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崇淮,刘晓原,王全章◆自我辩护词 齐崇淮
自我辩护词
齐崇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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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齐崇淮的《自我辩护词》，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四年前 │
│ 山东维权记者齐崇淮的“职务侵占”罪的始末，而就在他写 │
│ 完这份《自我辩护词》、就在他即将出狱的6月9日，他被滕 │
│ 州法院再次以“敲诈勒索”罪和“职务侵占”罪加判有期徒 │
│ 刑九年（执行八年），这意味着齐崇淮在即将出狱时还要面 │
│ 临八年的刑期。齐崇淮的个案一时令法律界及维权界震惊， │
│ 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及抗议。以下是齐崇淮的 │
│ 《自我辩护词》。
──《维权网》编按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当我以被告人的身分再一次出现时，心里很悲哀，为自己悲哀。因为
我已经“光荣”地成为了“法律”的牺牲品，也为神圣的法律悲哀。
因为现在的法律已经贬值到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时代了。
本来，我是不想说什么了，但感到不说是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一、是“执法”还是“闹剧”？
2007年6月26日，我被滕州市公安局刑拘。2008年5月13日，被滕州市
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刑四年，现在枣庄监狱服刑，刑期至2011年
6月25日止，现在余刑还有20天了。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2011年5月26日下午5时（17时）许，滕州市公安局侯志国、徐峰和一
个姓赵的人（此人未出示任何身分证明，我曾向他要，但他说证件正
在更换中）来监狱找我，说是了解一下情况。我积极地配合了他们，
把我知道的如实做了回答，他们回去的时间正是19时许。
第二天，（2011年5月27日）上午，滕州市检察院来了两个检察官，
又来了解情况，我依然是如实做了回答，他（她）们回去正是中午12
时许，当天下午17时许，滕州市法院即来人送达起诉书。这个速度太
快了，从公安机关，到检察机关，再到法院，前前后后不到24小时。
这个速度，我想可能是近现代法法治史上起程序最快的案子了，应该
是刷新了一个新的纪录，这真是人间奇迹啊！但这个案子又不是使用
的简单程序。
24小时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白天和黑夜的轮回！是一张日报的出版
周期！假如一个人从滕州市开车到北京办事24小时恐怕都回不来！但
决定我命运的一个诉讼程序，却在24小时内搞定，这真是一个黑色的
幽默！
公安机关的侦察时间呢？检察机关的审查时间呢？
《刑诉法》第136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
察院审核决定。”即：提起公诉的任何在于，首先对于公安机关侦察
终结和自行终结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滕州公安局是5月26日下午17
时许和我见面，询问结束时正是19时许，他们回去后恐怕已到了法院
休息时间，而第二天公诉人是上午9时许来见我的。请问，公诉人是
怎么“全面审查”我的案件的？严肃吗？符合程序吗？
这么快的办案速度意欲何为？这恐怕傻子都看得出来！
二、是“执法”还是“治人”？
2008年5月13日滕州市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我四年刑期后，我在
法院时间上诉至枣庄中院，枣庄中院以：原判决诉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正确，量刑适当，维持了原判。
现在滕州公安机关又重启这三起案件的程序，我觉得存在以下原则性
错误。
第一点，违犯法理原则办案。法律规定：“判决、裁定是人民法院行
使审判的结果，一旦发生效力，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诉讼标的再次
提起诉讼。”这一法理原则，是全世界通用的。而《刑诉法》第183
条也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天，不服裁定的上诉
和抗诉期限为五天，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刑诉
法》第208条也规定：“下列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一、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二、终审的判决和
裁定。”
而当时，我是上诉至枣庄中院的，行使了我的权利，而当时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均没有抗诉，从法律原则上，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权
利。时隔四年，他们又对我起诉法庭不予认定的部分，法律是不能支
持的。
《刑诉法》第197条还规定：“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
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难道，滕州公安机关能置国
家的法律、法规而不顾，超越法律，违规办案？
审判长、审判员，您们都是专业法律工作者，我现在是监狱服刑人
员，什么情况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才能介入对我的调查，《刑诉
法》第221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
时候所没发现的罪行，由执法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而现在滕州检
察提起诉讼的是2008年5月13日前我已向公安机关坦白的，公诉机关
起诉后法庭没有认定的三起案件。在这里，我要提请审判长、审判员
注意的是：“不是没有发现的。”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办案人员难道不知道这些规定？如此，法律如何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点，三起案件都已超过法定追诉期。起诉书中第一项指控中的
“敲诈勒索”的三起案件均已超过追诉期，因为《刑法》第87条第一
款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究：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
刑的，经过五年。”而我是2008年5月13日就是因“敲诈勒索”被滕
州法院判刑四年的，以这个判决结果作参考，现在起诉的三起案件全
部超过了六年，属于不再追究的案件。
第三点，取证4年为哪般？从2007年6月26日至2011年5月26日，时间
