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愤青的又一大典型—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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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一向是社会的良心，但如果丧失了良知，那就是知识愤青。人类文明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纵观古今中外，都是由知识分子做为先行者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到了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却有点出奇冒泡的例外了，变成了知识愤青。比如郭沫若，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了，然而他的个人操守却令世人叹为观止，成为文人无行的典范。郭沫若这类文人的可耻，就可耻在他们趋臊逐臭尝疮舔痔，仰人鼻息媚上媚俗这个丑劲儿上。《笑林广记》中有则笑话，说一个秀才死后被小鬼牵了去见阎王，正值阎王放个屁，于是秀才当即做屁赋一首：大王之气，声如琴瑟之音，味如麝兰之馨，绕梁三日，荡气徊肠… …阎王大喜，立即准他投胎于豪门望族，转世为王侯将相云云。郭沫若拍毛泽东马屁，其肉麻无耻，足可以与这位秀才一比高下，他竟然能在飞机上当埸为毛皇帝献诗，说是天上有两个太阳热得他汗流夹背。

中国的专制制度，何能维持了几千年至今不衰呢？这全仗有中国知识愤青们无比忠诚的“爱国主义”，也就是为专制统治者拍马，以儒家理论维护封建政权，那时候叫爱江山爱社稷。为皇帝歌功颂德，是中国文人第一大传统，在中国知识愤青眼中，皇帝代表国家，朝廷就是国家，国家国家，没有国焉有家？所以保护一个政权就是保卫国家。中国文人为皇帝为政权拍马，就象那个秀才一样，不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更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传说大诗人杜甫，当年就被逆反的军阀虏了去令他唱颂歌，他岂敢不依？于是险些获下附逆的罪名，幸亏他的马屁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才使他逢凶化吉，因为这首《赠花卿》，先前是吹捧新主子有天子福分，后来又辩解为反贼岂能自封天子？两头堵，咋讲都不吃亏，这正是中国知识愤青的乖戾巧伪。不过中国知识愤青，并不全都如郭沫若这般好运，拍马屁也是有风险的，前头那个笑话讲的秀才，后来又拍送他去投胎的牛头鬼，说牛大王您可真英俊哪，角儿弯弯，象月牙一样美丽，吼声如山呼海啸威震四方云云，结果牛头鬼高兴的硬拉秀才到家，强请他吃了一顿青草，又将他投胎到母牛肚子里去了，你说这秀才，不是自作自受吗？

中国文人拍皇帝马屁，拍到马腿上被踢暴脑袋的，吴晗算是个典型。中国的封建皇帝都喜欢忠臣和清官，毛泽东更不例外，因为忠臣和清官是封建王朝稳固的保障。但这个忠，必须是死心塌地的愚忠或大奸若忠才行，所以奸臣们在皇帝眼中反而常常成了忠臣。明朝的海瑞，据说就是个大忠臣，大清官，标准的爱国愤青。吴晗不仅也是个大愤青，还是明史专家剧作家，一个文人，坐上了北京市副市长这把共产党的交椅，正不知如何感恩戴德，见毛皇帝喜欢海瑞，就逢迎取巧的写起海瑞的戏来，岂知毛皇帝喜欢海瑞，是作秀给人们看的，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贤明的君主而已，他眼中的海瑞，绝不是彭德怀那样的犯上大不敬。吴愤青不知就里，又是罢官，又是背纤，又是骂皇帝的，写了一出又一出，最后写得毛泽东脑羞成怒了：你他妈的是给鼻子蹭脸啊，还有完没完？去死吧你！

吴晗的发迹，和那个张东逊是一样的，始于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投靠共产党，管它什么正义邪恶？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时候他们那忠贞的爱国主义就不见了，而是对前朝政府卯足劲踢出了临门一脚。吴晗吴愤青，早在1943年昆明时就“叛国”了，加入了亲共的民盟，1946年，西南联大停办后返回北平，吴任清华教授，而其住所清华旧西院12号，就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注定要垮台，都在紧锣密鼓的找门子留后路积极投靠新主子。但是改换门庭，总得有点资本，立个投名状吧？知识分子有什么呢，一没人马二没枪炮，有几个学生，也早就是共产党的人了，他们唯一的本事就是写文章，为新主子造势鼓吹歌功颂德。郭沫若就很精明，与时并进的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很得毛泽东常识。吴晗的拿手戏是明史，他不失时机的写了《朱元璋传》，果然获得毛泽东青睐，在西柏坡召见他，专门就《朱元璋传》进行了长谈。

