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

 秦永敏

前言

我1970年16岁时因为写日记诗文并拥有中外文学名著被打成反革命关押40天，在那个“态度决定一切”的“全面专政”时代只好“认罪服法”“装死趴下”，由此才得以幸免长期坐牢。“你可以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就这样，残酷的现实迫使我这个一心做“隐士”的少年由此开始学习政治和哲学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探寻中国的社会出路。

1978年，在当局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背景下，虽然对全国各地情况毫不了解，我发起武汉民主墙运动时，就自觉不自觉的打出了“请尊重宪法，保障公民权利”作为护身符。      不久，在和各地民运人士联系上了之后，经过反复思考，我们提出了“公开化、合法化、理性化”三原则。

1993年，总结了二十余年的政治经验和教训，我在当代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和平宪章》中提出了“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 ”的基本方针。

由此开始，我始终坚持这个方针，并且坚信，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必将以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尽管我本人因此坐了二十多年牢，被当局抓捕了几十次，遭受了同时代人无人经历过的长时间迫害，但对“和平转型”的原则从来没有动摇。因为这不仅是我从中外近现代史上的民主化转型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而且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进行透彻研究的结果，所以哪怕我本人为此献出生命，也绝不会改变看法去盲目附和“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观点。当然，就像我不反对有人信仰共产主义一样（这个问题后面有专门讨论），我也没必要去反对“暴力革命”的实行者，倒真想看看在这个时代他们真心要这样做的话能有些什么结果（这个问题后面也有专门讨论）。

说到理性化，应当说，这是我和我的同仁在政治探索上获得的一个最值得自豪的工具成果。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指导原则，我们才既能承受一切非人折磨和长期关押，又能始终坚定而平和的坚持在专制高压下顽强的开展合理合法的民主人权远动。

有幸的是，深研历史，我们发现理性也正是人类开创现代化历程的指导精神。自从人类公元第二个一千年初欧洲发生“复兴”古希腊商业文明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以来，理性精神就成了共建现代文明的灯塔。在它的指引下，人类获得了两个最辉煌的成果，其一是科学知识体系，其二是普世价值观念。前者是“求真”，也就是力求准确的认识客观世界并且把握客观规律，后者是“求善”，也就是为人类自身的生活秩序作出无可争议的公正安排，让一切人随时随地得其所应得。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普世价值观念就是当代人类公认的正义观念。

宪政民主制就是人类对自己在当今世界应该实行的正义的政治制度的共识，因此它当然是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还没有实行宪政民主制的中国来说，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来说，它是我们民主人权事业所要追求的一个制度结果，我们追求它，是因为它是正义的，并且，实行它可以给社会带来最大限度的具体正义。从这种角度说，它是一个结果正义。

但是，结果正义并不是全部正义。

古往今来，为了“结果正义”，不惜使用邪恶手段来达到目的的事例不胜枚举。然而，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所造成的恶果往往比他所要消除的邪恶更加邪恶。

在我们面前，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共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国民党的邪恶，用中共的口号说就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毫无疑问的确如此。然而，我们姑且不说中共暴力赶走国民党后自己搞一党独裁害死了八千万以上的中国人并且弄得今日中国灾难更加严重的情况，仅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共政权是牺牲四千万条人命换来的，显然，对这四千万个中国人来说，不管其结果是否正义，中共的暴力革命作为一个过程来说本身都是极不正义的。

其实，我们的睿智先贤伯夷早在近三千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当周武王出兵伐纣时，他就拦住其马指责周武王“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当然，那时伯夷还找不出其他办法来解除商纣王的暴政。

自从工商业文明来到世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工商业文明建立在“公平交易”基础上，无论交易的双方当事人，还是市场上的所有市民或者公民（citizen），理论上说都应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公平协商，这也是工商业文明的理想目标和宪政民主制的基本内容。当然，在农业文明残余盘踞着拒不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工商业文明的这种运作模式是很难一步到位的，统治者必然要不择手段的维护其既得利益，包括使用最残忍最卑劣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特权，但即便如此，占人口多数的中下层民众总会找到办法联合起来，公开向统治者施加压力，从而迫使统治者接受他们的一些有限条件，由此打开以和平方式通过谈判解决政治权力公有化的大门。

