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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挑战”中国者
在领土方面，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和珍宝岛之战，这似乎成为那个时代外交强硬的象征。但事实是，当时很多领土争端和谈判中，中方基本都不占优势。
毛泽东时代中美基本都处于敌对状态，虽然中国不断进行斗争，但美国一直都在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并在1971年之前长期对华封锁，这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造成了严重侵害，但只是由于国防实力不足，当时的领导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几乎都无能为力。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之外，美国还在三件事情上给中国带来不小的麻烦。
1、钓鱼岛问题：1953年托管钓鱼岛，1972年将施政权交予日本
当下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始于1953年，美军少将大卫奥格登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单方面发布“第27号令”，重新划分琉球地界，把中国的钓鱼岛划进了琉球的管辖范围，而根据1951年《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美国对琉球的托管权，钓鱼岛就这样非法地成为了美国的托管区域。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议》，美国将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的一切权利移交给日本。（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而美军交还琉球主权给日本时，是按照所谓的“27号令”执行的，这就让日本获得了钓鱼岛的事实管辖权。虽说美国参议院1971年10月表示：“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但之后日本依照上述条款对钓鱼岛主权的无理要求，确确实实损害了中国的主权。（郭永虎《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然而，限于当时中国的外交环境和国防能力，对于钓鱼岛问题除了外交抗议之外没有其他牌可打，更别提真正维护领土主权了，因此这就在中日之间打下了一个结。
2、阻拦中国留学生回大陆
据前外交部长黄华回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6月10日到21日，中美进行了四次商谈。中方向美方指出，在美国的五千多名中国留学生，有许多人要求回国，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难和阻挠。中方要求美国政府恢复中国留学生随时回国的权利，由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卜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但美方态度十分僵硬，没有接受中国的建议。”（《黄华回忆录：亲历与见闻》P106）
关于此事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钱学森的情况了。
3、面对美军军舰飞机入侵领海领空，1969年中方“提出第469次严重警告”
对于美国飞机进入中国领空的情况，虽然中国导弹部队开创了导弹打飞机的先例，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空防海防技术和能力落后很多，因此只能不断地警告再警告。
在毛泽东时代美军飞机军舰到底多少次入侵过中国的领空呢？具体的数字很难查到，但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领空领海被入侵次数之多：
1958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印发言人，对美国军舰侵人中国领海提出严重警告。……至本年12月31日止，共提出警告45次。
1960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5月25日，美国军舰侵入我国福建东引地区海域，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又提出严重警告。这是自1958年9月7日以来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第100次警告。
1962年4月26日，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第200次严重警告。当日上午美国军舰一艘，两次侵入中国广东省西沙群岛水兴岛地区海域。……在不到两年时间内，美军舰、飞机计侵入我领海56次、领空93次。
1963年9月，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先后侵入广东省、福建省和江苏省等地领空和领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257至261次严重警告。10月，美国军舰和飞机先后侵入山东、广东、福建省等地领海和领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262至267次严重警告。
1958年9月7日到1964年7月1日，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军舰计315艘、201次；侵犯我国领空的美国飞机计405架、233次。
1965年5月12日“美国战斗机五架公然侵入中国云南省马关东北地区上空，偷袭中国训练飞机，并发射导弹，击落中国机一架。我国防部发言人当晚……提出最强烈抗议。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人民日报》1966年5月25日1版）
1969年6月23日，中国就整机整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提出第469次严重警告。
……
可以想见，没有强大的海空军，这些警告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维护领海领空，不是靠嘴上说说就是强硬的。
50年代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国虽然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但也承认了国民政府1945年与苏联关于外蒙独立的协议，还签订了一些不平等的条款。60年代开始，中苏从合作转变为对抗，期间苏联不仅在边界不断制造事端，甚至对中国留学生棍棒相加。由于国力相差悬殊，虽然珍宝岛之战表明了毛泽东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但终究无法在领土和主权方面真正为中国谋得多少好处。
1、 50年代中国有求于苏联，因此不得不接受一些干涉内政的条件
中苏领土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本就有很多纠纷，建国初期由于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苏联的援助，因此在要回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权之后，也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对苏联做一些让步，比如以当时的实际控制线承认中苏边界。再比如，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附加协议中有“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条款。据当时的翻译人员师哲回忆：“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国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师哲回忆录：峰与谷》P64）此条款因为斯大林的一再坚持，最后只能签订。 [详细]
2、60年代以后苏联不断在边境制造事端
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双方的边界争端开始成为双方较劲的对象。
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中苏之间的边境纠纷便不断发生，据苏方材料记载，仅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就有175起。（李丹慧《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路及其转变1964-65》）到1964年9月，两国边境事件累计已达2792起。（沈志华、李丹慧等《中苏关系研究》）