借古喻今，借古讽今，打政治擦边球，最终投机政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吴晗写《朱元璋传》，先后曾写了四个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初版写的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终成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民族英雄”。并且将红巾军直称“红军”，这就明显是在影射毛泽东和陕北红军了，于是当时出版此书的民国编辑部认为这个敏感词太露骨，就请他把“红军”改为“民军”，然而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宁可不出书，这字也万不能改！”（吴晗在1965年版本序言中对此津津乐道）。这次拍中共的马屁，他算是拍对了。

不过在1949年版中，他又出于政治考量，拿朱元璋来影射蒋介石了，因为当时骂蒋批蒋是个很时髦的舆论，不单是共产党骂，所有的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蒋人士都在痛快淋漓的骂蒋批蒋，于是吴立即将《朱元璋传》中的“流浪青年”又改成了“地痞流氓”，“三个伟大”也变成了“暴君”，成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最阴险最残酷的政治家”。但是这稿子被毛泽东看了后，可能是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有些难堪，先后对此书发出三条不伦不类的改稿指示，批评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后来，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诚惶诚恐，心领神会不折不扣的遵行照办，于是乎“地痞流氓”又改回“流浪青年”，“暴君”又变成了“农民领袖”。所有的贬毁之词都改回成褒扬赞美了。

吴晗的身世和学识，与毛泽东是有其共同点的：第一，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大愤青；第二，他们的背后都有个识得千里马的伯乐；第三，都重文科轻理科；第四，都曾当过图书馆职员。比如毛泽东的数学考卷是零分，但是杨昌济招女婿相中了他。吴晗也是一样，他当初是受到胡适的赏识才得以跻入高等学府（1929年考入沪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大学部预科）。经顾颉刚帮助，1930年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职馆员。但考取北大时却因数学零分而未被录取，只好转考清华（清华转学生入学的理科考试是数物化、生物、论理任选一门）从而顺利录取了清华史学系。由于在明史方面的专长，胡适还特地写信推荐他当工读生专治明史。

知识分子如果重文轻理，那么就很容易卷入官场政治的旋涡，不过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都是做官从政的。因为文史的思维方式往往是抽象的，唯心的，难免在研究中掺杂个人的思想情感，研究文史是离不开政治的，也最容易被政治所利用，或者干脆本身就转而变为政治家，结果“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成了至理名言。数理化是自然科学，它不存在历史轨迹，阿基米德与爱因斯坦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么有要么无，没有因时空而产生变化，即客观又严肃，唯心不得，瞎编是不成的，与政治更是不搭界。马克思在他的学说中就试图套用数理化公式来解释社会，结果是非驴非马，云山雾罩的不伦不类，反正我是看不懂的，相信马列主义者们也都是穿了皇帝的新衣在自欺欺人，不然能闹出亩产万斤的笑话吗？

由于张东逊吴晗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的识时务咸与革命，1949年北平终于“和平解放”，共产党也对他们投桃报李，吴晗替新主子接管了北大清华，担任了清华校委副主任等职，还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豪情壮志：“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改造北京，拆毁古城墙和古建筑。很快，北京城就不见了，只剩下了几座城楼。如果说彭真是土八路，不学无术不珍惜文化遗产，有情可原，但吴晗显然不是土八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文化古迹是什么，他居然伙同彭真一起搞了个改建故宫的荒唐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要将天安门广场建设成中国的莫斯科红埸，拆毁天安门城楼，修建一个列宁墓式的检阅台，幸亏老毛此时已经对这些建设不再感兴趣，只关心权力了，为权力而发动了文革，而且文革伊始就“打倒了彭罗陆杨”，这个荒唐方案才没有被落实，不然人们今天看到的，就不再是天安门城楼，而是克里姆林宫！

1953 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的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这个决定再次遭到了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激烈反对，与主持拆除工作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时的吴晗思想极其愤青，自称“改革派”，在国务院办公扩大会议上，怒斥梁：您是个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两年前拆除古城墙时，清华建筑系教授林徽因，曾提出不拆除城墙开出入口等建议未被采纳，这次也抱病据理力争，斥责主张拆迁的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见王军《城记》）

吴晗的个人品行也是很卑鄙的，五十年代，吴晗利用北京副市长的权力，极力主张挖掘明十三陵（后改为只挖掘定陵），就是为了满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学术需要，1956年，吴晗找了好事的郭沫若以及热衷收藏古物的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吴的旧友考古学家夏鼐对他说：你不能以自己研究的需要来挖掘十三陵！（早在做学生时，苦读《明实录》的吴就表示，将来如有机会，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挖掘十三陵）。郑振铎上书国务院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泽东的书房，谁也不敢得罪他，最后只好同意让吴晗“试掘”定陵，长陵才算保存下来。还有，文革前，吴晗也同康生一样利用职权，强行从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还有更阴险的：国共内战期间，民盟内部就如何跟共产党合作发生了路线争执，后来由罗隆基执笔，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内容中要求中共保证在野党的自由，据叶笃义回忆，当时他亲手把此信交给即将前往解放区的吴晗。可是，吴晗在与毛泽东的会面中，并没有转交此信，而是在多年后批判罗隆基时，作为罗的“罪证”举报了。

