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打了右派（1904-1973）

   
     来源：参与 作者：知名不具
     (博讯 boxun.com)
    （参与网2011年6月2日讯）：本文以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被打右派的事实，驳斥毛左们诬陷茅于轼为“汉奸分子”的谰言。在中国，谁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呢？是主张批毛、揭毛的茅于轼，还是打梅汝璈为右派的毛泽东呢？
   
    （一）批判毛泽东成了“汉奸罪”
   
    5月26日选网刊载了刘利华写的《搞笑的《﹤公诉书﹥》、方绍伟写的《为茅于轼辩护》、深夜闷骚写的《驳﹤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等文，我读后不禁怒火中烧。对于51个“毛左派”自称代表千万“北京市人民”发表的公诉书，以 “诽谤罪”、“汉奸”罪、“颠覆国家政权罪” 控诉茅于轼和辛子陵，实在是一场搞笑的闹剧。辛子陵写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我是读过的，茅于轼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我也读过，而且茅于轼是一位打过右派、却始终坚持正义、直言敢说的知识分子。我作为右派之一，而且正处在肺癌复发化疗之中，对于毛左们如此的嚣张胡闹，不得不予以声讨。
   
    “公诉书“说：“茅于轼用极其恶毒、下流的语言编造大量谎言对已故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诽谤。其目的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煽动人们对毛泽东主席及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仇恨”，因此定茅于轼为汉奸分子。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汉奸，指“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我们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那么，茅于轼“投靠”了谁？“出卖”了什么？“编造”了哪些“谎言”？犯了哪些“汉奸罪”，毛左的“公诉书”却没有任何根据加以证明，因此实际上不是他们指控的辛子陵、茅于轼犯了“诽谤罪”，而是他们对辛子陵、茅于轼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诽谤”。
   
    辛子陵、茅于轼不过只是批判揭露了毛泽东的罪恶而已，竟然触动了毛左空虚脆弱的神经，以文革的手法无端加上“汉奸罪”，恶人告状，谓之“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理应受到刑法的制裁”。其险恶阴毒的用心，令人齿冷。不过毛左派现在也知道讲法制了，也不失为一点进步。有一位名“有话要说”的网民写道：“ 问题在于他们目前根本不敢立案。权贵集团也不敢打开这一闸门——毛的罪恶太多、太大；权贵集团还在继承、享用毛的罪恶。不信，往下看。
   
     如果能够立案，22年前那件事是不是也要立案？敢吗？
   
     如果能够立案，最后判决，土地是不是就要归还农民？滥杀的无辜要不要赔偿？饿殍要不要赔偿？右派要不要赔偿？逼死的人要不要赔偿？……一算账，吓死他们。
   
     因此，我谢谢‘乌有’捅开这么大一个窟窿。被搞笑的不是茅于轼先生，可能是最后的拨乱反正。
   
     我愿意陪同茅于轼先生上场辩论。”
   
    既然毛左们要认定茅于轼是“汉奸”，那很好，我现在以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打右派的实例，来证明到底谁是“汉奸”？
   
    （二）在东京审判中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为民族洗雪了耻辱的大法官梅汝璈
    梅汝璈是何许人呢？我还有遥远遥远的记忆。那时，我在老家湖北武昌，进了初中，每天站在报栏前，仰着脖子，阅读《新湖北日报》或《大刚报》。梅汝璈的名字可响亮了。梅汝璈是代表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大法官。参加东京审判的大法官都是法学界的大师，要经有关各国提名、经D.麦克阿瑟任命，共11名。按照顺序排列，第一位是美国的J.P.希金士(后由M.克莱墨尔将军接替)，第二位是中国的梅汝璈。梅汝璈排名第二位是有来由的。。
   
