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军：各路人马纷纷亮剑，中国社会何去何从

来源: 共识网

一

最近，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陈奎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题目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讲话中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显然，这个讲话像他近两年来的许多讲话一样，诸如“绝不允许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篡党夺权”，“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等等，都是针对社会某一现象而发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当然，陈奎元的讲话并非仅仅是个人的看法，他代表的是一股强大的势力。这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今年两会期间一位中央高层领导的话语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他还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毛派共产党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先生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借用乌有之乡这一毛左最大的宣传平台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全方位解读这个高层领导人的讲话（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3ibZajtjTA/），并充满自信地说：“不打毛泽东的旗帜中华民族要崛起，连门都没有……我们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就要来临，我们要做好准备”，“有人说我们要搞闭关锁国，那我们就搞闭关锁国吧！这有什么不好呢？”给人感觉有点“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的味道。把这些人言论患起来，把这些人的模样一字排开，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想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把自己进一步融入世界文明大潮，阻力重重。

二

是什么事儿引起这么多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看看下面的有关材料，我们从中便可寻到答案。

○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中说：“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2010年6月在香港政改陷入一个时期的僵局后，突然发生逆转，中央照单全收民主党的政改方案。随后原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的副手米契尼克访华，与中国学者进行座谈。同时，高干秦晓与解放军中将、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高调谈论普世价值。

○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访问：“我的观点是一个政党在执政之后，应该和夺取政权时期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政党应该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事。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上升到宪法和法律的高度。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011年4月22日 ，重庆检方对李庄案撤回起诉。所谓“李庄漏罪案”是重庆“唱红打黑”的标志性案件，对此案的撤诉在社会上掀起巨大波澜，“打黑”变得疑点斑斑，而“唱红”也显得凄凉哀婉。

○前些日子，党报《浙江日报》下属媒体《财新网》发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一篇文章：《把毛泽东还愿成人》，文章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终究要完全走下神台，成为一个普通人，在剥离一切神像外衣的条件下，在消除所有迷信的条件下接受公正的评判。”

○2011年4月30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在这篇《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的文章中指出：“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2011年5月4日《南方都市报》发表《吴建民：总理邀我“一晤”》的文章，指出：温总理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

……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已心知肚明，原来那些人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由于党内改革派频频亮相与呐喊而造成的。是的，中国正处于不同思想的剧烈碰撞中，而此状态的趋向直接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趋向，政治的趋向又关系到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说这种思想的碰撞是事关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

