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受难者”讨论追记

程惕洁
　　美西十日游归来，想把日记整理成游记。细读之下才发现，这次记述最多的文字，不是山水风光和奇闻轶事，而是三位同行游客沿途大摆的“龙门阵”，主要内容始终围绕“共产主义受难者”这个主题，观点犀利，耐人寻味，故冠以上标题，希望与读者分享。 

　　一，背景说明 

　　其中三位讨论的主角张、王、李，各有不同背景: 

　　来自纽约的张先生是位退休党官，曾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研究，来美探儿子一家。老伴儿不久前过世，自己已有绿卡，正考虑是否入籍，归化为美国公民。 

　　来自芝加哥的王先生是位离休军干，通讯工程师，曾有大校军衔，如今每年回国一趟。虽然他早已入籍美国，但仍拿着中国大陆护照，为的是来去方便，两边都不用办签证。按说双重国籍在中国犯法，不过他坦言：在他认识的离休军干中，偷偷拿双护照的人不少。“嗨，中国的事难说。民不告，官不究，这世道，谁管那么多闲事？”。 

　　来自旧金山的李先生，曾是我早年的同学，从厅长位置退休，首次来美探望妹妹跟其他亲友，先在美东住了一个月，又到美西来玩，打算年底前回国。 

　　我们四个古稀老人，年龄相仿，学历背景接近，被导游安排在两个房间内，大巴的座位常排在一起。每天见面，聊得久了，共同语言很多，形同密友。别的游客每天轮换座位，只有我们四人，主动要求固定在最后的空位。一来不挤，二来解手方便，三来可以耳语，“低声放毒”，免得“有心人”打小报告。据说导游和客人中间，也有国安线人，或者五毛党，“自干五”之类，充当安全部门的耳目。大家心照不宣，相约警惕为上。 

　　他们三位都很健谈，只有我寡言少语，因为舌头刚做过手术，讲话不灵光。但出于记者和教授职业本能，我爱找有趣话题，引导他们发表意见，挑起争论，有时面红耳赤，但过后仍能把酒言欢，谈得更为投缘。 

　　以下记录便是三人谈的内容梗概。斜体字是我的提问部分，正体字是他们回答的部分。 

　　二，“共产受难”话题的重要性 

　　问：各位是否知道，华盛顿有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专门组织各种活动，纪念那些因共产主义运动而遭受迫害和镇压的牺牲者。最近，他们联合几个海外华人异议组织，要在国会山召开首届《中国论坛》，能否请各位就这件事，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先生：我从网上看了消息的大标题，没细看小字内容。嗨，这几年眼花的度数不断提高，看小字日益困难，只好浏览一下标题算了。要是特别感兴趣的文章，就得借助放大镜慢慢看。据说，这个组织还颁发以杜鲁门和里根总统命名的一个什么自由奖，以前发给过魏京生、吴宏达、杨建利等人，今年可能要发给“赤脚律师”陈光诚。 

　　我说老张,你是搞宣传和理论研究的权威，这几天你给我们讲了对马克思和共产理论的反思过程，很有说服力。能否请你先发表点高见。 

　　张先生：我也是从网上看到消息，现在会议还没开，具体议程和发言的题目也不清楚，难有什么深刻分析，随便说说，仅供参考。我觉得这个组织跟这个论坛，有点看头。光“共产主义受难者”这个题目本身，就十分重要。我建议，“共产主义受难者”可以简化成“共产收难者”更加贴切。因为共产主义，多少还带有理论或学术色彩，“共产”两个字，更代表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只要针对中国的“首届论坛”能开个好头，并且一届一届开下去，越开越多，越开越大，最后遍地开花，肯定能释放意想不到的能量，收到难以估量的成果。 

　　放眼世界，看看如今继续举共产旗政党还有几个？能掌握政权，有强大国力，而且手握核武器的共产国家，还有谁？连古巴那个小穷国都在改变之中，跟美国恢复了邦交；越南虽然没改名字，但已经开放选举竞争，估计早晚也会公开抛弃“共产”这面破旗；剩下的难兄难弟，也就数朝鲜和中国大陆了。朝鲜那个小金胖，疯疯癫癫，反复无常，但估计他不会丢弃爷爷跟老爸留下的权力遗产，但那种不顾百姓死活的极端专制，究竟能延续多久，很成问题。 

　　刨去朝鲜，最后就剩下咱们中国一家了，有人戏称是“西朝鲜”，不无道理....... 