据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刊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称：“从1964年10月15日到今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手段更为恶劣，气焰更为嚣张。苏联军队侵入中国领土，杀人放火，打死、轧死手无寸铁的中国渔民、农民，甚至活活把他们扔到江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载《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件有：“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掐死、轧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报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1969年1月23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2月6日到25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类似事件。7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6个点射。”（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499）
这些事件最终引发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之战，但战争并没有解决中苏的边境争端，更没有阻止苏联的越境骚扰。
1969年6月10日，珍宝岛之战不久，苏联武装人员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绑架和打死中国牧民；1969年7月8日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进行武装挑衅（《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1969年8月13日，“一支三十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遭到苏联军队三百余人的伏击。苏军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越过边界线，向中国军人发起进攻。这支巡逻队遭包围后，与十倍于己方的敌人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顽强作战，终因寡不敌众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对比，最后全部阵亡。”（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之战胜利后的中国边防军。
3、苏联政府逮捕、殴打中国留学生
60年代以后中苏之间的敌对状态还殃及了中国的留苏学生，这些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苏联政府逮捕和殴打，而对此中方能做的仍然只是抗议。
据新华社1965年3月7日的报道称：“据中国留苏学生报告，三月四日下午，在莫斯科学习的各国留学生和苏联学生一起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遭到苏联大批军警和马队的横暴镇压，大批学生被逮捕和打伤，其中中国学生被捕一人，被打伤三十余人，重伤住院者九人：郑志泰，他被军警从身上踩过，并被抓住头发殴打，腰部受伤；常增有，鼻梁骨被打断；唐必铭，他的腿部被击伤，头部遭拳击；黄兆庚，鼻梁被打破，右眼青肿；刘秀印，眼镜被打碎后，右眼眶被打破；徐泽光，腰部被击伤；侯广坤，被踩，胸部受内伤；韩京清，右肋被打；左因（女），面部被打肿。……在四日反美示威中被苏联军警殴打遭受重伤而住院的九名中国留学生，到五日晚间为止，已有七名先后被强行赶出苏联医院。”（新华社《苏联军警横暴镇压参加反美示威的中国留学生》1965年3月7日）
类似的事情还不止一件，1967年1月，69名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墓，并在墓前朗读毛主席语录称颂斯大林：“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都没有用处。”此种做法当然不能为当时的苏联政府所容忍：“就在同学们读语录时，一位少校警官气急败坏，立即命令卫兵把列宁墓的大门关上。在几名校官指挥下，两三百名事先埋伏的军警从列宁墓周围蜂拥而至，原来尾随在后边的许多便衣特务也赶上来，对在场的同学大打出手……数名或十几名警察围住一个或几个学生殴打。有个小个子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观礼台的另一端，数十名苏联警察围殴我驻苏使馆陪同人员、翻译和新华社记者……在苏联军警对中国学生进行的殴打中，有30多名学生受伤，9人受重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当晚7点20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接见我驻苏临时代办安致远，诬蔑中国学生和使馆人员‘扰乱秩序’、‘动用武力’、‘采取挑衅性的流氓行为’等等，并向中国大使馆‘表示坚决抗议’。还威胁说：‘苏联方面要禁止中国公民在苏联过境’。……随后，苏联当局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华新浪潮，连续数日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和暴徒包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不时闯入大使馆砸打门窗，张贴反华标语，诬蔑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等。”
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支持和声援中国学生，谴责苏联当局的血腥暴行。1月26日夜晚，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收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打给使馆的电报，对遭到苏联当局殴打的我国留学生，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同学们致以亲切的慰问。2月1日，60名受轻伤的学生乘坐的中国国际列车到达北京，学生们受到包括副总理陈毅在内的首都各界群众10万多人的热烈欢迎。” [详细]
1955年11月20日，中缅两国军队在“1941年线”（即1941年抗日期间英国迫使民国政府同意以换文的形式划定的一条对英方有利的边界，但双方始终未进行实地勘界树桩。）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各有数人受伤。而在1956年开始的中缅边界谈判中，中方却做出了妥协，据周恩来1957年7月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介绍：
“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第一是关于在佧佤山区的一段。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6月18日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1941年线”。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1956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的过程中，缅甸的领导人员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1941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我国政府予以承认，并且要求我国政府把在1952年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撤回。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替这种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我国政府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1941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1941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周恩来《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1957年7月9日）最终，中方原则上接受了“1941年线”
