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45岁的梁波女士，明天（2013年11月6日）刑满出狱，这位在狱中刚强不阿没有减刑的法轮功学员将跨出小监狱，向我们走来。
2010年5月20日公安在梁波家中将其拘捕，2010年10月26日，梁波被海淀法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3年半。梁波在看守所、监狱中，受到了虐待和酷刑折磨，在歧视、虐待、恐惧中熬过了三年多的屈辱日子。
2011年夏季，我与野靖环、薛孟春（梁波的丈夫）等朋友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反映梁波在狱中遭遇酷刑和有辱人格待遇的违法事件，当时就梁波事件我撰写了《反歧视、反酷刑 北京女子监狱的恐惧》一文，梁波所受到的遭遇引起了管理层和媒体的关注。
我们祝愿梁波女士一家从此幸福安康！
2013年11月5日星期二
何德普的旧作：反歧视、反酷刑 北京女子监狱的恐惧
我在北京第二监狱被关押8年，于2011年1月出狱。不久，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有关梁波女士的情况，得知她在北京海淀看守所和北京女子监狱遭受到歧视和酷刑，狱警对她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让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不安。
现年43岁的梁波，本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因练习法轮功，被中央民族大学停止授课。2009年3月，中央民族大学派人强行收回梁波的住房，梁波就此事找学校理论，校方却对她说，早就把她开除了。同年5月，梁波再次到学校就被开除一事进行交涉时，该校文传学院副院长陈允峰诬告梁波到学校派发法轮功光碟，公安随即将梁波拘捕，后因梁波绝食抗争将她释放；2010年5月20日公安在梁波家中再次将其拘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在该处梁波受到了惨绝人寰的折磨与虐待。2010年10月26日，梁波被海淀法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3年半。
梁波女士自失去自由后，受尽了酷刑折磨，在歧视、虐待、恐惧中熬过了一年多的屈辱日子。我真为梁波女士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还会受到迫害而担忧。
出于对梁波女士的同情和担心，我通过野靖环大姐的联系，认识了梁波的丈夫薛孟春老师。我和野靖环大姐之所以对反歧视、反酷刑特别关注，一是我们都有着受歧视、受酷刑的类似经历，二是酷刑和其它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无论怎么讲，歧视和酷刑都是反人性的，是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三是今天我虽然走出了监狱，但监狱里的一切我不能忘记，作为一个为社会进步尽责的人，自己有义务去促进监狱人权的进步和发展！
野靖环大姐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一年零七个月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她所遭遇到的虐待，蒙受的酷刑折磨的程度远在我之上，偶尔听野大姐说起一些事，就令我这种曾经受过酷刑的人毛骨悚然。而野靖环大姐没有被酷刑的迫害屈服，不但在被关押期间进行顽强的抗争，在被释放之后，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超强的记忆，在一个字也没有带出来的情况下，竟然写出了25万字的详细记录。同时，她带领着“新国大”团队，每个星期都要到劳教局、司法局、各级检察院、司法部、人大等等部门控告、投诉、举报劳教的虐待和酷刑。终于，她们的控告被有关方面重视，北京劳教调遣处于2009年6月被撤销、原调遣处的有关领导于2011年5月6日向野大姐道歉。所以，类似的遭遇和反对歧视、反对酷刑的实践，使我们希望能与北京女子监狱的管理人员沟通，促进他们改进管理方式。
于是，在2011年6月13日，我随同薛孟春老师第一次去女子监狱。
在这里，首先要说明北京女子监狱的会见方式很特别，希望能引起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市政法委、北京市司法局和关注社会进步的人士注意。北京市目前现有的13所监狱、一个少管所，只有北京女子监狱还在使用“不定式、临时性书面通知”的老手段来应付服刑人员家属的探监工作。（与劳教所相同）
我和许多坐过牢的人都知道，每年年底，各个监狱都在家属探视厅里张贴出“某年某监狱的探视一览表”，家属拿着纸和笔把下一年的会见日期记录下来，到了那一天，根据自己的时间需要，上午或下午的哪个时间段都可以见到监狱里的亲人。可以说，这是普通的常理，十几年来都习惯了。