　　王先生：唉，老张，你先打住，有一点需要澄清。报纸上说，尼泊尔最近投票选举，毛派共产党的女候选人胜出，成了新总统。就连议会议长，也属于毛派共党。如果消息属实，那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岂不又多了一个？ 

　　李先生：我说老王，这话有点言过其实。我认为尼泊尔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能算共产党执政。那个国家我去游过十天，走马观花，有些了解。它是君主立宪，政府很小，百姓很穷，多数信佛，政治倾向并不明显。原来有个毛派共产党，从草根阶层产生，相信毛主义，要武装造反，从中国拿军援和资助。自从老邓改革开放，有限度走资之后，听从李光耀建议，停止支持印支共产党游击队。断奶之后，尼泊尔的共产党也逐渐式微。现在当选的几个领袖，都是以个人魅力取胜，并非靠共产党有组织的支持，更没有毛左那一套理论体系和竞选政纲。在根深蒂固的王国体制下，即使毛派共产党候选人上台，最多改善民生，多给底层社会点好处，不大可能实行毛泽东那样的共产体制和极权专制。至于对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嘛，我看可以忽略不计。 

　　好了，咱们先不谈尼泊尔，还是书归正传，听老张继续发表他对“共产受难者”的高见。 

　　张先生：好，那我就接着侃（“侃大山”之意，四川人叫“摆龙门阵”）。刚才说到中国是唯一的共产大国，即使不叫超级大国，叫次级大国应该没错。当然啦，说共产大国，并非说咱们的政策真有什么共产主义因素，我看连社会主义因素也谈不上，而是赤裸裸的权贵经济，或者叫前资本主义，加上半法西斯式的高压政治。之所以还把它叫做“共产大国”，是因为它的执政党是共产党，而且，无论党章党纲还是指导理论，还继续堂而皇之地把马列那一套陈词滥调搬出来。对内，它自称货真价实、永不变色；对外，自曝其丑，想充当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因此，咱们党国，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硕果仅存的共产国家。 

　　说到共产或者共产主义，当然要追踪到它的老祖宗马克思，也许还包括恩、列、斯、毛等几位。不过始作俑者，还是马克思。因为所有的理论跟实践，都离不开他创立的那一套歪理邪说，从《资本论》开始，到《共产党宣言》为止。 

　　十月中旬，北大召开所谓“首届马克思主义世界大会”，据说有几百人参加，几十个学者发言，丑闻很多，笑料不断。可是那帮毛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声称要在北大建马克思楼，每年召开世界共产大会，大有把北京变成共产主义世界首都的雄心壮志。看来，他们有可能把这场闹剧长期演下去。面对毛左，海外及时召开共产受难者的“中国论坛”，针锋相对，不正好给关心中国和世界命运的人们提供一面镜子，或者一付清醒剂吗？所以我说，这个题目非常重要，这个中国论坛，意义更大。 

　　李先生：我同意老张的看法，也来补充几句。在我看来，除了跟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大会打擂台、别苗头之外，共产受难者还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想想看，二十世纪人类所遭受的重大灾难，除了法西斯肆虐的二战之外，就数共产革命带来的祸害了。法西斯的专制暴行，人们都比较清楚，警惕性也比较高，所以它死灰复燃的危险性并不大。相对而言，人们对共产罪恶知道的比较少，警惕性也低。特别在西方世界，年轻一代没有受害的亲身体验，对共产空想缺乏免疫力，容易左倾。这就是为什么，咱们里面出来的人，容易识破共产党的欺骗宣传，而许多洋人和海外老侨，反而容易轻信大陆官方的花言巧语，更为欣赏中国大陆的经济泡沫。所以说，通过《中国论坛》，揭露共产灾难的真实情况，不但有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也有教育海内外民众的现实意义。 

　　王先生：二位说的不错，经你们提醒，让我联想到另一层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那就是突破邓小平立下的“不许争论”的老规矩，继续就“姓资姓社”展开一场更深更广泛的大辩论，进一步肃清马列毛等散布的共产余毒，建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全民共识，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与道德重建。在我看来，这起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让真实情况说话，把中国当局刻意隐瞒的历史真相曝光，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 