最终，中国承认“1941年线”并撤军，只收回了南段班洪、班老辖区内“1941年线”分割出来以东的一块地区，大约为189平方公里。在中国没有收回的租借给缅甸的勐卯三角地区，面积为220平方公里。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未定边界，最后只收回原本属于中国的了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区，约为153平方公里。对于此次边界谈判，学界基本都承认，中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详细]
为了让基层干部和群众解释撤至“1941”年线以东，中央指示云南省委在开展未定界地区的工作时，“不要强调国民党政府签订1941年协定是卖国行为，也不要称1941年协定是卖国协定。否则，不仅不能解释清楚，反而使群众思想更加混乱”。对“1941年线”两侧的头人和民众要进行说服和劝导。（范宏伟《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03期）
缅甸跟中国云南接壤，两国边界线有2700多公里长。建国初期，中缅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只有三段边界未决。
1957年3月，为了支持北越抗击美国，中方将夜莺岛通过“秘密移交方式”移交越南，成为现在的白龙尾岛。“送岛”决策究竟是谁作出的、出于何种考虑、签订了什么协议，至今尚未有确切的史料可以予以说明。但白龙尾岛成为越南领土，岛上的中国居民成为“越南华侨”之后的负面影响倒是非常明确，诚如学者葛剑雄所说：
“对北部湾的渔业纠纷，我国的态度似乎不软不硬，越南人还在那里巡逻，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白龙尾岛离海南岛远，离越南近,本来我们跟它划界，可以划在白龙尾岛和越南大陆之间。但现在这个岛是它的，界线要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的渔场就要归越南，数十万渔民都将失业;谈判划界时双方是有默契的，传统的渔场如何划分，应该另外通过淡判来解决，但现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来控制这些渔场了。”[详细]
在北越得到白龙尾岛之后，“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即保大政权的后继）于1956年5月26日宣称对全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同时在法军撤走后出兵占领了西沙群岛中甘泉岛和南沙的部分岛屿。而北则从1956年起多次公开表示西沙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并在本国出版的地图中明确标出。1958年越南范文同总理致函周恩来总理，也申明了这一点。……1975年3月，越南人民军主力南下，在4月间占领西贡，并在南越军队原先占领的南沙六岛登陆，招降了当地驻军并实施了占领。越南统一后马上宣称“黄沙群岛”、“长沙群岛”（即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的称呼）拥有主权。”
此外，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先后占领南沙各岛屿。
当时为何中国不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呢？诚如少将徐焰所说：“面对当年几国分别占领南沙岛屿，中国都没有能够采取军事行动，重要原因是那里距离海南岛也有千公里以上，此时解放军的战斗机最远作战半径不过400公里，到达西沙留空时间都不够，对南沙群岛更是鞭长莫及。解放军海军也缺少能够远航的大型军舰，同时又受强国海军牵制，难以到南沙海域采取行动。”因此，除了抗议之外并没有十分有效的反击手段（《徐焰：正确看待南海争端的长期性、复杂性》）
此外，从1965年开始，朝鲜也在边界问题上与中方多次冲突，1968 年中朝正规军之间还发生过武装冲突。这迫使中方不得不在1968年一度关闭中朝边界中方通道。
至于印度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基本上已经是众人皆知了，在此不予赘述。
美国：53年单方面托管钓鱼岛；飞机多次入侵中国领空
毛泽东时代中美基本都处于敌对状态，虽然中国不断进行斗争，但美国一直都在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并在1971年之前长期对华封锁，这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造成了严重侵害，但只是由于国防实力不足，当时的领导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几乎都无能为力。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之外，美国还在三件事情上给中国带来不小的麻烦。
1、钓鱼岛问题：1953年托管钓鱼岛，1972年将施政权交予日本
当下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始于1953年，美军少将大卫奥格登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单方面发布“第27号令”，重新划分琉球地界，把中国的钓鱼岛划进了琉球的管辖范围，而根据1951年《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美国对琉球的托管权，钓鱼岛就这样非法地成为了美国的托管区域。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议》，美国将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的一切权利移交给日本。（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而美军交还琉球主权给日本时，是按照所谓的“27号令”执行的，这就让日本获得了钓鱼岛的事实管辖权。虽说美国参议院1971年10月表示：“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但之后日本依照上述条款对钓鱼岛主权的无理要求，确确实实损害了中国的主权。（郭永虎《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然而，限于当时中国的外交环境和国防能力，对于钓鱼岛问题除了外交抗议之外没有其他牌可打，更别提真正维护领土主权了，因此这就在中日之间打下了一个结。
2、阻拦中国留学生回大陆
据前外交部长黄华回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6月10日到21日，中美进行了四次商谈。中方向美方指出，在美国的五千多名中国留学生，有许多人要求回国，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难和阻挠。中方要求美国政府恢复中国留学生随时回国的权利，由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卜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但美方态度十分僵硬，没有接受中国的建议。”（《黄华回忆录：亲历与见闻》P106）
关于此事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钱学森的情况了。
3、面对美军军舰飞机入侵领海领空，1969年中方“提出第469次严重警告”
对于美国飞机进入中国领空的情况，虽然中国导弹部队开创了导弹打飞机的先例，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空防海防技术和能力落后很多，因此只能不断地警告再警告。
在毛泽东时代美军飞机军舰到底多少次入侵过中国的领空呢？具体的数字很难查到，但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领空领海被入侵次数之多：
1958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印发言人，对美国军舰侵人中国领海提出严重警告。……至本年12月31日止，共提出警告45次。
1960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5月25日，美国军舰侵入我国福建东引地区海域，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又提出严重警告。这是自1958年9月7日以来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第100次警告。
1962年4月26日，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第200次严重警告。当日上午美国军舰一艘，两次侵入中国广东省西沙群岛水兴岛地区海域。……在不到两年时间内，美军舰、飞机计侵入我领海56次、领空93次。