可是，北京市女子监狱别出心裁，搞临时性的不定式会见，每个月由被关押的人给家里寄一封信，把会见的日期时间通知家人。如果家人没有收到信就错过了会见时间，那就自认倒霉了，这个月就见不到了。薛孟春就有过没接到信的情况，幸亏他听别人说了四监区会见的时间，就早早地赶过去等着。之前他还没有控告北京女子监狱的虐待的问题，所以等到最后还是让他见面了。也就是这一次，梁波告诉丈夫所受的虐待，并说原来她不说，是怕家里人着急，而且每次会见家人前，狱警都威胁不许说，但是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她不得不告诉家人了。也就是在这次之后，薛孟春和梁波的会见受到阻挠。
北京女子监狱的会见方式，说好听的，是只考虑自己的工作方便，不给服刑人员家属一点自由的选择。说不好听的，这就是变相的歧视，连犯人的家属都受牵连。从这点看，北京市女子监狱与其它监狱相比确实没有一点人情味。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北京女子监狱居然是司法部挂牌认定的部级文明监狱，是北京市14所监、所中的典范，最亮的监狱光环。
6月13日上午8点40分，薛孟春老师拿着监狱寄来的探监通知书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及梁波女士的老母亲到女子监狱家属探视接待窗口前办理会见手续。本来已经更换了会见牌，但是突然又被另一位女狱警赵海霞制止，说“梁波是第二批接见，现在不能办理会见手续”。其实，这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不让梁波的丈夫、母亲和孩子与梁波见面。因为，在5月的会见中，梁波向丈夫讲述了自己受到包夹等虐待的情况，而薛孟春在会见之后就多次致电北京女子监狱狱政科希望交流解决问题，但十多天的联络未获得狱方任何回应，薛孟春只好向北京市监狱局投诉了。这种投诉当然是被监狱方否认的，而且对投诉人更加怀恨在心。
我听说女监不让给犯人送书，感到不可思议，就带了3本书，这3本书都是我从二监带回来的，我找到坐在值班台的四分监区的监区长刘迎春，跟她说明想把书送给梁波，因为梁波的文化程度很高，如果不让看书，对有文化的人是非常严重的精神折磨。
但是，刘迎春的态度非常坚决，说女监有规定，就是不许送。我就跟她争执起来，我强调，女监不能自行制定规则侵犯在押人员的利益，应该执行国家的监狱管理法规。刘迎春干脆就不理睬我们了，坐在台子里面低头看书，还故意地念出声音。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她已经是气愤到了极点，她拿书的手一直哆嗦着。她说：“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她的话是真的，犯人和家属在这里都是老老实实的。但，刘迎春是无理的，是违法的，她的内心也充满了恐惧，这是对正义的恐惧。
9点多，女子监狱狱政科的郑科长打开了监狱长接待室，让薛孟春老师和亲友们进去，说要跟大家谈谈。这时，我就说了二监比较人性化的做法和女监需要改变的地方。野靖环大姐就说了劳教调遣处向她承认过去的错误并道歉并改变的情况。我们一再说明：监狱管理可能有历史惯性，希望能听听其他地方的做法，能有所改变。
郑科长一直听着，基本不说话。突然，十几个警察满脸怒气地鱼贯而入。有的站着，有的坐在空位子上，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接着刘迎春就举着摄像机进来了，挨个给我们摄像。
我们根本不在意他们的这种威胁气势。又谈了15分钟，我们觉得该说的话也说完了，于是，就主动跟两个穿警察制服的、佩戴的臂章是“公安”字样的警察说话。这才知道，女监居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说我们“扰乱办公秩序”，要求派出所来人解决。大兴区公安分局林校派出所派出了孙警官、李警官和两个协警出警。
此时，孙、李两位警官还特意对郑科长说：别影响家属的正常会见，你们马上安排家属的会见工作。郑科长却说，在派出所没有解决问题之前，不能安排会见。
孙、李两位警察说，没有发现我们有扰乱的行为，让我们登记身份证，然后就走了。
郑科长本来表现得很安静，这时露出了真面目，恼羞成怒了。他们以为会把我们都带到派出所，没想到派出所的人竟然走了。于是，郑科长要和薛孟春老师单独谈一谈，薛老师不同意。郑科长出去了，回来又说给薛老师办理会见手续。于是，薛老师跟他们到另外一间屋子，3个狱政科的人跟他谈话。
眼看第二批接见的人都出来了，时间已经到了12时20分了，郑科长才告知薛孟春老师：由于你带着其他无关人员到监狱闹事，停止会见梁波。
12点30分，出来了十几个男狱警，推搡拉拽，把我们一行人轰出了接见室。这天的气温高达35度，梁波的老母亲被折腾得头晕目眩，痛苦地流着眼泪。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10岁，在烈日炎炎下，朝着监狱的大门高喊着：妈妈！妈妈！
我在监狱里坐过8年多的牢，每个月都和家属见面，亲人的所思所想我最熟悉了。看着眼前的老母亲、丈夫、孩子盼望看到高墙里面的亲人的心情我是感同身受的，内心一阵阵地绞痛，泪水也忍不住地涌了出来——我在监狱的8年多，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中午饭后，我和野靖环大姐、杨凌云大姐、郑威大姐陪同薛孟春老师，冒着酷暑，赶到北京市监狱局递交了临时手写的书面材料。
