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日下午4点左右，得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谭凯被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国保传唤，当天晚上9点左右得知来金彪被被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的国保传唤。
当天晚上，我从7点后我一直给谭凯打电话，手机开通但不接，十点以后，也给来金彪打电话，也是如此情形。次日上午，还是联系不上谭凯，来金彪，还得知民主党人徐光在昨晚（2014年4月2日）被突然闯入家中的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名胜景区的国保传唤到玉泉派出所讯问。
2014年4月3日上午9点30分左右，我被杭州市公安局与拱墅区分局的国保以涉嫌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唤到家住辖区的大关苑东二社区警务室，半小时后被带到大关派出所审讯室经行讯问。警方主要问我《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对台湾学生运动的声明》、《李大伟建三江被抓，手机涉嫌被盗用》、《中国民主党人陈开频已经安全回家》等事，我如实告诉他们声明的发表包括里面全部内容与签名人的确定都应由我负全责，两篇文章也是我所写，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任何媒体有对我冒名顶替的行为。下午2点20分释放，我向他们索取了杭公（侦）传唤字[2014]015号的《杭州市公安局传唤证》。
回家不久，先后接到陈开频与吴远明（任伟仁）两位民主党人的电话。陈开频先生说下午传唤他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警方问了他《陈开频：建三江考量习大大的魄力与走向》文章事宜。吴远明说警方问了他有关浙江民主党为王成律师家属赴建三江募捐的事宜及谭凯先生设立的“民主大同思想研讨”微信群里“吵架”之事。但前一天被警方传唤的谭凯、徐光、来金彪三位直到我晚上10点多睡觉时也没有联系上。都已经超过24小时还没有下落，的确让人担心。
今天（2014年4月4日）我和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其他同仁继续寻找谭凯、徐光、来金彪的下落，上午9点左右杨建民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来金彪家，来金彪由于电脑与手机都被警方抄走，所以就一时无法把自己回家的情况告诉大家。我想，怪不得来金彪的手机除了深夜关机外，其余时间都开着，但我每次打过去就是不接，原来对方可能开机在用（或许以此为平台窥视所有加了“来金彪”群聊的微信群），又怕被我识破。
上午11点左右，我到了徐光先生打工的公司，问在里面的员工，说昨天与今天都没来。再到谭凯所在的的电脑维修铺点，发现入口处用凳子挡着、平时放在桌子底下的几台电脑主机不在。下午3点06分，见到@胡臣的微信：“现在去见国保”。下午3点21分，@胡臣在微信上说：“已经回来了，就一个问题，让（我）搬离下沙（开发区），不然就抓起来。据下沙国保说，谭与徐被刑拘了”、“整个谈话10分钟不到”。到了傍晚我联系上徐光爱人张老师，得知警方已经将有关要求家属签字的材料邮寄送达徐光户籍所在地富阳的老家，玉泉派出所的警察好像是说要关押徐光几天，现在关在杭州市看守所，但如果徐光继续不配合（以没有义务配合警方对本人及同仁进行政治迫害为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拒绝签署任何法律文书），那么就有可能回不来了。至笔者发稿时，民主党人邹巍从早上到晚上，已经到谭凯住在康乐新村的家去看过好几趟，都是“铁将军把门，千呼万敲没反应”，到晚上10点45分，邹巍打来电话说“我刚去了最初传唤谭凯到达地点的西湖区文新派出所，值守警察说，谭凯的案子从头到尾都是国保（政治警察）在管，他们（普通警察）没有参与，现在可能关在西湖区看守所，也已经通知家属了”。邹巍说他现在正在设法寻找谭凯父母的联系方式，我对邹巍说“你跑了一整天，应该也很累，家中焦急等儿回家的老母身体也一直不好，还是先回去休息吧，其他事情明、后天再落实也不晚”，他说“那就明天再说吧，太晚了我去打搅人家也不好”。
此次浙江警方对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的多人谈话威胁（如对胡臣先生）、传唤，每个人的事因几乎都不一样，我判断：可能与建三江、茂名PX抗议、及温州强拆教堂等事件有间接关系，警方通过主动打压民主党，势必导致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及其成员把主要精力收回到关注、营救本党成员身上，就无力参与、支援、帮助、关注其他重要的民众维权事务了。这不仅仅是警方以攻代守来减轻民主党活动对中共浙江地方当局的压力，极有可能还受到更高层某些势力的暗中唆使，呼应高层派系恶斗的需要（至少笔者有多方信息告知本人：2006秋年我遭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迫害时，就因“法治浙江质询函”被高层某些势力借机用来胁迫当时主政浙江的习近平先生签字“决定”，习近平先生“将计就计”才化险为夷。本人虽在多种场合讲过“个人恩怨得失比之于国家大义，不值一提”，但此话只对本人有约束力，不能也无权干涉其他任何人、包括民主党同仁对于“恩怨情仇”的价值判断）。
尤其可笑的是，对于徐光、谭凯两人传唤以及刑拘，据目前我所掌握的信息，是因为徐光、谭凯两人参与了“民主大同思想研讨”微信群里“共产党一大有南湖的一条船，将来民主党一大说不定来个西湖的一条船”之开玩笑，被故意设局或利令智昏的特务们当做了升官立功的“救命稻草”。在此，我有必要做出如下说明：
第一，直接“代表”中共当局来与我打交道的杭州市公安局与拱墅公安分局的历任国保（在民主党公开组党之际还叫“政保”）曾多次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树庆你是否参与过中国民主党一大的讨论与筹组？我是这样回答的（多次重复）：民主党的一大是迟早要召开的，在召开一大前，几乎每个民主党员都会想到这件事，一大问题是我们日常聊天中经常提及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说过多少次。实际上，不管是谁，所谈论的中国民主党一大，都是说说而已，更确切地说是在开开玩笑罢了。这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开放党禁前民主党不可能开成具有普遍代表性又符合民主程序的一大，所以你们大可不必将任何谈论中国民主党一大的人作为政治迫害对象。
第二，中国民主党力图将自己建设成一个尊重与恪守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开放性政党，始终严防自身演变成独裁专横的列宁主义政党，因为我们深知列宁主义政党的结果就是党魁支配组织、组织绑架国家、国家压制民众。既然如此，可以肯定，在开放党禁前，无论海外、还是国内，任何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即组织召开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又符合民主程序的一大。如果几个人勉强凑合、草草完事地开成了所谓的“中国民主党一大”，其做出的决定很难让其他没有充分表达或有效参与的民主党成员或组织遵从，其结果是导致民主党部分组织的变质、也加剧整体的分裂内斗，不仅难以实现民主党捍卫人权、推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的进程（现阶段主要通过履行在野党对于执政党中共的监督制衡，并发展自己来加强这种制衡能力），也有违与民主党“和平（非暴力）、理性、公开、合法（法治）”的行动准则之“理性”准则。所以说，任何民主党人目前所谈论的一大因其缺乏可行性，只是停留在口头的开开玩笑而已，我们民主党人都没当真，中共当局到当起真来了，岂非可笑？中共自己腐朽管不好连累了国家与人民，而滥用国家公器（警察，国家财政供养而非中共党费私养）管起反对党内部事务来倒“雷厉风行”，同样荒唐可笑！
陈树庆
2014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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