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悲歌早已悄然奏响

     胡赛萌/文

中国现任执政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举国上下皆为筹备此事而忙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军警，亦或是封疆大吏和新晋权贵，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层层叠起来的高速运转的同心圆，而圆心则是那个在全球最大搜索引擎上也检索不到的敏感词——十八大。

中共作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自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便一直牢牢将这个国家置于其掌控之下，通过意识形态的劝诱和现代通讯系统的监控，中共充分调动这个社会的每一项资源。共和国的第一任领导人毛在此方面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毛的治下，他的意志通过国家机器，下达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贯穿亿万国民的日常生活——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这在“皇权不下乡”的封建帝制时代，简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壮举。

然而，在中共成为中国执政党的第63个年头之后，情况似乎正在起了某种令人不安地变化。在执政党十八大愈发临近的前夕，无论是境外媒体还是国内舆论，几乎都众口一词地提及“政改”二字，尤其是民间舆论，在意见领袖和网络推手的带动下，政改的呼声日益强劲。要知道，按照官方的语言体系来讲，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是比头号强国美国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要先进，按照这种制度来发展，中国就可以达到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正是这样一种自称最先进的制度，却遭到其国内舆论的反对和质疑，以至于国民要求其变革之声日隆。

要解开这个悖论，或许还得从邓小平的瘸腿改革说起，而当今社会“变化”的种子或许早在1978年便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手种下。

1976年，随着共和国第一任领导人毛的死亡，其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随即终结，毛的老婆和侄子被投进监狱，一班亲信被一网打尽。两年后，被毛几次打到的邓再度复出，兼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1978年，面对文革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中共严重的执政危机，复出后的邓小平尝试这对当时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努力将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移到市场经济上。

在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会议提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这也成为了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此后，中国逐渐改变之前闭关锁国的封闭状况，开始与西方各国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并积极融入世界贸易，对内则通过农村和城市的一系列改革，充分释放民众的生产热情，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在经济特区的示范和带动下，各地纷纷加入经济建设的热潮，中国从此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新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竭尽全力推动的这场改革的目的是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改变生产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简言之，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确保其执政党地位不变的前提下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进行有限度的变革，并试图扭转民众心目中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形象。

作为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也邓小平理论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成果。作为邓小平的接班人，后邓时代的中国历任统治者都一直严格遵循着邓小平理论所框定的路线和方针，即在坚守现有政治体制不动摇的情况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务实的机会主义代替毛时代的浪漫理想主义，彻底放弃原教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发展经济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而其他诸如自然环境、人权状况、社会公平等方面则退居其次。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刚刚经历过毛时代，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邓的一套做法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提升综合国力，邓也正是靠着民众期盼改革的巨大民意而上台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三十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的红利正逐渐消失，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能改革的地方都已改过。此时，停滞的政治体制反倒成了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之一，用执政党自己的话语体系来描述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诸如官民对立、民族冲突和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

在官方放弃了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之后，改革开放便开启了席卷中国社会的私有化狂潮，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和农民遭到抛弃，权贵、准权贵及其裙带则赚的盆满钵满。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尼基系数直线飙升，贫富悬殊日益拉大，而执政党却无能为力，面对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高压昂贵的维稳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正因如此，近一两年来，舆论对于改革开放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除了左派一如既往地抨击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之外，许多独立评论者也认为改革已然背离了原来的初衷，改革的大旗越来越成为权贵们敛财的虎皮。由于民间对改革的非议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以至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不得不多次刊文为改革正名。

在改革开放初期，执政党放弃僵化的意识形态，大力改善民生等一系列做法深得民心，为当时危机四伏的执政党重塑政权合法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正奠定了“改革开放”一词在官方话语体系里的政治正确。所以，在邓时代和后邓时代，改革开放成为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每逢建党、建政周年，以及各种节日庆典，最高执政者都必言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称其一定会坚定沿着改革开放的路线走下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然而，当年政治正确的“改革开放”如今还能一直正确吗？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固然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但三十年之后，当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然消失殆尽，而所造成的问题却推积如山的情况下仍言改革开放，这就不得不让人觉得当今统治者甚至有一种“守株待兔”式的愚蠢了。当年邓可以用改革开放聚拢民意、发展经济，难道今日继任者还能如此轻松效仿吗？时代已然不同，国内外的环境与三十年前已不能同日而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当局至今仍固守改革开放的大旗不动摇，这种做法除了让人觉得其愚蠢之外，还不得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真实动机。

邓之所以制定四项基本原则和一个中心，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统治地位，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而改善民生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只是其维护统治的方式之一，只不过与毛时代的政治高压相比，邓时代的糖衣炮弹则更显柔和有效。也就是说，贯穿改革开放背后的唯一逻辑便是：文革后，经济濒临崩溃，政府几近倒台，为了挽回颓势，执政党必须有所作为，所以才有了改革开放，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长一直都与政权合法性保持者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逻辑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直接效果或许是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最终目的却是挽救执政党的统治危机，而民族伟大复兴云云则是执政党更高层次的口头支票。所以，尽管邓氏的改革开放有诸多问题，并带来一系列的非常现实和棘手的社会问题，但当局却坚持依旧，并通过官媒不断发文，为改革造势。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现今执政党不愿放弃其主导政治的统治地位，为一党之利而弃国民希望于不顾，而官媒所鼓吹的改革开放也只能是在执政党的主导下进行局部的修修补补，而不可能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

然而，这种由执政党主导的改革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必须有可修补的地方。在邓时代，因为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以在不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改动或曰修补；然而，在修修补补进行了数十年之后的今天，除了政治体制之外，所有可以改动和变革的地方早就被翻了个遍，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进行所谓的变革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局却依旧高调歌颂这个已然没有任何蓝图可言的瘸腿改革，其目的或许有如下两个方面，一者是为了证明自己乃邓的接班人，其掌权的合法性不容置喙；二者也是为了增强政权的凝聚力，希望借改革开放之名聚拢民意。不过，当改革已经成为负面词汇之时，这种自作聪明的行为或许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三十年前，“摸着石头过河”或许还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尚可理解；三十年后，党刊《求是》依旧大言不惭地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沮丧和愤怒。

“改革开放”四个字，曾经多么激动人心地鼓舞着一代人不顾一切地奋斗，打破了制度的枷锁和思想的桎梏，开创了一个火红而充满希望的时代；然而，依靠改革所积攒下来弥足珍贵的时间早已被不思进取的后继者挥霍殆尽，如今改革和革命或许已经开始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时间赛跑，而那场曾令万众瞩目的改革，其悲歌或许早已悄然奏响。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