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维权网 作者：于谷
（维权网信息员于谷报道）7月21日，本网信息员接到原陕西安装工程公司工伤老太、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桥河岔乡磨石沟村村民的刘玉琴投诉，披露自己6月初因上访反映工伤问题而遭到工程公司信访职工陈社军三次关“黑监狱”、殴打，报警后，警察根本不管，还出示不予受理决定书的有关情况。
据刘玉琴说：“2011年6月8日上午，我到陕西省设备安装工程公司找领导谈我的工伤待遇问题。我正在公司领导办公室和领导交谈时，突然公司信访办职工陈社军闯了进来，把我拉到公司的一间黑屋子里，关上屋门，对我拳打脚踢，操起屋内的凳子砸我，掐住我的脖子，不让我呼救，并用屋里的毯子捂我的嘴，使我喘不上气来。陈社军边打边骂，从上午八点多一直把我非法囚禁、打骂、折磨到下午三点多，致使我头、颈、脸、手、脚及身上多处青紫，头晕眼花，恶心想吐。我反复质问陈社军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并向他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他放我出去。下午三点多钟我被放出来后，忍着剧痛到公司附近的报刊亭拨打了110报警。
半个小时后，110警察到了报刊亭，把我送到了红缨路派出所，派出所的一个警察与我一同到了事发地点省安装公司。警察叫我等在值班室，他进去找陈社军。等了多时，警察出来说没什么事，没有做出任何处理就走了。警察前脚刚走，陈社军后脚就到了值班室，又将我生拉硬扯拖进了那间黑屋子，再次重拳打我，并将我的手提袋扯烂，将里面我的部分工伤资料抢走，拘禁到晚上七点多才放了我。
第二天6月9号，我一大早到了红缨路派出所，要求查处陈社军的违法行径，可等了一天都无人搭理。我头晕，浑身疼痛，晚上九点多钟，我到陕西地矿医院求诊，检查出头、颈、右肘、双下肢等多处红肿、青紫，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有病历为证。
6月10号一大早，我再次到了红缨路派出所，找领导要求对我被打的伤情进行鉴定，但一上午都没人过问我。无奈之下我只好搭车到了位于西安北门的陕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赶到总公司时已下班，我只好在总公司大门外等待到下午上班。陈社军知道了我等在总公司大门外的消息，在午休时乘了安装公司的一辆车赶到总公司大门口，把我强行连拉带拽塞进车里，拉回安装公司，再次关进那间黑屋子，又是一顿拳脚，边打边得意地说：“你再告嘛！派出所和我是一家人，你告到哪儿也没用！把你打死了也没人管！”下午七点多钟才放了我。
真是没人管了吗？我又到了红缨路派出所，浑身伤痛，无力回到住处，倒在派出所院中。到半夜两点多钟，派出所警察开了一辆警车，说送我回住处。车子把我拉到一个没有路灯没有行人两边是高墙的黑巷子里，警察把我推下车，开车走了。我无力行走，躺在路边。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可能是过路人发现，拨打120，来了救护车把我救起，120人员又叫来巡警，我不敢回红缨路派出所，巡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
6月11号我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17号到陕西地矿医院住院，病历记载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小便带血，肾挫伤，吐血。医治七天后转院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又住院七天。对陈社军殴打非法拘禁我的行径，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红缨路派出所给我的答复竟然是一份《不予处理决定书》。”
刘玉琴还详细介绍自己工作及工伤的有关情况说：“我1958年报名参加工作，那一年我17岁，到陕西省石油安装工程处当了一名电焊工。当时国家大跃进，大炼钢铁，我们公司在陕西汉中地区勉县铁厂施工。1959年4月26日，我在炼铁炉上焊接扶手护栏，由于安全带断裂，我摔了下来，当时就不省人事了。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出事的第五天了。此后我才逐渐知道，我昏迷了四天四夜，出事后我被送到勉县医院抢救，当时我的头部血肉模糊，多处受伤，牙齿掉了13颗；右手大拇指骨折；右小腹腹膜破裂三处。从近三十米高的炼铁炉上摔下来，如果不是竹脚手架阻挡，减缓了坠落的速度，我早就没命了。