    这个第二位是梅汝璈不亢不卑争来的。网上有《刚柔并济争得一席》一文，转录如下：在《东京审判》中我国法官梅汝璈为什么争夺第二席位。这有什么讲究吗？
   
     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还有一个《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的故事：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座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王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王敖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韦伯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梅汝璈出使东京大审判，不辱使命，为国家争得尊严，争得荣誉，为民族洗雪了耻辱。他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人民的尊严，中国人民的良心。抗战八年，中国人民，包括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难道不就是为了等待清算日本战争犯子罪行的这一天吗？梅汝璈身穿法袍，和各国律师平起平坐，审判了日本战犯，投下了庄严的一票。其中七名甲级战犯因为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判决绞刑。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因部份盟国法官反对使用死刑，代表中国的法官梅汝璈与助手商议，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九．一八事件”策划者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松井石根等七名战犯的绞刑案不能通过，他将蹈海以明志。而后他日夜在各国法官中游说，终于使该案以六票对五票之微弱多数得以通过，为中国人民报了仇、雪了耻。当判决之后，梅汝璈感慨不已地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最后，7名战犯被处以极刑，至今，我都不敢回想，如果今天上午我们这些赞同死刑的法官里不到六票的话，我会怎么样，中国人又会怎么样，世界又会怎么样，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官都起过誓，我们永远都不能透露我们谁赞同了死刑，谁反对了死刑，我只能说，我，尽力了。”那是梅汝璈最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是中国人民最扬眉吐气的一天。
   
    上面已经交代，11位大法官中，亚洲国家只有中、印、菲三国有代表。深受日本侵略其害的其它亚洲国家印尼、缅甸、越南、马来亚、朝鲜都没有法官参加，所以史家认为“东京审判基本上是白人的审判”。至于苏联，在二战中，它与日本签订过“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本应受到谴责和追究，只因最后几天根据雅尔塔协定对关东军宣战，反而成了“战胜国”，并参加东京审判。史家认为，“苏联并非完全是和平与正义的典范……苏联犯有最拙劣的伪善罪行。”当时，“解放”中国东北的苏军对中国人民普遍虐待、抢劫、强奸的行为和对数十万日本战俘虐待而死亡的行为，都是违反东京审判的基本精神的。因为东京审判的基本原则是以“反和平罪”与“反人道罪”作为法律基础。苏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正违背了《东京宪章》的精神。（参见美国约翰•W•道尔著《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三联书店出版）在这样的阵势面前，占多数的白人法官——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受到的伤害，没有切肤之痛。梅汝璈要维护中国人民、亚洲人民的权益，对日本战争罪犯实现法律规定的惩罚，就必须和这些同僚进行艰难的反复的频繁的协调、会商、说服，那是多么艰巨的任务！
   
    （三）梅汝璈拒绝去台受命，投奔中共，却打成右派
   
    一个月后，国民政府任命梅汝璈为司法部部长。但他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拒绝到任。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璈由东京设法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1913—1983）取得了联系，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梅汝璈的心头激起层层热浪……。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整风中，梅汝璈在外交部老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党领导一切不等于包办一切，党应当给人民代表大会以实权。奉苏联为神明、把苏联专家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此，他被打了右派。
   
    这时，周恩来自然是只能听之任之，哪里敢出面“保护”。周恩来的许多部下、朋友打了右派，他本应该出面仗义执言、为之清白，但他都明哲保身，不敢置喙。对梅汝璈以及众多周恩来都应该出面“保护”的人，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打右派。
   
    （四）到底谁是汉奸？
   
    梅汝璈打右派，毛泽东知不是道呢？这么有名气的人打了右派，要说毛泽东了然无知，恐怕不至于。那么，从共产党来说，打梅汝璈的右派岂不是自取其辱吗？共产党是爱国党，还是卖国当？是抗战党，还是汉奸党？在这个问题上是含糊不得的。共产党反右派把自己也反糊涂了，连梅汝璈也要打右派。打梅汝璈的右派，是长日本军国主义的志气，是对死于抗战的中国三千万军民的亵渎，是灭中国人民的威风，是叫蒋介石幸灾乐祸暗自拍掌的臭事。怪不得毛泽东要对日本人的侵华罪行感谢不尽呢！原来国共将士浴血抗日，毛泽东和日汪却暗通款曲，联合反蒋。毛泽东还美其名曰蒋日我“三国志”。
   