我们知道，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过来的，人类历史是一个从蒙昧、野蛮向文明进步的过程，历史的看，猎食异族、奴役异族、压迫同族，或者说民族征服、阶级压迫、强权统治都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之所以存在，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所以，某些我们从感情上或者理智上无法接受的东西，从历史及宏观的眼光看还是能够接受的。当然，这就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具有一些超脱性，也就是超越自身时代的局限性，去从历史的必然性考虑问题，尤其是超越自己个人的狭隘眼界和切身利害，去从他人的、社会的、人类的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

统治者在利害关系方面虽然总体上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面，但他们也确实有合理的利益必须得到保障。

进一步说，他们的不合理利益也应当逐步的加以削减。

更重要的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考量，绝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一定程度上，甚至很大程度上，还是体现了社会的共同需要。

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者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统治者维护秩序、发展经济的考量不会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与此同时，历史有一个演进过程，有一些不可跨越的阶段，如果我们企图“大跃进”，其结果只能是揠苗助长，南辕北辙。

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一百多年的转型历史，我们就不难明白，第一，不顾转型的过程正义，造成革命相续血流成河，第二不顾历史进步自有不可跨越的阶段一味“法乎其上”，造成历史踏空掉回几百几千年前的大倒退，这两条惨痛教训，正是今天最应该深刻铭记永志不忘的！

总之，中国今天的的政治转型不仅需要结果正义，也需要过程正义，不仅需要尽快实现宪政民主制，也需要避免欲速而不达。具体地说，不仅需要化解一党专政，也需要弄清楚当局的说辞中有哪些必须考虑并且妥善处理的合理的内核，不仅要根除专制特权，也要考虑怎么循序渐进的根除特权才能成功的平稳过渡。

所以，我要重申1993年于《和平宪章》中倡导的基本思想，并对之加以系统阐发，以此就教于各方高人，希望由此和中国政治反对派尤其是中国民主党的同道们取得共识，以利于更快更好的实现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的宏伟目标。

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和平转型系列之一

论中国和平转型的必然性

在今天，宪政民主制必然实现已经是一个不需论证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宪政民主制，却是一个必须系统论证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近几年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当局对异议活动的打压不断加剧，手段越来越背离其承诺的法治要求，常常表现得极其残忍卑劣野蛮，因此海内外很多人对和平转型越来越绝望，与此同时，中东北非的民主化浪潮袭来，其中那些最专制的国家由于矛盾激化发生了暴力革命和内战，这也是许多人认为中国民主转型必将以暴力革命方式解决的一个诱因。

但是，事实绝非如此。

须知，中国确实有很多其他国家不能相提并论的“特殊国情”。

当然，这些“特殊国情”并不足以使中国不实行宪政民主制。

但是，这些特殊国情也确实必将使中国走和平转型之路。

首先，从国际环境上说，中国和伊拉克不同，和利比亚不同，这些中小国家太专制太暴戾引起愤恨激起民变后，在一定条件下美国欧盟会出兵。

最近有人告诉我，说对基地组织实施斩首行动消灭了本拉登后美国的精力就会转过来对付中共了，对此我只能报以一笑。姑且不说美国在其势力最强盛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做，今天它的世界霸主地位已是强弩之末，和中共相比优势极为有限，只说如果武装干涉中国内战它自己可能也会遭到核打击这一点，就足以使美国朝野绝对不会这么做了。

须知，中国今天的情况和当年的德国日本不同，德国日本是因为发起世界大战，美国才能名正言顺的战败他们并对他们进行强制改造，在和平条件下，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行武装干涉，这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所绝对不会允许的。

因此，其他理由姑且不说，面对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拥有大量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这一事实，加上又是安理会五常之一，任何外国，包括美国，更不要说欧盟，都绝对不可能以武力帮助中国完成民主转型。

