国）不是法院独立办案，而是党的政法委员会领导公检法部门办案，所以是“人洁”不是“法治”。这同指责重庆人吃饭时没有铺一张桌布，在上面一碟碟地吃西餐，而是架一炉火，在上面一口锅里“乱煮乱捞”地吃火锅，就不是“吃饭”，是一样的逻辑。可是，如果不架口火锅来煮，能叫“重庆火锅”吗？没有共产党对公检法的领导（通过政法委来具体执行），还叫社会主义法制吗？换一个比喻讲，只承认“三权分立”基础上的法制的人，相当于只承认“菠萝是水果”，而不承认“菠萝蜜也是水果”的人，都犯了把某一种水果等同于“水果”的逻辑错误。
暂时离开逻辑，从道德上讲，这些人比“不可语冰焉”的“夏虫”还不如。“夏虫”是夏初出生，只能活三个月的虫，不可能见到冰，所以你给它讲什么是冰，就如同对牛弹琴一样，它搞不懂的。可是，一些“虫”活得长久，明明看到“冰”，就是不承认，这就有立场和特殊利益问题了。
记者：您说的特殊利益是什么意思？
苏伟：我举例说明。重庆一个涉黑头目请一个律师辩护，该律师开始要律师费并不多，10万，成交后，律师说你罪重可能是死刑，我得找些法学名家开会论证能否有生路，需要20万。头目亲属给了，律师用这笔钱找了几个一流法学家开会，法学家们真的找到了头目可以不死的“路径”。律师又要20万，说要进一步论证，家属看到头目免死的希望，就又给了。一共50万了。可是律师再次开口要100万，说是要将“原则”变为“具体方案，才能”捞人“出来。家属担心律师一步步捞光家财，于是主动报案。我们才知道极少数的”黑律师“有多黑。由此案例可知，部分律师、部分法学家等，确实形成了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专门寻找法律条款与实际执法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和”空子“，来钻空子”捞钱“。我们知道，法律条款永远都是抽象，都是一般，都是理论，而实际执法永远都是具体，都是特殊，都是实践，而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永远都是有差别的，所以，无论法律条款和程序多么细致，它们之间永远都会有矛盾、有”空子“；若法律设计路径有误，则法律条款和程序越细致、越繁杂，繁杂得老百姓搞不懂，则越有钱的犯罪嫌疑人和特殊利益集团越可能成功--美国大球星辛普森的辩护集团，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
记者：辛普森的案子非常轰动。
苏伟：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样一个个特殊利益集团，如果与黑社会勾结起来，那多恐怖！试想，以共产党之坚强的组织领导、之严格的纪律约束、之持续的党性锻炼和反腐教育、之专门的反腐机构、之有力的反腐行动，都还不断出现重庆的文强这类腐败分子和”保护伞“，那么，仅靠软性的行业自律的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尤其是一盘散沙的知识分子（尽管知识分子中有良心、讲操守的不少），被黑社会所收买、所”搞定“，对黑社会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所以，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侈谈什么法制、什么反腐、什么打黑，其结果，要不就会是赵括式的纸上谈兵，酿成历史性的灾难（造成40万赵兵战败被活埋），要不就会是汪伪式的”曲线救国“（与日寇同流合污）。所以，正如重庆打黑的实践所证实的一样，在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遏制黑社会。
--记者：重庆”唱红“是在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
苏伟：中国共产党只有一面党旗，就是有着镰刀铁锤的红旗。1921年中共成立时，就在这面旗上写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5年中共七大，又在这面旗上写上了”毛泽东思想“；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在这面旗上写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今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分不开的。重庆市委作为中共一个地方党委，”唱红“，不可能只举毛泽东思想的旗，举的就是包含了一脉相承的三大指导思想的党旗。
一些人对重庆”唱红“不了解，有的人又在别有用心地负面宣传，说重庆”唱红“就是唱《东方红》，是只举毛泽东的旗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东方红》确实是首毛泽东的颂歌，但同时也是共产党的颂歌啊。一开始我不是介绍了，重庆第一批的红歌，就既有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歌曲，又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时期的歌曲吗？这是重庆高举党旗的一个注脚。
记者：重庆”唱红“歌颂毛泽东是事实。
苏伟：当然，重庆”唱红“，确实也在歌颂毛泽东。这与不大愿意，或不好意思歌颂毛泽东的中国一些地方比较起来，确实比较令人瞩目。对此，我想指出一个事实，就是中国、西方都有少数人，一直在妖魔化毛泽东，实际上是在妖魔化中国共产党--你是黑老大了，你手下的一帮人，7000多万党员，又怎么样，不都是黑社会吗？其用心，何其毒也！妖魔化毛泽东的手法，一是从道德上造谣污蔑，二是从理论上”以点代面“，例如把毛泽东思想就归结为”阶级斗争理论“。其实是毛泽东最恨阶级压迫，为了消灭阶级压迫才搞阶级斗争，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中国，就象你们法国人在1789年搞阶级斗争，后来砍了路易十六国王的头，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法国一样，都是对的。当然后来毛泽东反对局部存在的、欺压群众的官僚主义时，反过了头，用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反，这是犯了错误，但其目的和初衷都是有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啊，要不然你们法国的大思想家萨特怎么也在当时戴上红袖套，掀起”五月风暴“来造官僚主义的反呢？
记者：难道毛泽东也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吗？
