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引导人民——纪念法国大革命222周年

施京吾：自由引导人民——纪念法国大革命222周年

222年前的7月14日，巴黎的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开启了摧毁欧洲千年王权的序幕。此后发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更是一部反封建的政治宣言，它彻底瓦解了封建制度的基本体系，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解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各项权利，成为整个世界共同追求和遵循的普世价值。

1789年7月14日，欧洲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这场变革不仅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革命之后，现代资本主义迅速崛起，社会主义运动充分孕育，工业文明得到全面发展。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成为人类理想中不可动摇的信条。

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法兰西的理由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原因在于：君主专制、社会不平等和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灌输。

法兰西帝国崩溃的最重要因素是免税特权的产生，它是“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是专制的毒瘤。它使法国出现“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缴税”的情况。而新兴资产阶级通过金钱大肆购买官职，又出现一大批免税者，维持庞大国家财政的是农民和普通的劳动者。法国人民除了耕作、做工、纳税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权利。学者西耶斯愤怒地指责：“特权者吞下了钱，也吞下了人。”

法国思想文化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由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以及爱尔维修、达朗贝尔等一大批思想家共同构成的伟大启蒙运动，代表了当时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使法国站在了欧洲思想的最前沿。

长期的税赋不平衡和连年征战，法国财政陷入枯竭，贵族与王室在分担税赋问题上产生冲突，于是，他们同时想起了人民，人民走上了前台。

1789年5月5日，停止召开长达175年之久的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幕。大会甫一开幕，第三等级就提出不愿意以纳税人而是以立法者身份参加会议的要求，并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随后议员们在国民会议上宣布：立法权不可分。议会对王权的威胁，激起路易十六的愤怒，他下令关闭梅尼大会堂，迫使国民议会代表于6月20日进行“网球场宣誓”，捍卫议会权利。

三级会议的召开受到全国关注，许多民众上街表示支持第三等级并引发骚乱，路易十六试图调动军队平息，同时他把因此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归咎于支持改革的财政大臣内克，并解除了他的职务，结果却引发更大规模的示威和骚乱，他们于7月14日发动起义，攻占了象征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

革命开始了。

人权宣言：改变历史的证词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文本。

1789年8月26日，大革命爆发仅一个多月，国民议会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整个宣言不长，由前言和十七条正文组成。兹将前言转录如下：

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的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经常呈现在社会各个成员之前，使他们不断地想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宣言确立了人民拥有“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同时还确立了人们拥有表达思想、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人权宣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法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权利和地位。人权宣言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人人生而自由”的格言为基调，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宣言表示：人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这些权利。基本人权原则成为宣言的核心。

人权宣言宣告了人民主权原则，指出：“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是对君权神授的彻底否定；宣言确认了分权原则：“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把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作为宪法的基本任务；宣言还宣告了立法权属于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当法律程序、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的要求，为现代法治原则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郑重宣告的基本人权、人民主权、分权和法治原则，充分体现了近代宪政的基本精神，奠定了近代宪法的基础。在广泛性和系统性上远远超过美国的《独立宣言》，在人类思想史、法治史上拥有崇高历史地位。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一部反封建的政治宣言，它彻底瓦解了欧洲长达千余年封建制度的基本体系，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解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各项权利，成为整个世界共同追求和遵循的普世价值。

此后，在1791年颁布的宪法中将人权宣言置于宪法之前予以颁布；1793年的宪法，再度颁布了经过修改的人权宣言，内容扩充到35条。

“锁匠国王”：权力导致的悲剧

1774年5月路易十六即位，他性格内向、温和犹豫、优柔寡断，爱好修锁和狩猎，人称“锁匠国王”。据说，他没事就待在自己的手工作坊里，经他制作的每一把锁都是精湛的艺术品。

路易十六是法国大革命的关键人物，他不是极端专制、暴戾成性的国王，在专制上远不及路易十四、腐朽上更不抵路易十五，他有改革的愿望，有开明的气息，甚至还有励精图治的奋斗——他还支持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但其性格的软弱、对权力的迷恋，使其面对强烈的社会动荡，不能审时度势，一再错失改良机遇，波旁王朝被送上绝路。而大革命的暴力倾向不断加剧，直到演变为大屠杀。

路易十六即位时，等待他的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双重腐烂的烂摊子，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地高涨。