跨度是只差一个月即整整四年，如果公安机关这次重启对我的诉讼是
因为有了新的证据的话，实在太讽刺了，再说，这也过了追诉期，他
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否则，只能说明是别有用心了，是他们先欲置
我于死地。
第四点、遗漏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刑诉法》第137条第二款
规定：“人民检察院审办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有无遗漏和其他应当
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对起诉书中的“敲诈勒索”部分，我请求追加《人民日报、市场报》
山东记者站站长刘庆春、山东电视台记者张鲁以及贺彦杰三人，因这
三人分别是这三起事件的主要当事人。
但在这份起诉书中竟没有他们的名字，是侦察中就没有把他们列入侦
察呢？还是有意而为之？很明显，想惩罚的只是我齐崇怀一人而已。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儿戏，那里还是“执法”呢？而是对神圣
法律的亵渎！是对神圣法律的强奸。
三、职务侵占不能成立
起诉书第二项指控是：“职务侵占”。
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说说记者站的体制。2003年之前，中央级报纸驻
各地记者站都是挂靠在各省主管单位，如：《检察日报》挂靠在省高
院，编制亦是主管单位编制，办公地点、工资、差旅费也由主管单位
负责。
但2003年初，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局联合下发了一个号文，要求中
央、部委报纸全部转制，原则是“三脱钩”，即“与主办单位脱
钩”，由主办变主管，“人员脱钩”，全体采编人员全部改为事业编
制：“经济脱钩”实行自负盈亏。《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就
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对这种记者站，当时叫“改革站”。
当时，报社没给我一分钱，一张报纸。建站经费、办公经费、出差费
用、招待费用、工资等，全部是我自己筹措。而当时，报社给我的只
是政策，什么是政策呢？就是建站之初，报社给各记者站提供两个报
纸广告版面，让记者站拉广告，能拉多少拉多少，两个版你拉50万元
报社也不眼红，你拉1万、2万那也是你的事，报社一概不管，这个两
个广告版，报社除扣除税和一部分管理费后，全部返还记者站。这两
个版之后的其他广告，按40%提取。而记者站实行的是站长负责制，
亏盈全是我一个的事，说白了我就象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只不过是工
地上的包工头是搞的体力活，我搞的是文字工作而已。
大家说，包工头挣的钱自己花了，那是职务侵占吗？那是劳动所得。
再打一个比方，现在各地都在搞招商引资红豆，大家知道，有的地方
还给一定级别的官员下达了引资指标，但也不是叫你白引资，条件是
引来多少资源奖励你千分之几，我曾遇到某市某局长光引资一年就获
得了200多万元，拿了这200多万元这位局长算职务侵占吗？你们指控
的我这十几万收入，正是象包工头和这位局长的钱来路一样，是我自
己的所得，怎么花完全由我个人支配。
再说我买车的情况：
这笔钱还没到帐时，我就给报社领导汇报“这笔钱到帐后，我想买辆
车”。报社总编辑完全同意，在选择车型市，彭玉敬总编说：“买辆
捷达吧，捷达皮实，各地的维修站也多，维修方便”。我给他说，济
南满街都是捷达出租车，有上万辆。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买辆奇瑞东方
之子。
关于租凭合同、发票的说明。报社规定，记者站领取广告提成，请提
供一些出场费、招待费、办公费等发票冲账。但这次我一下子要领十
几万的提成，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发票，但没有这些发票又不给钱，
我就天天给报社打电话催这笔钱尽快给我。记者站有报社的两个部门
领导，一是记者部，一是广告部，而这笔钱是在广告部手里掌控，广
告部副主任陈波、记者部主任周惠生先后通知我说：“你想法弄个租
房、租车的发票来报吧，但千万要附一份租凭合同，这样才行”。当
时我也想不通，领我自己的钱还要这样麻烦？是不是报社现在经济紧
张，我的这笔钱让他们用了等等。很惦记这笔钱什么时候领到手。
他们给我出了这个主意后，当时我也蒙了！我到哪里找这些发票？谁
给我开？但没这些发票，报社不返还给我广告提成。
当时，记者站已运行了二年多，没有一分钱进账，是艰难运行，等米
下锅的状态，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找到《新山东》杂志社主编明杰开
了两张发票，并在租凭合议上盖了章。
要说责任，那也是报社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我的行为只是职务行
为。
两张发票和两张租凭合同的作用是，用他们我把我该得到的钱领到了
手。
有个情况需在这里说明，我这个人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之后，我办
了一件吃里扒外的事，直到今天我也感到困惑，困惑自己该不该办：
我匿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了报社弄虚作假的情况，还留下了我的
电子邮箱，告诉他们如需求证和反馈，请给我联系，但至到我被捕高
检也没有反馈信息。
这件事在这里说出来，我知道是上不得台面的，可能有的人对我的人
品大打折扣，说报社给你提供这么好的工作平台，你还害报社，我觉
得不是这样，报社给我提供平台是一回事，报社违规又是另一回事，
完全是两码事。
没有今天公诉机关起诉我“职务侵占”，我恐怕永远不会说出这件
事，在此我说出这个秘密，是想让审判长、审判员对我有一个理性的
认识。
还有，我被捕后，报社还欠我4.6万元的广告提成，当时，是我的家
属和律师来滕州市看守所会见室，让我写了授权书，我家属才去报社
领了这笔款，公安机关的徐峰在场，这笔钱我家属领回去怎么花？完
全是她自己的事，按照你们的逻辑，我家属花这笔钱还要有文件？还
要什么人批准？她如果花了，你们还能也以“职务侵占”起诉她？滕
州检察院起诉我“职务侵占”真是应了那句古语：“欲加之罪，何患
无辞”。但这“罪”起码能说得通才能障人耳目，现在却是赤裸裸的
了，连块遮羞布都没有了。
我知道法律上对“职务侵占”是如何定义的，我的理解是：“侵占”
就是：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是自己的财产，强行占为己有了，而所谓
的“职务侵占”就是利用自己职务把公家的财物划归自己名下。
审判长、审判员，我这十几万却不是公家的，而是我自己的，我拿来
花，还有错吗？更何况罪呢？罪从何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我寄希望于法
庭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
谢谢您们！
齐崇怀
2011年5月30日
〔转载自《维权网》2011-06-12；http://crd-net.org/〕
齐崇淮涉嫌敲诈勒索罪、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刘晓原、王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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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同一个行为重复起诉 │
