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福芳是上海维权人士，因参加上海维权烈士陈小明的祭奠活动，哼唱一曲《国际歌》被劳教一年，这是上海当局的徇私枉法。崔福芳不屈不饶地依法维权，积极参加维护中国公民诉权运动，足以令权贵利益集团头痛。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崔福芳与毛恒凤、童国箐、沈永梅、沈莲满、陈建芳、陈启勇、李惠芳、许许多多因维权上访被劳教的民众，都是非法劳教制度的牺牲品，也是时代的英雄。
这些遭受冤屈的苦难者决不屈服，在狱中不会“认罪伏法”，反抗迫害，起诉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出狱后，继续拿起法律武器，以亲身经历揭露罪恶的劳教制度，并要求平反昭雪，坚守做人的尊严。崔福芳也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被劳教期间，崔福芳向黄浦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枉法的劳教决定，黄浦区法院驳回崔福芳的起诉，维持了被上海市劳教委的错误决定。崔福芳继续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仍然是不顾事实，也未开庭审理即驳回了崔福芳的上诉。
崔福芳不服一审、二审的枉法判决，出狱后继续申诉。她于2013年10月13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行政再审申请，申诉请求：1. 撤销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行终字210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2013)黄浦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3.撤销被告沪劳委审字（2012）2828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平反冤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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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福芳（左四）与其他市民代表参加第120次向上海市人大请愿维护公民诉权 |
一、案件事实的真相
2012年7月1日中午约11：30，申请人崔福芳去朋友陈伟华家（上海市徐汇区桂林东街99弄小区内）祭祀其兄陈小明去逝五周年，并向陈小明的父母问安。约11：50，准备离开，下楼时见有人拉出纪念陈小明的横幅，并唱国际歌，受感染也跟着哼唱了几句，前后不到十分钟便即离开。祭祀时间很短，且在居所内及家门口的小区内进行，根本不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
祭典活动结束，大家各自散去。此时，有个别人喊了几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这是个别人的表达自由，也没有造成扰乱社会秩序的影响。所以，带头喊反党口号的人没有受到治安或刑事的追究，也没有拘留讯问，安然无事。反而是，跟随呼喊反党口号的魏琴被判二年三个月徒刑，没有喊反党口号的毛恒凤与童国菁、什么口号都没有喊的崔福芳、沈永梅 沈莲满却被劳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012年10月25日，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崔福芳在上海参加祭祀陈小明时，“喊口号、拉横幅、集体唱歌”，违反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为由，做出沪劳委审字（2012）2828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决定对崔福芳“收容劳动教养壹年”。但是，根据法庭质证过的所有书证及物证，包括申请人的所有笔录，没有证明崔福芳参加陈小明的祭典活动有违法行为的事实，崔福芳没有喊口号、拉横幅，仅哼唱一曲国际歌。
二、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
原审、二审法院认定“崔福芳伙同他人在本市桂林东街小区内聚集，以悼念陈小明为由，拉横幅、喊口号、集体唱歌”的事实不清。在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供的视频证据中，并未有申请人参与拉横幅、喊口号的行为，仅在最末段显示申请人唱了国际歌。崔福芳在笔录中也一直否认自己有拉横幅、喊口号行为。因而，无法认定崔福芳有参与拉横幅、喊口号的行为。
三、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
原审、二审法院关于“崔福芳伙同他人在本市桂林东街小区内聚集，以悼念陈小明为由，拉横幅、喊口号、集体唱歌，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的认定缺乏证据。
关于是否造成扰乱社会秩序的事实，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没有进行举证。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有义务证明因为崔福芳等人唱歌的行为造成了小区秩序的混乱，但它在做出劳动教养行政处罚时，以及原审法院审理时，并未就唱歌行为与社会秩序间的必然联系提供必要证据。事实上，在事发当日，当时警方没有任何的报案记录，也没有任何的小区投诉记录，至少小区居民本身没有感觉到崔福芳等人的行为足以影响到小区治安秩序。因而，关于崔福芳等人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缺乏证据。
四、对崔福芳作出劳动教养处罚的决定缺乏法律依据
