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掌下的中国 网民冷看王立军 且等薄熙来

来源: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作者 安德烈

王立军被判十五年，中国网上议论纷纷。有的认为王立军如不走出这一步，未来中国可能落入新独裁者之手；有的则以为王走出关键一步不过是惨遭掌掴，失宠奴才狗急跳墙罢了。然而比较一致的反应是，大家立等的就是要看当局如何处置王立军昔日的大老板薄熙来了。
网民们冷嘲热讽，在怀疑中期待着“最后的审判”。期待之中，他们怀疑真正的大鱼能否落网，怀疑这一切都是当局精心导演的一幕大剧，今日的中国网民，俨然有种冷眼看官场如何操作，无可奈何而又看透世事的感觉。他们失望，受挫感很重，然而心存希望。

薄不薄 不厚不厚

网民的意见，尤其矛头直指高官、直指体制、涉及政治大事的，最后能公诸于世并不容易。对薄王事件的反应亦然。即使已是阶下囚，但牵累太多，当局仍然吞吞吐吐，掩藏遮盖。但人们会越来越多地从网上看到星星点点激越的民情。也许这并不全面，也许有些尖锐的意见很快被封杀，但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网络审查严重，网络目前是中国人最能表达真实意见的地方。这一方面是网络就像一片大海，到处都有漏网之鱼；另外一方面，为了躲避审查，网民们也越来越适应捉迷藏的游戏，有时为了让自己的意见不要被过滤掉，采取巧妙的法子跟审查者智斗。比如，网页上常常出现“不厚先生”，不厚，顾名思义，就是“薄”。代指薄熙来。有些干脆说事迹，不点名；有的则以警世恒言的方式影射薄熙来一代高官最终受挫甚或落网的故事。一个叫文史哲新行人写的几句话就有这样的意思：


官场有几种飞来横祸：
自己没注意，网民注意了。
自己没暴露，死党暴露了。


自己没张扬，情人张扬了。
自己没杀人，老婆杀人了。
自己没撞车，儿子撞车了。


巴掌下的中国

在薄和王的关系中有一个重大的隐情，这就是巴掌的故事。新华社的报道透出这一重大情节，说王立军跟薄熙来关系变坏跟薄扇了他一耳光有重大关系。政治局委员扇副部级官员耳光，网民普遍感到震惊，震惊之余，有人似乎想清楚了，这可能就是中国官场的实情。有的挖苦说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呀。
雅克十八嘲讽说：“汉武帝时有李夫人‘一笑倾国，二笑倾城’的典故，今有王立军‘一掌丢官、二掌叛国’之説”!

伊湖水似乎看到了本质：“市委书记打了副市长的耳光，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先商量，商量不成打耳光”。

一位网民写道：“我国地方人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被人打了耳光，但成都的人民法院却不愿打扰那个掌掴者，这算什么屁事？王立军先生挨的巴掌，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外交部说中国人受凌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看到事实给了说这话的人一个响彻云霄的耳光！”

一巴掌的功劳不可小瞧，于是网民madaifu6607提议： “就凭王立军所承载的这一历史性的掌掴，也要像保存标本一样保护这个丧失人格却换得中共转折的历史性人物”。 家 园 论 坛
孤独游魂似乎暗暗庆幸薄熙来的这一巴掌：“不厚的最大失败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话说得好，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请各位领导共勉”。

专制健忘症肯定地说：“一记薄氏耳光，打出了法治国家的真相，打出了公权力的傲慢”。

因为挨了巴掌，中共高官骇人听闻的黑幕才被抖出，因此，hawkzmy说：“历史有时候会在一记耳光中改变。”

普通老百姓就此看到了真相，这真相一点都不美妙，丑恶的令人发指。老市民他的感觉就是：“在光鲜的背后，在唱红打黑的背后，在人前人模狗样的背后，在媒体聚焦之下侃侃而谈的背后，在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背后，有多少肮脏的东西，有多少见不得光的东西，多少的卑劣和无耻。

一个国家没有监督，就会出来这样厚颜无耻的官员，因着这样的官员，多少人受害呢？如果不是狗咬狗的争斗，导致王立军出逃，这样的官场丑闻，说什么也不可能大白于天下”。

这不仅仅是对王立军的蔑视，对薄熙来的厌恶，而且怀疑到这背后的一整套制度。许大棒子直言不讳地问道：“以后，我们再看到电视中那些正襟危坐的首长和领导时，我们应该对他们报持何种态度？是怀疑，是蔑视，还是依然敬重？对他们所宣扬的各种光辉灿烂的说辞和论调是嘲讽，是反感，还是坚信不疑？”

关键时候只有万恶的美帝靠得住

网民对王立军的反应似乎毁誉参半。有人赞赏他虽然曾经是走狗，但关键时刻把薄熙来的老窝端了出来，就凭这一点也应视作是为人民立了功。鲁镇认则为王立军躲入美国领事馆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范例，那就是：“关键时候，党是信不过的。组织靠不住、领导靠不住、同事们也靠不住，只有万恶的美帝靠得住。心知肚明，大家想想这种信誉是从哪里来的呐”!

临泉之树干脆先骂后赞：“你的半世爪牙生活，为虎作伥，令人痛恨！但你为求自保的奋力一击，却拯救了一个国家！你仍不失为一个血性汉子！”

同情王立军的大有人在。青海湖说，“全体国人都要感谢王立军。没有他的举动，那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不可能暴露，此人一旦得逞，必定给国人带来巨大灾难”。

fuhzh说：王立军虽然是名酷吏，在薄熙来驱使下，做了许多坏事，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考虑到王是从犯，且有检举薄谷的立功表现。很难想像，没有王的检举揭发，薄熙来还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祸害？所以判他15年，国人还是可以接受的”。残阳写道：“君无道，民投他国。王护士长给全国大佬提了个醒”。

不过，也有人不以为然：人性哲学高手很不以为然：“王的行为只是狗咬狗，绝不能说他改变了历史。王是一个标准的酷吏。无论主观、客观上他都没有改变历史。历史只是有意 无意在过去几年中在局部地方回调了一下，没有王立军，现在照样能把这种倒行逆施收拾掉，只不过换个方式罢了”。
但是，还有网民坚持说无论如何，王立军是有功的。fire2018解释说：“所谓立功，是指挽救的损失而言的，如果真的要让那个野心家上台，再来一次红色风暴，那真的是不堪设想”。

有人怀念薄熙来
那个野心家当然影射的是薄熙来。网民中大多数把矛头指向薄熙来，但有些网民的态度很矛盾，还有一些网民觉得薄熙来也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甚至认为薄熙来是一个有才能而遭到庸人嫉妒的干才。
薄熙来在重庆以打黑闻名。尽管知识界普遍把他的做法比喻为黑打，但网民中也有正面看的。阿开地甚至把薄比作明君出世： “李世民开创大唐盛世，一代明君。有雄君出世，乃屁民之福。一个国家，将熊熊一窝，难怪小日本如此嚣张。李世民如果，放在今天，早就是一级谋杀罪、叛国夺权，被斩杀于市了……”

左凹非更是直截了当地替薄辩护：“即使不厚倒了，如果真正了解，不厚去重庆之前，重庆是如何的乌烟瘴气，黑盗猖獗的人，也都会感谢不厚的。商鞅变法，铁腕治国，得罪人太多，虽然最终被整倒，但也算是春秋留名……”

但是他的看法遭到了另一位网民的揭露：缙云山人说， “我是重庆的退休工人，我要说，你这是胡说八道，颠倒黑白。薄熙来、王立军黑社会集团来重庆之前，老百姓安居乐业一切正常。这帮黑社会集团来了后，重庆上空红色乌云遮天，到处是红歌的鬼叫，到处是刑讯逼供的惨叫声！打架斗殴就是黑社会，真正的大案，如石桥铺哨兵被杀案破不了。赌博、麻将照样遍布城乡”。

t110512的看法有点奇怪，大概的意思是，薄无论怎样坏，还是一个不平庸，敢作敢当的人。为了让自己的观点站住脚，他干脆说，“不论谁上台，你说说，社会还能比现在更黑暗吗？整个国家，从头到脚，已经整体的、深入骨髓的腐烂掉了。……你认为这个社会不需要一场激烈的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吗？不需要彻底的洗涤现在社会中所公然存在的种种黑暗、腐败、不公的现象吗？

现在的领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不存在“好”领导与“坏”领导之分，只有“坏”与“更坏”的区别。人民群众为什么就不能选择一个相对起来不是那么坏的，至少还给人民办了一点点实事的领导呢”？

靓奶奶看透了毛左的那一套，他对前面这位网民说，“你们毛左把希望寄托在薄熙来身上，那个东西说高了也就一个宫廷斗争的失败者，一个极度自私的阿哥，还真比不上你们老祖宗老毛。你说你们寄希望于它，是不是昏头了？”
该出场了

薄谷被判死缓，王立军被判十五年，王立军的一帮哥们也相继一个个垫了底。虾米都收拾了，大鱼该怎么办？临泉之树说，“接下来，该轮到那家伙出场了。但希望他不是最后一个出场，对极左要进行彻底清算！”

风云对看到王立军被判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王不过是条泥鳅，不厚才是大鱼”。扣端振绪则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个传说。爱新觉罗.熙来不会有事的”。另一个网民让他把事情看开，“决定薄命运的又不是‘法’，争过皇位但失败的王子，什么下场都有可能。关键看J派还有多少实力”。他所说的J派应该是指江泽民吧。
看戏党则乐观地推算出了刑期。他说，“我猜的就是15年。王立军15年，薄谷死缓，首犯薄三怎么也得立即执行吧？”客家田歌的意见是，“不至于死，最多死缓。得看他的贪污受贿金额是多少，现在看来也就两个罪，一个是包庇罪，一个是受贿罪”。但wenchaocui却从王立军的刑期上感到不妙：“15年还算是从轻了，这预示着薄的结局不妙”。

既然是法制社会，就不应该豁免任何人。这是鲁山老泉的观点。但是他质疑道： “一个杀人案如果只逮虾米漏掉大鱼，真让人感觉是生活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奴隶社会”。这位老兄进而质疑道：“什么法制社会……实际上，他们是想法制的才法制，不想法制的永远都不法制。这次对日游行就法制，但是因为选举，恐怕就难有法制”。

“再比如人们对薄谷案的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虽然希望幕后大鱼被‘法治’，但也怕自己被‘法治’。因为在什么情况下被‘法治’在什么情况下不被‘法治’，毕竟大家心里都多少有点儿‘谱’”。

九万白云则以为：“面对重庆的重重黑幕，最该反思的是什么人？是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当前体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

美国建国二百余年，为什么没有“阴谋家”、“反革命”、“野心家”，没有纂党夺权之说？而天朝建朝不过六十余年，“阴谋家”、“反革命”、“野心家”层出不穷，纂党夺权前赴后继？这能说与体制无关？”
老三届一员说：“薄王一案再次说明，不坚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依法限制一把手的最高权力，不把掌权者关进铁笼子，不从制度上、法规上、程序上、舆论上让老百姓有监督权、知情权、话语权，一把手就会变成一把刀，掌权者就会变成祸害百姓的猛兽。薄夫人的凶残说明，一个好的制度设计能让使坏人减少兽性增加人性，使坏人不敢不能不 想作恶，一个坏的制度设计则会使好人兽性大发淹没人性，危害社会”。

网民们真是七嘴八舌，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让人感到一点共同的，就是他们的愤怒，他们的压抑，他们对执政者的怀疑是不折不扣的。

唯有法治才能消除贫困

乔治•索罗斯 , 法兹勒•哈桑•阿比德 联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贫困正在离我们而去。尽管全球经济处于下行之中，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联合国(UN)今年的报告仍显示，世界各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都出现了记录开始编制以来的首次减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进展并不一帆风顺，但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实现了这八大目标中的首个目标：靠每日不到1美元维生的人数减半。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法治，这些成果就有可能会付之东流。