1963年9月，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先后侵入广东省、福建省和江苏省等地领空和领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257至261次严重警告。10月，美国军舰和飞机先后侵入山东、广东、福建省等地领海和领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262至267次严重警告。
1958年9月7日到1964年7月1日，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军舰计315艘、201次；侵犯我国领空的美国飞机计405架、233次。
1965年5月12日“美国战斗机五架公然侵入中国云南省马关东北地区上空，偷袭中国训练飞机，并发射导弹，击落中国机一架。我国防部发言人当晚……提出最强烈抗议。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人民日报》1966年5月25日1版）
1969年6月23日，中国就整机整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提出第469次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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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没有强大的海空军，这些警告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维护领海领空，不是靠嘴上说说就是强硬的。
苏联：与中国边界冲突不断；逮捕、殴打中国留学生
50年代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国虽然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但也承认了国民政府1945年与苏联关于外蒙独立的协议，还签订了一些不平等的条款。60年代开始，中苏从合作转变为对抗，期间苏联不仅在边界不断制造事端，甚至对中国留学生棍棒相加。由于国力相差悬殊，虽然珍宝岛之战表明了毛泽东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但终究无法在领土和主权方面真正为中国谋得多少好处。
1、 50年代中国有求于苏联，因此不得不接受一些干涉内政的条件
中苏领土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本就有很多纠纷，建国初期由于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苏联的援助，因此在要回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权之后，也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对苏联做一些让步，比如以当时的实际控制线承认中苏边界。再比如，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附加协议中有“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条款。据当时的翻译人员师哲回忆：“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国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师哲回忆录：峰与谷》P64）此条款因为斯大林的一再坚持，最后只能签订。 [详细]
2、60年代以后苏联不断在边境制造事端
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双方的边界争端开始成为双方较劲的对象。
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中苏之间的边境纠纷便不断发生，据苏方材料记载，仅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就有175起。（李丹慧《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路及其转变1964-65》）到1964年9月，两国边境事件累计已达2792起。（沈志华、李丹慧等《中苏关系研究》）
据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刊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称：“从1964年10月15日到今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手段更为恶劣，气焰更为嚣张。苏联军队侵入中国领土，杀人放火，打死、轧死手无寸铁的中国渔民、农民，甚至活活把他们扔到江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载《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件有：“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掐死、轧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报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1969年1月23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2月6日到25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类似事件。7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6个点射。”（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499）
这些事件最终引发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之战，但战争并没有解决中苏的边境争端，更没有阻止苏联的越境骚扰。
1969年6月10日，珍宝岛之战不久，苏联武装人员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绑架和打死中国牧民；1969年7月8日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进行武装挑衅（《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1969年8月13日，“一支三十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遭到苏联军队三百余人的伏击。苏军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越过边界线，向中国军人发起进攻。这支巡逻队遭包围后，与十倍于己方的敌人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顽强作战，终因寡不敌众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对比，最后全部阵亡。”（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之战胜利后的中国边防军。60年代以后中苏之间的敌对状态还殃及了中国的留苏学生，这些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苏联政府逮捕和殴打，而对此中方能做的仍然只是抗议。
据新华社1965年3月7日的报道称：“据中国留苏学生报告，三月四日下午，在莫斯科学习的各国留学生和苏联学生一起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遭到苏联大批军警和马队的横暴镇压，大批学生被逮捕和打伤，其中中国学生被捕一人，被打伤三十余人，重伤住院者九人：郑志泰，他被军警从身上踩过，并被抓住头发殴打，腰部受伤；常增有，鼻梁骨被打断；唐必铭，他的腿部被击伤，头部遭拳击；黄兆庚，鼻梁被打破，右眼青肿；刘秀印，眼镜被打碎后，右眼眶被打破；徐泽光，腰部被击伤；侯广坤，被踩，胸部受内伤；韩京清，右肋被打；左因（女），面部被打肿。……在四日反美示威中被苏联军警殴打遭受重伤而住院的九名中国留学生，到五日晚间为止，已有七名先后被强行赶出苏联医院。”（新华社《苏联军警横暴镇压参加反美示威的中国留学生》1965年3月7日）