吴晗助纣为虐的另一个罪恶是“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吴晗更是全身心投入的积极分子，他在民盟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把老朋友罗隆基的旧言论全数抖出，例如罗曾说：毛泽东出身北大、周恩来出身南开，为什么他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这个清华毕业的，就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呢？（罗隆基是五四运动的清华大学领袖）。吴晗揭露章伯钧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什么事都好办。怒斥章是对中共“政治讹诈”，“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 吴晗在反右中的表现，使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公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青云直上，坐稳了北京市副市长的宝座。（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当时被吴晗严厉批判的人，还有费孝通。几十年后，钱钟书对费说，当时吴晗不是把你整得也很惨吗？费低头不语。其实钱钟书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费孝通被吴晗批判后，很快就明白过来，立即也“反戈一击”了。
　　
1959年4月，毛泽东对大跃进期间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欺君现象深恶痛绝，在党内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是明史专家，立刻觉得大机遇又到来了，随即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毛泽东也对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皇恩浩荡，吴晗无比春风得意，因此名噪一时。但是这次，他押错了筹码，他根本就不懂毛泽东的本意。吴晗研究了一辈子的皇帝，特别是朱元璋，却没看透眼前这个皇帝。因为他心目中的皇帝，那就是皇帝，只有英主或昏君，从来没有把皇帝当成是普通的人。当年毛泽东提出《朱元璋传》的修改意见时，难道吴晗没看出毛泽东在自比朱元璋吗？显然不会。但是吴晗的迂腐也正在这里，他错认毛泽东是比朱元璋还英明的英主，自己即不是李善长也不是刘伯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不仅要他写海瑞，而且毛还装模作样的让自己的秘书卫士们亲自深入基层体查民情，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标榜自己是个兼听纳谏的英主，而且他在每次“民主整风”的同时，都在暗中为臣子们划线分嫡，哪些是死心塌地追随他的，哪些是与他离心离德的，都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明史，这门学问不远不近，档案健全史料丰富，在明史上做文章其实并不难，只需钻进书堆引章据典，再加上个人的理解和判断就是了，所以吴晗才能写出很多个海瑞来。这期间，巧巧的就发生了庐山会议事件，毛泽东和彭德怀操起了娘，明摆着的事，反右运动也刚刚结束，老百姓都看明白了，毛泽东是批评不得的，他的自我批评都是虚情假意的，是找体面下台阶。彭被罢官了，这是多么明白的事情啊！可少奇同志们就是不明白，还在做党内民主的美梦，还沉浸在接班人的喜悦中，以为在庐山站到了毛一边反了彭，就可以安然无恙了，丝毫也没有戒备毛泽东的两面派手段。这时的吴晗，如果看破内中症结，也大可以停笔不写那个破剧本，继续搞他的故宫改造规划去。但这人就是发贱，眼看有人淹死还往水里跳。1960年底剧本完成了，由北京京剧团的名角们排演，轰动一时，这不是明显的给毛泽东贴膏药吗？《海瑞罢官》上演，天下人看了都心里明白，是为彭德怀翻案呢，最不明白的可能就是吴晗自己。其实早在《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就按纳不住了，要批判大毒草，但毛泽东不动声色，由着北京市委折腾去，还是反右用的老手段，引蛇出洞！

1965年初，吴晗的厄运终于到来，毛泽东派江青到上海策划文革，柯庆施派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协助她。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突然对多年来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点名批判，宣布它“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就是两报一刊铺天盖地的发表围绕海瑞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等大批判文章，在史学、文艺、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揭盖子”阶级斗争。毛泽东指示全国开展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为文革掀开了序幕，吴晗首当其冲的遭到批斗，成为文革祭台上的第一颗人头。1969年10月，吴晗在狱中死去，“死因不明”，连骨灰都没有下落。

用迷信的说法，拆北京城墙是毁祖脉，发掘十三陵是破祖宗风水，这两宗应该是吴晗一生最大的罪孽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么这句谶语也就应在吴晗身上：吴晗一生无子女，文革中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唯一的养女也精神失常自杀，名符其实的断子绝孙了。文人们的最大愿望是流芳百世，和郭沫若一样，他们的种种不幸，也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美名乎？恶名乎？一代文奸，中国知识愤青—吴晗，一生甘当毛泽东的御用文人，最后仍然象狗一样被抛弃杀掉了（注：毛泽东曾请吴晗夫妇到家中吃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