贫困理应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关注重点之一，但我们却忽视了它的孪生灵侣(twin soul)：不公正。全球约有40亿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穷人。我们呼吁联合国通过新的发展目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版的千年发展目标。这一次，要给予贫困人口法律赋权(legal empowerment)、人权和无国籍以应有的重视。正如1.0版千年发展目标列了一系列指标（比如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普及小学教育）一样，2.0版也应将攻克全面法律赋权面临的障碍以及其他问题列为指标。
如果没有基本的法律赋权，贫困人群的生存就充满不确定性，要担心缺衣少食、居无定所、财产被强夺。青少年会无辜地遭到拘留，耽误学习；村子里的土地会遭采矿公司破坏，并且得不到任何补偿；不识字的寡妇会拿不到自己有权继承的遗产，被迫和孩子一起沦落街头。个人和社群又能靠什么来保护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权利呢?
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比如出生证。合法身份是公正的基石。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人们可能就没有机会走出贫困，无权享有免疫、教育、地契和福利等。因此，2.0版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无国籍人口、提供普遍的合法身份：通过立法和执法，确保每位公民都拥有记录在册的合法身份，而且在其出生之时就得到登记。

 

但仅仅立法还是不够的，因此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应该是唤醒意识和赋权。在发达国家，即使是那些被控犯有十恶不赦罪行的人，也会被告知其享有的合法权利——这种做法是正确的。然而，生活在贫困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享有何种权利。政府必须落实具体的措施，或者准许公民社会去落实这些措施，以确保贫困人群充分知晓他们享有的合法权利。
指标还须包括保障措施和监管规则，以确保每个人——无论其背景和状况如何——都能够充分依靠正式的司法体系。此外，还应特别关注妇女以及无土地者、贫民窟居民、性工作者、待审囚犯和少年犯等弱势群体。在很多地方，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只停留在纸面上，真正掌控局面的是非正式准则和机构，而这些非正式准则和机构往往不利于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在那些正式法律体系腐化堕落的地方，应该建立其他机制，比如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便在法律之外确保公正。
这些解决方案的成本并不高。我们已在一些地方见到它们的潜在成效，比如孟加拉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就通过在贫困社群培训数以千计的“赤脚律师”，巩固了贫困人群的合法权利。
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等地发生的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全球民主复兴的希望。但与此同时，社会不稳定和法治缺失也在困扰着人们。我们要牢记，2015年时，全球仍会有10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面前的道路依然充满荆棘。加强法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得到法律赋权的公民既是民主的保障，也是民主的生命线。只有在人人都能使用法律武器的时候，世界才能战胜贫困。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始人和主席，法兹勒•哈桑•阿比德(Fazle Hasan Abed)是公民社会团体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创始人和主席
译者/王慧玲

党政军处于半瘫痪状态 传18大将提前召开

  (世界日报)　

        出访西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25日回到北京后，目前中共中央24名政治局委员已无外访活动，都留守国内。消息人士表示，中共高层将于28日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确定中共17届七中全会举行的日期、中共18大提前举行的日期，并审议通过对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处理。18大很可能提前到10月9日开幕，会期一周。

　　「明镜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说，政治局会议如果顺利达成共识，当晚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将立即公布中共17届七中全会和中共18大的会期；否则就会推迟到29日晚公布。报导指出，「储君」习近平已全面接管最高权力，主持17届七中全会和18大的筹备。

　　报导说，根据中共高层「十一」前后的行程安排，9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63周年国庆招待会；10月1日，中共主要领导人将集体参加北京民众的国庆游园活动。10月2日，17届七中全会可望在北京举行，会期三天。

　　但如果本周末政治局会议仍有较大分歧，17届七中全会则将改在10月中旬召开。不过，根据目前情况看，10月2日召开的可能性最大。

　报导说，在本周末的政治局会议上审议确认后，17届七中全会将通过对薄熙来「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决定。

　海外「博讯网」26日引述中国电子商务教父级人物老榕在微博爆料说，中共已内部通报，薄熙来案10月15日前公布，薄熙来除了会被「双开」外，还将送交司法审判，刑期不低于20年，判刑应在18大后、明年「两会」前。

　外界一直盛传，中共18大会期定为10月18日。但「明镜」引述消息人士说，由于最近出现多种状况，18大很有可能提前到10月9日开幕，会期仍为一周。

　　此外，香港半官方的「大公报」26日根据中国交通报讯息来推测，18大将在中国「十一」国庆假期后不久召开。而中国今年的「十一」假期从9月30日到10月7日。

　据报导，提前举行的原因是因为各方面的干扰因素越来越多。首先是党内各种政治势力蠢蠢欲动，多方施加压力，试图改变既定人事安排，高层人士担心日久生变。其次是国际因素。目前正在急剧发酵升温的钓鱼台事件，很可能成为中国外交冲突的引爆点，局势紧张复杂，随时可能失控，爆发严重危机。一旦出现局部武力摩擦甚至战争，对中共18大将构成重大冲击。第三，中共18大的权力分配迟迟不能定案，导致全国的党、政、军系统很长时间以来，基本处于停滞半停滞、瘫痪半瘫痪状况，很多官员反映，如果再不开会，许多经济决策都会延误。

解放军报披露军内有狡猾野心家，矛头指向谁？

来源: 明镜月刊 作者: 点击: 2220次

中国军队“八一”建军节这天，中共中央军委属下《解放军报》第3版发表记者毛俊撰写的“永远的军魂永久的忠诚——党的十六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述评”一文。文章在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永不改变！人民军队忠诚于党的信念永不改变”的同时，更罕见地披露“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　
强调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本身算不上什么新闻，中共什么时候都没有放弃过党指挥枪这个最高权力法则，今年3月12日，胡锦涛在出席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会议时即强调过“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但中共领导与中共媒体什么时候出来强调党指挥枪则是值得关注的新闻，而强调谁代表党指挥枪则更具新闻价值。
　　一位中国政治分析家对明镜新闻网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讨论中国政治改革时，“军队国家化”的政策建议与舆论不绝于耳，人们至今记忆犹新。1989年后，中共发表的所有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文章都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有关，这个时候提反对军队国家化具有官方和民间对峙的强烈味道。但自“薄熙来事件”之后，中共高调党指挥枪议题，则与民间和官方的对峙没有任何关系。它自始至终来自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也就是说它是中南海胡锦涛们与政敌们争取更大权力蛋糕斗争的一部分。
　　8月1日，在香港的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专家林和立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即指出，中共现在这个时候说反对军队国家化“与中共党内和军队里的派性斗争是有关系的。”确实，在“薄熙来事件”后，党指挥枪的官方话语象北京“7•21“罕见暴雨一样强大且连绵，挑头的就是《解放军报》今年3月19日头版刊发的评论员文章《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文章说“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来把握，作为最高政治要求来落实，作为最高政治纪律来遵守，才能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确保部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
　　对中共宣传机器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喉舌，而有资格署解放军报评论员大名的文章天底下没有两个人。接着，4月1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编辑印发《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重要论述摘编》，总政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和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5月15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领导干部要做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表率》一文，指“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是阴谋；4月12日，海军政委刘晓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统一思想坚定信仰》一文，表示，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中国政治分析家对明镜新闻网说，这轮号召党指挥枪，批军队国家化的宣传战役中出笼的文章和通知，都无一例外地透出来的一个重大信息是，如果不强调军队受胡主席指挥，那么这场捍卫党指挥枪的宣传攻势便毫无意义。因此，这场党指挥枪的舆论攻势显然是胡锦涛捍卫自己控制军队的努力。在中共体制下，谁能指挥枪，就能指挥党，这是共产党权力运作的真谛。
　　从首先发起这轮党指挥枪宣传攻势的3月19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披露的清楚信息看，这场宣传攻势完全由胡锦涛主宰。这位评论员的文章清楚的逻辑关系显示，批判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确保部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解放军报》3月27日的《高度自觉地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一文则几乎是用大白话说出了这场党指挥枪宣传攻势是要说明“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这说明，胡锦涛发动的只是一场名义上的党指挥枪战役，而真实的目的则是胡锦涛为争取军队控制权与政敌们厮杀，而政敌们与胡锦涛厮杀时可
能打出了军队国家化的大旗。　　胡锦涛掌军是否真有权威一直受到质疑。
　　据林和立分析，最近在中国军队内部，不论是在年轻的军官，还是在高级将领中间，确实出现纪律问题。例如在薄熙来事件当中确实有几位高级将领与薄熙来的关系很密切。如果说，胡锦涛发起的这场捍卫名义上的党指挥枪的宣传战役与被“双规”的薄熙及其军队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关的话，为什么在薄熙来早已经沦为阶下囚的时候胡锦涛的喉舌们还要得寸进寸，更说“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呢？难道胡锦涛有必要在死老虎薄熙来身上再来一脚吗？而且，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中共十八大临近召开的节骨眼上，《解放军报》的这篇文章把军队非国家化和反对野心家利用军队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说事，这里有什么更多的幕后博弈呢？
　　其实，从其它已披露的信息看，防止军队被人利用搞阴谋一直胡锦涛们挥之不去的一个影子。今年6月5日，广州军区政委张阳在《人民日报》发表《始终不渝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文章就透露了军队有阴谋家的信息，只是没有点名“阴谋家”这三个字而已。这篇文章说，解放军在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时，要一切行动听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防止盲目行动而授人以柄、激化矛盾。中国门户网网易等似乎早已读出其中玄妙，纷纷以新标题《党报：防止解放军非战争任务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转载该文。而8月1日的《解放军报》再不拐弯抹角直说军队有狡猾的“野心家”，这显示中共军队铁板上的缝隙越来越大。
　　到底谁有比死老虎薄熙来有更大的能耐而让胡锦涛们不安呢？推特网友“解放军@qcdd123”说：“今天的解放军报评论是：从来没有野心家能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明显指的是江泽民。”
　　“解放军@qcdd123”在此说江泽民“不断的利用各种机会讲话，以显示江的存在”是指新闻报导中披露的江泽民“亲自致电“扬州慰问扬州地震一事。7月20日晚8时11分59秒，高邮、宝应交界处发生4.9级地震，这是20年来江苏陆地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地震。随后，有报导说“江泽民同志专门打来电话，对地震表示关切，对扬州的干部、群众表示慰问，对地震未造成重大损失表示欣慰，也对扬州应对处置工作表示肯定，希望扬州在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之下，进一步做好后续工作。”
　　自“7•21“北京暴雨灾害之后，胡锦涛至今没有对北京人民做任何慰问表示，这与江泽民对扬州地震“亲自电话慰问”比起来不是只差一点点。7月31日，胡锦涛嫡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北京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强调，北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盲目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不去计较首都GDP增长的排序。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是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北京的稳定对全国有重要影响，是全国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以北京维稳之如此重要地位，胡锦涛至今没有对北京“7•21”暴雨灾害发表任何讲话，显然与常理不通。而解释原因，无非就是身体不好和工作忙。看到胡锦涛在7月23日高座中央党校讲台的光辉形象，就可以知道胡锦涛身体好得好。剩下的唯一解释就是北京灾再大，也大不过军队有狡猾阴谋家要让胡锦涛分心对付这事。

政治局委员全在国内 薄熙来等待最后决定(图)

来源: 苹果日报                    

加 拿 大 家 园 网

　　海外明镜网透露，中共将在日内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将是中共十八大前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不但要确定十八大会期议程、人事安排，更要对已被停职的政治局委员、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处理作出决定。有北京学者指，自年初薄熙来被停职以来，中共政治局例会出现诸多异常，显示高层「一定出了问题」。

　　报道指，出访西亚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日（25日）已回到北京。根据官方透露，目前中共24名政治局委员已无外访活动，显示他们都在国内，极有可能在本周末聚集北京开会。按照惯例，中共政治局每月开一次例会，且多于月底召开。虽然盛传中共十八大将于下月中旬举行，但当局迄今未正式公告日期安排，故这次政治局会议事关重大。