　　第二，从理论上批驳共产主义的错误，指出它的空想性，虚伪性和煽动性； 

　　第三，共产宣传和实践，在多数国家都已经成为历史，而在咱们神州大地，还是堂而皇之的主流话语。因此，咱们的任务不仅是恢复历史真实，还要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共产余毒，比方说权贵资本和高压政治所导致的种种恶果，号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其实，远比马克思说批判的资本主义更加肮脏。红色权贵，其实比资本家和地主更贪婪，更没道德底线，因为他们实行的政策，其实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 

　　三，如何定义“共产受难者” 

　　提问：三位讲的很到位，我基本上明白了共产受难者和《中国论坛》的重要意义。那么，接下来我想知道，在各位心目中，如果要纪念共产受难者的话，以中国为例，什么人应该被纪念才对？又是什么人，应该被视为共产罪人，或者共产凶手，应该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王先生：哎呀，这个问题比较刁钻，我看不容易回答清楚。我先试试看，发表一孔之见，请各位批评指正。 

　　在我看来，如何定义“共产受难者”和“共产施暴者”，是个十分困难，甚至自相矛盾的难题。它不同于对法西斯的定义，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大战犯，毫无争议都是法西斯施暴者，死有余辜。而千百万受害人，牺牲者，都是法西斯受难者，一般没有争议。相对说来，共产受难和共产凶手，就不那么好定义，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共产主义在开始阶段比较有迷惑性，特别是热血青年，容易上当，甚至真心实意为它去赴汤蹈火，于是干了许多蠢事，成为凶手。可是到后来，发现共产主义的欺骗性之后，许多原先的凶手，最终又变成了它的牺牲品。也有许多人，本来属于打手。可是，正如布哈林所说的那样，共产党是绞肉机，它经常要迫害自己的忠实信徒。有些人遭到迫害之后，才开始变得比较成熟跟清醒。对于这样的人，你说应该如何定义？ 

　　李先生：我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要清楚地界定比较复杂，可是，不界定又不能分清历史功过，说纪念也好，说批判也好，找不准目标跟对象，岂不成了无的放矢？比方说江青这个人，做为毛的夫人，文革极左派的核心人物，应该说，她是共产暴政的重要凶手之一。但是，她的青春岁月和爱情，也被共产邪恶剥夺，最后连尊严和生命，以及子女的合法生存权，都葬送在邓小平时代的共产暴政手中。如果我们从历史的高度，客观评价江青这个人，我看不能简单地把她定义为凶手，完全看不到她作为牺牲品的另一面。所以说，应该具体分析，不要非黑即白，可能她的多一半属于凶手，另有少一半属于受难者。 

　　张先生：哎呀，我说老李，你这说法有点玄。如果照你的逻辑，恐怕连斯大林跟毛泽东这样的共产恶魔，也能部分算成是共产受难者了。斯大林恶贯满盈，心脏病突发，趟在床上呻吟，守在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们，内心都怕他不死，谁也不想去叫医生，于是对外传令：“斯大林同志正在休息，请不要打扰他”，于是把他送进天堂；老毛晚年众叛亲离，谁也信不过，只有江青等人才能靠近。最后是江青不听医嘱，硬要给毛翻身，导致他回天乏术。这些例证说明，共产邪恶真是绞肉机，最后连伟大舵手也难逃劫运。不过话得说回来，不能因为共产魔鬼自己倒了霉，就因此减少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归根结底，是魔王给亿万民众制造了灾难。他们本人的悲惨结局，只是他们失败的结果之一，那不是他们的预期，最多是副产品而已。所以说，谁是受害者，谁是罪人，必须要有一个容易把握的尺度才行，否则，正义和邪恶就没法区分了。 