│ 违犯了法律常识和国际上禁止双重处罚的原则 │
│ │
│ ──齐崇淮涉嫌敲诈勒索罪、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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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审判员：
让我们直奔主题：
一、事实部分
☆关于“敲诈勒索罪”
１、公诉人提交的任何证据没有一项能够证明被告人采用了要挟、威
胁的方法主动索要财物，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党委宣传部门主
动公关“灭火”，这实际上是一种行贿行为；
公诉人指控，Ａ、2005年底，被告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记者，至
山东省新泰市新汶镇双高煤矿，就该矿越界开采造成人员伤亡事
件进行采访，以将此事在新闻媒体曝光相要威，索要新汶镇双高
煤矿人民币三万元；Ｂ、2006年4月，被告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
记者，至山东省滕州市东郭镇辛绪淀粉厂，就该厂玉米储存罐崩
裂压死人事件进行采访，而后撰写失实文稿并以在报刊发表相威
挟，索要滕州市东郭镇辛绪淀粉厂人民币四千元；Ｃ、2006年11
月份，被告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记者，至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人
民医院，就该院一起医患纠纷进行采访，而后以其撰写的负面文
章在新闻媒体中曝光相要挟，索要嘉祥县人民医院人民币15,000
元。
从被告人被指控的数起案件的发生、发展看，基本上遵循了这样
的模式：某地发生安全事故，被告人齐崇淮得到消息后亲自赶到
现场或者安排人前往现场，地方政府宣传部门在现场接到采访
者，采访者写完稿件，发表之前请有关部门核对，有关部门开始
组织人员公关，随后发生了金钱往来，采访者放弃了新闻报导。
２、在这样的模式中，被告人齐崇淮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地
方政府和党委的“宣传部门”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宪法和法
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和控告，《宪法》
和法律保护举报者，被告人作为媒体工作人员，更有权利和条件
获取一些违法事件的更深入的信息，因此，其前往现场的，采
访、写稿都是合法的，而且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公诉
人单方面强调被告人冒充记者跟其指控的罪名没有关联，因为敲
诈勒索罪并不以“冒充记者身分”为构成要件。
那么，被告人要求新闻宣传部门对“稿件”进行核对和反馈是不
是一种要挟和勒索？媒体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往往要采集正
反两个方面的信息，这是媒体人员为了保证新闻的客观性所做的
必要而正常的工作，如果媒体人员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构成对
一方的要挟，那么，法庭上法官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是不是也构成
对控诉方的要挟呢？
从庭审当中展现的很多笔录来看，正是由于相关宣传部门看了稿
件后，怕影响到本单位或本政府的形象，而主动产生了“给钱”
的意识。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被告人有“拿不到钱就曝光、拿到
钱就不曝光”的以财物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而宣传部门以各种方
式、各种途径给了被告人财物，这又是什么行为？这实际上是一
种“行贿”行为，而且这种行贿还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强迫性。
从被告人承认的几项费用来看，实际上是被迫接受了一种“贿
赂”，也就是“被受贿”，既然是被动的给予财务，就不符合敲
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否则如果按照公诉人的逻辑，那么“盗窃
犯”也可以用“贪污犯”来指控了。
３、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被害人的证据，同时政府和党委宣
传部门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罪的受害者；敲诈勒索罪
必须有被害人，令辩护人感到惊奇的是，公诉方提交的证据目录
中，竟然没有一项被害人陈述的证据！
而实际情况是，在一些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媒体记者进入采访
就等于进入了一个危险地带，一是事故发生地的企业单位，一个
是当地政府、党委的宣传部门。他们以各种方式对事件采访者进
行围追堵截。最常见的就是采取“封口费”的方法灭火。譬如滕
州市辛绪淀粉厂玉米罐砸死人的事件。
那么在这些事件中，是政府被敲诈了吗？
如果不是，为什么政府对事件反应的那么积极？如果政府被敲诈
了，为什么政府不当场就报案，通过其强大有力的公安机关当场
对这些敲诈勒索犯们采取措施？！
在现代社会，政府机关永远不可能成为被敲诈的对象，否则，这
个国家的公民将面临这样的危险：任何一个试图批评政府的人、
或者试图通过政府获得赔偿的维权者都将面临敲诈政府的指控。
这将意味着政府解决矛盾、化解社会危机功能的丧失。
☆关于职务侵占罪
１、记者站不是一级单位，不符合职务侵占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
公诉方指控，被告人用假合同和发票报销了记者站18万元的财
产，需知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一个前提是所侵占的财物必须属于单
位，作为一个单位，又必须具备一些要素，譬如有自己的名称，
公章，财务制度，营业场所，营业的资金，能够独立承担责任
等。
被告人齐崇淮所在的记者站，在创立之初只有其自己一个人，没
有对公帐户，没有自己的财务，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记者站，根
本算不上一个单位，既然算不上一个单位，又何来侵占单位的财
物呢？
２、从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来看，报社和齐崇淮所在的记者站是一种挂
靠关系，公诉方指控的被告人侵占的财产属于个人所得；
被告人齐崇淮获得广告收入之后，除去上交的管理费和报社留存
费用后全部返还个人，被告人有权自由支配。报社没有给齐崇淮
支付一分钱工资，也并没有为齐崇淮缴纳社会保险，没有把齐崇
淮纳入事业单位编制，报社和齐崇淮实际又存在某种雇佣关系，
完全靠拉业务赚提成，当报社把单位的收入以齐崇淮为名进行汇
款的时候，实际上报社已经完成了单位内部的收入分配，就是归
齐崇淮个人所得，并非单位财产。
反过来说，如果公诉机关指控的涉案款项属于单位的公共财产，
收款人应该是山东记者站，被告人所在单位不应该向齐崇淮个人