　　报道指，今次中共政治局会议不但要确定十八大会议议程、人事安排，更要对备受外界关注的薄熙来事件作出处理决定，以便提交稍后举行的中央全会（十七届七中全会）通过。北京独立学者高瑜向《苹果》表示，曾是十八大常委热门人选的薄熙来，自受他的妻子谷开来杀人事件牵累落马后，腾出的「空位」已诱发中共内讧。江派、胡派、太子党等各派门系为入常（进入常委）、入局（进入政治局）展开了大争斗，因而令十八大议程内容迟迟不能公布。

　　高瑜认为，本周末的政治局会议，是中共决定十八大诸多重要事项的「死线」，因全世界都已传十八大下月中旬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若不能通过并公布上述议程，将证明中南海「一定出问题了」。高瑜指，自今年3月当局公布薄熙来免职后，每月一次的政治局例会就出现异常，「过去每月开会后，都有对外公布显示一番，但今年3、4、6、8这几个月都没有开，或者说开了没公布，相当罕见」。

　　明镜网引述北京政治观察家指，十八大是中共换届大会，党内斗争的复杂与尖锐，绝不亚于中共历史上任何一次换届。尤其因薄熙来事件诱发党内斗争。对薄熙来如何处理，将成为观察此次大会「谁胜谁劣」的重要指标。消息指对薄熙来「绳之以法」的主张，已在中共党内佔上风，薄的罪名将涉及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和生活腐化，刑期或超过王立军的15年，可能达20年或更长。

德媒:300人的调查组查明薄熙来贪腐数额逾亿

 来源: 德国之声                    

　　　　十八大定于十月中旬召开，将成为中共历史上抢时召开的一个大会，除了薄熙来的因素，还有钓鱼岛事件，为了不影响十八大需要的祥和气氛，十八大甚至准备好提前召开。

　　来自辽宁省的消息称，中央和地方300人组成的调查组，9月23日完成了薄熙来在大连和辽宁省任职期间严重违纪的调查报告，贪腐数额高达一个亿，其中徐明提供的贪腐资金占三分之一。

　　合肥中院对薄谷开来案的审判，与薄熙来进行了彻底切割。24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立军四宗罪并罚进行宣判，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与薄谷开来一样，王立军认罪伏法，不上诉。中共著名法学家郭道晖评论："对王立军的审判，令人想起审判"四人帮"，不提路线，只提罪行。因为提路线将涉及毛泽东。"鲍彤评论："王立军案的审理判决与"唱红打黑"路线全力切割，与一党专政制度全力切割，但是想与薄熙来切割已经不可能。" i

　

　　王立军已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中共对薄熙来的处理已经提到日程。上述查明的"一个亿"，中央会不会采纳，将在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
　　香港喉舌的预测为何也失灵？
　　8月17日，中共九常委在"北戴河时间"之后，在北京整齐亮相，接见伦敦奥运中国代表团。当天，中共的香港主要喉舌之一"大公网"发布消息："按中国十六大、十七大会期公布时间的过往惯例，近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将可能宣布十八大召开的具体时间。"时间已经过去40天，大公网预测的"近期政治局会议"，始终神龙不见首。

　　按说大公网的预测是有依据的："十年来的2个换届年(2002年和2007年)年中政治局会议(7月)的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两次都在8月末)上，政治局决定向七中全会(十五、十六届)建议党代表大会会期。"

　　大公系属于中共的"近水楼台"，中共向来有在香港大公、文汇首曝重大新闻的传统。大公网8月中对十八大的预测马失前蹄，原因在于今年的北戴河时间及其后的一个月，中共政局不断发生着的诡异和变数，与惯例相悖，至今尚未在政治局会议上形成决议，又如何能让传媒变成神仙，进行准确预测？

　　习近平接班的艰难与险阻

　　9月21日，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在广西南宁举行，习近平出席并致辞，CCTV进行直播。习近平声音极富特色，气出丹田，清晰浑厚，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能令人不免一震。中国领导人告别了湖南腔，告别了四川腔，告别了夹杂洋泾浜的扬州普通话，即将告别的是苏北普通话，习近平的声音宣示一个新时代就要来临。

　　习近平自9月4日在游泳池不慎摔伤之后，隐居十余天，15日到农业大学参加科普日活动是首次亮相。9月4日下午，习近平泳毕登梯上岸，不慎滑倒，整个身体向左侧摔去，左臂压伤，送医院紧急处理，左臂还是不能活动，伤势明显，只能连夜取消次日会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重要外事活动。

　　此后又接连取消几项外事活动，一时谣传纷纭。从高层消息人士传出的"闹情绪"一说，尤其值得关注。

　　8月5日，习近平亮相北戴河之后，确实经历了筹备十八大最困难时期，他遭遇宋平等元老的严厉批评，作为党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宋平，因为习近平筹备十八大"不汇报，擅自行动"，甚至要他"闭门思过"。

　　
　习近平能否“坐稳江山”？
　　早于宋平，今年6月29日彭博社突发《习近平百万富豪的亲属 揭发权贵阶层的财富》一文，文中称"在习近平在党内逐步攀升时候，他的亲属们（指姐姐齐桥桥一家和另一个姐夫吴龙以及弟弟习远平）将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总资产达$3.76亿。"这篇文章引发世界传媒的轰动，当然也震动习家。据悉习近平马上召开家族会议，明白无误提醒家人："你们谁出了事，我也保不了，也不会保。"并要求亲属如实各报家产，报上来的数字是人民币5亿多，与先前习近平掌握的相符。

　　随后美国明镜新闻网发表质疑彭博社的文章，文章开门见山写了一大段话："自4月份彭博社独家报道了三代核心江泽民接见美国星巴克公司总裁之后，由一个包括六、七个人的写作班子，煞费苦心花了两个月时间，写成《习近平百万富豪的亲属 揭发权贵阶层的财富》一文，并于6月底，即北京市党代会召开前后、郭金龙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之际问世，显见该文是有备而来，可谓用心良苦。"

　　据悉以上一段话正是揭露彭博社的文章的出笼背景。郭金龙属于团派人物，由他接任退休的刘淇，乃是习近平的提名，获得常委会的通过。这引起江泽民的不满，特意向建立渠道的彭博社提供习家财富的大量资料，以对习近平进行敲打，让他"服管和听话"。

　　习近平与胡德平7月13日的谈话

　　江泽民对习近平的敲打，促使中共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发生演变。一向作为习近平坚定支持者的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政治后台，党内保守派元老宋平有合流之势，对习近平形成政治夹攻。不可回避，发生如此巨大变化，起因是因为受到薄熙来事件的严重干扰。薄熙来的影响无所不及，党内各派因此都对太子党产生警惕，对他们的野心、抱负和无所不能的手段没有人不感到恐惧。
　　7月13日习近平找到胡德平，和他进行一场深入的谈话。胡德平作为太子党中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一派系的总代表，向习近平提出：经济稳中求进；政治稳中求改；文化稳中求变的改革建议。习近平明显是要寻求思想理念的支持，他重提胡习两个家族老一辈的深厚友情。对胡德平的改革建议完全接受，从策略上建议十八大前，政治改革不要过度解读，十八大之后再议。同时明确提出胡耀邦是党的正资产，暗示十八大之后给胡耀邦平反的可能性。嘱咐胡德平纪念耀邦，不要与党史形成对立。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两人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只有按照党纪国法处理，才能最大程度上减轻薄谷王事件对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害。习近平特别向胡德平解释，他并不支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他视察重庆的讲话，被当地报纸有意做了曲解。

　　2010年4月16日温家宝考察西南大旱之后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再回义乌忆耀邦》，成为中共高层胡耀邦的坚定支持者。习近平与胡德平的见面，主观上是他的政治路线向右转，与高层公共知识分子结盟；客观上也改变了高层的政治格局。在主导十八大权力分配的四股势力：江、胡、习、温中间，向力量最单薄，公开倡导政治改革的温家宝靠拢。更何况温家宝3月14日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公开讲"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是对薄熙来事件唯一公开表态的高层领导人，这与习近平和胡德平的意见一致。

　　北戴河之后的人事变局

　　9月中旬，由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刘云山、张高丽、李源潮组成的7人常委名单在海外曝光。据悉这份名单，是北戴河之后，江泽民提名用刘云山和张高丽顶掉了7月常委商议名单中的俞正声和汪洋。再一次显示了江泽民对习近平的不放心。

　　

　　

 

关于十八大以及政治局常委人选众说纷纭

 

俗话说"一个篱笆，两个桩"，如果十八大常委会，有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搭成铁三角，再有汪洋帮衬，两年之中，实现破局，首先开始完全市场化的改革是大有希望的。刘云山是李长春推荐的，现在由江泽民推荐进常委，顶替已经和习近平搭档5年的李源潮管党务，对习近平无异于釜底抽薪。如果说习近平借伤"神隐"，是"闹情绪"，并不夸张。

　　刘云山管理中宣部，劣迹斑斑。一无所长，他的入常引起党内极大的不满。九月常委争议加剧，体现在7和7+2的争论。习近平和支持他的温家宝都主张两个因年龄一大一小不进常委的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和汪洋，按照十四大之后的格局，由俞正声担任国家副主席，汪洋担任政协主席，形成7+2的格局。

　　上述7人名单中，完全的胡锦涛的人马，只有李克强一个人，并不占优势，江系势力完全占主导地位。胡锦涛之所以赞成这样的人事格局，说明他连任军委主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是胡本人的一直要求，也是他奋斗近两年，与常委名单做交换的条件。

　　"9.18"前后，由各地政府主导的连续数日的反日游行，拉响了钓鱼岛的战争警报；9月25日举行的胡锦涛登舰视察中国首艘航母交接入列仪式，明显都是为胡锦涛连任在造势。

　　十月召开十八大已经迫不及待

　　九月，内外舆论几乎一致拉响十八大十月召开的汽笛，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前国家级领导人，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接受CNN的采访。 家 园 网
　　可是按照党代会的惯例，十月召开行政准备根本来不及。一，政治报告定稿，应该一个月之前，放大到4千人范围里讨论。但是目前，报告仍旧在起草小组手里握着。二，各省市代表也应一个月前得到组团通知。党代会的前20天，北京各宾馆也应做好接待准备，北京和全国应该启动安保措施。这些还都没有提到日程。三，对薄熙来最晚应在"十一"之前作出处理决定。

　　"十一"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最后几天了，但是常委周永康还在国外做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工作访问，应该通过三项决议的政治局会议仍旧无法召开，这三项决议是：一，最后确定十八大人事名单（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委，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二，确定七中全会和十八大召开日期；三，通过处理薄熙来的决定。

　　十一之前的政治局会议能否达成一致意见，将决定十八大能否于十月召开，如果形成不了决议，十八大应该延期到十月之后。当前一批高层人士，甚至对于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十八大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的决定，都产生了怀疑。

　　但是据消息人士透露，十八大不但不会延迟，还有可能提前召开，因为钓鱼岛问题，也在日本引发街头游行，外交冲突。民众抗议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虽说引发战火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会破坏十八大迫切需要的祥和气氛。中央已经决定月底召开政治局会议，七中全会将于十一长假召开，在这个会议上将作出对薄熙来的双开移交司法的决定。原定10月16日到18日之间开始的18大，只能提前，不会推迟，这预示十八大之后，钓鱼岛冲突还会升级。十八大可以说是以战时精神召开的一次和平交接的换届大会，党内斗争的复杂与尖锐，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换届大会。