苏伟：毛泽东不但是一个以追求人民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为己任的高尚的人，他还是一个比世界和平主义伟大得多的”世界太平主义“者。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看到”横空出世“的莽莽昆仑山，诗兴和”太平世界“的”普世价值“情怀同时大发，于是写了一首句诗，幻想自己成为顶天立地的巨人，用巨大无比的神剑，把昆仑山斩为三截，一截送给你们欧洲，另一截送给美洲，第三截，他本来写的是留给中国自己，可是想到还有日本人民呐--须知那是在日寇已侵占我国东北、华北，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毛泽东和共产党已誓死抗日的时候啊！于是他后来改写”一截留中国“为”一截留东国“，还特别注明”忘记日本人民是不对的“，然后归结为”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这样高尚的普世价值情怀，怎么不应该歌唱？不但重庆该唱，中国该唱，你们法国、欧洲、全世界都该唱啊。这样唱起来，还照着做，世界就太平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哪里还用得着你们法国军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轰炸利比亚？所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世界和平、世界太平、世界和谐的理论，哪里只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记者：重庆”唱红“是”左“倾，是”文革“那一套吗？
苏伟：首先要说明，重庆”唱红“，既得到重庆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也得到党和国家的很多肯定，最近吴邦国、习近平等6位中常委来渝视察，都明确肯定了”唱红打黑“和重庆其他工作嘛。说重庆”唱红“是”左“倾，是”文革“那一套的议论确实有，但不多，当然影响不小。这样说的人，大概有两类。
一类是不了解情况，对”文革“心有余悸的人，他们说重庆唱红是”左“，这可以理解，耐心解释清楚就是，这些人最好亲自到重庆来看看，”咬两口梨子，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嘛。而另一类，是极少数别有用心有的人，即便他们很了解情况，仍指责重庆唱红是”左“。这是因为，他们想让中国”向右转“，走解体苏联那样的”右车道“。站在”右车道“上，看走在正道上、在他们左边的重庆，当然就会说重庆”左“了。而且，他们说的话真是”牛气冲天“。什么牛？西班牙斗牛。你看斗牛士展开块红布，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就是一块正常的布吧，可是在那头牛的眼中，那就是一团要”左“得很的火，于是它就非得拼命要把这团火给顶灭了。给这种人讲重庆”唱红“不”左“，不正是对牛弹琴吗？所以重庆的一贯态度是”走自己的路，让'牛们'说去吧“。
当然，也有少数真”左“的人，对重庆”唱红“热烈欢呼，把重庆的作法”说成了左“，这也给一些厌烦”左“的人造成误解，以为重庆”唱红“是在”向左转“。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那些人实际上在给重庆”帮倒忙“。
--记者：重庆”唱红“为什么引起那么大关注和争议？
苏伟：我觉得这有着深刻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30几年，一方面成绩非常伟大，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和”五统筹“就是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学界和民间对于这些矛盾怎么看，根源何在，解决之道何在，目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过了头“，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要”向左转“，这就是前面讲的”真左“；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还”没破题“，要和原来的历史基础一刀两断，”向右转“，这就是前面讲的”真右“；再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丢掉了中国传统文化，”左转、右转“都不行，要”向后转“，靠复兴孔孟之道实现现代化。而重庆呢，是遵循中共中央指引的方向，既不”向左转“，更不”向右转“，也不”向后转“，而是坚定不移向前进。
大家立场不同，看法不同，对重庆”唱红“自然也就会争论不休。而这种争论实际上远远不止是针对重庆，而是对”中国何处去“的又一次历史性争论。
--记者：怎样看待重庆”唱红“倡导者的个人动机？是为了在十八大”更上层楼“吗？西方和中国都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
苏伟：中国官场上和学界中，持此观点的确实不少。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谬误，需要澄清。
第一个谬误，是历史性的。就是我前面谈到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的功利主义，会自发地成为大众的价值模式。人们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都习惯地从”名“和”利“上去寻找他的功利动机。而且除了功利动机之外，人们也很难理解例如中国的”雷锋同志“等高尚人物的行为动机，可能也难以理解譬如说你们法国现在有正冒着生命危险在轰炸利比亚的飞行员的行为，难道说每一个中尉就只为着晋升为上尉，每一个少校就只为了晋升为中校吗？他军人的责任感、荣誉感就不起作用了吗？这些，恰恰说明重庆的”唱红“太重要、太有必要了--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我除了是一个”经济人“，还是一个”道德人“、一个”社会人“、一个”民族人“、一个”历史人“，我除了追求功利即名和利外，更要追求道德高尚，负责社会责任、民族责任、历史责任。总之，一说到重庆”唱红“，就推断出个人的名利动机，这确实是有着广泛自发性的历史性谬误。
第二个谬误，是现实性的。让我们回到”理性经济人“的功利逻辑，去想一想，如果你是重庆领导人，目的是在十八大”更上层楼“，你会不会大张旗鼓地”唱红“？不会。因为，一方面，你在重庆大搞内陆大开放，大搞”五个重庆“，大搞”城乡统筹“，大搞”民生工程“已经搞成拥有”两江新区“和内地仅有的两个保税区在内的”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搞成内地唯一一个”国家中心城市“，搞成西部最重要的增长极，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争先恐后，蜂拥而来，本土企业也像世人般成长壮大，经济发展速度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三甲、中西部第一，人均GDP在”十一五“期间翻了将近两番呐！一个重庆城，也打整得江山如画、灿烂辉煌、绿树掩映、社会和谐，本地居民、中外来宾、四海游客，谁不交口称赞？要说”政绩“，要说”口碑“，这就足够了，有几个能和你比啊？
另一方面，你的”唱红“，肯定会引起争议嘛，从一开始就清楚得很嘛。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官场风云，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你更是明察秋毫：有争议的就有麻烦，有麻烦的就搁置起来。所以，大家都追求”稳重“，都不想有”争议“。既然你的”政绩“已经足够了，你的资格已经足够了，那就坐等”水到渠成“吧，捅什么马蜂窝，让人家来争议、来说闲话呀？所以，你”唱红“，不合功利主义的逻辑嘛，与你”更上层楼“的目的是背道而驰嘛。
