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主化转型的思考

    郑酋午
     从1978年以来，经过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集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半垄断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和马克思主义的“官学”地位于一体的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中国模式的形成意味着，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已是0.4%的人口拥有75%以上的财富，并且为富者不法，大多是权钱交易的结果，现在权贵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绝大部分资源；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不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旷古未有，凡是权力所及没有不腐败的，现在的犯罪分子几乎已经坐上全部权力交椅；国民道德越来越沦丧，从小小的私人之间借款到数目巨大的诈骗活动，从有毒食品到见死不救，等等，这些事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官民冲突越来越加剧，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不论是冲突的次数还是人数都在不断增加。生活于斯的中国民众已感到中国这一巨大的火药桶已将近装满炸药，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性。这说明中国模式已是穷途末路，中国社会需要转型！
 
   历史上有相似的一幕：洋务运动三十七年后，中国社会需要转型，但只有少数官员认识到大多数官员认识不到，戊戌变法结果遭到慈禧太后镇压而失败，变法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遭通缉逃亡国外，中国社会转型受阻；1900年八国联军实行报复行动进驻北京以后，慈禧太后虽有提倡宪政改良但都是做虚假文章，导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发生之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袁世凯进行复辟活动在其死后致使民国陷于割据状态，从1916年到1949年的中国几乎都处于战争状态。战争状态中国无法实现工业化、无法民主化、无法强大。
   今天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历史上的中国，当下的中国也正处于需要转型时期，也和历史上一样，现在只有少数官员认识到大多数官员认识不到，同时，由于实行一党专政权力受不到有效监督，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一党专政下的迁升方式已使到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部分官员犯了罪，而在这同时他们又都已通过非法方式发了财，为了维护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需要的是维稳而不是转型。他们绝对容不下民主法治的“右”向转型，也绝对容不下毛主义式的“左”向转型，因为不论是“左” 向转型还是“右”向转型，都会有对不法权贵的清算，尽管清算的方法不同。毛主义式的“左”向清算就是薄熙来式的“唱红打黑”，民主法治的“右”向清算就是程序正义和独立审判。从中央与地方官员的认识与利益这两个要点来看，要让政府推动中国社会有序转型其希望几乎是零。所以，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形式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北非方式”了。
 
   “北非方式”发生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北非国家，在这一些国家中，在社会民主化转型过程中，虽然出现的运作方式也有极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特大城市民众首先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从我国的现状看，中国民主化转型最有可能性的是觉醒的民众首先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开始。
 
   不管中国的民主自由人士愿意不愿意，中国社会转型的路线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从街头抗议运动开始。如果中国民主化转型是由中央上层推动的，那么中国的转型就一定是有序的，就如现在有些主张顶层设计的学者所常说的那样，这是中华民族的万幸！但这绝对只是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好像在玻璃窗前飞舞的苍蝇有光明无前途一样。
 
   从世界各国民主化转型的情况看，我国的民主化转型从现在算起七八年内就一定会开始了，比如，实行一党专政的国家其转型最迟是七十年左右，实行专制主义加市场经济的国家其转型最迟是四十年左右，我国中共一党专政已有六十三年了，在专制主义体制下进行市场化改革也已有三十四年了，过七八年就都是极限了。实行市场化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往往都是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发展往往是城市化，这两个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结果是公民逐渐觉醒，公民力量逐渐壮大，民众中要自由和人权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任何国家由专制向民主化转型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力量，这股力量不形成也出不了要“民主与自由”的街头运动。从我国的现状来看，这种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呈几何数增长，七八年后这股力量将无敌于天下。从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在需要民主化转型的时候，民主自由的力量在一国的总人口中都没有形成多数，只是拥有一定人数，往往是占总人口的5%左右。这群人是民主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但是光有这些人还是不够的，而历史显现出来的事实是，当一国有5%左右的人需要民主自由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各种危机就跟着发生，危机为民主化提供不满的人群，这就是民主化的支持力量，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例外的。从二战以来，世界发生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都是每十年左右发生一次，上上次是 1997年，上次是2008年，再过七八年危机又会发生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国躲过了，北非没有躲过转型了，那么下一次的危机中国就躲不过了。这个危机将会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提供不满的人群，加上民主自由人士，就必然会形成掀翻专制巨轮的巨大海潮。
 
   中国民主化转型最大的可能是从街头抗议运动开始，那么这个转型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就不好说了。因为参加街头抗议的不光是民主自由人士，还有很多不满的人群，民主自由人士绝大多数是和平主义者，当他们控制局势的时候可能是和平的，如果民主自由人士控制不了局势，在民众中出现暴力的可能性就会很大。这需要在这七八年内民主自由人士加强联系形成网络到街头抗议运动来临的时候能够迅速组合起来控制局势，使民众街头抗议活动非暴力化。民主自由活动家们千千万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在平时为了出名拼命炒作而忘记了最重要的事——形成力量。街头抗议运动起来了，自由民主人士形成组织把握了局势，但是在当局出兵镇压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暴力，除非街头抗议运动在当局压迫下撤退或军队彻底倒戈。北非的突尼斯没有出现暴力是因为军队倒戈不参与镇压，埃及小规模镇压后军队倒戈只有小暴力，利比亚军队分裂，一部分站在旧政权一边，一部分倒戈站在民众一边，所以有内战发生，只能以暴制暴。
 
   我国在民众进行街头抗议运动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各种情况，所以要绝对避免暴力似乎不现实。当然，作为民主自由人士来说，我们要争取的是一个总体上和平的局面，如果发生暴力也必须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但是，要想有这么一个结果，除了我们在街头抗议运动产生之前加强联系形成网络以便在运动发生的时候迅速组合之外，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军队军官的启蒙，必须让他们知道民主已是世界潮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统治者叫他们镇压民众街头抗议运动的时候彻底倒戈，只有出现这样的局面暴力才能避免；也只有军队不发生分裂并彻底倒戈才能避免内战。
 
   军队必须控制好，否则，就是中共垮台了，也有可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历史上的中华民国，之所以在袁世凯死后陷入内战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控制好军队，今天的索马里之所以陷入军阀混战也就是因为军队没有控制好。所谓军队控制好，就是国家的中央军事机构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牢牢掌握军队，绝对不能让地方军事力量失控或坐大。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来讲应该更加要考虑。现在我国的军事体制是在加强中央对地方各大军事单位的掌控，民主化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新宪法草案被全国公决通过之前，必须坚持，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军队出事和发生混乱，民主自由人士必须有对中华民族统一的未来负责之心理。
 
   在我们民主自由人士中，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不论采取什么手段就是国家分裂也要民主化，甚至有的自由主义者，干脆鼓吹国家分裂。这是要不得的，现在是国家民族林立的时代，还不是成立世界政府的时代，每个人都还要生活于一个国家中，国家分裂并不一定就必然好，况且，国家统一与民主自由并不矛盾，国家强大与民主自由也不必然发生矛盾。比如，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民主自由在强大和统一的美国并不矛盾，难道在中国就会矛盾？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繁衍了数千年的伟大民族，我们有自己的优秀文化，有自己的文化认同。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只要是统一时期我国都是当时世界上的超强国家，只是从近代开始我们落伍了，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行，不是我们的祖先不伟大，而是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我们丧失了历史前进方向的辨别能力，不能跟随世界一起前进。我们要觉醒、要振作、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要用未来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完成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与美国并驾驱齐，共同领导世界。
 
   我们力促我国民主化转型其目的不是要国家分裂，我们实现民主化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更加自由和强大！
 
    201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