四川维权人士李宇、陈云飞中秋节前看望6.4遇难者家属

（维权网信息员陈华报道）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前夕的9月26日，角马俱乐部发起人李宇、著名维权人士陈云飞到四川新津县五津镇正东街58号，看望了6.4遇难者吴国峰的父母吴定富、宋秀玲，两位在失去爱子的痛苦中已经度过23年的老人，倍感欣慰。吴国锋遇难时年仅21岁，生前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86级学生，89学运期间曾为校学生自治会筹委会成员。89年6月3日夜，携像机骑自行车离校，遇难时后脑中弹，倒地后，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长的刀口，双手手心留有明显刀痕。当时由一老人送邮电医院，吴向老人说完他所在的学校就死了。6.4晨，人大教授蒋培坤在寻找其子尸体时，于邮电医院发现吴的死亡名单，受医院委托将名单带回学校，尸体火化后骨灰由其父母领回，现存放家里。吴生前曾参加过天安门绝食行动，一连五个昼夜。现吴国峰父母均已年近七旬，一个姐姐已出嫁，一个弟弟于几年前病故，留有一女，由其父母抚养。一家人靠父亲吴定富1200元的退休费生活。

中国选举观察（2012）之四十四――长沙市开福区选举委员会：不拥护共产党不能成候选人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林志钢居住在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办事处刘家冲居委会。他最近以独立竞选人身份竞争开福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他所属的选区为开福区第23选区。

9月11日，林志钢顺利的在伍家岭街道办事处临时的机构——伍家岭街道选举办事处领到了开福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初步候选人推荐表。当天他就得到十一人在推荐表上签名支持其为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

12日，林志钢把推荐表送到伍家岭街道选举办事处，那里的工作人员外出了，通过手机联系，对方要他把推荐表交到刘家冲居委会的刘书记。很快，林志刚把事情办妥。

13日下午，伍家岭街道选举办事处的程英给林志钢打手机，对林志钢说，经审查，你不符合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的条件、不能成为代表初步候选人。林志钢要求程英说明理由，程英解释说，“我们到派出所去进行了调查，那里的警察认为你不拥护共产党；另一方面，推荐你的十一人中，有三人属于流动人口，虽然住在本选区但他们没有登记，没有在我们选区取得选民资格。”林志钢说“你口头通知不能代表组织，你要给一个书面的文件。”程英说明天上午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取。

 

14日上午，林志钢赶到伍家岭街道选举办事处，在417办公室，程英请示开福区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书面的答复。

开福区选举委员会以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不拥护共产党而不公告其为代表初步候选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开福区选举委员会以联名推荐人不足十人而不公告林志钢为代表初步候选人，是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是，开福区选举委员会应该做的事没做，是造成推荐无效的根本原因。该宣传的他不宣传，该动员的他不动员，该开的会他不开，结果不只是百姓选民对选举常识不懂，就是很多官员选民、知识分子选民对选举常识也不懂。另一方面，林志钢领表时，程英没有向他说明注意事项，林志钢交表时，中共的居委会书记也没有当场审核。是这些选举工作人员不懂选举常识呢、还是他们故意让林志钢出错呢？从1949年中共掌权后的1979年恢复选举到今天三十几年了，官方和民间都对选举“似懂非懂”的受益者谁？值得深思，亟待政变。

江西新余刘萍就警方不批准游行申请一事提起行政复议

（维权网信息员江咸仲报道）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维权人士刘萍近日就新余市渝水区警方不批准游行申请并对他们施暴一事继续向新余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决心通过法律途径来捍卫公民的权利。

江西独立参选人、维权人士刘萍为了抗议新余市和渝水区两级法院对其5起行政诉讼案件不签收、不受理、不回复等不依法立案行为，在魏忠平陪同下，于9月19日向渝水公安分局递交游行申请书。

渝水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接到其申请后，当即就答复她不予批准许可。不仅如此，而且，以刘萍拍照发了微博，并在9•16和9•18游行时喊了“打倒腐败”等反动口号为借口，对刘萍和魏忠平大打出手。

刘萍不屈不饶，决心与公安部门的这种违法行政行为和警察的暴力犯罪行为叫板到底。她一方面大胆曝光警方的暴行，一方面对警方不批准许可她游行申请的行政乱作为向渝水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以下就是9月19日被渝水公安分局无任何法律依据口头驳回的《游行申请书》：



游行申请书

申请人：

刘萍，女，汉族，高中文化，住址江西省新余市新钢公园南村25栋

2楼4号，手机13879013098，公民身份号360502196412020040.



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渝水分局）：

近两年来，申请人向渝水区法院立案庭递交过以下5起行政诉讼的起诉书及其相关证据附件——

1、2010年6月28日，诉新余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不查处申请人举报新钢公司违法强迫内退的行政不作为行为；

2、2010年11月19日，诉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对申请人治安拘留的行政处罚决定；

3、2012年4月13日，与魏忠平共同诉讼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多次限制申请人及魏忠平人身自由的违法行政行为；

4、2012年9月11日，诉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对申请人2011年5月18日的非法拘禁报案既不立案，也不告知立案与否的行政不作为行为；

5、2012年9月11日，诉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对申请人2012年4月9日的非法拘禁报案既不立案，也不告知是否立案的行政不作为行为。

渝水区法院立案庭收到申请人的起诉材料后从不出具收据，甚至对申请人投递的快递邮件也拒绝签收。总是说你回去等电话吧，但一等就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而杳无音讯、石沉大海。

2012年4月中旬，申请人与魏忠平、李思华、彭新莲一行四人到新余市中级法院反映渝水区法院对我们的多起诉讼案件不签收、不受理、不回复行为，请求市中院对其下级法院的立案工作依法履行监督和指导的职责，遭到市中院不予理睬的拒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任务，是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诉状和有关证据，应当进行登记，并向原告或者自诉人出具收据。收据中应当注明证据名称、原件或复制件、收到时间、份数和页数，由负责审查起诉的审判人员和原告、自诉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十六条规定“……行政案件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决定立案或者裁定不予受理”。

但是，渝水区法院立案庭却对申请人的诉讼行为和诉讼材料完全实行不签收、不受理、不回复的“三不”主义；新余市中级法院拒绝履行监督和指导下级法院立案工作的职责。该两级法院的上述行为既严重违法，也剥夺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本次游行的目的是为了捍卫法律，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促使新余市和渝水区法院依法立案。谨此，特申请以公民身份依法进行游行抗议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分别规定“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主管机关接到……申请书后，应当在申请举行日期的二日前，将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书通知其负责人。不许可的，应当说明理由。逾期不通知的，视为许可”。根据以上宪法和法律规定，特向新余市公安局（袁河分局、渝水分局）提出游行申请。

一、关于游行方式：

由申请人等六人以步行、喊口号、举标语牌、穿着抗议套装、递交请愿书等方式进行游行。

二、关于标语、口号：

在游行示威过程中，申请人准备的标语和口号是：

1.我要立案——捍卫法律，还我诉权！

2.坚决拥护依法治国！ 3.坚定维护公民合法的诉讼权利！

4.坚定维护法律正确实施！ 5.坚定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6.反对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所谓内部规定！

7. 反对立案庭收材料不写收据、不书面回复立案与否！

8.强烈抗议有法不依、有案不立！誓将诉讼维权进行到底！

9.强烈抗议民告官难难于上青天！ 10.不主持正义的法官滚出法院去！

三、关于游行人数：此次游行申请人就是负责人，总计六人：李学梅、周讲英、李小玲、魏忠平、李思华共同进行。

四、关于车辆：本次游行只步行，不用车辆。

五、关于音响设备：

本次游行只用一只随身挂的小型扩音器或手携喇叭用于喊口号。

六、关于起止时间：

2012年9月26日上午8点半开始，至渝水区法院依法出具了对申请人上述5个案件的书面回复受理意见时暂时结束【若立案后不依法审判，再另行申请游行示威】。

七、关于游行地点：

在渝水区法院、新余市法院、新余市政府、抱石公园门前200米处来回走动。

八、关于游行路线：

抱石公园门前→渝水区法院门前→新余市法院门前→新余市政府门前→抱石公园门前。

九、关于游行的责任人：

本次游行由申请人等六人进行，所有法律责任由申请人一人承担。



申请人：刘 萍 2012年9月19日

「老人政治」回潮 江泽民十八大前现身「晒马」

来源: 法广网

　　十八大召开之期不远，中共前总书记兼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上周六率领包括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等一众旧部下，包下国家大剧院欣赏歌剧，逾二千名嘉宾中，有不少在京的省部级高官。江泽民更在剧后登台发表讲话。有关消息虽然不获官方媒体发布，却透过微博公告天下。时事评论员认为，江泽民此举显示他对中共政坛仍具影响力，甚至可能影响「入常」人选。不过，此事加上胡锦涛拒绝在十八大后「祼退」，显示中共的老人政治又再炽热，核心权力进一步削弱。

　　网民「李保罗」在微博发贴文，指9月22日晚，有逾二千观众席的国家大剧院歌剧场座无虚席。江泽民、夫人王冶坪、曾庆红、李岚清(前副总理)、曾培炎（前副总理）等人及其夫人与首都观众一起，欣赏了李岚清编剧的音乐剧《美丽的蓝色多瑙河》，「因为是专场音乐会，所以对外没有售票，但是很多在京的省部级干部都应邀出席观看」。以出现的人选和人数，均显示江有意「晒马」：显示实力，展示人马。

　　微博内容还提到，「此次露面，显示他（江）身体心情很好，耐力很好。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途只休息了一 次。」

　　附于微博的照片可见，现年86岁的江泽民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步入音乐厅，前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陪伴在侧。他们入场时，全场起立鼓掌，但眼光应是看向在江身后前方的曾庆红或李岚清。

　　网友「清柯」指，演出结束后，江泽民等走上舞台与演职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并发表讲话，形容他「神采奕奕，兴致勃勃，步伐稳健」。

　　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这是江泽民自去年10月出席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以来，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如此高调现身，明显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卡位战有关，若国务委员董建华指胡锦涛在十八大后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一段时间的说法属实，有可能是江接受的张高丽可以「入常」，而胡派的汪洋则出局。

　　但他补充，原订十月举行的十八大，北京至今未公布具体召开日期，是十分奇怪的事，显示人选可能仍有微妙变化。

　　江泽民退而不休，并对人事任命发挥影响力，令人联想上世纪八十年的老人政治，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更须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安抚老人，其后，老人政治稍减，现时情况有如老人政治回潮，林和立表示，老人政治炽热，反映政治核心权力一代不如一代，令有力人士继续发挥余温，例如江泽民仍可自称第三代核心，但胡锦涛则不能以第四代核心自居。

　　他续称，政治核心权力日削，亦反映在核心须倚赖军队支撑的事实上，例如江泽民在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于97年退休后能够掌控军队，但胡锦涛掌控军队的能力已告减弱，而习近平更是要倚靠军队。

　　不过，林和立指出，现时的老人政治，斗争目标已由八十年代的路线和政策之争，即陈云为首的计划经济派与主张改革的邓小平互斗，变成现时的人事安排和利益瓜分，对实质政策则没有影响力，而对经济发展的基本分歧亦不大。

纽约时报：中国航母只是摆设 到头来都是浪费钱

 来源: 纽约时报                    

针对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式交接入列，《纽约时报》文章认为，中国没有能在航母上完成降落的飞机，迄今为止，针对类似降落的训练都是在陆上进行。美国海军官员曾经表示，他们会鼓励中国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舰及配套舰船，因为到头来都是浪费钱。

周二，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正式入列服役，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席了交接仪式。随着中国与邻国之间的近海岛屿争议不断加剧，航母入列意在显示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 加拿大 家园网
官员表示，这艘利用1998年从乌克兰买来的一艘废弃船舰改造而来的航空母舰将保卫中国的国家主权，主权问题正是中国政府和日本的东海岛屿所有权之争议的核心。

航母的入列仪式洋溢着胜利的腔调，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出席了该仪式，中国的军事专家对该航母重要意义的评价听起来也非常激动人心，尽管如此，可预见的未来之内，该航母仍然只会用于训练和试验。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专家均表示，打在航母一侧的舷号“16”表明，航母仅供训练之用。中国没有能在此航母上完成降落的飞机，迄今为止，针对类似降落的训练都是在陆上进行。