今日中国唯一可以类比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前苏联。就像苏联的转型只能靠苏联人民自己完成一样，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有可能以暴力革命武装反抗推翻中国的一党专政吗？当然不可能，这一点，本文后面还有专门讨论，这里暂不细说。

排除了暴力革命武装推翻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后，我们再来看事情的另一面。

固然，历史已经关闭了以暴力革命实现宪政民主制的大门，与此同时，却也为和平转型提供了充分条件。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和平转型的外部条件。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理应带头模范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其所有人权公约，尤其是中国已经签署了的人权公约。

《世界人权宣言》明文规定：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中共政权既没有照做，也反对国际监督，更不容忍国际社会批评。

但是，不管它怎么公然对抗，它在道义上必须遵守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它拒不遵守使它在国际社会上始终处于受谴责地位。

由此，在国际道德法庭上中共政权永远是一个可耻的被告。

我们知道，道德和道义是最强大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的潜移默化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联合国一直强调的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原则，对拒不实行它的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强行同化作用，历史的看必将鲜明的表现出来。

再说，自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波又一波浪潮席卷全球，首先是美国影响下的国家和地区率先实现了民主，包括日本，德国等等，其次是东南亚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再然后是“苏东波”，现在又来了“中东波”，时至今日，中国不仅是重要国家中的最后一个专制国家，也是极少数的残存专制国家之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要把中共领导人都看成是十八世纪末在世界大变剧面前毫无知觉的乾隆皇帝，他们拥有最快速最全面的信息资料，对自己面临的处境把握的准确程度绝不比旁人低，只因为目前还能维持统治，他们才装着若无其事，还在一个劲儿的瞒天过海掩耳盗铃。其实仅从吴邦国一再强调的“几不搞”也可知，他们不过是仗着还勉强能维持局面而在负隅顽抗，以便最后的捞取一点实惠而已，哪会相信自己纤细的螳臂果真能挡得住大车？也就是说，既然全世界的民主化大局已定，中共根本没有能力对此加以抗衡，被迫顺从只是时间问题。

说到外界压力迫使最顽固的统治者和平转型，一个极好的例子是白人种族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知道，最早独立的黑人国家大多数至今还很平穷，而且往往战乱不休，最典型的如海地，黑人两百年前就争得了独立，他们以此自豪，但他们把这些国家弄成了什么样子呢？相反，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最为顽固，因为他们的国家治理的很好，故一直拒不放权，仿佛可以依靠强权永远这么维持下去，然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为最后一个种族主义政权还是一朝瓦解，无疾而终！

由此可见，历史的看，第一，转型不可避免，第二，早转有其好处，迟转也有其好处，第三，国情不同，早转和迟转各有定数。这三点不仅是种族主义政权不可逃避的定数，也是一切专制主义政权没法改变的命运。

具体说到中国，迟转已成事实，姑且不论它给中国已经带来了些什么（这个问题的争议性在于它使太多的下层民众付出了太多生命财产代价），其好处则是必然以和平方式转型，从而使今后的中国人可以为转型少付出许多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今日中共面临的处境的确微妙，一方面因为国力不断上升而不时忘乎所以的大肆吹嘘“大国崛起”，另一方面在国际道义上的影响却正好相反，虽然能大把撒钱做散财童子，却到处成为众矢之的弄得狼狈不堪。

由于其价值观念和国际主流格格不入，国际政策远离当代规则，其一个个花费百亿资产收买的喽啰都先后反目成仇，最典型的是，曾不惜人力物力钱财生命鲜血和美国对抗扶植起来的越共政权，现在也反过来联合美国对付它了！

这样一个到处花钱收买它国做盟友，最终却买来一大批和自己为敌的傻帽，还怎么可能承受普世价值从整个世界全方位压来的同化力量？

国际主流文明对中共的同化，最典型的表现在中共高官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肆意诋毁美国欧盟日本，另一方面他们却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把自己窃取的亿万不义之财存到美国欧洲日本，几乎没有一个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欧洲日本去以逃避日后的清算！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千古罪人，“64”大屠杀之后罔顾事实公开撒谎并且对美国大加攻击的袁木，此人就在这么做的同时，却把自己的女儿赶紧送到了美国！关于这些方面的实例人所共知，不胜枚举，这里只是信手拈来以作说明，也根本无庸赘述。