汇款。同时报社如果认为被告齐崇淮侵占单位的财产，应该会主
动报案。在被告人所在单位解除和被告人的聘任合同后，没有办
理任何财务交接手续，长达五年的时间，报社至今也没有报案，
怎么能认定被告人侵占的是单位财产呢？
３、被告人提供不真实的合同与发票领取汇款的行为是单位内部的违
规行为，责任在单位；
被告人为了领取个人业务提成，提供了不真实的合同和发票，虽
然有过错，但是责任在报社，被告人是按照报社的要求提供发
票，不应该将此推到被告人身上。在实践当中，很多单位为了避
税，要求领钱人提供各类发票，但不能以此来证明汇款到个人账
户上的钱反而不是个人的。
☆关于漏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涉嫌的犯罪，即不属于漏罪，也不是新罪。
公诉机关承认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但是一直强调对被告人的指控属
于漏罪，并且找到了新证据，重新起诉，那么什么叫漏罪，是指人民
法院对犯罪分子的判决宣告以后，又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还有其他
没有判处的罪。
那么在该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有“罪行”，在公安机关第一
次对被告人采取措施的时候，被告人已经全部交待。其中第一起双高
煤矿伤亡事故敲诈的指控，原审的判决已经否定了其证明力（见下
文），原审的法院已经对此作出了“判处”，当然不能算漏罪，而且
公诉机关在当时也没有提起抗诉，实际上等于丧失了法律上的起诉
权。如果按照公诉方理解的“没有判处”就是没有定罪的话，那么是
不是对公诉方提交的任何指控法院都必须判处有罪才叫判处呢？那么
法院还有设置的必要吗？直接让公诉机关判处不就完了吗？
二．程序部分
１、违反了禁止双重处罚的原则；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含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个人的
同一个行为，不得重复追究，即使是换一个罪名也不得重复追
究。比如，对被告人开始以抢劫罪起诉，后被宣告无罪，然后对
同一个行为又以抢夺罪再一次起诉，根据该原则的规定就不允
许。二是对于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或者宣告无罪，都意味着诉讼的
终结，都不允许再追诉。如果对被告人定了罪，当然不能再对他
进行追诉，但是，如果已经对他宣告无罪，也就不允许再进行追
诉、惩罚。
同时，我国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
国，该条第七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任何人已经依照一个国家的
法律和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者宣告无罪的，就不得以同一罪名
再予审判和惩罚。根据该原则的要求，同一个人因为同一个行为
不得遭受两次审判或者惩罚。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所谓的几项“罪行”，在2007年
被告人被公安机关采取措施后，都已经全部供述过，更为重要的
是，在2008年滕州法院作出的〔2008〕滕刑初字第179号判决
书，赫然写道：被告人齐崇淮、贺延杰同他人冒充记者采访，亦
已取得财务，但该证据在证明二被告人共同犯罪的主管故意、采
取威胁和要挟手段以及认定被告人贺延杰个人存在敲诈勒索财务
的主观故意等方面的证明力不足。故对于公诉机关的该几项指
控，本院不予支持。（法院没有认定的证据之一就是今天公诉方
重新指控的双高煤矿安全事故三万元敲诈案。）
对法院不予认定的行为，公诉机关竟然重复起诉，并且提供了几
个证人证言作为新证据，且不说证人证言本身存在的问题，如果
这样的事情允许发生，那么，任何一个被告人都将永远处于一种
不安全的状态，因为今天指控他的证据不被法院采信，明天检察
机关就可以提交新证据让其继续面临指控，法律所设置的种种保
障被告人的权益程序如同儿戏，宪法所确立的保障人权的原则就
得不到现实的印证。
更为重要的是，公诉机关提交的新证据中，实际上是让曾经替工
证词的人重新提一遍证词，以此来作为所谓的“新证据”！而且
这些证词自相矛盾。（以下将专门展开论述。）
２、公安机关选择性侦查、公诉机关选择性指控；
从起诉书来看，检方指控被告人“伙同其他记者”，实施敲诈勒
索，那么其他记者是谁？公安机关有没有查清？如果没有查清，
能叫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吗？如果查清了，为什么其他记者叫什
么名字都不知道？
从法庭提交的笔录来看，公安机关对对“其他记者”是很清楚
的，甚至其他记者在对被告人所涉嫌的“罪行”中起到了关键的
作用，但是检方却始终回避这个问题，只能有选择性指控的嫌
疑。
３、控方实行“证据偷袭”，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机关移送
到法院后，公安机关仍然在侦查补充证据；
我们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明确的得知，检察机关并没有对该案
进行退补，直到开庭之前，辩护人始终没有看到控方提交给法院
的指控被告人的全部证据，在开庭的过程中，作为对本案有裁判
权的法官竟然也没有获得公诉方的补充证据！而是由公诉方在法
庭上突然展示，更令人惊奇的是，公诉方提交的这些补充证据，
全部为公安机关搜集，搜集该类证据的时间，竟然是都发生5月4
日在侦查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之后，而且还有一部分证据是发生在
5月27日，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后！
４、根据最新实施的《刑事证据规则》，公诉方提交的大量证据，不
符合《刑事证据规则》，属于绝对应该排除的证据。
《刑事证据规则》第15条规定：未出庭作证的证人的书面证言出
现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无证据印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本次庭审中，所有证人无一例外的没有出庭，公诉机关提交的新
证据中，也就是对要求证人的重复出具证人证言。
在起诉书第一项，双高煤矿事件中，范明超在2007年提供的证言
是：2005年底，俺街道的双高煤矿和新矿集团一煤矿出现越界开
采问题，过了两三个月，有三个记者来采访，其中一个叫刘庆
春，自称《人民日报》市场报山东记者站的记者，另外两个是什
么报社的记者不知道，三个记者当时坚决要求在报纸上报道此
事，在我和他们的协商下，他们同意不曝光，但刘庆春记者让我
们拿点加油、路费的钱，我让时任新汶街道办事处行政办公室副
主任焦于军联系双高煤矿拿来了三万给了刘庆春三个人，每人一
万元（引自〔2008〕滕刑初字第179号判决书）。
根据这个证词，我们得知：（1）双高煤矿事件中，是刘庆春索
要加油费、路费，而不是本案中的被告人齐崇淮。（2）另外两
个记者是谁范明超并不知道。
而在公诉方提交的2011年4月19日新证据中，范明超如何描述这
个案件的呢？
范说，“我记得，当时在2007年滕州的民警来找我了解情况。另
外，我对来访记者和那个姓齐的记者印象最深，他们说话难听，
最强硬，这个姓齐的说非得曝光。我受双高煤矿的委托就和这几
个记者协商，怕他们曝光，此举会影响我们地方发展形象。姓齐
的人刚上来，非坚持曝光此事。后来经过协商，姓齐的说，不曝
光的话，他们来访花了不少路费、油钱让俺看着办，意思是如果