即便如此，政府还是把该航母在中国东北部港口大连的公开亮相还当成了煽动民众爱国情感的机会。过去十天里，中日东海岛屿之争已使得中国人的爱国情绪达到几近疯狂的状态，争议岛屿被日本称为尖阁诸岛，被中国称为钓鱼岛。

中国国防部表示，航母将“提高中国海军综合作战力量”并帮助中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预计将于下月举行，届时中国将开始10年一度的领导层换届，有鉴于此，航母的公开亮相似乎是为了在会议召开之前加强国家团结。

从对外的角度来看，航母的公开亮相似乎意在向包括美国盟友菲律宾在内的一些南海小国传达讯息，表明中国拥有的强大军事装备不断增多。

美国的军方规划人员认为，中国航母入列的意义并没有那么重大。甚而至于，一些海军官员曾经表示，他们会鼓励中国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舰及配套舰船，因为到头来都是浪费钱。

其他一些外国军事专家也赞同这种观点。

“事实就是，航母对中国海军来说没什么用，”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University of Singapore)高级访问研究员由冀在采访中表示。“如果用来对付美国，它没有存活的机会。如果用来对付中国的邻国，又会变成欺凌弱国的标志。”

由冀说，曾与中国交战的邻国越南拥有俄国制造的苏-30陆基飞机，这种飞机可以对航母构成威胁。“在中国南海，如果航母被越南破坏，会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他说。“这么做不值得。”

 

由冀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飞行员只在陆上水泥跑道上练习过模拟的航母甲板降落，用的是中国产J-8飞机，这种飞机的原型是苏联在大约25年前制造的米格-23战斗机。由于至今没有合适的飞机，中国飞行员无法完成在移动航母上的高难度降落。

由冀表示，中国是否会继续建造属于自己的航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建造出能在航母上降落的飞机。“建造这样的飞机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他说。

和纷纷质疑中国航母的国外军事专家不同，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在接受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航母会改变中国海军的传统思维方式，为其作战风格和结构带来质的改变。

尽管中国军方没有公布军费开支的具体构成，但外国军事专家称，中国海军的军费不如陆军和空军充裕。

findjiayuan.com
华尔街日报：中国航母服役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周二，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正式交付海军。这是在中日领土争端引燃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结之际，中国公开展示其挑战美国在亚洲制海权的雄心壮志。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移民网,findjiayuan.com
图为周二，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右）朝驶入争议岛屿附近海域的台湾船只发射水炮。台湾方面已拒绝与北京联手应对钓鱼岛问题。军事专家说，以中国东北部省份辽宁命名的航母距离达到最低战备状态至少还有几年时间。特别是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目前仍在学习在移动甲板上起飞和降落飞机所需的技术。
外交人员说，中国还没有飞机在这艘航母上降落。然而，“辽宁舰”周二的交接入列引发了中国国有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社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领导人出席了“辽宁舰”在大连的交接入列仪式。大连是座港口城市，该航母就是在这里改造完成的。中国国家电视台晚间新闻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辽宁舰”的正式入役。画面显示，胡锦涛身穿中山装出席了入列仪式。一般在军事场合下胡锦涛才会穿中山装。温家宝宣读了中国领导人的贺电。据新华社报道，贺电说：这艘航母顺利交接入列对于提高我军现代化水平，促进国防科技工业技术进步和能力建设，增强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艘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正式交付给中国海军的航母，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该航母的服役恰好赶在10月1日中国国庆节之前，而且再过几周，10年一次的敏感的中国领导人换届选举就将拉开帷幕。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辽宁舰”的交付似乎是为了强化国内的信息，因为中国目前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邻邦都有领土之争，而中国都是在口头上捍卫其主权。
中国声称拥有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中国称东海)钓鱼岛主权。该岛为日本所控，在日本叫尖阁列岛(Senkaku)。此外，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就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中国称南海)蕴藏丰富能源资源的水域也存在可能一触即发的争议。过去几周，中国国内有成千上万人就日本对钓鱼岛的控制爆发了抗议活动，有些活动甚至带有暴力色彩，这也凸显出中国领导人在捍卫领土主张方面所面临的民众压力。此外，中国领导人还在努力应对美国重新在亚洲积聚军事力量的问题。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里，美国五角大楼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上。
发展航空母舰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宣传为国家实力增强的标志。此外，这也强化了中国政府的说法，即中国在中共的领导下正快速崛起为一个友好的地区大国。而此时的美国却正为保持其1945年以来在亚太区享有的影响力而举步维艰。新华社周二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更不会超出国力和经济实力来发展武器装备。五角大楼曾经在报告中提到，最近几年中国海军舰艇整体数量不断上升，被美国认为现代化的舰艇比例增加。据美国国防部说，中国海军拥有大约75艘主要水面作战舰艇，如驱逐舰和护卫舰，以及大约60艘潜水艇。如果中国军方最终能够部署航母以及必要的支援舰，中国军方的力量投射可能会增强，例如中国将能够执行距离更长和更复杂的海上和空中任务，宣示对南中国海的主权。
据专家说，目前，中国飞机的最大航程不足，无法在中国领土主张的外部界限长时间飞行。1998年，一家中国公司从乌克兰手中购买了这艘航空母舰的空壳。2011年8月，这艘航母在中国的控制下进行了第一次试航。中国的邻国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反应谨慎。美国正在与长期盟友菲律宾以及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越南也在从俄罗斯收购六艘基洛级潜艇；与此同时，菲律宾一直在敦促美国做出防务方面的承诺，一旦与中国发生领土冲突时可以获得帮助。
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通过一支现代的海军队伍来保护中国不断向全世界拓展的资产和利益。例如，最近几年，中国的海军一直在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的行动。不过，这艘航空母舰不太可能立刻参与到远离中国的行动中。美国国防部在递交给美国国会的中国军事发展年度报告中说，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的一些部件可能已经在建造之中。报告说，第一批国产航母在2015年之前不太可能准备就绪。中国的航空母舰是数十年来中国政府努力实现武装现代化的基石。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2012年的军费支出预计将增长至人民币6,702亿元（大约1,060亿美元），较上年增加11.2%。中国其他能与美国对抗的军事进展包括，针对大型船只的专门导弹，包括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母。据五角大楼说，反舰弹道导弹DF-21D正在开发之中，该导弹的射程超过1,500公里（900英里）。Brian Spegele
 

中国选举观察（2012）之四十二——长沙市天心区选举委员会不仅只非法分配代表名额（2）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9月18日，刘华、段静玲、言国纯、唐国玉、言家文一行，专程到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想就17日天心区人大常委会官员答复的“重新张贴选民名单违反法律程序的严肃性“问题给个说法。

接待人是该市人大常委会联络代表工作委员会的彭金城主任。彭主任说，“如果公布的选民名单掉了，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补上去。”并当面由其同事给天心区人大常委会联工委的彭剑飞主任打电话。“现在有群众到市联工委来了，对区里的答复不满意，你们应该对他们的合理诉求给予满意的答复，要再接待他们。”

下午三点，刘华、唐国玉、段静玲、符新球、言国纯、言家文、黄美珍、王云清、罗林九人被胡金华主任接待。刘华首先问，“天心区人口总数是多少？”

“这个只能找公安了解。”这是胡主任的原话。这位胡主任太小心行事。在区县官做到胡主任的级别，不知道本行政区人口总数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第二个问题胡主任答的很肯定，“天心区应选人大代表总数是206人，这个名额要经省人大批准的，不会弄错的。”

刘华问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办理委托投票手续？是不是本人必须回来办理委托？”胡主任说，“不能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才可以申请办理委托投票手续。其说法不明确不好把握容易出错。不过这也难怪胡主任。因为把我国的选举法修改成一部良法的工作迫在眉睫。

胡主任回答的“至于委托书，邮寄回来、传真回来都可以，不必本人回来”合乎情理、很人性化。问题是天心区数以万计的外出选民，天心区的选举工作人员、选举经费足够用于与他们联系上吗？不联系又该负什么责任？外出选民没有邮寄或传真回委托书，选民小组的选举工作人员代外出选民“委托”，这样的委托合法、有效吗？

由此联想到我国外出选民在2.6亿以上这一现状。若他们的选举权非法被人“委托”，则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进性就要大打折扣，甚至人民当家做主会成为一句十分空洞的口号。

第四个问题，“到流动票箱投票的人必须符合哪个条件？”胡主任说，“绝大部分不会使用流动票箱，将几个选民小组设为一个投站点，不能到现场投票的才可以到流动票箱投票，比如住院的，又不愿意委托别人投票的，还有领导要开会的，会议是非常紧急的，这时候就可以采取流动票箱的方式。还得由选区工作小组报方案。”

在长沙这样的省会城市，应取消使用流动票箱才对。以往全国不少地方，流动票箱实际是选票黑箱。

第五个问题是，“办理了委托投票手续的选民的名单是否公布？”胡主任说“法律上没有要求公布，但是必须经选举委员会同意。”胡主任清楚知道那些在法律上没有要求，同时也知道那些在法律上虽有明确规定但做不到。比如分配代表名额的原则，一人一票同票同权就很难做到。

第六个问题是，“办理了到流动票箱投票手续的选民的名单公不会公开？”胡主任回答，“选区工作小组的方案会明确规定流动票箱的线路、站点，流动票箱是要公开的，在投票日的时候公布。”我们期待胡主任的承诺，使流动票箱不再是流动的黑箱。

 

第七个问题是，“监票人、唱票人、计票人该怎样产生？”胡主任的回答是，“没有唱票人这个概念，实际就分监票人和计票人。一般由选民小组的组长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然后选区、选民小组来确定一个监票人为总监票人、一个计票人为总计票人。”

 

监票人和计票人的产生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但由指派、内定产生早已是家常便饭。胡主任说的“一般由选民小组的组长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中国选举观察（2012）之四十三——长沙市天心区独立竞选人王云清今天上街宣传拉票（图）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今天（25日）下午两点多钟，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独立候选人王云清，在10多位助选义工的陪同下，到天心区第30选区内的各小区派送竞选承诺书、回答选民提问。在此过程中，天心区袼南街道办事处的10多位工作人员也一路随行，其中还有一人对王云清的活动摄了像。

助选义工们带的展板上写着，为了公平正义和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在另选他人一栏写上——王云清。

近两个小时，派送承诺书500多份。三湘都市报的四位记者采访了竞选活动中的王云清。

下午5点多钟，在王云清的住处附近有一辆警车，并有三位联防队员紧盯着王家。


附：王云清竞选天心区人大代表承诺书

我叫王云清， 69岁，住天心区书院路茶园巷22号。

本月14号，我被天心区选举委员会公告为区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月二十七号，也就是选举日，当您得到选票后，首先要仔细查看选票，您有权进入秘密写票间填写选票，您有权在选票上另选他人栏填写上——王云清，并一定要在指定的空格内划一个“O”，表示您赞成王云清当选区人大代表；同时，在反对“ 张善翥”、“周寇霖”两人当选区人大代表的空格内划“X”和“X”。

若我在选民们的拥护下当选上天心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承诺做到以下七条：

1、 本选区是老城区，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就是五年内，就将面临旧城改造拆迁。如何拆迁改造？政府会制定一个怎样的拆迁政策？在拆迁过程中，政府又是否会真正做到合理补偿、依法拆迁？等等这些问题都事关本选区每一位选民的切身利益。本人是经历过征地拆迁的，也遭遇过政府的行政强拆，同时也正在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权。正因为本人有了这些经历，使我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的违法拆迁猫腻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我一定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和权利来带领本选区的选民依法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拆迁补偿的时候，督促政府在合法的范围内就高不就低。

2、 一定做到清查本选区内以往征收拆迁项目的账务账目，督促政府有错就改。对以往拆迁补偿过程中，因拆迁工作人员的弄虚作假、威逼恐吓等等非法手段造成对拆迁户补偿不公的，重新给予合理补偿，还老百姓的公道，还社会一个公道。对于征收拆迁过程中的贪污分子，我一定督促检察院、反贪局一查到底。