　　王先生：这个问题，既涉及人性的正反两面，也涉及行为后果的轻重和主次，无论对于臭名卓著的共产施暴者，还是立场坚定的反共抗暴英雄，哪怕他们本人一时糊涂，也多少有过共产信仰，干过某些糊涂事情，这个历史定位都比较好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了。对于历史事件中被迫害致死致残的受害者，定位也不难。我看比较困难的和复杂的情况，是如何给那些经历了人生转折的人物下结论，或者定性。比方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他们都在中国共产势力兴起过程中建功立业，罪恶多端，影响深远，但在生命后期，都不同程度有所醒悟，有所反悔，也可以说他们也受过共产主义的害。对他们如何恰如其分地做出客观评价，结论能经受历史的检验，应该是《中国论坛》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 

　　李先生：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彻底摈弃中宣部那一套主观臆断定框框的惯技，王先生说的问题也不难解决。其实说到底，每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个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能洞察所有政治大势，每件事都做对。更何况，所谓对错，都是相对而言，没有什么绝对标准。只有样板戏中的人物主角，才可能百分百高大全。反面人物，也有他人性化的可爱一面；正面人物，也有某些污点和暇弊，这样的人物，才符合生活的真实，也才能令人信服。 

　　四，如何纪念受难者 

　　提问：我看对“共产受难者”的定义，基本谈透了。很同意诸位说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对具体人物具体分析，优点缺点都说清楚，罪恶和贡献也分析透彻。说到底，纪念共产受难者，并非追究个人责任，而是反思世界历史潮流及其教训，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共产主义”这个歪理邪说，在二十世纪曾经广泛流行，几乎吞并世界上一半左右的国家和人口。又为什么，到世纪交接的时候，它又失去吸引力，逐渐暴露了反人性，反科学，不可能实现的虚妄性。当然，像对“红色高棉”那样的血腥罪恶，绳之以法也很必要。接下来我想请问诸位：如果你有幸参加这次盛会，在如何纪念中国共产受害者的具体行动上，你能提出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吗？请王老先说说，怎么样？ 

　　王先生：在纪念受害者的具体行动上，具体到我们华人，我看需要区分国内跟海外两大块。因为国内缺乏言论自由，连互联网也受限制，所以，能干的事情不少，但规模和方法必须讲究。目前我能想到的，大约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文字方面的工作。撰写各类文章，有研究条件的人可以著书立说，比方高华教授那本《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杨继绳的《墓碑》，就是成功案例。无论如何先按良心写出来，不要迁就出版社的审查要求，国内出版不了，就到海外出版。没有研究条件的，就写纪实文学，口述史等等，特别是现身说法的回忆录。 

　　第二，整理史料工作。除了撰写文字之外，收集各种原始资料也很重要，特别是有条件接触档案资料的人，应该千方百计把经手的惊人史料保存下来，有可能的话，复印多份，分存不同地方，以备上层可能下达毁灭档案的指令。我老伴长期在档案室工作，据说，周恩来就下令销毁过大饥荒的调查报告和统计资料，邓小平也下令销毁过文革档案和天安门“平暴档案”。其它杀、管、关冤假错案资料，各地公安、司法、和人事部门，都有不同程度收藏。由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许多已经自然流失，或者有意销毁，所以，抢救尚存档案资料非常紧迫。除了文字档案之外，还要抢救实物，比方受害人留下的日记，血书，图片，器物等等。 

　　第三，恢复“集体记忆”的工作。在大陆有限的自由内，公开搞集体纪念活动不大现实，但用非政治联谊活动掩护的小规模集体记忆活动，应该还可以。比方说，清明扫墓的时候，有心之人去给林昭墓献花，在过去不可能，现在已经管不住了。现在有所谓“同城饭醉”，也就是朋友们借机聚会，吃饭喝酒，交谈心得，谁也难以阻挡。如果各地的有心人，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给人们熟悉的受害者公开献点花，烧烧纸，公安未必都去干涉。久而久之，小圈子就有可能搞成中圈子、大圈子，在气候适宜的时候，亮出标语口号，公开声讨共产罪行，就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第四，变相展览和公开纪念。这需要策划者有相当的组织技巧和策略设计。能利用当局许可的方式，变相展览共产罪行，能收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比方四川大邑县原“刘文彩地主庄园”的对面，建了一座规模庞大的“樊建川博物馆”，很有创意。其中的“文革瓷器”，“川军抗日”跟“飞虎队抗日”等几个馆，办得很成功。我看过其中的“川军抗日”展，其中有些著名抗日将领，功勋卓著。但跟随刘湘和刘文辉起义投共之后，到50年代的镇反运动中，又遭到死刑处决。看了他们抗日的英雄事迹，再对比投共之后的悲惨结局，自然形成对共产党的无声控诉。 