我们不给钱的话，姓齐的这几个记者就会曝光此事，最后俺们没
办法，双高煤矿拿出了三万元，给了这三名记者，每人一万元，
这样他们才算完。”
在这范明超这次证言中，我们看到：（1）范在第一次作证不认
识的两位记者，现在突然认识了，而且还知道姓齐；（2）范第
一次作证是刘庆春索要路费和油费，这次又成了是齐崇淮索要！
公诉机关就是拿着这样自相矛盾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敲诈
勒索！
在我们今天开庭审理此案的时候，在重庆有一个服刑犯正在静静的等
待出狱，而其出狱之前也经过了一次所谓“漏罪追诉”的闹剧。李庄
案的漏罪，无论如何，当地的公安历尽千辛万苦搜集了新罪证的，而
本案中的漏罪，却是被告人早已供述过的法院没有认定的！这真是：
闹剧天天有，鲁渝各不同，法治嘴上挂，人治任我行。
北京律师 刘晓原 王全章
2011年6月6日
〔转载自《维权网》2011-06-12；http://crd-net.org/〕
当我以被告人的身分再一次出现时，心里很悲哀，为自己悲哀。因为
我已经“光荣”地成为了“法律”的牺牲品，也为神圣的法律悲哀。
因为现在的法律已经贬值到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时代了。
本来，我是不想说什么了，但感到不说是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一、是“执法”还是“闹剧”？
2007年6月26日，我被滕州市公安局刑拘。2008年5月13日，被滕州市
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刑四年，现在枣庄监狱服刑，刑期至2011年
6月25日止，现在余刑还有20天了。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2011年5月26日下午5时（17时）许，滕州市公安局侯志国、徐峰和一
个姓赵的人（此人未出示任何身分证明，我曾向他要，但他说证件正
在更换中）来监狱找我，说是了解一下情况。我积极地配合了他们，
把我知道的如实做了回答，他们回去的时间正是19时许。
第二天，（2011年5月27日）上午，滕州市检察院来了两个检察官，
又来了解情况，我依然是如实做了回答，他（她）们回去正是中午12
时许，当天下午17时许，滕州市法院即来人送达起诉书。这个速度太
快了，从公安机关，到检察机关，再到法院，前前后后不到24小时。
这个速度，我想可能是近现代法法治史上起程序最快的案子了，应该
是刷新了一个新的纪录，这真是人间奇迹啊！但这个案子又不是使用
的简单程序。
24小时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白天和黑夜的轮回！是一张日报的出版
周期！假如一个人从滕州市开车到北京办事24小时恐怕都回不来！但
决定我命运的一个诉讼程序，却在24小时内搞定，这真是一个黑色的
幽默！
公安机关的侦察时间呢？检察机关的审查时间呢？
《刑诉法》第136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
察院审核决定。”即：提起公诉的任何在于，首先对于公安机关侦察
终结和自行终结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滕州公安局是5月26日下午17
时许和我见面，询问结束时正是19时许，他们回去后恐怕已到了法院
休息时间，而第二天公诉人是上午9时许来见我的。请问，公诉人是
怎么“全面审查”我的案件的？严肃吗？符合程序吗？
这么快的办案速度意欲何为？这恐怕傻子都看得出来！
二、是“执法”还是“治人”？
2008年5月13日滕州市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我四年刑期后，我在
法院时间上诉至枣庄中院，枣庄中院以：原判决诉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正确，量刑适当，维持了原判。
现在滕州公安机关又重启这三起案件的程序，我觉得存在以下原则性
错误。
第一点，违犯法理原则办案。法律规定：“判决、裁定是人民法院行
使审判的结果，一旦发生效力，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诉讼标的再次
提起诉讼。”这一法理原则，是全世界通用的。而《刑诉法》第183
条也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天，不服裁定的上诉
和抗诉期限为五天，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刑诉
法》第208条也规定：“下列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一、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二、终审的判决和
裁定。”
而当时，我是上诉至枣庄中院的，行使了我的权利，而当时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均没有抗诉，从法律原则上，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权
利。时隔四年，他们又对我起诉法庭不予认定的部分，法律是不能支
持的。
《刑诉法》第197条还规定：“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
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难道，滕州公安机关能置国
家的法律、法规而不顾，超越法律，违规办案？
审判长、审判员，您们都是专业法律工作者，我现在是监狱服刑人
员，什么情况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才能介入对我的调查，《刑诉
法》第221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
时候所没发现的罪行，由执法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而现在滕州检
察提起诉讼的是2008年5月13日前我已向公安机关坦白的，公诉机关
起诉后法庭没有认定的三起案件。在这里，我要提请审判长、审判员
注意的是：“不是没有发现的。”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办案人员难道不知道这些规定？如此，法律如何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点，三起案件都已超过法定追诉期。起诉书中第一项指控中的
“敲诈勒索”的三起案件均已超过追诉期，因为《刑法》第87条第一
款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究：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
刑的，经过五年。”而我是2008年5月13日就是因“敲诈勒索”被滕
州法院判刑四年的，以这个判决结果作参考，现在起诉的三起案件全
部超过了六年，属于不再追究的案件。
第三点，取证4年为哪般？从2007年6月26日至2011年5月26日，时间
跨度是只差一个月即整整四年，如果公安机关这次重启对我的诉讼是
因为有了新的证据的话，实在太讽刺了，再说，这也过了追诉期，他
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否则，只能说明是别有用心了，是他们先欲置
我于死地。