    下面摘录几条毛泽东消极抗日、积极反蒋的妙语：
   
    1、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2、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3、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4、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
   
    中共在抗战时期，执行的确实是一项消极抗战、积极反蒋的政策。这个政策可以不顾道德的卑鄙，政治的肮脏，手段的无耻，根本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夺取国民党政权”。这种阴暗的策略，我们还可以从塔斯社派驻延安的记者，身兼共产国际代表的弗拉基米罗夫写的《延安日记》得到证明。请读：
   
    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1942/7/9）
   
    毛泽东则尽量避免与侵略者作斗争，准备把军队用来跟国民党打内战。(1943/8/19）
   
    毛泽东命令只对日军打游击，并不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战斗，而把他的大部分军队用来蚕食国民党的地盘。此外，如与中央政府作战，中共目前在边区倒能够集中相当数量的部队。……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自1941年起就停止了对日作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发生在1940年（即大家知道的百团大战）。（1944/9/7）
   
    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无异于为日本增加了几十个打中国的师。……毛泽东自称共产党员。可是，难道一个共产党员能促使别人占领自己的国土、劫掠自己国家的财富吗？！他并不希望组成紧密团结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明知这是一支有生力量，但是宁愿让蒋介石一方去与日军伪军作战。他自己的抵抗不过就是打打游击而已。（1944/10/14）
   
    毛泽东发出严厉的命令，决不许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部队仍必须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活动。（1944/11/23）
   
    按照中共领导的意见，苏联现在应该参加对日战争，用它的军队和物资来解放一些土地，然后由中共来将其变成根据地。至于中共军队，大部分要保存起来，专门用来将来同蒋介石角逐，分裂国家。苏联或盟国军队在打垮日本人的未来战争中，应起主要作用，中共军队只应协助。这种机会切不可失，应善加利用——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所策划的计划的关键。（1945/2/12）
   
    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1945/8/18）
   
     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好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
   
     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问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之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
   
     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就译成密码，发往延安。（1944/8/21）
   
    这位弗拉基米罗夫是共产国际，也就是苏共驻延安的代表，观察员，联络人，所以他可以比较容易见到毛泽东以及其他高干，可以近距离地了解、观察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抗战谋略，甚至于无意中看到毛泽东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的暗通款曲的电报。这方面还有周佛海的日记可以互相印证，证明弗拉基米罗夫所述属实。弗拉基米罗夫说：“记日记是可以直言不讳的。几年来在毛身边的生活，说得轻点，使我无法尊敬他。”（1945/4/21）他对毛泽东入木三分的认识超前了几十年。他说：“中共中央主席是古代统治者的活生生的形象，不过由于称人‘同志’，跟人握手，显得有点民主化而已。”（1945/3/13）
   
    他参加了中共七大，认为“大会旨在确立毛泽东的独夫统治。”（1945/5/2）
   
    根据以上毛泽东的自述和弗拉基米罗夫的日记，可以证明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执行的是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蒋路线，同时还和日本侵略军暗中勾结，目的都是为扩大、发展中共势力，以便积蓄力量，日后发动内战，夺取政权。因此，毛泽东对大法官梅汝璈为国家民族争得荣誉，争得尊严，洗雪耻辱，并不以为然，反而对于梅汝璈的直言劝谏，不依不饶，打了梅汝璈的右派。
   
    打梅汝璈为右派那真是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比起茅于轼，是否更应该给毛泽东戴上汉奸的桂冠呢？
   
    （五）梅汝璈的晚景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梅汝璈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文革开始，戚本禹写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看来也可以用这个题目回敬毛泽东。打梅汝璈的右派，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六）奉劝“乌有”们
   
    乌有之乡的毛左们，请在“公诉”茅于轼、维护毛泽东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毛泽东的罪恶啊！乱戴汉奸帽子容易，但却会搬起石头砸了你们自己的脚，砸了毛泽东的脚。
   
   
    （2011春夏于山东大学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