类似的事情还不止一件，1967年1月，69名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墓，并在墓前朗读毛主席语录称颂斯大林：“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都没有用处。”此种做法当然不能为当时的苏联政府所容忍：“就在同学们读语录时，一位少校警官气急败坏，立即命令卫兵把列宁墓的大门关上。在几名校官指挥下，两三百名事先埋伏的军警从列宁墓周围蜂拥而至，原来尾随在后边的许多便衣特务也赶上来，对在场的同学大打出手……数名或十几名警察围住一个或几个学生殴打。有个小个子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观礼台的另一端，数十名苏联警察围殴我驻苏使馆陪同人员、翻译和新华社记者……在苏联军警对中国学生进行的殴打中，有30多名学生受伤，9人受重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当晚7点20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接见我驻苏临时代办安致远，诬蔑中国学生和使馆人员‘扰乱秩序’、‘动用武力’、‘采取挑衅性的流氓行为’等等，并向中国大使馆‘表示坚决抗议’。还威胁说：‘苏联方面要禁止中国公民在苏联过境’。……随后，苏联当局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华新浪潮，连续数日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和暴徒包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不时闯入大使馆砸打门窗，张贴反华标语，诬蔑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等。”
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支持和声援中国学生，谴责苏联当局的血腥暴行。1月26日夜晚，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收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打给使馆的电报，对遭到苏联当局殴打的我国留学生，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同学们致以亲切的慰问。2月1日，60名受轻伤的学生乘坐的中国国际列车到达北京，学生们受到包括副总理陈毅在内的首都各界群众10万多人的热烈欢迎。” [详细]
缅甸：边界谈判中方以妥协换和平
1955年11月20日，中缅两国军队在“1941年线”（即1941年抗日期间英国迫使民国政府同意以换文的形式划定的一条对英方有利的边界，但双方始终未进行实地勘界树桩。）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各有数人受伤。而在1956年开始的中缅边界谈判中，中方却做出了妥协，据周恩来1957年7月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介绍：
“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第一是关于在佧佤山区的一段。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6月18日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1941年线”。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1956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的过程中，缅甸的领导人员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1941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我国政府予以承认，并且要求我国政府把在1952年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撤回。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替这种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我国政府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1941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1941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周恩来《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1957年7月9日）最终，中方原则上接受了“1941年线”
最终，中国承认“1941年线”并撤军，只收回了南段班洪、班老辖区内“1941年线”分割出来以东的一块地区，大约为189平方公里。在中国没有收回的租借给缅甸的勐卯三角地区，面积为220平方公里。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未定边界，最后只收回原本属于中国的了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区，约为153平方公里。对于此次边界谈判，学界基本都承认，中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详细]
为了让基层干部和群众解释撤至“1941”年线以东，中央指示云南省委在开展未定界地区的工作时，“不要强调国民党政府签订1941年协定是卖国行为，也不要称1941年协定是卖国协定。否则，不仅不能解释清楚，反而使群众思想更加混乱”。对“1941年线”两侧的头人和民众要进行说服和劝导。（范宏伟《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03期）
缅甸跟中国云南接壤，两国边界线有2700多公里长。建国初期，中缅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只有三段边界未决。
越南：白龙尾岛秘密交割；抢占南海诸岛
1957年3月，为了支持北越抗击美国，中方将夜莺岛通过“秘密移交方式”移交越南，成为现在的白龙尾岛。“送岛”决策究竟是谁作出的、出于何种考虑、签订了什么协议，至今尚未有确切的史料可以予以说明。但白龙尾岛成为越南领土，岛上的中国居民成为“越南华侨”之后的负面影响倒是非常明确，诚如学者葛剑雄所说：
“对北部湾的渔业纠纷，我国的态度似乎不软不硬，越南人还在那里巡逻，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白龙尾岛离海南岛远，离越南近,本来我们跟它划界，可以划在白龙尾岛和越南大陆之间。但现在这个岛是它的，界线要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的渔场就要归越南，数十万渔民都将失业;谈判划界时双方是有默契的，传统的渔场如何划分，应该另外通过淡判来解决，但现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来控制这些渔场了。”[详细]
在北越得到白龙尾岛之后，“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即保大政权的后继）于1956年5月26日宣称对全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同时在法军撤走后出兵占领了西沙群岛中甘泉岛和南沙的部分岛屿。而北则从1956年起多次公开表示西沙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并在本国出版的地图中明确标出。1958年越南范文同总理致函周恩来总理，也申明了这一点。……1975年3月，越南人民军主力南下，在4月间占领西贡，并在南越军队原先占领的南沙六岛登陆，招降了当地驻军并实施了占领。越南统一后马上宣称“黄沙群岛”、“长沙群岛”（即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的称呼）拥有主权。”
此外，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先后占领南沙各岛屿。
当时为何中国不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呢？诚如少将徐焰所说：“面对当年几国分别占领南沙岛屿，中国都没有能够采取军事行动，重要原因是那里距离海南岛也有千公里以上，此时解放军的战斗机最远作战半径不过400公里，到达西沙留空时间都不够，对南沙群岛更是鞭长莫及。解放军海军也缺少能够远航的大型军舰，同时又受强国海军牵制，难以到南沙海域采取行动。”因此，除了抗议之外并没有十分有效的反击手段（《徐焰：正确看待南海争端的长期性、复杂性》）
此外，从1965年开始，朝鲜也在边界问题上与中方多次冲突，1968 年中朝正规军之间还发生过武装冲突。这迫使中方不得不在1968年一度关闭中朝边界中方通道。
至于印度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基本上已经是众人皆知了，在此不予赘述。
二、驱逐中国外交官，杀害华人华侨
除了上述在领土和主权方面侵害中国的国家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在外交和华侨华人的问题上让中国吃尽了苦头，但当时的中国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抗议了事。