所以，我劝关于”唱红“目的是”上位“论者们，如果要坚持功利主义，那起码好好学学功利主义的逻辑吧；当然，最好还是从功利主义上升到道德主义，以便能够为人民负责、为民族负责、为历史负责，而不是为个人名利奔波的共产党人的情怀吧。
苏伟教授介绍
2004-5-18
苏伟，男，汉族，195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1999年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主要简历
1971年在云南省保山县怒江农场当知青，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此后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工作至今。1985年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1993年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兼科研处长。1997年任直辖后的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兼任科研处长，2003年任《探索》杂志主编。1998年3月被评为哲学教授，2000年获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被评为重庆市首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
二、主要业绩及研究成果
苏伟同志共主持完成过国家社科规划课题2项，重庆市社科规划课题1项；主编、参写专著与教材14部，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2篇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6篇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论文入选国家级学术会议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一次；
经济哲学，是苏伟同志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那么，这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呢？苏伟同志在《哲学研究》85年10期发表一篇论文：《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关系》，针对当时较流行的、用“内容”与“形式”去说明“制度”与“体制”关系，认为改革只改变“形式”、不改变“内容”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经济体制乃社会经济运动之形式，经济体制具有二重性（经济制度固然是其重要基础，生产力是其更主要基础），因此，既应遵从基本制度的要求、更应遵从生产力的要求，去进行改革。本文被《新华文摘》11期全文转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此后，苏伟同志还发表了一些论文，如《从社会总体结构中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与体制模式的关系》（《学术论坛》1991年第6期）、论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探索》1985年第3期）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论证。
1989年，苏伟同志又在《哲学研究》第8期发表一篇论文：《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针对当时一些同志将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照搬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来的倾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国家的“经济权力”（尤其是代表全民行使的所有权）与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权力”（主要是经营权）之间的矛盾。这个理论问题，到现在仍未解决、仍有意义――它关系到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问题，关系到国家宏观调控的地位、力度问题。
1996年，苏伟同志在《学术论坛》第4期发表的论文《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八大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入选国际社会工作者联会96香港世界会议）指出：我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市场化，又处于重新定位时的动荡之中，阶层认同感及集团性行为日益增强，出现了较多矛盾乃至局部危机，值得重视。同年，苏伟同志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论文《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相结合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支点》，集中论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三大“结合点”。从这三大“结合点”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社会经济形式的特殊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针对有人发出的疑问――80年来，我们党是否“总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苏伟同志写了篇论文《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作了回答。论文入选了全国纪念建党80周年理论研讨会，发表于《光明日报》2001年6月30日理论版；苏伟同志也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纪念大会，聆听了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
