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反歧视公益人士郭彬、杨占青于2015年6月12日（周五）深夜突被来自北京和郑州的警察刑事拘留，理由均为是“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两位均曾在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郑州办公室工作。
一、 经过及现况
据了解，杨占青是从广东惠州的家中被带走的，经医院体检后据说被关押在惠州市惠阳区看守所。郭彬于6月12日晚间被从两岁儿子病床前带走，带走时他正在深圳市儿童医院，郭彬的儿子几天前刚做完做手术，郭彬一直在病床前照料儿子，已经几乎一周没有合眼休息。郭彬现疑被关押在深圳福田看守所。两人涉嫌罪名都是“非法经营”。据亲友们了解，他们两人或许在6月15日将会被带往郑州第二看守所。
二、郭彬、杨占青其人
郭彬，现为反歧视公益机构“广州众一行”负责人。郭彬学生时代就积极参与“三农”相关的学生社团活动，大学毕业不久就选择了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的职业。2007年秋，他加入了我国第一条乙肝公益热线“爱肝连线”，其后曾担任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郑州办公室主任，主要工作是普及我国反歧视法律、协助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依法维权。当前，郭彬主要从事的是消除制度性就业歧视现象，重点是反对残障歧视、促进残障人士平等就业。几个月前，郭彬分别向有关部门依法举报了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温州市募委办以及上海市近两千个事业单位岗位人员招聘中存在户籍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及“萝卜招聘”等行为，并提起了行政复议，媒体广为报道。
杨占青，曾是全国最大的乙肝携带者公益网站“肝胆相照”论坛法律版版主。后也曾担任北京益仁平中心郑州办公室主任。该办公室独立注册成为郑州亿人平机构后，杨占青曾任执行主任。主要工作是协助乙肝病毒携带者和残障人士依法维权。2015年4月，天津师范大学一女生患乙肝遭歧视，在宿舍烧炭自杀。4月30日，杨占青向天津市教委举报天津师范大学歧视、隔离乙肝携带者，要求给予通报批评，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分。当前，杨占青主要关注消费者权益和食品药品安全，免费解答网友咨询并关注消费领域和食品药品领域的政策法规完善。本月初，经过杨占青的努力，儿童用药安全问题在“儿童节”后得到了媒体大幅报道。
三、郭、杨完全不涉“非法经营罪”，拘捕于法无据
非法经营罪，衍生于已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根据我国《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要有非法经营食盐、非法经营烟草制品、非法经营电信业务、非法经营出版物。
郭彬、杨占青在郑州及其他城市开展的反歧视公益工作，没有任何收费行为，完全是非营利性质，不属“经营”行为，也不可能扰乱市场秩序，显然与“非法经营罪”毫不相干。
不仅如此，郭彬、杨占青多年来的公益工作，帮助了大量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残障人士及其他弱势人群，也促进了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进步，2013年11月份举行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消除一切就业歧视”，就是包括郭彬、杨占青在内的反歧视人士和机构多年来共同倡导的结果。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公益人士，国家和政府理应嘉奖，而不是罗织罪名予以构陷。
四、应杜绝反法治的“株连”现象
201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北京警方抓捕了计划在公交车上开展反色狼活动的“女权五姐妹”，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此举引发国内外女权界强烈抗议。4月13日，警方对五位女权人士的逮捕申请被检察院全部驳回，被迫全部释放了五姐妹。然而，次日，在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被记者问到该案时，却无端称与五姐妹有关联的北京益仁平中心“涉嫌违法、将受到处罚”，但拒绝回答益仁平涉嫌违反了哪部法律、将受到何种处罚。
此后，益仁平多位前同事或合作伙伴发现，自己因私国际旅行、或因公国际旅行在海关被边境警察阻止，甚至益仁平两位成员的父母老家也遭遇“查户口”、“送快递”。
如果因为要进行外交部发言人所称的“处罚”，而株连到曾经在益仁平工作过的公益人士、甚至是父母，无疑是反法治的行为。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2014年5月底，郑州发生“十君子”案，警方抓捕了多位参与“六. 四公祭”的人士，常伯阳律师因代理其中的几位人士也遭到株连拘捕，警方对常伯阳的指控几经变换，最终被控“非法经营罪”；其后，常伯阳任法定代表人的郑州亿人平机构办公室遭到株连搜查。而本次郭彬、杨占青被从广东拘往郑州，被控的罪名也是“非法经营罪”。如果因为要把当初错误的抓捕案办出功劳，而用毫不相干的“非法经营罪”来抓捕已经离任多年的人，无疑也是反法治的“株连”行为。
五、应避免对民间公益事业的“运动”式打压
自2014年6月以来，民间公益事业受到了突如其来的密集打压，明显违背了2011年以来中央政府多次作出的“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发展” 的表态。
2014年6月17日，在我国反乙肝歧视和反残障歧视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公益机构郑州亿人平遭到警方搜查；
2014年9月18日，因受当局打压，著名的民间公益机构“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宣布停止运营。
2014年10月9日、10日，知名民间智库机构“北京传知行”的创办人、负责人及多名工作人员被拘捕，办公室被查抄；
2015年1月，一位与国际非营利组织有关的英国人士因警察提出的签证问题被迫离开中国；据2015年3月的媒体报道，另一位与我国民间机构有关的法国人士因类似原因被拘留了十天，其后也被迫离开中国；
2015年3月6日、7日，“女权五姐妹”被抓捕，这五人全都是民间公益机构的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
2015年3月7日，女权公益机构“杭州蔚之鸣”构办公室遭到警察搜查；
2015年3月24日，北京益仁平中心办公室遭警察搜查；
2015年6月12日，反歧视公益机构广州众一行负责人郭彬和公益人士杨占青被警察拘捕。
另外，《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草案也于2014年12月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草案对境外民间非营利组织与我国的合作设置了严苛的注册和审批机制，全文共出现24次“不得”。
从上述不完全列举可以看出，益仁平的遭遇、郭彬和杨占青的遭遇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希望看到有关部门对民间公益事业以传统的“运动式打压”的方式来对待。在过去十多年里，每一次针对民间公益事业的打压运动都无法阻挡其发展趋势，而在过去六十多年里所发生的历次“运动”也多被证明是错误的、运动的对象也多得到平反。“运动式打压”应予以避免。
北京益仁平中心
201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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