1958年3月5日，日本访华通商使节团在北京与中国方面签署贸易协定承认中方有“商务代表机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使用秘密电报、机构人员及其家属“不按指纹”等项权利。台湾当局立即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声明不承认中共、不得悬挂中共旗帜等。日本首相岸信介遂致函蒋介石说明……不承认其有悬挂国旗之权。4月9日，官房长官爱知揆一也强调“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在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悬挂中共所谓国旗的权利”。而岸信介更在国会答辩中更是把中国国旗比作“桌子、椅子”之类的“器物”。恰在此时，5月2日，两名日本青年“暴徒”扯下悬挂在长崎“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的五星红旗。展览会负责人把他们交给当地警察，中日友协方面要求追究。但日本外务省称不适用于刑法的侮辱国旗罪，岸信介更于5月6日在东北地区会见记者时表示：“如果因为被扯下来而愤怒的话，最好就不要挂。”甚至，逮捕了罪犯的长崎警察署又以“旗子没有破损，因此很难说是器物毁弃”为由，当晚听取犯人供述后即予释放。（刘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对此，中方虽然提出“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并“严正抗议”，但也无法有任何反制措施。只能断绝中日交流，以维护尊严。
1951年5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同年6月，印度尼西亚政府拒绝已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入境签证的16位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入境。1957年5、6月间，印度尼西亚……东南省（即努沙登加拉省）军事省长勒令华侨中小学大部分关闭，使华侨学生一半以上约三四千人被迫停学。1957年11月，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朱安达以全国战时掌权者名义公布监督外侨教育条例，强使许多华侨学校改为印度尼西亚国民学校。迫使华侨学生退出学校和华侨教职员工失业。1958年4月，印度尼西亚颁布了禁止出版华文刊物的法令。接着，在各地方没收华侨土地，封闭侨校，解散侨团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1959年5月14日，印度尼西亚商业部颁布关于吊销县级以下地区华侨另售商业执照的决定，散布在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10万户50多万华侨小商贩和零售商因而将丧失生计，有的甚至流离失所。（《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
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这些举动发出强烈抗议，经过双边交涉，约有11.9万华侨回国。然而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不足，在处理冲突时，中国更加强调两国间共同利益，淡化冲突本身（如印度尼西亚当局借口华侨出境手续未办完，用武力阻挠中国接运华侨的大宝康轮事件和印度尼西亚三马林达军事当局无理强行软禁中国驻马辰领事的事件。1960年7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芝马圩甚至发生了枪杀两名华侨妇女的事件等等）（《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陈毅1960年8月4日向印度尼西亚记者表示，中国愿意同印度尼西亚保持友好关系，华侨问题是小问题……1961年3月陈毅对来访的苏加诺总统表示，华侨问题在中印关系中是小问题，且已得到解决。苏加托对此表示同意。（刘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原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60年代后期，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排华动乱更是经常发生，甚至规模越来越大。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爆发的“九三Ｏ”事件中，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集团在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华侨华人大肆逮捕和屠戮。他们在全印度尼西亚大小岛屿的数百个城镇，进行野蛮迫害、蹂躏。他们调动军警，组织暴徒，对华侨任意逮捕，非法审讯，严刑拷打。他们焚烧华侨的房屋，抢掠华侨的财产，封闭华侨社团和学校，霸占华侨的商店，使无数华侨、华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陷于生存绝境。1966年5月，印度尼西亚政府下令关闭全印度尼西亚的667所华文中小学，之后，又相继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则被集体驱逐出境。大批华侨惨遭杀戮，其中有数百人被残忍地挖心碎尸。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中国政府除进行交涉、抗议和揭露外，于1966年9月开始派船去印度尼西亚接回苏门答腊北部部分受难华侨。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条件，还是采取了多宣传少接回的做法。
从1967年起，印度尼西亚政府基本上不再批准新的华人移民入境，并不允许华侨华裔回中国大陆探亲旅游。七十年代中期，苏哈托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对华人资本在企业中的股份比例及经营范围进行限制，禁止华人企业使用中文招牌。（梅显仁《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探析》）
同时，印度尼西亚军人和暴徒开始冲击中国的大使馆，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他们用枪威逼中国外交人员，逐一搜身盘问，并用刺刀劈开办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务。从1965年11月2日起又连续发生了数千人袭击中国驻棉兰、望加锡、马辰等地领事馆和驻雅加达总领馆事件。1966年4月15日上午，千余暴徒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大门，蜂拥冲进院内，疯狂破坏使馆的办公室、大厅和宿舍，捣毁了门窗、家具和客厅的全部陈列物品，劫走汽车3辆，砸坏7辆。他们把掠去的所有文件档案和书籍付之一炬，并将贵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车公开劫走。……他们竟悍然开枪重伤使馆护旗的赵小寿。另外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也被殴打致伤。
1967年8月5日上午，由大批军人带领并开枪助威，上千丧失理性的暴徒用卡车撞开我大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砸毁了我大使馆室内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10月1日凌晨3点左右，印度尼西亚政府再次出动大批武装军警，伙同1000多名暴徒，疯狂袭击和捣毁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大使馆全体20人均被打伤，临时代办等数人中弹重伤。接着，暴徒又烧、砸了中国使馆的房屋、全部设备、汽车和其他公私物品，烧毁了我国国旗和毛主席画像，抢走了发报机、文件档案和大量财务。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非法对中国使馆人员搜身，将使馆的密码搜去。这是军人集团上台后对我驻印度尼西亚外交代表机构的第43次武装袭击。
随着印度尼西亚反华言行的不断升级，表示严重程度的形容词已用尽。从“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到“最最最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枪伤中国大使馆人员后，周总理及时指示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内，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代表机构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为此，发出抗议照会33份。（刘一斌《“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断交始末》，《党史纵横》2006年第1期）最终，1967年10月，中方不得不与印度尼西亚断交，两国关系直到1990年8月8日才正式恢复。