显然，从国际上说今日中共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道义（其意识形态和国内政策方面更其如此，后文将略有提及），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仅仅是国际道义和道德压力，也就足以迫使这种政治体系最终走向崩溃。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和平转型的内部条件。

我们先来看经济方面。如果中国仍然在搞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那么，中国的和平转型就无从谈起，因为宪政民主制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无论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历史灾难，和列宁、毛泽东之流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永远是人类历史上无法抹杀的伟大思想家，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自有其合理性，仅由此我们就不难推定——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当代中国，在用“共产主义” 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以后，毛泽东御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被迫用资本主义来挽救中共政权，当然他搞的是专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要求意思自治、产权自主、公平交易、规则至上。这样，市场经济已经在走向成熟的中国，从历史的行程来看必然要求中国实行宪政民主制，因为这种制度正是意思自治、产权自主、公平交易、规则至上的最好保障。

在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阻挡地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这种经济制度使每一个人都必须、也都可以为自己的吃喝拉撒睡负责，每一个人都有了充分的独立性，也都有了参与社会活动的需要和冲动，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观念、兴趣、爱好走到一起，结成不同的社会群体，以集体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各种愿望。这样，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团体必然不可遏制的以加速度的方式发展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搞了十几年市场经济以后，无论当局怎么一再把“合法”民间社团砍去大半，很快它们就又以加速度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且，完全不顾当局打压的民间组织和准组织也正大面积的产生。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的顶梁柱是自由政党，自从1998年中国民主党横空出世，无论当局怎么打压，不仅无法阻止它事实上的存在，而且新的政党层出不穷，尽管当局以将主要人员和骨干分子投入监狱来加以遏制，毕竟再也无法根除。显而易见，在今后的岁月里，民主政党合法化只是一个时间和机会问题。这样，市民社会的成熟使今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所有的社会组织的萌芽和雏形都已具备的大好局面，而且正在不可遏制的高速成长。

我们再来看文化方面。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知道，一党专政和一切一元化统治一样，高度依赖文化生活一元化，也就是由统治权力在整个社会中一杆子插到底，以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标准、一个要求、一种方式来对一切人、一切民族、一切组织、一切地方进行强制管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这个基础上“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当然，这是登峰造极的专制主义，也只有这样，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存活。但反过来说，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必将解构一元化统治也是不容置疑的。今日中国，在经济私有化和社会自由化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到文学艺术，从精神追求到物质享受，没有哪一个方面不呈显出极其丰富多彩的多元方式，其中绝大部分都远离、厌恶甚至坚决反对当局强加的任何要求，换句话说，绝大部分中国人早已从精神上唾弃了当局的任何说教，从生活中拒绝了当局的任何不符合自由精神的规范。从这种角度说，一党专政和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在中国只是一具还没有下葬的死尸，并且正在毒害着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谁不希望尽早让其入土为安？

众所周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当然从邓小平开始，中共也一直都非常注意防范其专制政权被从内部瓦解。然而，这就能避免中共被从内部瓦解吗？

明人方孝孺《深虑论》有云：“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未被认识的客观规律的惩罚是无法防范的，即使已经认识了的客观规律的惩罚，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无法防范的。

人所共知，中共因极其专制而变得极其腐败，专制是其腐败的本钱，然而腐败却具有消解专制的作用，用控制论的术语来所就是结构产生功能，功能损坏结构。具体地说，就是没有腐败的中共专制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统御的，作为一种极端化意识形态它排斥一切，没有任何谈判妥协的余地，尤其因为其垄断权力，所作所为真是丧心病狂、无以复加，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改革开放后中共官员依靠权力“先富起来”，官员们的发财致富手段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然每个人也都是各捞自己的利益，彼此之间还难免互相明争暗斗，这样，尽管在当前为了共同的私利他们还需要互相利用，尤其需要共同维护一党专政这个他们共同的保护神，但是，私利毕竟使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处于迅速的瓦解之中，树倒猢狲散只是时间问题。