3、 因本选区是即将面临改造的老城区，即将届满的政府认为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没必要太多，能省就省，正因如此，造成本选区的市政设施越来越差，给居民出行以及生活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一定领衔提交议案督促政府增加对本选区市政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如对公厕、垃圾站的整改和修建以及增加社区运动设施、绿化带的种植，等等。

4、 我会视察民政局的工作，监督他们清查不符合低保政策的官员家属和亲友甚至二奶，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人员，做到应保尽保。

5、 对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对复转军人的优抚、对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我会抓住这些问题，我将依据国家的法律政策为当事人和受害人的利益最大化用尽人大代表的权利。我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争取在本届任期内让所有的遗留问题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解决。

6、 我会设人大代表代表工作站，周一三五在工作站值班接待选民朋友，周二四六入户走访搜集民意。比如：我在走访选民调查过程中，有很多选民对公安局长有意见，很不满意，我一定会领衔对公安局局长职务提出罢免案。

8、 我的手机每天24小时不关，如有选民发现天心区副局级以上的干部在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等，请及时告诉我，我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查核实，如属实，我会领衔对该干部的职务提出罢免案，督促监察局、反贪局查办。

以上承诺还望各位街坊监督。若我食言，选民们有权依法在我任期届满前罢免我。

选民们，一人一票改变天心区的时刻到了！
朋友们，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刻到了！
街坊们，我们的希望在我们自己！
我们的希望在我们把赞成票投给我们信任的人、放心的人！

承诺人：王云清
手机号：13908478412
2012-9-25

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等人第十次向国务院新闻办申请信息公开无果

（维权网信息员王冬见报道）本周一下午两点，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等20余人再次前往国务院新闻办，递交信息公开申请书，这已经是第十次递交，但仍遭到推诿，没有具体答复。

 

据曹顺利讲，自7月1日起至今，这已经是维权人士第十次向国务院新闻办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7月1日，维权人士准备就《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向国务院新闻办递交《信息公开申请书》，当天，曹顺利被警方扣押在派出所17小时，7月25日再次因递交信息公开申请，曹顺利被警方在居住的小区内限制人身自由27小时。

 

曹顺利表示，就《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向外交部申请信息公开的征集意见稿发布后，将酌时再次向外交部递交。

 

另外，因收集《上访维权人员人权状况调查表》的湖南维权人士彭兰岚于8月13日被刑事拘留，至今已超过37天的法定时限仍未获释。据警方向其亲友称，在等为其做完精神鉴定后再最后决定如何处理。

内蒙古民族英雄哈达双腿接近残废

 

(博讯首发\王宁)

被非法拘禁的内蒙古民族英雄哈达先生本月初由内蒙古东部的宁城被押解回到了呼和浩特。哈达现在仍被监禁在呼和浩特白塔附近的黑监狱中。哈达双腿已经无法正常走路，他走路时就感觉剧烈的疼痛。经过内蒙古当局政法委高层的同意，最近哈达被押解到了位于呼和浩特市中心的内蒙古省医院救治数次，经过医诊，哈达患有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症，生活不能自理。



图片： 年轻持重的哈达入狱前。博讯资料图片 胡国保摄影

记者询问了内蒙古医院主任医师陆大夫，就下肢静脉曲张的严重程度，陆大夫说：“可出现下肢局部的坏死，需要大手术，但是术后也有可能复发。病人非常痛苦，严重的病人不得不坐轮椅。” 该主任医师说这种病主要是躯体站立时间过久，或者一个体位长时间不改变、重体力劳动或者妊娠等而造成血液流通不畅压力改变所致，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因素致病。记者在过往与哈达家人的交谈中获得确认哈达的确在监狱中受过多种骇人的酷刑。新娜曾告诉记者：“哈达被抓时身体可好了，那时才30多岁。在监狱给整了一身的病。老是强迫去砖窑等干那种很苦的劳力，那时整天吃的是窝头菜汤，把人宁给折腾的什么都不行了，不像个人样了。”


图片：2010年5月份呼和浩特。与志同道合的丈夫一样坚持真理的新娜在自己开的蒙文书店的门口。
威勒斯专为博讯摄影

一位接触哈达家人的博讯读者前天星期五告诉记者说：“哈达病重也不允许哈达的爱人新娜去陪护，只允许儿子威勒斯陪着他爸爸去医院两次。他们家人都很生气，哈达15年徒刑前年就结束了，还关着人家，连爱人都不让见，太过分了！到底他现在是因为什么还给关着？全家人都想不通。” 另一位不在内蒙古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新娜和她快90岁的老母亲多次恳求赛罕区公安局允许新娜回包头的老母亲家住住，养养心脏病，威勒斯也恳求他们允许到姥姥家看姥姥，但是都给简单地拒绝了。嗨呀！连个最简单地人性都没有呀！也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呀！” 记者说：“这是不是应该说他们做的是禽兽不如？” “太是了！您说的太对了！” 对方这样回答着。

最近，新娜也因为左胸部难受和憋闷被押到内蒙古医院就诊，被诊为心脏病，需要长期服药和休息，不能有情绪波动等等。

2010年12月10日内蒙古最重型的政治犯哈达的15年监牢到期的前几日，新娜和威勒斯却被当局给失踪了。
原本新娜盼着夫婿把牢底坐穿回家团圆的，可是她与儿子一起被残忍的给失踪了。现在，新娜和儿子威勒斯被住在呼和浩特南部电厂的一栋12层高的宿舍楼房的一楼。楼外是当局临时修建的看守小房，内有日夜着制服的人。夜间还在楼的四周巡逻，中国那些被失踪日，新娜家门前就会加岗。新娜家楼外的窗口还给安装了非法监视的摄像系统，楼前门口也有。

新娜现在只被允许在楼门口走动晒晒太阳，她没有出门买东西的自由，威勒斯每天出去买菜等生活必需品。当局每个月发给新娜和威勒斯每人两千元人民币（总共4千元）的生活费。据当地一家普通国营机械厂的工人说，他们一般的工人每月的工资也就是两千块钱。
   
   
     博讯连续报道哈达和新娜一家被严重迫害的事件后，引起了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关注。记者获知，哈达事件将在香港被发声，并让香港市民广泛了解与关注，形成一项立案促使中国当局释放哈达，并使新娜获得自由，要全家人被分离近20年后尽快重获自由团聚。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9月18日，刘华、段静玲、言国纯、唐国玉、言家文一行，专程到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想就17日天心区人大常委会官员答复的“重新张贴选民名单违反法律程序的严肃性“问题给个说法。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9月18日，刘华、段静玲、言国纯、唐国玉、言家文一行，专程到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想就17日天心区人大常委会官员答复的“重新张贴选民名单违反法律程序的严肃性“问题给个说法。

接待人是该市人大常委会联络代表工作委员会的彭金城主任。彭主任说，“如果公布的选民名单掉了，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补上去。”并当面由其同事给天心区人大常委会联工委的彭剑飞主任打电话。“现在有群众到市联工委来了，对区里的答复不满意，你们应该对他们的合理诉求给予满意的答复，要再接待他们。”

下午三点，刘华、唐国玉、段静玲、符新球、言国纯、言家文、黄美珍、王云清、罗林九人被胡金华主任接待。刘华首先问，“天心区人口总数是多少？”

“这个只能找公安了解。”这是胡主任的原话。这位胡主任太小心行事。在区县官做到胡主任的级别，不知道本行政区人口总数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第二个问题胡主任答的很肯定，“天心区应选人大代表总数是206人，这个名额要经省人大批准的，不会弄错的。”

刘华问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办理委托投票手续？是不是本人必须回来办理委托？”胡主任说，“不能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才可以申请办理委托投票手续。其说法不明确不好把握容易出错。不过这也难怪胡主任。因为把我国的选举法修改成一部良法的工作迫在眉睫。

胡主任回答的“至于委托书，邮寄回来、传真回来都可以，不必本人回来”合乎情理、很人性化。问题是天心区数以万计的外出选民，天心区的选举工作人员、选举经费足够用于与他们联系上吗？不联系又该负什么责任？外出选民没有邮寄或传真回委托书，选民小组的选举工作人员代外出选民“委托”，这样的委托合法、有效吗？

由此联想到我国外出选民在2.6亿以上这一现状。若他们的选举权非法被人“委托”，则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进性就要大打折扣，甚至人民当家做主会成为一句十分空洞的口号。

第四个问题，“到流动票箱投票的人必须符合哪个条件？”胡主任说，“绝大部分不会使用流动票箱，将几个选民小组设为一个投站点，不能到现场投票的才可以到流动票箱投票，比如住院的，又不愿意委托别人投票的，还有领导要开会的，会议是非常紧急的，这时候就可以采取流动票箱的方式。还得由选区工作小组报方案。”

 

在长沙这样的省会城市，应取消使用流动票箱才对。以往全国不少地方，流动票箱实际是选票黑箱。

 

第五个问题是，“办理了委托投票手续的选民的名单是否公布？”胡主任说“法律上没有要求公布，但是必须经选举委员会同意。”胡主任清楚知道那些在法律上没有要求，同时也知道那些在法律上虽有明确规定但做不到。比如分配代表名额的原则，一人一票同票同权就很难做到。

第六个问题是，“办理了到流动票箱投票手续的选民的名单公不会公开？”胡主任回答，“选区工作小组的方案会明确规定流动票箱的线路、站点，流动票箱是要公开的，在投票日的时候公布。”我们期待胡主任的承诺，使流动票箱不再是流动的黑箱。

 

第七个问题是，“监票人、唱票人、计票人该怎样产生？”胡主任的回答是，“没有唱票人这个概念，实际就分监票人和计票人。一般由选民小组的组长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然后选区、选民小组来确定一个监票人为总监票人、一个计票人为总计票人。”

监票人和计票人的产生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但由指派、内定产生早已是家常便饭。胡主任说的“一般由选民小组的组长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中国选举观察（2012）之四十一——长沙天心区选举委员会不仅只非法分配代表名额（1）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9月17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第10选区选民刘华、段静玲、唐国玉、眭建平、符新球、言国纯、罗林和黄美珍等8人，专程到该区选举委员会就选举信息公开等问题进行询问。

左起：眭建平、段静玲、唐国玉、言家文

十点钟，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胡金华、教（育）科（学）文（化）委员会主任熊某、联络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彭剑飞（她同时是天心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三人一起接待了刘华等八人。

刘华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第10选区包括哪些单位？”

胡主任来了个答非所问，“每个选区都依法成立了选举工作小组，下面再根据居住状况、单位划定选民小组。选举工作小组和选民小组都要报我们选举委员会同意的。”

不知是不是胡主任认为刘华等人不是想推荐代表候选人就是想竞选人大代表或是想监督选举而才不说第10选区包括的单位的。因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独立竞选人、监督选举的人士不知道选区范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推荐、竞选、监督就无从谈起。比如十人以上联名推荐候选人，联名人可以跨选民小组，不能跨选区，且被推荐人可以是非本选区但要是本行政区的选民。若不知道选区范围，就有可能会推荐无效。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第10选区的人口数是多少？”

胡主任的回答很简短，“这个需要找公安了解。”若天心区选举委员会真的没有第10选区和其他选区的人口数的资料，结论其非法分配代表名额则定性准确得很。因为选举委员会给各选区分配应选代表名额的唯一依据是人口数，而不是其它。

第三个问题是，“第10选区的选民数是多少？”

胡主任绕圈子似的说，“选民数，公布了、我们还下去检查了、还拍了照，有电子文档。我们依法公布选民数，但是按照法律，五日内选民还可以提出异议。”可能胡主任的用意是，选民名单公布后，选民在五日内可以依法向选举委员会提出不同意见，但现在已超过五日，你若有不同意见，向我们提出申诉，我们可以依法不受理，才不说选民数。也可能胡主任担心在选举日有人想监督第10选区的登记选民数、实到选民数、实发选票（包括在流动票箱投票人数和实发委托选票数）、实收选票而不说出选民数的。