医院对我进行了腹膜缝合手术，我的右手拇指也被截去一节。我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没休息两天，就又开始工作了，继续干焊接工。右手拇指失去一节，我就用残存的一节夹住焊枪焊，逐渐熟练了，仍能克服困难按质按量完成任务。这种情况现在的人们不可相信，但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们受党的教育，为国家建设贡献一切，不计报酬得失，轻伤不下火线。后来国家经济困难，1962年我们公司许多职工被精简回家，我也回到了陕北老家，一分钱的工资、生活费都没有。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安装公司又通知精简回家的职工回公司工作，只有两人因伤病没有回公司工作，其中就有我一个。我在陕北老家当了农民，结了婚，有了孩子，右手的残疾给生活、劳动造成不便，右下腹的伤处长期疼痛。
为我的伤情和劳动保护待遇，我于1988年开始找单位，当时陕西省石油安装工程处已与陕西省设备安装工程公司合并。在进行了多次上访后，1990年，省设备安装工程公司承认我当年因工受伤的事实，并承认受伤时单位工伤报告、确认制度不全，未能填写工伤报告表，决定给我每月24元的工伤补助，从2010年7月1号起，这份补助增加到每月240元，除此以外，我任何退休、医疗待遇都没有。
我的右下腹受伤处多年一直没恢复好，走路或站立干活时就疼痛，1996年经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建筑职工医院检查，确诊右下腹腹膜有9厘米的囊肿，需要进行修补手术。为此，我又找省安装公司，要求对我进行伤残鉴定，给我正规的因工负伤致残待遇。十多年间我在陕北西安间跑了不知多少回了，省劳动保障厅、省政府我都找过。6月8号我找省安装公司领导，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被几次暴打，被非法拘禁，在深夜被丢弃僻巷。
我是因工负伤致残的，治疗后我又带残坚持工作，可是因我有伤有残，单位就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五十二年了，不给我正规的伤残待遇，还这样对待我。更令我悲伤愤恨的是，政府也这样推诿、糊弄，警察竟然与公司人员合伙整我。国家建立派出所，就是为了除暴安良，保护老百姓的。这些公安人员拿着纳税人的钱，这样包庇违法分子，整治受害人员，哪里还有公平正义？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
（维权网信息员于谷报道）7月21日，本网信息员接到原陕西安装工程公司工伤老太、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桥河岔乡磨石沟村村民的刘玉琴投诉，披露自己6月初因上访反映工伤问题而遭到工程公司信访职工陈社军三次关“黑监狱”、殴打，报警后，警察根本不管，还出示不予受理决定书的有关情况。
据刘玉琴说：“2011年6月8日上午，我到陕西省设备安装工程公司找领导谈我的工伤待遇问题。我正在公司领导办公室和领导交谈时，突然公司信访办职工陈社军闯了进来，把我拉到公司的一间黑屋子里，关上屋门，对我拳打脚踢，操起屋内的凳子砸我，掐住我的脖子，不让我呼救，并用屋里的毯子捂我的嘴，使我喘不上气来。陈社军边打边骂，从上午八点多一直把我非法囚禁、打骂、折磨到下午三点多，致使我头、颈、脸、手、脚及身上多处青紫，头晕眼花，恶心想吐。我反复质问陈社军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并向他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他放我出去。下午三点多钟我被放出来后，忍着剧痛到公司附近的报刊亭拨打了110报警。
半个小时后，110警察到了报刊亭，把我送到了红缨路派出所，派出所的一个警察与我一同到了事发地点省安装公司。警察叫我等在值班室，他进去找陈社军。等了多时，警察出来说没什么事，没有做出任何处理就走了。警察前脚刚走，陈社军后脚就到了值班室，又将我生拉硬扯拖进了那间黑屋子，再次重拳打我，并将我的手提袋扯烂，将里面我的部分工伤资料抢走，拘禁到晚上七点多才放了我。
第二天6月9号，我一大早到了红缨路派出所，要求查处陈社军的违法行径，可等了一天都无人搭理。我头晕，浑身疼痛，晚上九点多钟，我到陕西地矿医院求诊，检查出头、颈、右肘、双下肢等多处红肿、青紫，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有病历为证。
6月10号一大早，我再次到了红缨路派出所，找领导要求对我被打的伤情进行鉴定，但一上午都没人过问我。无奈之下我只好搭车到了位于西安北门的陕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赶到总公司时已下班，我只好在总公司大门外等待到下午上班。陈社军知道了我等在总公司大门外的消息，在午休时乘了安装公司的一辆车赶到总公司大门口，把我强行连拉带拽塞进车里，拉回安装公司，再次关进那间黑屋子，又是一顿拳脚，边打边得意地说：“你再告嘛！派出所和我是一家人，你告到哪儿也没用！把你打死了也没人管！”下午七点多钟才放了我。