应当清楚的是，在今天，他们的利益分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极大地回旋余地。须知，自古以来，高明的政治家从不把对方阵营看成铁板一块，没有也要找出缝隙来，有了这个缝隙，就什么文章都可以做出来了：“巇者，鏬也。鏬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蛾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也造成了中共党内的多元化。

这里应当指出：中国的专制形式和中东不同，中东国家都是个人独裁和家族独裁，中国却是一党独裁，由于一党独裁比个人和家族独裁有着多得多的支撑点，这样，仅从物理学角度就不难明白暴力推翻它的难度要大得多，与此同时，由于它的支撑面比较广，它对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也强得多，这都是其不容易以疾风暴雨的方式转型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同样的原因却使它反而更容易发生和平转型了。原因在于，中共作为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必然存在很多派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造成其大分化的情况下，中共党内出现以宪政为导向的改革派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中共党内的主导力量是必然的。下面，我们就来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中共内部的多元化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政治指导观念多元化，尽管中共一再发文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利益分化导致政治观念分化是必然的。

在当前，中共内部最典型的分化就是表现为三大派。

第一派是主张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今天中国和中共的实际当权者，从胡锦涛往下数的大大小小一把手，由于他们没有信仰没有方向，也就没有未来，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维持现状就能权倾一时的同时日进斗金，因此他们除了“稳定压倒一切”就什么都没的说了。

第二派是主张回到文革时代的一帮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现实极为不满，但不满的原因各异，他们的头面人物薄熙来是对自己的地位不满，妄图以“正统”自居冲进政治局甚至夺取最高权力，他们的喉舌“乌有之乡”则一方面对现实中的丑恶现象不满，一方面想借此在中共内部提高地位。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从政治上代表了中共极左势力的回光返照，注定要迅速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

第三派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这一派的最高代表是温家宝，作为胡赵时代硕果仅存的人物，当年温家宝毫无疑问向邓小平纳款输诚出卖旧主才得以脱身，但这并不表明他观念会有多少改变。蛰伏近二十年，而且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眼看一两年后要下台了，反正既得利益派已经把自己无可奈何，面对中共因专制腐败而穷途末路的现实，终于开始表明自己的态度，一再强调不改革没有出路，其在意识形态观念上的表态的彻底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当年的恩主。虽然形格势禁使他“只说不练”，却也给中共改革派撑起了一把小小的保护伞，更重要的是，他的此举为今后中共党内改革派重新崛起开劈了一条通路。

中共党内改革派理论上的代表也许要数其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和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批人物，他们作为中共决策集团的智囊，其理论已经社会民主党化，虽然由于时局的原因在文字上不能不略有保留。

人所共知，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堡垒是《炎黄春秋》杂志，他们没有多少实权，却有很大的代表性，最重要的是，其观念已经和中共党外民主力量没有原则区别。

显然，从和平转型的角度看，中共党内改革派代表了中共的未来，是中共在宪政时代能够继续存活的理由。

从今天看，它主要是我们政治反对派的盟友，但也是我们的对手。

在它成为中共的主导力量之后，则主要是我们的对手，但也是我们共建宪政的盟友。

由于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中共党内的惰性势力既不可能再如邓小平那样（更不要说毛泽东那样）搞意识形态一元化，也不可能消除民主派，这就使中共党内民主派在一定条件下走向最高权力成为可能，并且为中国的和平转型埋下了伏笔。或者说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条件。

中共党内改革派可以被我们要求实现宪政的政治反对派视为盟友，是因为它必然要使中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是认同宪政尼主制的。

中共党内改革派是否存在，能否成为其主导力量，会不会成为我们政治反对派共建宪政的盟友?