众所周知，劳动教养制度已成千夫所指，学界、实务界乃至公安机关内部都对劳教制度的合法性和存续存在严重质疑。劳动教养制度既不符合现行宪法的规定，更缺乏宪政基础。如果用现行《宪法》、《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来衡量，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教的《决定》、《补充规定》还是《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都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都不能成其为劳动教养的依据和具有合法性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由此可见，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设定。而被申请人所依据的上述行政法规、规章，不是法律，不能设定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而且，今年的1月6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已经公开表示要停止甚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在此劳教制度人人喊打的大环境下，法院应当慎重裁决本案。退一步说，即使按照现行劳教试行办法的规定，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对崔福芳的劳动教养决定也是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的。
五、蓄意迫害，为维稳作牺牲的冤案
崔福芳的私宅因建设世博场馆之故被强拆后，至今未得到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补偿，而崔福芳及其母亲为正当诉求上访，却被列为重点的“维稳”专政对象。凡遇到国家和当地政府有所谓的重大会议和重大活动甚至有国外要人访华访沪时，她们的人身自由就要遭受非法限制，被关进“黑监狱”或被非法拘禁在居所内，切断与外界的任何联系，更为惨无人道的是崔福芳和母亲生病时都不让医治。
这次被劳教的起因也是中共十八大召开的维稳之故。2012年7月20日，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和公安局在未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崔福芳非法关押在成山宾馆（浦东新区成山路）12天，直至7月31日释放，并强迫崔福芳承诺在“十八大”期间及前后不得到北京信访部门上访，崔福芳也给了书面承诺。但草木皆兵的地方政府还是不放心，又一次背信弃义，继续实施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做法。
2012年8月21日至9月25日，浦东新区金杨街道受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和公安局的指使，在未出示任何书面材料和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指使社区保安人员日夜24小时看守，全封闭地将崔福芳非法拘禁在借住的居所内（上海市浦东新区德平路1189弄10号401室），门外还安装摄像头，连出门购食品求医都遭到禁止，还多次断电断水。
2012年9月25日中午，看守人员对崔福芳说：下午一点半左右有金杨街道领导来商谈你们家被强拆后的安置和补偿问题。崔福芳信以为真，心想多年的煎熬似乎终于盼来了一丝希望，便欣然应诺。而到了下午一点半，看守人员又说：地点改在香山居委（申请人借住地所在的居委）去谈。当崔福芳一出家门，就被门口两个看守人员用手铐反铐双手，在没有出示任何执法文书的情况下将崔福芳强行带至浦东新区洋泾派出所（而不是借住地所管辖的金杨派出所），其情景就如同黑社会的绑匪一样，又非法入室抄家，并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名义刑事拘留崔福芳。关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30天后的10月25日转为劳教一年，转入上海女子劳教所继续关押。
如果十八大不是延期一个月召开，或许崔福芳就可以免遭劳教。
六、一曲国际歌，一年劳教
在公诉机关未提起公诉的情况下，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崔福芳在悼念一位死者的逝世纪念日唱国际歌为由，对其实行已被全社会谴责、有违法律、侵犯人权、将要废止的“劳动教养”。唱一曲红歌，劳教一年，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众所周知，国际歌是革命歌曲，是全国人民都唱过的红歌，共产党也是唱着国际歌才建成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者曾对无数唱过国际歌的共产党人置之死地。崔福芳的叔叔崔庆山就是其中之一，在云南剿匪时被国民党土匪残忍杀害。
而在今天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却要对一个因唱国际歌的弱女子施以劳动教养。岂不是对共产党人的莫大讽刺吗？！这不仅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更是共产党人的奇耻大辱！无数长眠于地下的革命英烈如何能够瞑目？若按照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逻辑，难道全国数以亿万计唱红歌、唱革命歌曲的老百姓都要被处以劳动教养吗？如果崔福芳她们犯法，如果她们有罪，她们愿意通过公诉机关公诉公审而服法。这种公然践踏法律、践踏人权、毫无人性人道的劳教恶行得以实施，不能不说是国家的悲哀、法律的悲哀！是对中共中央“依法治国、依宪执政”路线的公然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公开承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因此，“一曲国际歌，一年劳教”的荒唐冤案更应该予以纠正，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对冤狱受害人予以国家赔偿。
2013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