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南方周末事件警醒“习李新政”美梦

来源: 联合早报

新年献词事件成了一次反射镜与试金石。而经此一役，知识精英对新政的期待与梦想已提前苏醒。这何尝不是件好事，中国当前的改革条件、高层的改革意志有多强，摒弃不切实际的乐观期望，各方可以更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估。

经过一周抗争后，2013年第二期的《南方周末》昨天总算如期出版。罢工的编辑与记者返回原岗，按照内部传出来的双方协议，原总编辑黄灿将离职下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取消对《南周》的事前审查制度。至于成为众矢之的省委宣传部长庹震，有消息称他过一段时日也会被调走，但据本报了解，庹震得到中宣部支持，暂时不会受到直接惩处。

一场可能的政治危机——自由派知识精英与官方采取长期对峙，新政尚未启动就与社会结怨的结果，暂时得以避免。然而，平静恐怕也只是暂时的，围绕新闻审查、言论自由等议题，中国社会与官方进行更激烈抗争，过程才刚刚开始。

演艺商界名流大腕齐发声

本次《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带来的最大启示，是在微博的支持下，中国已进入社会力量自我集结，形成舆论动员力的时代。社会名流对公共课题的参与，已不再限于赈灾救灾，交通安全等，而是涉入言论自由、新闻审查的领域。

这回，演艺界、商界、学界大腕声援《南周》，在网上迅速形成的声势，连媒体界人士都大感意外。
拥有3200万粉丝著名影星姚晨，1月7日在个人微博中附上《南方周末》的标志，并写了一句话“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则微博被转帖9万6000多次。影艺界的李冰冰、陈坤，商界名流李开复、任志强、潘石屹也都转发消息或发表意见。

高校学生的关注，也让当局紧张。在刚过去的本周一、二这两天里，北京高校感染到紧张氛围，学生都被通知不得参与，不得转帖与新年献词事件有关的评论。

此一时彼一时，回想近10年来中国新闻领域内的重大事件：2006年的中青报的《冰点》停刊，2004年《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被判入狱，2003年《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上述媒体受审查的严重程度绝不亚于《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在当时的传播条件下，报刊被关停只构成新闻界、知识界的一场风暴；时至今日，报刊因新年献词被改换，就在全社会引发轩然大波，中国社会情绪的变化与民间力量的增长，可见一斑。

因此，《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说来也简单。

中国社会条件已经改变，宣传部门的管理方式却跟不上时代，在某些领域还出现倒退，这就造成了积怨深植，当这些能量爆发，社会舆论再给予支持，就可能迅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大事。
资深中国观察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就对本报指出，中国传统的执政方式是自上而下，官方将意志贯彻给社会，社会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今社会有自我判断能力，不仅不再接受强硬灌输，甚至有能力采取反制行为。

郑永年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宣传口，但是各个地方都表现出这个问题，包括现在出现的农民问题、工人问题，都一样。”
郑永年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如不愿意改变，继续强硬则必然遭遇更大麻烦。“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倘若执政方式不改变，对峙局面将越来越深刻，最终达到激化的程度。”

《南周》原来希望在新年献词中突出“宪政梦”，宣传部门加以干预，也让人不解。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受访时提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2月初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刚强调一切违宪行为都必须给予追究，《南周》提出“宪政梦”不无道理，宣传主管部门的干预，在全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值得反思。

对新政梦想提前苏醒

中共高层推进改革决心是否同调；在保守和开明间，新领导班子有没有清楚选择，新年献词事件成了一次反射镜与试金石。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采取了温和手法化解冲突；与之相反，中央将事件定性为“境外势力介入”，并强制全国媒体刊发《环球时报》评论，导致紧张氛围从南转移到北，做法与息事宁人的需要背道而驰，流露出传统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子。

郑永年批评说：“以前都说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反革命，现在阶级敌人没有了，就用别的话语，说你不爱国啦，勾结海外啦，给你下一个判断，扣一个帽子，然后怎么打压都可以。这就没法讨论了，因为不讲道理，变成了好坏之争，成了道德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说，《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反映出中国不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在抗争过程中一方或者双方都上纲上线，一旦当局愿意让步、妥协时，对抗随即化解。这再次说明，在体制强大的力量下，“变天”仍不是民间首要所求；不论是媒体人、知识精英还是民众，他们争取的往往只是更多尊重与空间，当这种期望一再破灭时，对抗接踵而至。

而经此一役，知识精英对新政的期待与梦想，已提前苏醒。这何尝不是件好事，中国当前的改革条件、高层的改革意志有多强，摒弃不切实际的乐观期望，各方可以更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估。
对中共新领导班子来说，一个清楚信号依然是：不管多困难，转变执政方式与改革，必须动真格的。针对新政的第一把火已烧来，随着社会力量的增长，民众的抗争将更频繁。当大环境转变后，执政者妥协与改变的能力将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