毫无疑问,这是会被广泛质疑的问题，但是，我对这些问题的正面答案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

这并不是说我对中共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对我们自己抱有绝对的信心。

须知，我的基点是放在政治反对派必然崛起上！

面对打不垮压不烂而且必然日益强大的政治反对派，中共当局最终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从而被迫和我们进行越来越平等的对话。

也就是说，形势比人强，顽固分子必然是顽而不固，最终总是要面对现实的，所以，问题并不是中共会不会改革，而是我们够不够强大。

须知，1215年世界上第一个被关进法治之笼的英国王室，也是在它自己最软弱、贵族力量压倒了它的时候，才被迫签署《大宪章》的。

毫无疑问，最先一个是最难的，最后一个相对而言则是最容易的。所以，请大家不要怀疑，我们中国政治反对派必然会崛起，也必然会迫使中共理智起来。

作为世界大国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让中共对此心服口服已经不是个说理问题，而是力量对比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成长起来，拥有了足够的力量，中共就会接受政治多元化现实，使和政治反对派良性互动成为其既定政策。

良性互动是一种理性博弈，理性博弈不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仇杀，而是像下棋一样你出一招我还一式。

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邓小平时代也没有出现（他是放你做段时间然后一下子打熄）。

但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情况就不同了，时移世易形格势禁，中共不能不开始和政治反对派人士博弈。当然这种博弈不是公平博弈，是人质和绑匪博弈，他输了再来，你输了就下课。这是不公平博弈，但再不公平我们至少有了上场竞技的资格。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争取的就是使博弈规则公平化，公平规则的最高形式就是宪政民主制！

当然，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在发展壮大自己的过程中迫使对手中共一起来不断的修改规则直到完全公平，也就是一切个人和组织在权利上完全平等，在取胜机会上完全均等。

由于中共不仅有着远超法西斯的劣迹，而且至今仍在为所欲为，很多人难以相信它能进入法治之笼，对于中共的演变问题，后面有专门讨论。这里我们只看一看中共改革派的观点看法。在温家宝连续多次提及要进行政治改革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曾连续发表过几篇响应文章，尽管这个声音很快被打压下去，但它还是反映了中共改革派的一些基本思路，这里我们不妨来引证几段。

　《人民日报》4月21日：“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评点：这里“改革与危机赛跑”，其实就是改革与革命赛跑，也就是说，中共改革派已经认识到不加速实现规则公正也就是宪政，其政权完全可能被民众推翻！因为要“ 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除了实现规则公正没有别的办法。

《人民日报》4月28日：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评点：包容“异质思维”，其实不过是保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同义语，而言论自由权也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前提和人基础。早在1581年，尼德兰共和国就把它与男子的私有财产权（一切社会经济权利的基础）一并提了出来。中共改革派能反对“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要求当局像伏尔泰一样“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已经充分表明他们已经有接受政治反对意见乃至政治反对派的愿望和诚意。

《人民日报》5.19  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

“走过高呼‘杀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法庭，穿越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掀起的狂飙，人类对非理性的躁动保持高度警惕。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尤为重要。

但是，对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还应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构建平和理性心态的主要矛盾。

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目的理性……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

评点：这里的中心词第一是“社会转型”，这当然是向宪政民主制转型的同义语，第二个中性词是“理性”，如前所述，人类理性的最高成果无非是现代科学体系和普世价值观念，而普世价值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宪政民主制。请看，他已经清楚的看到：“走过高呼‘杀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法庭，穿越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掀起的狂飙，人类对非理性的躁动保持高度警惕。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显然，他这里强调政治转型的“理性有序”，和我们主张的“良性互动，和平转型 ”毫无二致。

作为《和平宪章》的起草人，十八年后能看到自己的主张在官方一起如此共鸣，我不能不在由衷的欣慰之余，对组织好政治派并和中国民主党同仁一起与中共改革派实现良性互动充满信心。

说到这里，我可以豪情满怀的向世人宣告：中国向宪政民主制和平转型是完全可行的，也必将在我们的手上顺利完成！

今天，和平的完成这一转型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为了完成这一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需要的不是别的，仅仅是整合好政治反对派力量，尤其是中国民主党，从而使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和中共改革派对话。

我们要告诉他们：

“我给你一个历史台阶，你给我一个对话平台，因为官民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2011年7月1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