据《周恩来年谱》所记：“1964年4月3日，巴西政变当局无理逮捕中国驻巴西的贸易工作人员和记者共九人。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谈话，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释放九名中国人员后，巴西当局先后以捏造的‘进行间谍活动’、‘煽动叛乱’、‘进行颠覆活动’等罪名，对九名中国人员施加毒刑审讯，并分别判处他们十年徒刑。经过中国政府和各方面的努力和斗争，九名中国人员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北京。”
由于文革中我国的外交机构收到红卫兵运动的冲击，而且在极左的政策下做过一些冲击各国使馆、“输出革命”的事情，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多个国家都因此向中国抗议、驱逐大使甚至断绝外交关系。
缅甸：“1967年6月，我驻缅甸人员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受鼓动起来的华侨学校学生……欲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缅甸政府极为不满。……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并逮捕了一些侮辱缅甸政府领导人的华侨学生……6月27日和28日，缅甸首都仰光的民众包围并袭击我大使馆。我国援经济专家刘逸在同暴徒的搏斗中英勇牺牲了，‘他的腰部、背部、脸部又被暴徒刺了八刀。’”（《毛主席的红色援外战士——刘逸》，《人民日报》1967年08月13日）
突尼斯：“1965 年，突尼斯领导人多次诬蔑中国有“狂妄野心”，在亚非搞颠覆、渗透。1967 年8 月，又拘留中国在突帮助工作的专家和限制中国使馆官员活动的不友好举动；突还拒绝中国使馆的抗议，认为中国照会使用的词句突方不能接受，限期中国使馆收回照会并道歉，否则将宣布中国整个使馆为不受欢迎的人。1967 年9 月26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关闭中国驻突大使馆，并召回使馆所有外交官和工作人员。”
肯尼亚：“1966 年3 月1 日，肯参议院作出了一个反华决议，攻击周恩来1964年访问非洲各国时关于‘非洲是一片大好形势’的说法，是‘破坏性讲话’。1967 年6 月29 日，肯政府宣布中国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48 小时内离境；肯并召回其驻华大使。1967 年7 月1日，中国政府限令肯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于48 小时内离境，中肯关系逐渐冷却。”
斯里兰卡：“1967 年8 月15 日，中国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大使馆提出照会，向锡兰政府抗议称，在中国出口物资和外交用品运抵锡港口时，遭到歹徒抢劫。其中提到，歹徒毁坏了许多《毛泽东选集》等。9 月1 日，中国驻锡使馆再次提出照会还进行强烈抗议，说锡兰的反华，是因为害怕毛泽东思想的缘故。”（《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
“文革”的革命热情对中国外交的破坏有多大呢？据查，受极左思潮影响，文革初期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很多国家因为害怕中国大使馆“输出革命”而选择了与中国断交，由此可见文革破坏力之大。
1、日本：五、六十年代官方和民间都不尊重中国国旗
1958年3月5日，日本访华通商使节团在北京与中国方面签署贸易协定承认中方有“商务代表机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使用秘密电报、机构人员及其家属“不按指纹”等项权利。台湾当局立即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声明不承认中共、不得悬挂中共旗帜等。日本首相岸信介遂致函蒋介石说明……不承认其有悬挂国旗之权。4月9日，官房长官爱知揆一也强调“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在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悬挂中共所谓国旗的权利”。而岸信介更在国会答辩中更是把中国国旗比作“桌子、椅子”之类的“器物”。恰在此时，5月2日，两名日本青年“暴徒”扯下悬挂在长崎“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的五星红旗。展览会负责人把他们交给当地警察，中日友协方面要求追究。但日本外务省称不适用于刑法的侮辱国旗罪，岸信介更于5月6日在东北地区会见记者时表示：“如果因为被扯下来而愤怒的话，最好就不要挂。”甚至，逮捕了罪犯的长崎警察署又以“旗子没有破损，因此很难说是器物毁弃”为由，当晚听取犯人供述后即予释放。（刘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对此，中方虽然提出“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并“严正抗议”，但也无法有任何反制措施。只能断绝中日交流，以维护尊严。
2、印度尼西亚排华：围殴外交官、打砸烧大使馆、屠杀华人华侨
1950年外交部发文称，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抗议或声明的方式在政治上反击迫害华侨的政府。而当时的政府并无外交和军事能力来实施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到了1953年，中侨委明确向海外侨胞声明，“国外华侨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主要必须依靠华侨自身的团结”。在印度尼西亚的一系列排华事件中，的确显示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和军事能力的薄弱。也正因此，印度尼西亚无论是对待中国政府还是对待华人，都显得肆无忌惮：1951年5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同年6月，印度尼西亚政府拒绝已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入境签证的16位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入境。1957年5、6月间，印度尼西亚……东南省（即努沙登加拉省）军事省长勒令华侨中小学大部分关闭，使华侨学生一半以上约三四千人被迫停学。1957年11月，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朱安达以全国战时掌权者名义公布监督外侨教育条例，强使许多华侨学校改为印度尼西亚国民学校。迫使华侨学生退出学校和华侨教职员工失业。1958年4月，印度尼西亚颁布了禁止出版华文刊物的法令。接着，在各地方没收华侨土地，封闭侨校，解散侨团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1959年5月14日，印度尼西亚商业部颁布关于吊销县级以下地区华侨另售商业执照的决定，散布在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10万户50多万华侨小商贩和零售商因而将丧失生计，有的甚至流离失所。（《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
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这些举动发出强烈抗议，经过双边交涉，约有11.9万华侨回国。然而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不足，在处理冲突时，中国更加强调两国间共同利益，淡化冲突本身（如印度尼西亚当局借口华侨出境手续未办完，用武力阻挠中国接运华侨的大宝康轮事件和印度尼西亚三马林达军事当局无理强行软禁中国驻马辰领事的事件。1960年7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芝马圩甚至发生了枪杀两名华侨妇女的事件等等）（《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陈毅1960年8月4日向印度尼西亚记者表示，中国愿意同印度尼西亚保持友好关系，华侨问题是小问题……1961年3月陈毅对来访的苏加诺总统表示，华侨问题在中印关系中是小问题，且已得到解决。苏加托对此表示同意。（刘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原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60年代后期，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排华动乱更是经常发生，甚至规模越来越大。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爆发的“九三Ｏ”事件中，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集团在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华侨华人大肆逮捕和屠戮。他们在全印度尼西亚大小岛屿的数百个城镇，进行野蛮迫害、蹂躏。他们调动军警，组织暴徒，对华侨任意逮捕，非法审讯，严刑拷打。他们焚烧华侨的房屋，抢掠华侨的财产，封闭华侨社团和学校，霸占华侨的商店，使无数华侨、华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陷于生存绝境。1966年5月，印度尼西亚政府下令关闭全印度尼西亚的667所华文中小学，之后，又相继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则被集体驱逐出境。大批华侨惨遭杀戮，其中有数百人被残忍地挖心碎尸。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中国政府除进行交涉、抗议和揭露外，于1966年9月开始派船去印度尼西亚接回苏门答腊北部部分受难华侨。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条件，还是采取了多宣传少接回的做法。
