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美国之音记者李肃、宁馨2011-06-27华盛顿报导〕前面在《中国历
次运动特点》中提到，中共多次运动的特点包括扩大化和血腥化。50
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党史：正面评价

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
三大运动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评
价：“总的来说，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
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
门等反动组织，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
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该书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轻带过：“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
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
现并做了纠正。”

统计：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
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
分子有200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
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
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
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
人。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
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
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
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
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
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
更多。

“抗美援朝”为镇反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
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
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错抓错杀的现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收敛，毛
泽东也指示放松。

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
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
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
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
个资本。”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
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
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
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
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
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
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
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毛泽东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
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
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
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
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
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
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
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
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
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
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
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
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
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
“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
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五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
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
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
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
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
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
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
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
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
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
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
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
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一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
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
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
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
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
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
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
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
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
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
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
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30%左右。

大肆宣传杀人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
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
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
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
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
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
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
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
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杀人如麻的后果：百姓惧怕共产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
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
“（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
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
者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也说：“经过这些‘三反五
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
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
姓的骨髓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
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
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
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
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
个地步，以至于这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社会就乱了，
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就象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
个压迫性政权，但是说，哎呀，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的政权，那中国
就乱套了。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
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
心。”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11-06-27；http://www.vo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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