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宋常青 姜伟超
网曝甘肃徽县妇女进京反映5.12灾后重建问题被殴：图为进京上访遭到殴打的7名妇女
“保安公司”再现接访链
“选择保安公司接访，将工作简单化、粗暴化，无异于火上浇油，进一步刺激上访群众的情绪，这是非常危险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宋常青姜伟超
甘肃徽县妇女周海红没想到，4月底，她和9位老乡的那次进京上访，“等待我们的竟是一场噩梦”，遭到一群不明身份的黑衣人殴打，被强制拉回甘肃，前后失去人身自由近30小时。
时隔一月，此事由网络曝光。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调查，黑衣人为地方政府驻京机构雇用的京城“保安公司”。一名相关干部对此表示“非常后怕、感到后悔”。
去年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被调查以来，保安公司介入暴力接访受到广泛关注。此次甘肃上访者进京被打一事表明，这一“潜规则”仍在运作之中。
据本刊了解，已有中央领导同志对此事进行关注，国家信访局和甘肃省政府人士日前已赴徽县进行调查，调查结论有望于近日发布。
截返“噩梦”
5月29日，有网民通过微博等方式发布消息，称7名甘肃省陇南市徽县进京上访妇女遭到当地政府部门雇用的黑社会的侮辱和殴打，失去自由近30个小时，四名妇女的上衣被他们脱掉随即引发大量转帖、评论。
5月30日，本刊记者为此事赶赴徽县进行实地调查。
与上访者见面几经曲折。其中的周海红本将与记者的见面地点定在徽县的新华书店门前，中途又改在大成购物中心。
“我们身边盯梢的太多了。”周海红说，见面之前，警察刚离开她家，但仍有好多人在盯着，“就是防我们见你们这些人。”
随后，她领着记者连转了几条街道，来到了一栋居民楼里，其他几名进京上访群众在此等候。
进京上访的为周海红、张小丽等7位妇女和段军平、李建群、李勇3位男性，分别来自徽县城关镇、泥阳镇及银杏乡3个乡镇。他们表示，进京反映的是徽县2007年拆迁补偿不公及将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款用于2007年的拆迁补偿问题、灾后重建房质量和地震中房屋受损标准认定等问题。
周海红回忆，4月26日，10人前往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上访。次日，又前往甘肃省驻京办。
就在这里，“没想到等待我们的竟是一场噩梦！”周海红说。
到达甘肃省驻京办后，上访者见到的并非驻京办工作人员，而是来自徽县信访部门等单位的3位劝返人员。劝返未果后，3人离开。过后不久，他们带来一二十个统一着装的人。衣服颜色介于黑色和藏青色之间，上访者后来一直称其为“黑衣人”。
77岁的李建群回忆，当时，黑衣人冲过来将他架起强行拖到一辆面包车上，车牌为京AH7021。随后另外两名男性上访者也被强行拖到车上。
见此情形，7位女性心里害怕，不愿上车。周海红说，“这些人冲上来一把抓着我们的头发就往车上拖，拖上车后，看我们反抗，又把我们按在车的过道里打。”
“我上去和他们理论，被他们大声呵斥、威胁。”李建群说。
周海红要给记者看自己头上被打肿的包，因时间过去一月之久，已无明显伤痕。她又拿出事后作为证据拍摄的照片，显示上臂有块淤青。
周海红还称，在拉扯的过程中，有4位女性的上衣被扯掉，在一群男人面前暴露上身达半小时之久。对此说法，当事人低着头，没有明确回应。
上访者介绍，有黑衣人胳膊等处绣着文身，言语也充满“匪气”，动辄叫嚷“他妈的”。面包车驶出甘肃省驻京办后不久，除了一位被称为“队长”的人外，其他人被一些新来者换下。之后，上访者的身份证和手机被强行搜走，“不给就打。”
上访者说，从27日下午到28日晚上，由北京返甘肃的路上，他们没有了人身自由，连上厕所也只能轮流去，且有2人跟着。只吃了一顿正常饭，其他时间都用方便面对付。
李勇说，从陕西宝鸡开始，押送他们的人不再停车，全力赶路，“轮胎冒烟了就在上面浇些矿泉水，接着走”。
内部报告证实“保安公司”介入
上访者被打一事引起多方关注并传回徽县后，“县城这几天人心惶惶的。”在徽县城区一家餐馆里，一位当地人说。
5月30日，徽县县委宣传部向媒体提供了对此事的初步调查情况。这也是截至目前当地对外公开提供的唯一一份情况说明材料。
这份名为“关于甘肃徽县七名妇女上访反映贪污、挪用‘5·12’大地震救灾款的问题被殴打情况的说明”称，经核实，7名上访妇女中，刘喜玲反映的是涉法涉诉问题，其他6名妇女反映的是拆迁补偿问题。3位上访男性中，李建群、李勇反映的是家属工作安排问题，段军平反映的是要求将自己列为灾后重建户，享受2万元重建补助款的问题。
徽县一名干部对本刊记者表示，所谓地震重建过程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只是上访者为了引发注意的一个借口。
情况说明称，目前，徽县“5·12”地震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已总体完成，经甘肃省审计厅跟踪审计，徽县农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管理规范，符合国家和省上有关管理办法。
上访人对此并不认同。李勇对本刊记者说：“这次到北京说的就是腐败问题。”其他一些上访人表示，他们要求对重建资金使用等情况有一个公正、公开的说明。
这份说明同时还对10人涉及的4类不同利益诉求处理的历史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列举了有关证据。