第四点、遗漏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刑诉法》第137条第二款
规定：“人民检察院审办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有无遗漏和其他应当
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对起诉书中的“敲诈勒索”部分，我请求追加《人民日报、市场报》
山东记者站站长刘庆春、山东电视台记者张鲁以及贺彦杰三人，因这
三人分别是这三起事件的主要当事人。
但在这份起诉书中竟没有他们的名字，是侦察中就没有把他们列入侦
察呢？还是有意而为之？很明显，想惩罚的只是我齐崇怀一人而已。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儿戏，那里还是“执法”呢？而是对神圣
法律的亵渎！是对神圣法律的强奸。
三、职务侵占不能成立
起诉书第二项指控是：“职务侵占”。
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说说记者站的体制。2003年之前，中央级报纸驻
各地记者站都是挂靠在各省主管单位，如：《检察日报》挂靠在省高
院，编制亦是主管单位编制，办公地点、工资、差旅费也由主管单位
负责。
但2003年初，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局联合下发了一个号文，要求中
央、部委报纸全部转制，原则是“三脱钩”，即“与主办单位脱
钩”，由主办变主管，“人员脱钩”，全体采编人员全部改为事业编
制：“经济脱钩”实行自负盈亏。《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就
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对这种记者站，当时叫“改革站”。
当时，报社没给我一分钱，一张报纸。建站经费、办公经费、出差费
用、招待费用、工资等，全部是我自己筹措。而当时，报社给我的只
是政策，什么是政策呢？就是建站之初，报社给各记者站提供两个报
纸广告版面，让记者站拉广告，能拉多少拉多少，两个版你拉50万元
报社也不眼红，你拉1万、2万那也是你的事，报社一概不管，这个两
个广告版，报社除扣除税和一部分管理费后，全部返还记者站。这两
个版之后的其他广告，按40%提取。而记者站实行的是站长负责制，
亏盈全是我一个的事，说白了我就象建筑工地的包工头，只不过是工
地上的包工头是搞的体力活，我搞的是文字工作而已。
大家说，包工头挣的钱自己花了，那是职务侵占吗？那是劳动所得。
再打一个比方，现在各地都在搞招商引资红豆，大家知道，有的地方
还给一定级别的官员下达了引资指标，但也不是叫你白引资，条件是
引来多少资源奖励你千分之几，我曾遇到某市某局长光引资一年就获
得了200多万元，拿了这200多万元这位局长算职务侵占吗？你们指控
的我这十几万收入，正是象包工头和这位局长的钱来路一样，是我自
己的所得，怎么花完全由我个人支配。
再说我买车的情况：
这笔钱还没到帐时，我就给报社领导汇报“这笔钱到帐后，我想买辆
车”。报社总编辑完全同意，在选择车型市，彭玉敬总编说：“买辆
捷达吧，捷达皮实，各地的维修站也多，维修方便”。我给他说，济
南满街都是捷达出租车，有上万辆。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买辆奇瑞东方
之子。
关于租凭合同、发票的说明。报社规定，记者站领取广告提成，请提
供一些出场费、招待费、办公费等发票冲账。但这次我一下子要领十
几万的提成，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发票，但没有这些发票又不给钱，
我就天天给报社打电话催这笔钱尽快给我。记者站有报社的两个部门
领导，一是记者部，一是广告部，而这笔钱是在广告部手里掌控，广
告部副主任陈波、记者部主任周惠生先后通知我说：“你想法弄个租
房、租车的发票来报吧，但千万要附一份租凭合同，这样才行”。当
时我也想不通，领我自己的钱还要这样麻烦？是不是报社现在经济紧
张，我的这笔钱让他们用了等等。很惦记这笔钱什么时候领到手。
他们给我出了这个主意后，当时我也蒙了！我到哪里找这些发票？谁
给我开？但没这些发票，报社不返还给我广告提成。
当时，记者站已运行了二年多，没有一分钱进账，是艰难运行，等米
下锅的状态，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找到《新山东》杂志社主编明杰开
了两张发票，并在租凭合议上盖了章。
要说责任，那也是报社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我的行为只是职务行
为。
两张发票和两张租凭合同的作用是，用他们我把我该得到的钱领到了
手。
有个情况需在这里说明，我这个人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之后，我办
了一件吃里扒外的事，直到今天我也感到困惑，困惑自己该不该办：
我匿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了报社弄虚作假的情况，还留下了我的
电子邮箱，告诉他们如需求证和反馈，请给我联系，但至到我被捕高
检也没有反馈信息。
这件事在这里说出来，我知道是上不得台面的，可能有的人对我的人
品大打折扣，说报社给你提供这么好的工作平台，你还害报社，我觉
得不是这样，报社给我提供平台是一回事，报社违规又是另一回事，
完全是两码事。
没有今天公诉机关起诉我“职务侵占”，我恐怕永远不会说出这件
事，在此我说出这个秘密，是想让审判长、审判员对我有一个理性的
认识。
还有，我被捕后，报社还欠我4.6万元的广告提成，当时，是我的家
属和律师来滕州市看守所会见室，让我写了授权书，我家属才去报社
领了这笔款，公安机关的徐峰在场，这笔钱我家属领回去怎么花？完
全是她自己的事，按照你们的逻辑，我家属花这笔钱还要有文件？还
要什么人批准？她如果花了，你们还能也以“职务侵占”起诉她？滕
州检察院起诉我“职务侵占”真是应了那句古语：“欲加之罪，何患
无辞”。但这“罪”起码能说得通才能障人耳目，现在却是赤裸裸的
了，连块遮羞布都没有了。
我知道法律上对“职务侵占”是如何定义的，我的理解是：“侵占”
就是：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是自己的财产，强行占为己有了，而所谓
的“职务侵占”就是利用自己职务把公家的财物划归自己名下。
审判长、审判员，我这十几万却不是公家的，而是我自己的，我拿来
花，还有错吗？更何况罪呢？罪从何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我寄希望于法
庭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
谢谢您们！
齐崇怀
2011年5月30日
〔转载自《维权网》2011-06-12；http://crd-net.org/〕
齐崇淮涉嫌敲诈勒索罪、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刘晓原、王全章
┌──────────────────────────┐
│ 对同一个行为重复起诉 │
│ 违犯了法律常识和国际上禁止双重处罚的原则 │
│ │
│ ──齐崇淮涉嫌敲诈勒索罪、职务侵占罪辩护词── │
└──────────────────────────┘
审判长、审判员：
让我们直奔主题：
一、事实部分
☆关于“敲诈勒索罪”
１、公诉人提交的任何证据没有一项能够证明被告人采用了要挟、威
胁的方法主动索要财物，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党委宣传部门主
动公关“灭火”，这实际上是一种行贿行为；