真是没人管了吗？我又到了红缨路派出所，浑身伤痛，无力回到住处，倒在派出所院中。到半夜两点多钟，派出所警察开了一辆警车，说送我回住处。车子把我拉到一个没有路灯没有行人两边是高墙的黑巷子里，警察把我推下车，开车走了。我无力行走，躺在路边。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可能是过路人发现，拨打120，来了救护车把我救起，120人员又叫来巡警，我不敢回红缨路派出所，巡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
6月11号我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17号到陕西地矿医院住院，病历记载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小便带血，肾挫伤，吐血。医治七天后转院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又住院七天。对陈社军殴打非法拘禁我的行径，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红缨路派出所给我的答复竟然是一份《不予处理决定书》。”
刘玉琴还详细介绍自己工作及工伤的有关情况说：“我1958年报名参加工作，那一年我17岁，到陕西省石油安装工程处当了一名电焊工。当时国家大跃进，大炼钢铁，我们公司在陕西汉中地区勉县铁厂施工。1959年4月26日，我在炼铁炉上焊接扶手护栏，由于安全带断裂，我摔了下来，当时就不省人事了。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出事的第五天了。此后我才逐渐知道，我昏迷了四天四夜，出事后我被送到勉县医院抢救，当时我的头部血肉模糊，多处受伤，牙齿掉了13颗；右手大拇指骨折；右小腹腹膜破裂三处。从近三十米高的炼铁炉上摔下来，如果不是竹脚手架阻挡，减缓了坠落的速度，我早就没命了。
医院对我进行了腹膜缝合手术，我的右手拇指也被截去一节。我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没休息两天，就又开始工作了，继续干焊接工。右手拇指失去一节，我就用残存的一节夹住焊枪焊，逐渐熟练了，仍能克服困难按质按量完成任务。这种情况现在的人们不可相信，但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们受党的教育，为国家建设贡献一切，不计报酬得失，轻伤不下火线。后来国家经济困难，1962年我们公司许多职工被精简回家，我也回到了陕北老家，一分钱的工资、生活费都没有。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安装公司又通知精简回家的职工回公司工作，只有两人因伤病没有回公司工作，其中就有我一个。我在陕北老家当了农民，结了婚，有了孩子，右手的残疾给生活、劳动造成不便，右下腹的伤处长期疼痛。
为我的伤情和劳动保护待遇，我于1988年开始找单位，当时陕西省石油安装工程处已与陕西省设备安装工程公司合并。在进行了多次上访后，1990年，省设备安装工程公司承认我当年因工受伤的事实，并承认受伤时单位工伤报告、确认制度不全，未能填写工伤报告表，决定给我每月24元的工伤补助，从2010年7月1号起，这份补助增加到每月240元，除此以外，我任何退休、医疗待遇都没有。
我的右下腹受伤处多年一直没恢复好，走路或站立干活时就疼痛，1996年经陕西省人民医院、陕西省建筑职工医院检查，确诊右下腹腹膜有9厘米的囊肿，需要进行修补手术。为此，我又找省安装公司，要求对我进行伤残鉴定，给我正规的因工负伤致残待遇。十多年间我在陕北西安间跑了不知多少回了，省劳动保障厅、省政府我都找过。6月8号我找省安装公司领导，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被几次暴打，被非法拘禁，在深夜被丢弃僻巷。
我是因工负伤致残的，治疗后我又带残坚持工作，可是因我有伤有残，单位就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五十二年了，不给我正规的伤残待遇，还这样对待我。更令我悲伤愤恨的是，政府也这样推诿、糊弄，警察竟然与公司人员合伙整我。国家建立派出所，就是为了除暴安良，保护老百姓的。这些公安人员拿着纳税人的钱，这样包庇违法分子，整治受害人员，哪里还有公平正义？老百姓还有什么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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