三

思想的激烈较量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危机。特色理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根据新的社会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来于原教旨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突出表现在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坚持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以国有化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等方面。二是来于中国文化。特色理论要立足于本国实际的话，就不得不大量渗入中国文化元素，用过去的话说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我想并非人口众多、东西南北差距明显等现象，而是能够体现中国人精神内核的东西。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从一阳一阴开始的，对自然如此，对社会也是如此。这样一来，中国人在言语上有两个系统，一是实，二是虚；在行为上也有两个系统，一是阳（明规则），二是阴（潜规则）。表现在特色理论中，就是一些让人耳熟能详的重要提法在理解时必须纳入到这些系统中去判断。如 “让一部分人民先富起来”，怎样富？前提并不明确，是虚的，而结果却是实的，需要靠许多规则（包括大量的潜规则）去实现。尽管后来有人匆匆忙忙予以阐述，但已很难改变人们固有的认识。此外，还有“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等，大概都是这样，理解它都需要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去判断。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则，但是为了理论上的需要，往往又把这些规则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这样一个理论，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让中国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许多人大呼：“中国崛起！”同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国家也积累起许多棘手的问题，譬如贫富悬殊越来越越大，并且已超过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治理、自我监督的机制使腐败如洪水猛兽，并且已发展成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公民的权力一如既往地被践踏，道德沙尘暴滚滚而来……这一切使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对于社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常态的办法是应该尽快实施手术疗治，保证国家健康地运行。但是特色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机制，纠错的功能极其渺小，譬如被广大人民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但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而且相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就说明这个理论只能适应一时，而不能应用一世，它必然要走出历史的舞台。但是，有些人恐惧这种历史的必然，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这一理论。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他们是这个理论最大的受惠者。当然，这些人势力很大，主要涉足国家的政权、金融、贸易、外事和科技等行业。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无法容忍现存制度的腐朽，都以变革现实为己任。然而，怎样变革？他们却形成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左派喊着要回归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地位，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这极易让人联想到红色恐怖的“文革”时代。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切肤之痛：人不需要也不应该有思想，所能做的只是把灵魂交给被神化了的领袖去保管，而让自己变成行尸走肉；社会不需要发展生产力，如果要发展的话只能为阶级斗争的需要服务，为世界革命的需要服务；人们不需要建立各种纽带的亲密关系，需要的应是相互监视、相互出卖与相互打击。有人经过长时期地搜集资料、潜心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浩劫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这个运动让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卷入进来，造成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更多的灾难。有人戏言：我们伟大的领袖红太阳在二十世纪的灾难制造者中勇夺桂冠，这是多么令中国骄傲的一件事。在中国红旗漫卷的二十七年，通过非理性的经济大跃进与唯我独尊的政治需要，居然能让半个亿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可谓前无古人。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三年困难”就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见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整死了两千万，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引自《往事——1966年写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还有一个能给灾难增加利息的糟糕事情，那就是个人崇拜。当然，越坏的统治者越需要用个人崇拜的方式来美化、遮掩自己的罪行。据李锐先生披露，1950年“五一”节中游行队伍里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是比历代的封建皇帝享用这一盛宴更多的人加上去的，只有“朕”才有的这一称呼，居然在毛泽东的亲自倡导下新中国恢复起来。毛泽东大兴红色文艺，就是为实现神化自己而采取的举措。“文革”时期全国人民看到的只有两部小说（《金光大道》《李自成》）和八个样板戏，真是万花凋零，自然这也是主席进一步神化自己的需要，而有意让文艺的百花园地荒芜一片。毛泽东还通过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雷锋的题词，就是要达到林彪所言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目的。为了打倒最大的政敌刘少奇，他在1966年对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说中国需要个人崇拜。“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崇拜可谓达到高潮，“早请求，晚汇报”，颇具宗教色彩。崇拜的结果现在就摆在那儿，如果像巴金倡议的那样建立一座“文革”灾难纪念馆，有可能会让更多的人看得清楚明白。有一位北京的中学教师曾说：“1949年以后，毛泽东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儿就是他的逝世。”仔细想来，这话不无道理。二十世纪制造灾难的亚军就是苏联人民的“父亲”斯大林，他与希特勒合力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的统治下苏联人死亡上千万人。“仅在1936年——1939年之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将军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处决。”（金《苏联解体20年祭》共识网）季军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希特勒，他下令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还有一个杀人魔王——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在1975年到1979年的统治中，导致柬埔寨200多万人死于其暴行，死亡人口超过总人口的20%（见信力健《柬埔寨，罪恶的红色高棉》，见凯迪网）。生命是宝贵的，每个人只有一次。然而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善良的人们在不经意间就有可能失去生命，面对这样的灾难，人们还不需要去反思吗？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人还要打出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替这种血腥的统治辩护，他们这样做除了利益的驱使外还有什么更让人可信的解释呢？其实有许多毛左分子也是不大相信毛泽东的那一套，吹捧他只不过是一种借用，即借那个时代所谓的社会“公平”来映衬、批判现实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这对广大民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因为在他们眼中，那个时代大家几乎都一样，家徒四壁，越穷越革命，心里少了今天这样多的压力；官僚们也不像今天养尊处优，奢华无度，而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倘若遇到“文革”这样“大快人心”的政治运动，大家起来轻而易举地找一个借口，将他们打倒，并且踏上一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现在憎恨贪官污吏的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场景，它无可辩驳地说明今天的官民矛盾已经达到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改变社会是对的，但靠毛泽东及其他的专政理论，那些人显然是选错了对象。

往右拐的人想通过改革政治体制的途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普世价值在这里有很大的市场，世界文明潮流是他们追寻的目标。但是，遗憾的是有人看不清方向，把党内举足轻重的民主派人物的言论视为“作秀”，并称他为“影帝”，显然这是极其错误的。要实现民主政治，途径是什么？难道还要提倡以暴易暴的血腥斗争吗？人类最高的智慧是执着的追求中包含了妥协的精神，在这方面英国人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在高层出现民主派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是时代不幸之中的有幸，特别是在事关国家面临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显得弥为珍贵，向往民主宪政的人们应该对他予以坚决的支持。