公诉人指控，Ａ、2005年底，被告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记者，至
山东省新泰市新汶镇双高煤矿，就该矿越界开采造成人员伤亡事
件进行采访，以将此事在新闻媒体曝光相要威，索要新汶镇双高
煤矿人民币三万元；Ｂ、2006年4月，被告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
记者，至山东省滕州市东郭镇辛绪淀粉厂，就该厂玉米储存罐崩
裂压死人事件进行采访，而后撰写失实文稿并以在报刊发表相威
挟，索要滕州市东郭镇辛绪淀粉厂人民币四千元；Ｃ、2006年11
月份，被告人齐崇怀与他人冒充记者，至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人
民医院，就该院一起医患纠纷进行采访，而后以其撰写的负面文
章在新闻媒体中曝光相要挟，索要嘉祥县人民医院人民币15,000
元。
从被告人被指控的数起案件的发生、发展看，基本上遵循了这样
的模式：某地发生安全事故，被告人齐崇淮得到消息后亲自赶到
现场或者安排人前往现场，地方政府宣传部门在现场接到采访
者，采访者写完稿件，发表之前请有关部门核对，有关部门开始
组织人员公关，随后发生了金钱往来，采访者放弃了新闻报导。
２、在这样的模式中，被告人齐崇淮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地
方政府和党委的“宣传部门”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宪法和法
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和控告，《宪法》
和法律保护举报者，被告人作为媒体工作人员，更有权利和条件
获取一些违法事件的更深入的信息，因此，其前往现场的，采
访、写稿都是合法的，而且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公诉
人单方面强调被告人冒充记者跟其指控的罪名没有关联，因为敲
诈勒索罪并不以“冒充记者身分”为构成要件。
那么，被告人要求新闻宣传部门对“稿件”进行核对和反馈是不
是一种要挟和勒索？媒体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往往要采集正
反两个方面的信息，这是媒体人员为了保证新闻的客观性所做的
必要而正常的工作，如果媒体人员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构成对
一方的要挟，那么，法庭上法官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是不是也构成
对控诉方的要挟呢？
从庭审当中展现的很多笔录来看，正是由于相关宣传部门看了稿
件后，怕影响到本单位或本政府的形象，而主动产生了“给钱”
的意识。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被告人有“拿不到钱就曝光、拿到
钱就不曝光”的以财物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而宣传部门以各种方
式、各种途径给了被告人财物，这又是什么行为？这实际上是一
种“行贿”行为，而且这种行贿还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强迫性。
从被告人承认的几项费用来看，实际上是被迫接受了一种“贿
赂”，也就是“被受贿”，既然是被动的给予财务，就不符合敲
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否则如果按照公诉人的逻辑，那么“盗窃
犯”也可以用“贪污犯”来指控了。
３、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中，没有被害人的证据，同时政府和党委宣
传部门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罪的受害者；敲诈勒索罪
必须有被害人，令辩护人感到惊奇的是，公诉方提交的证据目录
中，竟然没有一项被害人陈述的证据！
而实际情况是，在一些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媒体记者进入采访
就等于进入了一个危险地带，一是事故发生地的企业单位，一个
是当地政府、党委的宣传部门。他们以各种方式对事件采访者进
行围追堵截。最常见的就是采取“封口费”的方法灭火。譬如滕
州市辛绪淀粉厂玉米罐砸死人的事件。
那么在这些事件中，是政府被敲诈了吗？
如果不是，为什么政府对事件反应的那么积极？如果政府被敲诈
了，为什么政府不当场就报案，通过其强大有力的公安机关当场
对这些敲诈勒索犯们采取措施？！
在现代社会，政府机关永远不可能成为被敲诈的对象，否则，这
个国家的公民将面临这样的危险：任何一个试图批评政府的人、
或者试图通过政府获得赔偿的维权者都将面临敲诈政府的指控。
这将意味着政府解决矛盾、化解社会危机功能的丧失。
☆关于职务侵占罪
１、记者站不是一级单位，不符合职务侵占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
公诉方指控，被告人用假合同和发票报销了记者站18万元的财
产，需知构成职务侵占罪的一个前提是所侵占的财物必须属于单
位，作为一个单位，又必须具备一些要素，譬如有自己的名称，
公章，财务制度，营业场所，营业的资金，能够独立承担责任
等。
被告人齐崇淮所在的记者站，在创立之初只有其自己一个人，没
有对公帐户，没有自己的财务，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记者站，根
本算不上一个单位，既然算不上一个单位，又何来侵占单位的财
物呢？
２、从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来看，报社和齐崇淮所在的记者站是一种挂
靠关系，公诉方指控的被告人侵占的财产属于个人所得；
被告人齐崇淮获得广告收入之后，除去上交的管理费和报社留存
费用后全部返还个人，被告人有权自由支配。报社没有给齐崇淮
支付一分钱工资，也并没有为齐崇淮缴纳社会保险，没有把齐崇
淮纳入事业单位编制，报社和齐崇淮实际又存在某种雇佣关系，
完全靠拉业务赚提成，当报社把单位的收入以齐崇淮为名进行汇
款的时候，实际上报社已经完成了单位内部的收入分配，就是归
齐崇淮个人所得，并非单位财产。
反过来说，如果公诉机关指控的涉案款项属于单位的公共财产，
收款人应该是山东记者站，被告人所在单位不应该向齐崇淮个人
汇款。同时报社如果认为被告齐崇淮侵占单位的财产，应该会主
动报案。在被告人所在单位解除和被告人的聘任合同后，没有办
理任何财务交接手续，长达五年的时间，报社至今也没有报案，
怎么能认定被告人侵占的是单位财产呢？
３、被告人提供不真实的合同与发票领取汇款的行为是单位内部的违
规行为，责任在单位；
被告人为了领取个人业务提成，提供了不真实的合同和发票，虽
然有过错，但是责任在报社，被告人是按照报社的要求提供发
票，不应该将此推到被告人身上。在实践当中，很多单位为了避
税，要求领钱人提供各类发票，但不能以此来证明汇款到个人账
户上的钱反而不是个人的。
☆关于漏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涉嫌的犯罪，即不属于漏罪，也不是新罪。
公诉机关承认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但是一直强调对被告人的指控属
于漏罪，并且找到了新证据，重新起诉，那么什么叫漏罪，是指人民
法院对犯罪分子的判决宣告以后，又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还有其他
没有判处的罪。