他同意召开三级会议，并同意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可当国民议会提出要实行君主立宪、立法权归议会所有时，他却把议会大门锁上，于是出现了“网球场宣言”。他希望经济改革，却把支持改革的财政大臣内克撤职，导致民众向巴士底狱进军——被攻占的巴士底狱仅关押了7名犯人。革命当天，国王在日记里写下“今日无事”，当廷臣昂古尔告诉他发生暴动时，他轻描淡写地说：“哦，这是一场叛乱”，昂古尔则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革命初期并没有推翻波旁王朝的打算。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说：“在那革命最初的几年里，他们也无意把国王的权力全部废除”，希望国王“以贤治家治国，不必诉诸专制”，君主立宪是大革命的主流和原则，争论在于维护君权的尺度，不仅米拉波、拉法耶特这样的贵族，包括罗伯斯庇尔这位后来实行恐怖政策的首脑，开始都是君主立宪的支持者。

专制的特点是专制者根本不愿意放弃拥有的权力，路易十六在权力面前犹豫不决，最终还是痛苦地决定捍卫王权。而另一边站立的则是人民，企图在自由、平等的原则指导下一夜之间解决存在于法国的所有问题：特权问题、税赋问题、农奴问题、黑奴问题、妇女问题、犹太人问题、艺人问题、新教徒问题、出版自由问题。一面不愿交出权柄，一面则发现属于自己的权利居然如此之多、社会问题居然如此严重。这些在旧制度下几乎从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全部成为革命的焦点，每个新问题的提出，都加深了革命的激烈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路易十六显得手足无措，在不断地错误判断形势的同时，又试图通过叛逃的贵族和国外军队维护王权，1791年6月20日逃往瓦朗纳斯事件发生后，他在法国地位一落千丈，1792年八月起义爆发，他成为阶下囚。

在讨论如何处置国王时，年轻的革命家圣茹斯特冷冷表示：“这个人，如果不是国王，就是死。”接着罗伯斯庇尔宣布：“国王必须死，因为祖国需要生”。圣茹斯特年轻、英俊、冷酷，被称为“革命的大天使”，可他绝对地不温柔，在大革命中积极推行恐怖政策，对大屠杀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后与罗伯斯庇尔在热月事变中一同死于断头台，年仅27岁。

大屠杀：夏尔•桑松家族与断头台的故事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引发了一段触目惊心的恐怖历史。

在巴黎，有一个传奇式的职业刽子手家族——夏尔•桑松家族，拥有七代人二百多年的行刑历史，以第五代夏尔•亨利在大革命时期的经历最为引人注目。这位刽子手的正式称号是“巴黎地区有罪判决执行人”。大革命中，他甚至被称为法兰西“革命的拱顶石”。

为更好体现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迅速、不痛地处决死囚，1791年6月议会宣布，以后所有死囚一律执行斩首刑，断头台应运而生。次年4月25日第一次投入使用处决了一个犯有盗窃罪的死囚。据说，断头台的设计还包含了路易十六的“智慧”：“国王仔细地审视着图纸……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手拿沾水笔画出了他认为应该如此的器具图形”。

由于外国势力的插手和国王对祖国的背叛，1792年8月10日的人民起义逮捕了路易十六。为捍卫革命果实、防止可能出现的颠覆，9月2日至6日四天时间里，巴黎就有一千多人被处决。革命的“刀片落下的太快太随便”，这就是著名的“九月大屠杀”。

1793年的1月21日上午10时10分，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当他的脑袋伸进断头台的一刹那，是否会发现断头台某个部分正是自己的“杰作”？为路易十六行刑的正是夏尔•亨利。

宣布路易十六死刑的是罗伯斯庇尔，他成为雅各宾派领袖后，对恐怖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只有“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1793年9月17日，由他主导通过的《嫌疑犯律》导致了大屠杀蔓延：1793年3月11日至1794年7月27日由夏尔•亨利为首的桑松一家及其助手在巴黎处决了2632人，而全法国在恐怖时期被处死的人数大约为119550人。

随后，罗伯斯庇尔开始了内部清洗。丹东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丹东最初是支持恐怖政策的，只是他的人文主义倾向不能再看到这样的血雨腥风无休止地蔓延，在与罗伯斯庇尔冲突中，1794年3月29日丹东被逮捕。罗伯斯庇尔对革命法庭要求“它要在一定的，而且永远是很短促的限期内对有罪的人判处刑罚”。4月2日起经过三天没有律师、没有证人的审判，4月5日丹东被处死。行刑的依然是夏尔•亨利。