第四个问题胡主任回答得没有余地，“第10选区应选名额是一人。”

第五和六问， “第10选区划分为几个选民小组、各小组包括哪些单位，各选民小组的组长是谁？”胡主任是一起回答的。“这些问题我都不太清楚，不只不太清楚，而且是一点都不清楚。这些问题，街道应该是最清楚的。”

胡主任可能忘了他在回答第一问时说的，选民小组由选区工作小组根据选区内的居住状况、单位而划分，还要报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同意的。

第七个问题是，“第10选区在9月26日分几个投票会场？”

胡主任摆谱道，“这个你就还没有学透，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分三种投票场所，第一是投票会场，第二是投票站，第三是流动票箱。投票会场一般规模比较复杂，我们一般选投票站的方式，根据居住状况，可以分若干个小站点来进行。街道现在还正在制订选举方案，如果方案确定了是通过会场，大会的形式，他也会公布，那时大会场他就只有一个会场，不会有几个；如果选择投票站的话就会有多个投票站，还可以根据特殊情况，设流动票箱。”

第八个问题是，“投票日是否保证每一个选民必须进入秘密写票处写票？”

胡主任的回答可能他自感得意，“你说的秘密写票处，我们换届的每一届的每一个投票站点都会设置秘密写票处。都保障每一位选民自由的自主的行使自己的选举权。相反，我们有关部门，还会参与进来，严厉打击影响干扰别人自主投票的这样的行为。密切关切社会的动态，不能有干扰、破坏选举的行为。”

其实，胡主任又在玩答非所问的把戏。依照最新修改的选举法，在选举日，会议的组织者应当控制发出选票的“频率“，即使是人多拥挤时，也要保证每一位选民有序进入秘密写票间填写选票，而才不可能受他人的影响或干扰。会议的组织者，做不到“选民必须进入秘密写票间写票”，而说胡主任们一类官腔官调的话，何谈“保障选民的秘密选举权”？

我们可以回顾以往的投票场面，几十人、几百人甚至数以千计的选民几乎同时得到选票，还未借到填写选票的笔，收票的选举工作人员早已等在你的身边了。选举会场或投票站有的“设”有一、两处秘密写票点，那只是摆设、做样子的。其它的如一人“带”填数十张、数百张选票、在流动票箱投票，何谈秘密写票？

去年十一月初，任职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中南海怀仁堂投票站填写选票时，海淀区选举委员会就没有保障他的秘密写票权，将会成为一个历史的笑话。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要得到第10选区各选民小组的选民名单，我们要监督是否漏登，重登，不该登的登了。”

胡主任的回答是，“我们已经依法公告了，不可能再重新公告，否则反而违反了法律程序的严肃性。第二，不了解的还以为我们现在才贴，应该提前20天贴的，你现在才贴违法了！”

刘华的同伴符新球问，“选民名单要公示到什么时候为止？”胡主任说，“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选民名单的公布，起码有以下多项作用（1）确认选民资格；（2）便于选民在推荐代表候选人时联系联名人；（3）接受选民对漏登、重登、错登的监督；（4）接受选民对选区登记选民数及各选民小组登记选民数的监督。

选民名单榜张贴后，被雨、被风、被人等损毁，按胡主任的说法，就不能重新补上。不知胡主任说不说得出重新补上没有法律依据的出处？也不知胡主任说不说得出重新补上没有意义的理由？若重新补上没有意义，公安对有些认为选举不依法不民主而撕毁选民名单榜的人处以治安拘留的合理性在哪里？

建议天心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委的胡金华主任，好好学习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去年6月发行的、指导全国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流程》一书。该书第 36 页写到，“公布的选民名单要保留20天。选区工作组要做好保护工作，对选民名单进行乱画乱写或任意撕毁者，要严肃查处。”

长沙人大独立参选人王云清街头宣传遭禁止

（维权网信息员赵小明报道）2012年9月27日将举行湖南长沙市天心区第30选区人大代表选举。为此，9月23日，天心区第30选区独立参选人王云清先生上街拉票。这是真正的街头民主宣传和实践。王云清在街头拉起宣传海报，并发表演讲。他告诉选民：“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是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活动！不是叫老百姓过来画个圈，发点肥皂、牙膏、洗衣粉得点小恩惠啊！那都是鬼把戏。”

后来警察就过来了，和王云清发生争论，不允许再宣传了。王云清先生只好结束了街头拉票的活动。

村民爆料辽宁盘锦市征地暴力冲突 内幕

作者: 维权网　信息员闵竹

2012年9月23日消息：2012-09-21，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后二十里村因强行征地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一位村民当场被警察开枪打死，还有三人受伤。 该村村民王世杰因为地里的稻子还没有收割而抵制前来强行推倒庄稼的施工人员，被警察开枪打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说，很多村民目睹了警察的暴行。 村民：“就是政府强行占地，来了之后把稻谷给压了，然后开枪。王世杰家有四口人，大儿子14岁，小儿子三个月，两个儿子都受伤，王世杰的爸爸膀子和腿子都中了一枪。王世杰胸部中了一枪，当时就击毙了。后二十里村在盘锦市的郊区，当地政府一直在强征农民的土地，用于各种开发，村民都是敢怒不敢言，谁敢反抗，就是死路一条，王世杰就是最好的例证。“ 他说：“政府来征王世杰的地，因为补偿太少，他不同意，而且现在地里的稻子吧，马上就要收割了，政府就强行用推土机把他家的稻子全压了，到手的粮食就压平了，今天就来强行施工，王世杰不同意，施工人员就带来警察武警，发生争执，当时就打了王世杰三枪。” 后二十里村一位姓黄的村民说，“当地的农场领导在没有征求村民的同意，就私下把村民的土地以每亩一万七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开发商转手就能卖出每亩几十万的价格，很多村民对此表示反对，但多次上访也没有任何效果。星期五，施工单位强行推倒王世杰地里的稻子，他们家人和施工人员发生肢体冲突，警察到场后，就拧着王世杰大儿子的上衣领子。” “本来王世杰还没有动武，但他的大儿子才十四岁，武警拧着他的脖子，差点没把他拧死，还把他的裤子撕开了，王世杰一看，他儿子才14岁，警察就这样活活整他，就上去拉，结果警察当场开枪，将王世杰击毙。王世杰的爹看到儿子被打死，就上去拼，结果也被警察开了两枪，把腿打断了。” 这位姓黄的村民说，王世杰被打死后，警方出动大批特警对围观村民抢尸，王世杰的两个儿子和父亲都在医院救治，其余家属目前均受到控制。 “王世杰今年37岁，中了三枪，他的父亲中了两枪，现在政府派人来到他家，检察院的人，现在又说验尸，想把尸体破坏，以后没有证据，他们家就不同意，担心官方偷偷火化尸体，现在尸体被抢走了，家人都没让接近，现在尸体到哪儿了都不知道。官方派了200多特警，村民想要阻拦，但干不过他们呀。” 接受公民采访的两位村民说，王世杰的妻子目前几乎精神失常，他们呼吁辽宁省有关当局派人调查王世杰的案子，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成熟的民主与暴力是不兼容的