第二天，薛孟春老师接到女监的电话，说可以让梁波的母亲带着孩子来见面，不许薛孟春见面。
过了半个月，薛孟春又接到了7月份的探监通知，这次安排的是第一批，早上8点30分会见。我和野大姐约好，还是利用这个机会找郑科长、刘迎春等狱警谈谈——仍然寄希望他们能改变管理方式。
2011年7月14日，薛孟春一家人早上6点钟就出发了。从北京的海淀区最北面到南面的大兴，路途遥远，所以，一家人就早早地出门了。大儿子那天肠胃不舒服，在汽车上就要拉肚子了。薛老师停车寻找公共厕所，让孩子方便。恰巧，我和野靖春要乘坐地铁也走到那里，就搭乘汽车一起来到女监。
8时20分，我们的汽车刚刚开进女监的停车场，郑科长就带着几个狱警跑过来。郑科长指着我和野靖春说：这两个不是家属，让他们出去。那几个狱警就立即把我和野靖春推到停车场的大门外，还把铁栅栏门紧紧地关闭，十几个狱警在大门里面，三四个狱警在大门外面，如临大敌。
大门里面的狱警拿着摄像机朝我们摄像，大门外也有狱警给我们摄像。野靖春拿着照相机给这些情景拍照，狱警竟然挥着手阻挡，说：“这是我们监狱的地盘，不许照。”野靖春说：“你们女监也太牛了，这荒郊野地的都成了你家的了？你说中南海也是你的地盘吧！”还好，狱警没有抢夺照相机。
8时35分，野靖环大姐和20多名关注反歧视、反酷刑的朋友来了，野大姐隔着停车场的栅栏对里面的郑科长说：“郑科长，我还想跟你说几句话。”郑科长黑着脸，根本不理睬。这时，又有增援的面包车载着十几个狱警堵住了大门口。还有一个穿白色警服的、我判断是监狱长一级的领导也到停车场亲自指挥。我数了数，大约有30多个狱警。
这个停车场是探视登记处外面的一个大院子，南面、东面、西面用铁栅栏围着，南面有一个大门紧挨着公路，从前都是敞开的。西面紧挨着登记处有一个小门，是工作人员从监区到登记处最方便的出入口，也是探视家属进入监区的出入口，这里连门也没有。
有一辆小汽车开过来，车里的人看见这么多狱警把守大门，恐惧地问：“我来晚了吗？不让进了吗？”有狱警过来问：干什么的？那人说：探监的。狱警看了他的“会见通知”，就打开栅栏门让他把汽车开进院子了。
这样的场面，表现出了女监超出常理的恐惧。他们到底怕什么？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我在二监8年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我的妻子贾建英在外面为我上访了8年，她广泛地和国际社会联系，广泛地到各级有关部门上访，也没有被停止与我见面的问题发生。
野靖环女士招呼大家到公路旁边的树荫处坐下，拿出胡锦涛的七一讲话高声朗读：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9点整，我们离开此地。我在回家的地铁上听到一个万万没想到的消息：薛老师一家不但没有见到梁波，又被监狱报警了，林校派出所的警察口头传唤：“因为薛孟春把汽车开进大门，扰乱了监狱的办公秩序”，全家老小被带到派出所。
薛孟春问派出所的警察：“我每次来都把汽车停在院里，从来也没人管。再说了，院子里停了那么多汽车，为什么偏说我把车停在院子里是扰乱了？”
警察也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也没办法，女监说大门关着，你用汽车撞开大门进来的；还说你用汽车撞狱警，如果不是人家跑得快，就被你撞死了。”
派出所的警察还仔细地查看薛孟春的汽车，然后说：我们也不相信你用汽车把大门撞开了，你的汽车一点儿都没有撞击的痕迹。
薛老师说：我还舍不得用我的汽车去撞那个破铁门。再说了，车里坐着我一家老小和我的朋友……
女监的郑科长还把我们在树荫下坐着的录像给派出所，说我们是“静坐”。这也成了薛孟春的罪行。看来，他们真的把女监当成中南海了。
薛孟春全家老小从上午10点被关押在林校派出所，老母亲又急又气又怕，犯了心脏病。派出所的警察说：我们也没办法，女监告到了市局，我们等着上级指示。一直到15日1点多才向薛孟春宣布：经调查，你的行为不构成扰乱办公秩序。
根据我的经验，犯人被虐待的程度越深，就越不敢对监狱里的黑暗面提出批评，而监狱领导越是没人批评，就越对犯人严加管制。这样的恶性循环，将使黑暗变得更黑暗。从许多事实来分析，北京市女子监狱中的犯人已经处在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环境之中了，无论是国际法还是中国自己的法律，都是不准许的！
我相信，反歧视、反酷刑是写进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的，任何一所监狱也不敢把自己在黑暗中的丑恶行径拿到桌面上来。从梁波家属几次探监的遭遇，我们可以认为，必须对北京女子监狱进行监狱人权监督。应尽快把女监的问题在社会上公布，让它透明化，让女监里的犯人喘喘气，该讲点人性了。
2011年7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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