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柴玲和其他六四志士说几句话

洪哲胜

他们没有革命的准备，走向广场也没有准备搞革命，而是为了“反官倒、反腐败、要自由、要民主”。他们排除恐惧而热血参与，要静坐，要游行，要表达大众的心声。对他们的批评，有需要实事求是地立足于这个简单而且明显的事实。
草庵居士在一个帖子说的“很多人对他们寄予了过多的期望”是对于“检讨六四”的一个很平实、很重要的小小结论。这里的“他们”，是指包括柴玲在内的的那一些被运动推上浪尖的所有热血青年。
他们原本就不但没有革命的准备，也没有准备去广场搞一场革命，或者去充当广场运动的什么领袖。他们为了“反官倒、反腐败、要自由、要民主”，排除自己的恐惧，热情参与，目的是要静坐，是要游行，是要表达心声，而且终于搞出一场展现当代民声且因而广获呼应的、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值得中国人的敬佩和感激。【句点】
我认为，期待他们不犯错误，因而苛责他们所犯的的每一个大错、甚至每一个瑕疵，其实都是批评者自身过分期待的错误，因而是不可取的。这里我没有出口骂人，因为我理解，常人会有这样过高的期待，确乎是个常态。
我想，关心六四，乃至要从六四吸取教训，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需实事求是地探索。基于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可以指出运动当中自己认为的任何毛病，可以给出意见，谈谈要做得好、或者做得更好，可以怎么办。但是，我们切忌指责、出口大骂、甚至随便揣测他们的动机而胡乱给予论断（这是诛心啊！）
下面几个对话是我的答客问，或许可以参考吧：
问：为什么吾尔开希拿了捐款没有好好地干民运，却在波士顿大吃特吃我们捐款人都不敢常吃的奢侈品──龙虾？
答：我在1980年代才离开大波士顿地区。那之前，我们常常就近前往波士顿港口的一号码头（Pier#1；希望没有记错）购买缺一个螯的、一磅到两磅重的龙虾，其价格是每磅99￠，比普通的牛肉还便宜。或许，吾尔开希吃的就是这种龙虾。吃这种龙虾当然不算奢侈。你不妨向当事人查询一下，非得骂时，再骂。如何？
问：柴玲要别人去死，她自己和封从德逃之夭夭，可恶啊！
答：一个17岁的高中生因为反对官倒等等原因，参与了广场活动。从头到尾，她热情参与。这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她不是一个拥有自己古来的海员、紧急情况有义务自我牺牲的舰长之类的领导。广场的人马不是她以革命的名义、用革命领袖的身分招呼来一“起义”为目标的工作的人马。她自己和其他的每一位广场参与者一样，主动、平等地参与了广场活动。她是被推选进入领导圈的。为此，她尽管不想牺牲生命，她搞到最后才撤场──她已经算是一个负责任的不错“领导”了。
问：柴玲自己说，她不愿意牺牲。作为“领袖”之一，她怎么可以这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呢？
答：要我是她，我也不会轻言牺牲。首先，这不是一个大家事先决定“大事不成大家就壮烈牺牲”的活动；其次，广场学生推她参与领导工作，没有一这个要求为前题；最后，如果我认为自己就此牺牲充当悲剧英雄，不如逃走，保全生命、以后再继续革命追求中国的民主化，后者比较有意义，我当然会选择拒绝牺牲，选择逃走。我当然不知道她当时心底怎想，但是，我认为年轻的她当时如果有着这样的盘算，应该是非常自然的。而你，难道你有什么特殊办法侦知她的动机，知道她的决定逃跑，其动机绝就是自私、自私、再自私吗？
问：我看不起万润南、严家其等等六四逃亡者：海外给予他们这么多的支持，为什么他们搞得一事无成？
答：海外给他们的支持确实不小，但是，是否大到足以发动一场成功的起义或者启动一场风风火火的运动，则未免严重不足了。
问：他们应该可以把这钱，当作“偷鸡”的那“一把米”，作出象样的成绩，我们自然就会给予更多的支援啊！
答：说得有理。问题是：这一群人虽然有心，但是到了海外，大家的支援无法让多数人全职干革命，他们得费心工作，让自己和家人乃至境况差的同志可以过活。这样，他们怎能搞出什么能够再度扬起海外支持者之热情和支援地运动呢？！况且，他们原本并非个个都是革命家，只为“反官倒、反腐败、要自由、要民主”而卷入广场活动，他们未必拥有，或他们根本没有够大的能力足以胜任地在海外组织一个能够符合众人所过高期望的民主运动。加以，中共的大力破坏，和民运自身的内斗恶习的滋扰，在在使得他们无法做出象样的成绩。这不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吗？于是乎，高涨了一阵子的海外民运，也就不得不在一定时段之后，相对较快地落了潮。这怪不得他们，形势比人强嘛！而且，海外群众对于他们的过高期待，也让他们无法放下身段，从长计议，脚踏实地、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构建民运组织，从构建民运的基础动手。因为这样的工作，无法在短期内看出成绩，而在于搞出成绩之前，对他们期待太多太高的群众，早就因为耐心不足而作鸟兽散了。在这种氛围里面，为了维持气势以应付群众的注目，他们就不得不卖力告谢可以吸引眼球的花招动作，而走上作秀的道路了。
〔本文是网帖修订版，首发于《民主论坛．电子日刊》2012-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