从1967年起，印度尼西亚政府基本上不再批准新的华人移民入境，并不允许华侨华裔回中国大陆探亲旅游。七十年代中期，苏哈托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对华人资本在企业中的股份比例及经营范围进行限制，禁止华人企业使用中文招牌。（梅显仁《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探析》）
同时，印度尼西亚军人和暴徒开始冲击中国的大使馆，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他们用枪威逼中国外交人员，逐一搜身盘问，并用刺刀劈开办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务。从1965年11月2日起又连续发生了数千人袭击中国驻棉兰、望加锡、马辰等地领事馆和驻雅加达总领馆事件。1966年4月15日上午，千余暴徒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大门，蜂拥冲进院内，疯狂破坏使馆的办公室、大厅和宿舍，捣毁了门窗、家具和客厅的全部陈列物品，劫走汽车3辆，砸坏7辆。他们把掠去的所有文件档案和书籍付之一炬，并将贵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车公开劫走。……他们竟悍然开枪重伤使馆护旗的赵小寿。另外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也被殴打致伤。
1967年8月5日上午，由大批军人带领并开枪助威，上千丧失理性的暴徒用卡车撞开我大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砸毁了我大使馆室内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10月1日凌晨3点左右，印度尼西亚政府再次出动大批武装军警，伙同1000多名暴徒，疯狂袭击和捣毁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大使馆全体20人均被打伤，临时代办等数人中弹重伤。接着，暴徒又烧、砸了中国使馆的房屋、全部设备、汽车和其他公私物品，烧毁了我国国旗和毛主席画像，抢走了发报机、文件档案和大量财务。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非法对中国使馆人员搜身，将使馆的密码搜去。这是军人集团上台后对我驻印度尼西亚外交代表机构的第43次武装袭击。
随着印度尼西亚反华言行的不断升级，表示严重程度的形容词已用尽。从“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到“最最最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枪伤中国大使馆人员后，周总理及时指示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内，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代表机构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为此，发出抗议照会33份。（刘一斌《“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断交始末》，《党史纵横》2006年第1期）最终，1967年10月，中方不得不与印度尼西亚断交，两国关系直到1990年8月8日才正式恢复。
巴西：1964年逮捕中国驻巴贸易工作人员和记者并对其施加毒刑审讯
据《周恩来年谱》所记：“1964年4月3日，巴西政变当局无理逮捕中国驻巴西的贸易工作人员和记者共九人。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谈话，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释放九名中国人员后，巴西当局先后以捏造的‘进行间谍活动’、‘煽动叛乱’、‘进行颠覆活动’等罪名，对九名中国人员施加毒刑审讯，并分别判处他们十年徒刑。经过中国政府和各方面的努力和斗争，九名中国人员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北京。”
文革中多个国家驱逐中国大使
由于文革中我国的外交机构收到红卫兵运动的冲击，而且在极左的政策下做过一些冲击各国使馆、“输出革命”的事情，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多个国家都因此向中国抗议、驱逐大使甚至断绝外交关系。
缅甸：“1967年6月，我驻缅甸人员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受鼓动起来的华侨学校学生……欲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缅甸政府极为不满。……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并逮捕了一些侮辱缅甸政府领导人的华侨学生……6月27日和28日，缅甸首都仰光的民众包围并袭击我大使馆。我国援经济专家刘逸在同暴徒的搏斗中英勇牺牲了，‘他的腰部、背部、脸部又被暴徒刺了八刀。’”（《毛主席的红色援外战士——刘逸》，《人民日报》1967年08月13日）
突尼斯：“1965 年，突尼斯领导人多次诬蔑中国有“狂妄野心”，在亚非搞颠覆、渗透。1967 年8 月，又拘留中国在突帮助工作的专家和限制中国使馆官员活动的不友好举动；突还拒绝中国使馆的抗议，认为中国照会使用的词句突方不能接受，限期中国使馆收回照会并道歉，否则将宣布中国整个使馆为不受欢迎的人。1967 年9 月26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关闭中国驻突大使馆，并召回使馆所有外交官和工作人员。”
肯尼亚：“1966 年3 月1 日，肯参议院作出了一个反华决议，攻击周恩来1964年访问非洲各国时关于‘非洲是一片大好形势’的说法，是‘破坏性讲话’。1967 年6 月29 日，肯政府宣布中国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48 小时内离境；肯并召回其驻华大使。1967 年7 月1日，中国政府限令肯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于48 小时内离境，中肯关系逐渐冷却。”
斯里兰卡：“1967 年8 月15 日，中国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大使馆提出照会，向锡兰政府抗议称，在中国出口物资和外交用品运抵锡港口时，遭到歹徒抢劫。其中提到，歹徒毁坏了许多《毛泽东选集》等。9 月1 日，中国驻锡使馆再次提出照会还进行强烈抗议，说锡兰的反华，是因为害怕毛泽东思想的缘故。”（《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
“文革”的革命热情对中国外交的破坏有多大呢？据查，受极左思潮影响，文革初期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很多国家因为害怕中国大使馆“输出革命”而选择了与中国断交，由此可见文革破坏力之大。
结语
国力决定外交，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对美国的“第469次严重警告”和对印度尼西亚的“最最最强烈抗议”恐怕也算很强硬的态度了吧，但这样的强硬不会让对方有所忌惮。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无疑是艰难的。
强硬并非整天喊打喊杀，妥协有时候也是必需的，看似很痛快的呐喊呼号，还真不一定能为国家争得几分利。
强硬并非整天喊打喊杀，妥协有时候也是必需的，看似很痛快的呐喊呼号，还真不一定能为国家争得几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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