涉及上访人员是否被打，情况说明称，4月28日晚，上访人员被送到徽县后，都是自己走下车的，没有发现有人员受伤的情况；第二天上午9时，张小丽、周海红等6人又到徽县政府和县委上访，并堵住了县委大门，没有发现身体受伤等异常情况。
而10名上访者均坚称，被强行拉上车时多人被打，且整个遣返过程都失去人身自由。
在本刊记者实地采访时，对于从北京开始负责强制遣返10名上访者的人到底是谁、是否存在打人行为等问题，徽县有关部门表示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不过，就在本刊即将截稿之时，获得两份内部材料，一为甘肃省信访调查组向国家信访局进行汇报的相关调查报告，一为甘肃省委督查室对中央办公厅督查室进行汇报的相关调查报告。
这两份内部报告以及上访者和徽县有关干部对本刊记者的介绍都显示，遣返的黑衣人就是如安元鼎一类的“保安公司”。
甘肃省信访调查组的调查报告透露：在上访人不听劝阻的情况下，“为维护我省对外形象”，“由于工作力量不足，经过协商，甘肃省政府驻北京信访工作组负责人帮助省政府驻京办联系北京一家安保公司前来协助开展劝返工作。”
甘肃省委督查室的调查报告也表示：“在劝返过程中，由于上访人员不配合，保安公司15名保安，与徽县劝返人员和省驻京劝返工作站工作人员一起，将上访人员带到车上。”
对于是否存在打人情况，甘肃省信访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称，“在劝离过程中确实存在粗暴劝返情况，上访人上衣是在拉扯过程中被扯破或扯掉，没有出现网曝上访人被脱衣殴打的情况。”
甘肃省委督查室的调查报告也称：“在劝返带离过程中，安保人员和上访人发生推拉撕扯在返程中，保安人员暂扣了上访人员的手机和身份证，途中没有发生殴打和辱骂现象。”
但上访者说法与此有异，称遣返路上仍有打骂情况。如段军平说，到达陕西临潼附近时，他看到有路政人员模样者在查车，想引起注意获得帮助，便喊：“这车超载！”
“结果那个‘队长’过来便用戴着露指皮手套的手打我的脸，一边打一边骂‘找死’。”段军平说，“手套上镶着小铁块，没几下我的脸就肿了。”
“暴力私有化”的可怕图景
2010年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被调查以来，保安公司参与强制劝返上访群众，甚至设立“黑宾馆”等情况，饱受社会诟病。
甘肃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智俊表示，在保安公司参与接访这个问题上，根据我国法律，不管是超出公司业务范围经营业务，还是随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拘禁都是非法的，要负法律责任，保安公司作为企业肯定没有这个权力。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暴力绝对不能私有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暴力应当是法律垄断、国家垄断的，是需要全国人大授权才能有的权力。警察尚且不能随意刑讯逼供、打人，保安公司作为一个企业，谁给了你限制他人自由的权力？”
单光鼐指出，在安元鼎公司之后，一些保安公司仍在进行非法的接访业务，这一动向需要中央相关部门引起警惕。在他看来，当前基层各类社会矛盾积累严重、多发，需要以更高的智慧、更大的气度和更细致的工作来化解，“选择保安公司接访，将工作简单化、粗暴化，无异于火上浇油，进一步刺激上访群众的情绪，这是非常危险的。”
徽县10名上访者此前都有过上访经历，李勇更是进京上访多次。“以前上访从来没有被打过，各级信访部门态度都挺好，没想到这次会被打。”他说，“(打人者)肯定不是我们县上的工作人员。”
徽县一名直接参与此次事件处置的干部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对下面工作人员有着明确的纪律要求，对待上访群众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动手打人更是不被允许的。”
他对本刊记者表示，他们对这次由保安公司介入非常后怕、感到后悔。“这是我们第一次雇用保安公司，在组织上没经验。如果有个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跟上，也能有个证人，有没有打人就能说清楚了。既能够保证上访群众的合法权益，也不会让我们陷入现在这种尴尬境地。”
对于为何雇用保安公司，他解释：“主要是人多时间紧，没有办法。”在接到上级通知后，必须24个小时内把人接离北京，他们感到压力非常大。
这位干部还表示，在信访渠道上，公民有进京上访的权利，但现有的信访制度又规定，上访要在县(区)、市(州)、省三级信访中解决，“这种信访渠道和信访制度的矛盾，给目前地方信访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在单光鼐看来，政府承受的这种劝返的巨大压力，正是各类“保安公司”开展非法接访业务开展的空间，“将进京上访作为地方政府考核、排名指标，增大地方接访的压力，也会滋生地方政府各类灰色念头的可能。”
受访专家认为，在当前找不到更好办法来代替信访制度的情况下，科学的办法就是不断完善信访制度和信访渠道，让更多的上访人能更好地表达利益诉求。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个人利益、地方利益扯起维稳大旗，去压制公民合法权利的暴力化维稳现象，到了必须杜绝的时候了。否则，所谓维稳，便会陷入越来越不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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