四

邓小平为了政治需要，曾要求人们反思“文革”理论与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他浅尝辄止，当自己的政治战略实现之后，就放弃了这种要求。对当时而言，这样做起码有两个有利的因素，一是不必过度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之中，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二是毛泽东与中共政权息息相关，正如今天许多毛左所说的，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但是，邓小平却相信二十年之后可以重新评价毛泽东，他的意思很明确：二十年之后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的一切条件就具备了。

然而，岁月蹉跎，都已经快三十年了，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中国人还犯难，这已经超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预期。首先社会主流媒体有意识地回避这个问题，生怕由此引起什么大乱子来，殊不知中国社会已进入维稳时代。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各种信息的交流前所未有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这就为躲开某些人的围堵而客观评价毛泽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财新网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许多人都认为它比较真实地评价了毛泽东，使人认识到毛泽东确实不是神，而是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有功绩又有暴行的人。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文章很有意义，可以让人了解事实真相。但遗憾的是官方媒体不予转载，而那些冥顽不化的左派们憋足气力，一个个扑上来猛烈地围攻茅于轼先生。当然，如果是站在理性的立场上进行论争便无可厚非，可喜欢“文革”暴力语言的他们，除了谩骂茅先生是“老贼”、“汉奸”等之外再也不会有什么值得让人注意的表现了。上海方面已经有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投以举报状，内容是：这篇“文章捏造大量虚构事实的恶劣手段，疯狂诽谤、诬蔑、侮辱已故的中国伟大领导人和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一百零六条（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第一百零五条犯罪）、第一百零七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诽谤罪”，已构成刑事犯罪，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特向所在地公安机关依法举报、并请所在地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及时予以严惩，才能有效维护我国社会安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在举报状上有许多人签名，有退休干部、大学教授，也有外企职员、下岗工人等，看上去极为热闹。状子中还有两个附录，其一是说茅先生的经济学著作是抄袭的，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其二是对毛泽东伟大功绩的评价，指出“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三座大山的压迫统治，被世界各列强帝国强迫签订1100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推翻这三座大山，废除列强帝国强签的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已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就连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教授都客观地评论说：落‘正是毛泽东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才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0%，农业占64%，到1975年工业占72% ，农业占28%）使两弹一星上天，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所以莫里斯·迈斯纳教授斩钉截铁地说：‘毛泽东时代绝非传闻中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几个现代化后起之秀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精彩的语段我们不打算多加评论，只是希望这些毛左们好好读几本民国史，看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什么时候废除的；读一读世界史，特别是战败国日本与德国的历史，看看真正的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通过考察研究的形式去一趟河南信阳或者甘肃通渭了解一下“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饿殍遍野的惨状；找本中国教育史方面的书籍，查查两弹一星元勋是从哪个教育熔炉里爬出来的。顺便对他们提醒一句，希望响应温总理的号召：“独立思考，了解真相”！

今天毛左们的横行，说明当年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评价的方略是弊大于利。评价不仅仅是政治的需要，更是文化的需要。二战结束后，德国为何反省那样深刻，前总理在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墓碑前下跪忏悔呢？这来自于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公正审判。通过这个法庭，把法西斯战犯的种种罪行一一举证，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彰显于天下，给蒙蔽的人们以清晰的认识，从而促成了他们的思考。我们动不动谴责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对他们在亚太地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义愤填膺，原因就是当年的远东国际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不够彻底。如果当年邓小平从民族发展的战略眼光出发，力排众议，把毛泽东的档案公之于世，甚至设立特别法庭公正地审判他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恐怕今天就不会有毛左的张狂了。反思，最怕的是不彻底，许多是是而非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到头来只能给人们的思想留下混乱。现在中国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进还是退，是摆在中国人面前必须选择的重大问题。为了民族的未来，希望人们像茅于轼老先生一样本着一颗良知，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理性地判断未来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2011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