那么在该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有“罪行”，在公安机关第一
次对被告人采取措施的时候，被告人已经全部交待。其中第一起双高
煤矿伤亡事故敲诈的指控，原审的判决已经否定了其证明力（见下
文），原审的法院已经对此作出了“判处”，当然不能算漏罪，而且
公诉机关在当时也没有提起抗诉，实际上等于丧失了法律上的起诉
权。如果按照公诉方理解的“没有判处”就是没有定罪的话，那么是
不是对公诉方提交的任何指控法院都必须判处有罪才叫判处呢？那么
法院还有设置的必要吗？直接让公诉机关判处不就完了吗？
二．程序部分
１、违反了禁止双重处罚的原则；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含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个人的
同一个行为，不得重复追究，即使是换一个罪名也不得重复追
究。比如，对被告人开始以抢劫罪起诉，后被宣告无罪，然后对
同一个行为又以抢夺罪再一次起诉，根据该原则的规定就不允
许。二是对于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或者宣告无罪，都意味着诉讼的
终结，都不允许再追诉。如果对被告人定了罪，当然不能再对他
进行追诉，但是，如果已经对他宣告无罪，也就不允许再进行追
诉、惩罚。
同时，我国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
国，该条第七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任何人已经依照一个国家的
法律和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者宣告无罪的，就不得以同一罪名
再予审判和惩罚。根据该原则的要求，同一个人因为同一个行为
不得遭受两次审判或者惩罚。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所谓的几项“罪行”，在2007年
被告人被公安机关采取措施后，都已经全部供述过，更为重要的
是，在2008年滕州法院作出的〔2008〕滕刑初字第179号判决
书，赫然写道：被告人齐崇淮、贺延杰同他人冒充记者采访，亦
已取得财务，但该证据在证明二被告人共同犯罪的主管故意、采
取威胁和要挟手段以及认定被告人贺延杰个人存在敲诈勒索财务
的主观故意等方面的证明力不足。故对于公诉机关的该几项指
控，本院不予支持。（法院没有认定的证据之一就是今天公诉方
重新指控的双高煤矿安全事故三万元敲诈案。）
对法院不予认定的行为，公诉机关竟然重复起诉，并且提供了几
个证人证言作为新证据，且不说证人证言本身存在的问题，如果
这样的事情允许发生，那么，任何一个被告人都将永远处于一种
不安全的状态，因为今天指控他的证据不被法院采信，明天检察
机关就可以提交新证据让其继续面临指控，法律所设置的种种保
障被告人的权益程序如同儿戏，宪法所确立的保障人权的原则就
得不到现实的印证。
更为重要的是，公诉机关提交的新证据中，实际上是让曾经替工
证词的人重新提一遍证词，以此来作为所谓的“新证据”！而且
这些证词自相矛盾。（以下将专门展开论述。）
２、公安机关选择性侦查、公诉机关选择性指控；
从起诉书来看，检方指控被告人“伙同其他记者”，实施敲诈勒
索，那么其他记者是谁？公安机关有没有查清？如果没有查清，
能叫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吗？如果查清了，为什么其他记者叫什
么名字都不知道？
从法庭提交的笔录来看，公安机关对对“其他记者”是很清楚
的，甚至其他记者在对被告人所涉嫌的“罪行”中起到了关键的
作用，但是检方却始终回避这个问题，只能有选择性指控的嫌
疑。
３、控方实行“证据偷袭”，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机关移送
到法院后，公安机关仍然在侦查补充证据；
我们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明确的得知，检察机关并没有对该案
进行退补，直到开庭之前，辩护人始终没有看到控方提交给法院
的指控被告人的全部证据，在开庭的过程中，作为对本案有裁判
权的法官竟然也没有获得公诉方的补充证据！而是由公诉方在法
庭上突然展示，更令人惊奇的是，公诉方提交的这些补充证据，
全部为公安机关搜集，搜集该类证据的时间，竟然是都发生5月4
日在侦查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之后，而且还有一部分证据是发生在
5月27日，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后！
４、根据最新实施的《刑事证据规则》，公诉方提交的大量证据，不
符合《刑事证据规则》，属于绝对应该排除的证据。
《刑事证据规则》第15条规定：未出庭作证的证人的书面证言出
现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无证据印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本次庭审中，所有证人无一例外的没有出庭，公诉机关提交的新
证据中，也就是对要求证人的重复出具证人证言。
在起诉书第一项，双高煤矿事件中，范明超在2007年提供的证言
是：2005年底，俺街道的双高煤矿和新矿集团一煤矿出现越界开
采问题，过了两三个月，有三个记者来采访，其中一个叫刘庆
春，自称《人民日报》市场报山东记者站的记者，另外两个是什
么报社的记者不知道，三个记者当时坚决要求在报纸上报道此
事，在我和他们的协商下，他们同意不曝光，但刘庆春记者让我
们拿点加油、路费的钱，我让时任新汶街道办事处行政办公室副
主任焦于军联系双高煤矿拿来了三万给了刘庆春三个人，每人一
万元（引自〔2008〕滕刑初字第179号判决书）。
根据这个证词，我们得知：（1）双高煤矿事件中，是刘庆春索
要加油费、路费，而不是本案中的被告人齐崇淮。（2）另外两
个记者是谁范明超并不知道。
而在公诉方提交的2011年4月19日新证据中，范明超如何描述这
个案件的呢？
范说，“我记得，当时在2007年滕州的民警来找我了解情况。另
外，我对来访记者和那个姓齐的记者印象最深，他们说话难听，
最强硬，这个姓齐的说非得曝光。我受双高煤矿的委托就和这几
个记者协商，怕他们曝光，此举会影响我们地方发展形象。姓齐
的人刚上来，非坚持曝光此事。后来经过协商，姓齐的说，不曝
光的话，他们来访花了不少路费、油钱让俺看着办，意思是如果
我们不给钱的话，姓齐的这几个记者就会曝光此事，最后俺们没
办法，双高煤矿拿出了三万元，给了这三名记者，每人一万元，
这样他们才算完。”
在这范明超这次证言中，我们看到：（1）范在第一次作证不认
识的两位记者，现在突然认识了，而且还知道姓齐；（2）范第
一次作证是刘庆春索要路费和油费，这次又成了是齐崇淮索要！
公诉机关就是拿着这样自相矛盾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敲诈
勒索！
在我们今天开庭审理此案的时候，在重庆有一个服刑犯正在静静的等
待出狱，而其出狱之前也经过了一次所谓“漏罪追诉”的闹剧。李庄
案的漏罪，无论如何，当地的公安历尽千辛万苦搜集了新罪证的，而
本案中的漏罪，却是被告人早已供述过的法院没有认定的！这真是：
闹剧天天有，鲁渝各不同，法治嘴上挂，人治任我行。
北京律师 刘晓原 王全章
2011年6月6日
〔转载自《维权网》2011-06-12；http://crd-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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