使恐怖达到登峰造极的是“牧月22日法令”，根据行刑人记录：“被处死的人没有一天少于30人，有时高达60人。君主制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在死亡登记簿上有名……但是，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的名字总是占着死者名单的一大半。”收获月29日处死16名修女，热月7日处死36人，8日处死55人……夏尔•亨利已经成为一架杀人的机器。

法兰西毕竟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个人权威的滥用必然要受到严厉挑战。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当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演讲时，他的讲话遭到大多数议员反对。革命的罗伯斯庇尔没有料到，强权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脆弱，他为自己的辩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处决，连同他的追随者共计22人——速度之快，完全符合他对革命法庭的要求。

不用说，行刑的还是那位夏尔•亨利。

夏尔•亨利作为职业刽子手，不论谁主宰法庭，他都必须要执行：他憎恨罗伯斯庇尔、同情丹东、忠于路易十六。在给路易十六行刑后偷偷地为他做了弥撒；而为罗伯斯庇尔行刑后则用他的头颅做了交易，第二天用蜡精制的罗伯斯庇尔头像便出现了。夏尔•亨利是一个王党分子——他成为“革命的拱顶石”才是恐怖的悲剧所在。

拿破仑专制：法国革命的政治遗产

“大革命结束了！”

1799年12月15日，拿破仑当选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临时执政府首席执行官，在宣布新宪法时说道：“大革命是按发动革命时的那些原则确定的，现在革命结束了。”

但革命真的结束了吗？革命时的那些原则真的得到确定了吗？

顾准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中写道：“罗伯斯庇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庇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代看来，无关重要。”拿破仑比罗伯斯庇尔走得更远，他不仅称帝，而且建立了一个世袭皇朝；不仅成为法兰西的一个时代，也成为欧洲的一个时代。

拿破仑年轻时就开始接触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成为启蒙运动的信徒，可他对先驱们的追随又十分另类，1800年8月在卢梭墓前他说：“未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卢梭和我压根儿都没有在世间活过，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

拿破仑成名于土伦战役，受罗伯斯庇尔牵连，被排斥在法国政权主流之外。因王党和境外势力的勾结，法兰西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热月党重新启用拿破仑。拿破仑用战争中的不断胜利证明了自己。

1799年11月9日，法兰西纪元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雾月政变”，成立临时执政府并攫取第一执政的地位。就职时，他宣告了法国大革命的结束。

大革命的结束却是拿破仑专制的开始。法国历史学家米涅说：“推翻了旧政府并彻底摧毁了旧社会的法国革命有两个明确的目的：一个是自由的政体，一个是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但我们没有看见自由的政体，更没有看见比较完善的制度，所看见的只有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大革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1802年5月，他要求法国人民同意自己为终身执政，接着又以“法国人民的安宁与幸福”为名义提出建立波拿巴世袭王朝。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正式加冕——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变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

成为帝国皇帝后，他对外侵略扩张，在强制推销革命成果过程中，把自己从“解放者”变成了侵略者；对内则实施独裁统治，限制言论自由、打击思想异端、实行警察统治。正如他登基时一位叫奥热罗的军官所说：“典礼盛况空前，万事俱备，唯缺五十万人拼死将这一切结束！”

他的刚愎自用和穷兵黩武注定了崩溃的命运，1812年俄罗斯战役的失败，把战火引向法兰西。1814年4月1日，法国成立新的临时政府；3日，元老院和立法院联名宣布废黜拿破仑；6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宣布退位。苦心经营的法兰西帝国几天内便轰然倒塌。他的失败是自己的选择。

但拿破仑毕竟继承的是大革命的遗产而不是波旁王朝的遗产，他上台以后进行了有利于和平的宗教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他亲自参与了《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反映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民法典，又被称为《拿破仑法典》。他在生命最后岁月回忆道：“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结语：走向现代社会

法国大革命是由近现代思想为主导的政治革命，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产生的宏大背景上。

启蒙思想家们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以理性之光驱散黑暗。他们主张实行开明君主制和民主政体；主张宪政、民主、平等、人的自然权利应受保障；主张经济上的自由竞争。这些要求和主张，在往后的历史过程中逐步被人们共同接受。

大革命的激进之处在于，它要求我们今天成为普遍共识的东西在一夜之间达成，一旦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就迫不及待地采取极端手段。但我们不能把专制的后果说成是革命的后果，大革命恐怖行为的出现不是大革命本身造成的，实在是自由和集权之间两种完全不同原则对立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巨大的财富，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共同价值，大革命制定的《人权宣言》成为人类自我解放的一座丰碑，并且成为一切黑暗世界的精神向往。

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