　　国内朋友能做的事情，我就想到以上四种。至于海外华人应该做什么或者能够做什么，还是请张老说吧，你在海外呆的时间比我长，在理论宣传上动脑筋多，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张先生：那我就不客气，把我这几年曾经有过的想法跟你们摆一摆。咱们说过就忘，不必当真。 

　　认真想想，其实海外华人能干的事情还真不少，可是华人门派圈子比较重，港人、台人、大陆人，干事情都各自为政。在大陆人中间，又分不同政治色彩，有亲官方的，有法轮功的，各民运山头的，假政治庇护的，还有更多“有奶便是娘”的。就算看起来反共比较坚决的，也难以统合到一起。 

　　现在咱们只能假定，有那么一批人，对纪念共产受难者真感兴趣，愿意奉献，当作一个神圣的事业去办，接下来才能讨论“我们可以干什么”。究竟能干什么呢？我想到了五条： 

　　第一，把共产受难者的《中国论坛》长期坚持下去，形成一个有经费，有雇员，更有大批义工的常设机构。这个机构的必要性就不必说了，以上谈过的重要意义，已经说透了。至于这个机构的日常工作，就应该策划各种有利于揭露共产受害者在中国的详细情况。有些事情，法轮功，劳改基金会，中国人权，妇女儿童组织，少数民族团体等等，已经在局部领域干了不少大体相同的事情，多少都跟共产受难有关。但是，全局性的纪念共产受难者协调机构，目前还没有。《中国论坛》，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协调机构。另外，现有的人权或异议组织，缺乏战略高度和策略细节，往往局限在某些具体案例上，甚至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搞联署签名，运动群众，白白浪费精力和资源，远远没有上升到反对共产的高度，也没法跟全球各地的反共产组织联合行动。所以说，提升反共事业的整体水平和运作力度，应该是这个论坛把握的大方向。 

　　第二，虽然中国大陆内部活动空间有限，但在海外华人世界，活动空间应该比较大。我看，凡是法轮功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也应该成为“纪念共产受难者”的地方。至于怎样才能开辟资源，动员义工，持之以恒地坚持活动，应该好好向法轮功学习。比方说，在港澳台，东南亚的华人社会，还有欧美各国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都可以建立“共产受难者分会”，办媒体，搞展览，演歌舞，参加当地的节日游行，跟二战、韩战和越战老兵们在一起，共同纪念阵亡的战友，开展有声有色的反共宣传教育活动。 

　　第三，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各种文字和语言编写高水平的反共作品，争取能出版有影响力的书刊、电影和各种音像作品。试想有一天，我们能拿出高水平的脚本，把林昭、遇罗克、刘文辉等人的反共历史搬上银幕，在莱坞拍成电影，甚至获得奥斯卡金奖，那影响将会多么巨大，多么深远？ 

　　第四，争取在中小学的世界史课程中，增加共产受难的资料，在大学的文科专业，开设和共产受难有关的选修课和专业课。现在不是许多国家开办了孔子学院吗，那好，如果孔子学院的学生，联名要求院方开设专门课程，介绍儒学如何受到共产迫害，成为共产受难者之一，是否可以成为考验孔子学院的一块试金石？ 

　　第五，所有的反共题材，其实都可以搞成文化产业，用形象化的作品和实物，再现共产极权对人性的摧残，对经济的破坏，对道德良知和文化遗产的毁灭等罪孽，让受过共产压迫的人不忘历史，让没有亲身经历的青年人熟悉共产罪行，最终让人们明白真相，提高警惕，行动起来，参与埋葬共产幽灵的神圣事业。 

　　最后，大家都觉得这些建议不错，同意我整理成文字，向《中国论坛》的朋友们推荐。我问他们有没有顾虑，三个老人异口同声地说：“你尽管写，我们如今已经从共产恶梦中清醒，还怕什么？当然，为了不给回国造成麻烦，你不用真名字就是了。”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文章均不代表本刊觀點；本刊鼓勵各種正反意見熱烈爭鳴。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