苏伟同志也很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哲学问题。1986年就在《探索》第6期发表了一篇有些激进的政治哲学论文《平等自由博爱是通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桥梁》。而有点影响的，是发表于湖南省社科院的《求索》88年4期、《新华文摘》12期全文转载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特殊性》。苏伟同志指出：“民主的一般内容为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所共有，民主的普遍形式也就自然者适用于这两种不同质的民主”；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要‘补课’――不但要完成社会主义所独有的‘人民民主’的历史任务，而且要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政治民主’的历史任务。”现在看来，这一“补课”的任务仍很艰巨。
1989年，苏伟同志又在《求索》第4期发表了论文《论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指出：“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辩证关系之一。不处理好这个关系而想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即无异于想造好空中楼阁。”尤其是提出了自己的重要观点：“要将民主与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必须实现从党‘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到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阶段性质变。”
1990年，苏伟同志在《求索》第5期还发表一篇论文《商品经济一定导致民主政治吗？》，指出：“纵览世界，商品经济之所以在有的国家导致了民主政治，在有的国家导致了专制政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主体是否拥有政治特权与经济垄断权。如是，则民主政治很难建立；如否，民主政治才势在必行。”今天看来，此论果有意义。
1993年，苏伟同志抓住了最后的机会，获得了一项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调查研究”。这促使苏伟同志深入地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与党的建设的关系等政治哲学问题。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如《第二次革命与社会政治稳定》（《求索》94．1）、《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几个规律性问题》（《重庆社会科学》96．2）、《论“党内民主”的实践涵义及其现实意义》（《毛泽东思想研究》95．1）等。
在1995年，苏伟同志还在论文《依法治党，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快进入法制轨道》（《党建理论与实践》95．2）中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党”的观点，这也是比较早的。此外，苏伟同志还与党建教授黄远固合作完成了重庆市“三个代表”研究中心课题《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发表于《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4日理论版。
苏伟同志也很关注现实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战略问题。党的十四大报告曾强调：“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 把“战略思想”放在“理论观点”之前，足见“战略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程度。这一强调对苏伟同志影响很大。几年来，先后发表了以下著作：专著《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战略研究》（主编，较全面论述了党中央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战略理论），重庆出版社2001年出版；论文《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战略思想研究》（较早提出其发展战略思想“已形成一个体系”的观点），求是杂志社《内部文稿》99年9期；论文《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及其对新重庆发展的指导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99年第4 期；论文《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新重庆的成功实践》，《探索》2002年第3期；专著《重庆发展新阶段发展战略研究》（主编），重庆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等等。
2002年，为参加全国第三次经济哲学研讨会，苏伟同志写了篇论文《论“H型”发展战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02．4），论述了重庆直辖市的战略地位――位于“H”中那一“横”（长江主干）的左端，通过与右端上海的连接，实现“H”中左“竖”（西部大开发重点地带）与右“竖”的联动。
2003年，苏伟同志的论文《从三大“并举”看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特点与意义》入选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也出席了党中央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聆听了胡锦涛同志的重要的讲话。
苏伟同志还很重视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从1983年在《哲学研究》（11期）发表《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论文起，先后发表过《论社会主义人的活动方式的特点》（《四川大学学报》91．1）、《历史主义与矛盾分析法》（《毛泽东思想研究》92．3）、《论活动、交往与历史决定论的实质》（《四川大学学报》93．4）、《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重庆师院学报》95．3）、《“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发展的新阶段》（《天府新论》02．4）等论文。
三、获奖情况
2002年被评为重庆市首批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荣立二等功。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5项、三等奖14项、重庆市“五个一工程”优秀论文奖3项。 [博讯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