民主中国　作者: 杜导斌

到底中国该如何实现民主转型？道路和方法可说见仁见智。但是，民主转型肯定不是如某些暴力革命信徒所断言的，仅仅只是把一个专制独裁政府推翻那么简单。破坏一个旧世界，并不等于就能建成一个新中国。当我们把眼光只盯着如何破坏的时候，国家极有可能再次滑向上世纪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为了顺利推进民主，同时为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有两点也许可以成为共识，这就是：一，现行体制必须迅速进行改革和扩容，在体制外怒目圆睁的庞大底层和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必须在体制内得到妥善安排；二，必须建构防范暴力再次成为主宰中国大陆政治的制度和全民共识。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暴力一直是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中国秦朝以下的二千二百余年历史常常被称为治乱循环，每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被推翻，无一例外都是取决于暴力的比拼。一个王朝短的十几、几十年，长的两百余年就会倾覆，然后是短则几年、十几年，长则几十上百年的战争，中华在完备的皇帝专制与完全的无政府之间摇摆。只有朝廷能正常执政，百姓才能过几年太平日子，一旦政治权威衰败，战乱继起，各路军阀分别僭取国政大权，军事强权走马灯似的轮换，江山残破，玉石俱焚，生灵涂炭，人民盈千累万转死于沟壑，中华各民族好不容易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一点点文明成果，转眼化为灰烬。战争结束，百业俱废，一切都得从头再来。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送进现代后，更是内忧外患不断，不足两百年间，迭经鸦片战争，洪杨之乱，甲午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共产党学舌苏联闹革命，国共内战，土地革命，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八九事件……一部中国现代史，暴力是真正的主角。 历史进入21世纪，虽然大的内乱没有发生，但由贫富差距拉大和官民冲突等因素诱发的恐怖性事件却呈现日益升级的趋势，杨佳杀警案、钱云奇爆炸案、钱云会惨死案……恶性案件接连发生，微博上凶讯一月数传。伴随暴力活动的日益频繁，非理性手段在官方和民间似乎成为对付利益对立方时的常用手段，因而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城管、警察以维护秩序作为必须使用暴力的理由，民间维权活动中也不乏视暴力反抗暴政压迫为“正义”之士，网络上更是把用炸弹和汽油瓶杀死官员、乃至砍死无辜平民和警察的贺龙式罪犯称为“英雄”，这次得到官方默许的保钓游行在西安、青岛等城市演化为骚乱，在爱国的招牌下上演一幕幕“打砸抢烧”的全武行……，被于建嵘先生称为“泄愤事件”的暴力活动在今天中国大陆呈现越来越频发的趋势。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华却似乎仍然为数千年来的治乱循环惯性所左右，世事轮回，前事难料，展望国家民族前途，不免让人对未来忧心忡忡。 治乱循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历史，长期以来被关起门研究国史因而难免短视的史学家认为是中国所特有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代以研究人类文明史著称于世的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暴力冲突在欧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历史上都曾十分普遍地存在，除美国加拿大等极少数新兴移民国家，世界上有悠久历史的其余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其历史记载中都存在频繁的暴力冲突和政权更替。人类千百万年来的历史，大可称为暴力与文明的交替史，而伴随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这种暴力与文明的两极摇摆，不是少了，反而更为常见。 对传统社会中频频发生的暴力行为，亨廷顿认为，这是由于政治权威衰败之后，政治制度出现权力真空，使得暴力和军人有机会填补。至于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暴力现象，虽然在出现暴力这点上与传统社会没有区别，但诱发暴力的原因则有所不同。以民主为特征的现代性本身是稳定的，是理性的和非暴力的，但现代化（或民主化）却可能遭遇极度的不稳定。现代化过程之所以容易滑向不稳定，主要是政治参与扩大后，许多国家缺乏制度性的力量去约束。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导致“各种社会势力相互赤裸裸地对抗，没有什么政治制度也没有一批职业政治领袖被公认或接受为调节各团体之间冲突的合法中介。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对于什么才是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合法而权威的途径，亦不存在共同的认识。政治参与的独特形式就是把暴力与非暴力、合法与非法、胁迫与说服结合起来使用的群众运动。群众社会缺乏能够把民众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活动与他们领袖们的目标和决定联系起来的组织结构。”（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163。） 1911年之后，民国失败，国家被抛进暴力漩涡，这段历史常常被解释为民主不适合所谓中国国情的例证，亨廷顿的理论有助于对这段代议民主的短暂实践史进行更深刻的反思。民国代议制之所以失败，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民主派忽视了全国性制度建构，袁世凯的中央政府虚弱到无法统一全国军队，无法顺利拿到税收，自然也无力向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更无法维持一个民主体制；另一个原因在于，民国政府是个少数人参政的政府，袁世凯的“芯片”只有处理传统官僚和士人精英等极少数人参政的容量，一旦遇上各省自治和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当有更多更大的信息量迅速涌入后，它就会死机。现在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同于共产党的结论，不是民主不适合所谓的中国国情，也不是治乱循环是中华独有的历史规律，而是在民主化过程中举国上下缺乏如何组建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共识，没有认识到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对稳定民主化进程的保障作用，政府管治无力，只能任凭各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势力任意出没于政治领域，军队只是高度政治化集团中的一个，而且是诸多政治势力中组织最严密动员能力最强的一个，只有当后来遇到比军队动员能力和组织化程度更强大的国共两党时，军队才退居次席，而在没有遇到两大集权政党之前的十余年间，军队就是国家舞台上的当然主角。这应该是军人干政，暴力登上前台的深刻原因所在。 与马克思、列宁等人视暴力革命为解决阶级对立和冲突以建立美好世界的有效手段不同，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等当代政治学家在对人类历史进行更为宏阔深入的研究后认为，暴力斗争并非如马克思所称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暴力对文明是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是负面价值，好国家好社会和文明进步不是来自于斗争，而是来自于理性的辛勤建设，文明的进步则主要来自于竞争。专制独裁等传统坏国家在向民主国家转型时，强大的制度化力量远比单纯的破坏更重要。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建构，在已有的专制独裁政权垮台后，国家不是自动进入自由民主，更大的可能性是国家解体，陷入内战和混乱，国民不仅没有机会安享自由和经济发展，反而可能像许多非洲国家那样，连防治疟疾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苦于无人提供，即使侥幸实现了民主，这样的民主也很脆弱，很可能会像阿富汗、索马里等国家那样，倒退回无政府状态，或像南美许多国家那样停滞在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某个灰色地带，人民享受不到现代社会福利，国家经济和公共事业也难以发展。 害怕国家动乱，恐惧整天活在枪炮声中惶惶不可终日，这应该是中国许多国民宁肯忍受一党专政，而对民主持观望态度的重要原因，也是一党专政之所以还能继续下去的深刻原因。在战乱预期与民主预期两者间，具有沉痛而深刻历史教训的民族，往往会优先选择避免前者。这种选择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战乱和脆弱的政府对民众的危害，对文明的损害，极有可能远甚于专制独裁。 然而，因为恐惧于民主化过程中可能爆发的内战，就把动乱与民主划等号，断定不仅民主化过程必定是战乱频仍的痛苦历程，而且民主建成后的政府也必定虚弱无力，不可能提供公共安全，因此压制民主，阻挡民主，则是对民主政治的无知。丹麦等稳定成熟的民主国家向世界做出的示范是，具有现代性特点的民主国家，是具有广泛共识和合法政治权威，同时具有稳定而完善的制度的政体。只有这样的政体才经得住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而不至于崩溃。它不排斥反政府力量。相反，民主的优点在于能用妥协化解政治冲突，因为妥协而具有极强的兼容能力，能把反体制力量吸纳进体制之内，转化为于公共福利有益或无害的力量。民主国家不是政府消亡，也不是政府什么都管，而是政府权力有限。但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不等于政府软弱无力，受民众授权范围约束的政府仍然是强而有力的，能把来自民意代表机构的决策转化为国家行动，能为国民普遍提供安全和社会保障等完善的公共服务。民主国家不是暴力治国，而是意见治国，政府治理国家主要不依靠强制，不依靠让国民恐惧而不得不服从，而是保障更广泛的自由，让国民因为认同而自愿服从。国家不是什么实现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而是兼容各个不同阶级和平博弈的政治平台。民主社会是理性主导的社会，所以律师和法官等以理服人的职业，比通常表现为以力服人的军队和警察更受尊重。 中国当前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代入阶级分析公式，可以理解为政治参与扩大后，原有体制对新的政治力量缺乏兼容能力，以至于溢出体制的新生政治力量必须依靠溢出体制的手段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共产党虽然以工人阶级政党自居，自称代表了以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最广泛利益，然而，事实却是，中国当前以工人和农民为主要成员的底层社会，正是共产党63年执政期间制造出来的。庞大的贫困人口并非像宣传所称来自于先天贫穷，共产党只是他们脱贫致富时的恩人。恰恰相反，执政党并非什么人民的大救星，而是应该为存在庞大的贫困人口承担责任！这些人的贫困是因为其群体利益和政治地位没有为这个体制所吸纳，长期处于被忽视和受剥夺所导致。 这些年来，当局大力培养中产阶级，但是，无论是在全国人大、政府机关、中共中央、全国政协，还是地方人大、政府、党委和公、检、法等握有实权的权力机关中，都既看不到真正的工人和农民，也看不到中产阶级或其代表主政或参政。这个体制实际上是把底层和中产阶级排除在外，同时还将其排除在国有企业决策层之外。现行体制中志得意满的是共产党权贵和资本家富豪。这个从前苏联照抄照搬来的体制，它的程序不是为各阶层平等而广泛参与政治的目的而设计的，而是专为一党专政顺利统治一切而设计的。它虽然号称要扩大执政基础，但直至今日，中国大陆的政体仍然属于由绝对少数的精英控制众多人口和各阶层的体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社会成员被排斥在体制之外。近十多年来“红色资本家”进入共产党，进入人大，进入政协，由此产生了权力与资本联姻的体制，其所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严重倾向于保护和扩大共产党权要和富人的机会与利益。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政策，不过是将处于金字塔尖的权要豪富阶层的予取予夺加以““合法化”、“正当化”。 国民被自己国家的法律、政策和权力机构所歧视，尊严受到侮辱，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惨遭践踏——连熟睡中国民的房屋都随时可能遭到强拆，民愤怎么能不被激起？与民众利益严重对立甚至以侵害民众为目的的体制如何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得不到民众认同和支持的体制如何能单纯依靠暴力维持稳定？当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被侵占或盗卖，当夏俊峰等小摊小贩在街头做点小生意都会横遭殴打和没收，当成千上万访民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暴力自然而然成为对抗巧取豪夺的唯一选择！因为现行体制封死了所有朝向正义的通道，对于所有没能进入体制的群体成员来说都难找到正义：立法被排斥在外，执法被排除在外，司法得不到公正裁决，也没有违宪审查等救济管道，更不能通过游行示威等行使权利的文明方式要回公道。普通公民一旦受到不正义对待，任何抗拒都将付出更高的代价，成本最低的方式居然是忍气吞声！在民主社会，正义本是政府资以争取民意支持赢得合法性而必须免费提供的公共产品，对于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无论是没有官权可资借重的普通中产阶级成员，还是人数庞大的底层，正义现在成了最为稀缺因此也是最为昂贵的资源，经常是可望而不可得。普通公民受到不公正对待后要恢复正义，常常除了以死相拼外，实际上别无选择！ 当前，可以说不论体制内外，除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公众多已认识到现在这种从前苏联照抄照搬来的体制根本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人类。中国必须改变，否则前途堪忧。然而，中国到底该如何实现民主转型？道路和方法可说见仁见智。但是，民主转型肯定不是如某些暴力革命信徒所断言的，仅仅只是把一个专制独裁政府推翻那么简单。破坏一个旧世界，并不等于就能建成一个新中国。当我们把眼光只盯着如何破坏的时候，国家极有可能再次滑向上世纪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为了顺利推进民主，同时为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有两点也许可以成为共识，这就是：一，现行体制必须迅速进行改革和扩容，在体制外怒目圆睁的庞大底层和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必须在体制内得到妥善安排；二，必须建构防范暴力再次成为主宰中国大陆政治的制度和全民共识。 人类历史上，暴力在迫不得已需要自卫的时候常常被视为正当和必要的，推翻异族压迫和残暴统治的武力有时被用来给所有形式的暴力作正当性依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民主政治是理性主导的政治，暴力与成熟的民主是不兼容的。民主化不等于暴力合法化。虽然不否认暴力对颠覆一个专制政权通常会比非暴力更有效，但像美国独立战争那样用非理性手段导向理性目标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小概率事件，很难希望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奇迹。中国历史有非常顽固的治乱循环的惯性，要克服这种惯性力量，在完成民主化转身后让国民享有民主的诸种福利，而免于陷入非洲式无政府和上世纪民国期间（拉美式）军头专制的陷阱，也许在民主尚未成为事实之前，就有必要为应对民主化进程和民主后可能出现的混乱有所准备。

改革的式微与公共参与的契机

作者: 王喜凤

世界民主化进程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进行民主改革，实现民主宪政制度，没有一个强大的可以和当局博弈的政治反对派，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权力的制衡和竞争，就没有压力、动力和活力，当局不会也不可能真正放手绝对的公权力，因为利益诱惑太多太大。因此，只有和平崛起的建设型政治反对派有条件有力量可以和当局对等博弈时，选举民主机制才能够最终确立，全新的制度建设才能够全面铺开，各种累积如山的问题才会开始得到根本解决。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中国于1978年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实质性改革始于1992年，到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由于既得利益所在，问题、弊病虽多，再无可改之处。不仅如此，而且由经济改革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极为严重，这不但招致了很多学者专家的猛烈批评，尚伏下了社会大爆炸的隐患。为什么？一句话，没有与经济改革同步的政治改革——向民主宪政的转型——经济改革的巨大成果被当权者垄断，相反，以强拆民房为典型事例的底层民众的利益一再受到严重侵害。由于底层民众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其经济利益必然被严重盘剥，成为极大的受害者。 因此，邓小平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放开了市场经济，而与之匹配的政治体制——民主制度却一直没有确立，既得利益者将特权牢牢抓在手中不放。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将市场经济和专制体系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放在了一起。知名学者杨恒均曾经给“中国模式”下过这样的定义：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政治上搞“中国特色”，实行“民主专制”（或民主集中制），经济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搞“接轨”。再简单一点：“中国模式”就是结合了前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模式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混合模式。这样的“中国模式”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出现“排异反应”是必然的，甚至导致经济崩溃进而引起整个社会大动荡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改革已然导致今天这样失败的结果，不是我们指责一两句就可以挽回的，关键是以后怎么办才能力挽狂澜。答案是肯定的——当局顺势而为，放开公民政治权利，和民间政治反对派一起协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将中国经济这头脱缰的即将奔向悬崖的野马及时拉回来，重新步入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由于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一部分人的相对贫困在加大，他们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如生活、医疗、教育等更没有保障。 二．部分人先富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不能否认，有一大批人的暴富是因违法、政策缺失或腐败等原因造成的，如通过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和金钱的交易，低价或无偿获得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 三．底层民众的各种权利受到严重侵害。如农民的问题根本在于土地没有私有化导致的权利严重缺失，由此在就业过程中就受到严重歧视。 改革中缺少公共参与机制，是产生这三方面严重问题的原因，然而公共参与机制也必须在民主普选制实行后才可能建立起来，否则仍然只能是纸上谈兵。当然未雨绸缪，提前为民主建设建言献策也是应该的。因为作为理性反对派的代表，我们更主张建设，而不是破坏（专制体制本身除外）。 从改革决策过程的考察，可以从中发现公共参与机制的缺失是多么至关重要。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转制，按《宪法》规定，企业职工有民主管理权，重大的决策应经过广大职工充分参与讨论方可执行。然而，事实上由于没有设立保障职工参与改革决策的机构（工会只是公权力的附庸），决策仅仅由企业领导、政府主管部门商讨、策划后，再由政府领导拍板就决定了。从决策的制定到实施往往快的令人咋舌。不好的企业被拍卖或者白白送给了某些利益相关者，好的企业高额配股送给企业高管，职工只得到很少的补偿或下岗了之，职工对自己企业的产权等重要改革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不满的只有上访、抗议等，而这种零散的上访、抗议行为由于没有代表他们的公共力量（如ngo和起实质作用的工会等）和为他们发声的媒体渠道，就根本不足以撼动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改革决策的不公正处理。 再如，教育改革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如教育市场化、大学扩招、大学合并等。根本没有组织专家进行充分的调研和研讨，也没有事先征求社会或教育机关的意见，没有进行社会讨论，而是教育部门根据少数人“看着天花板想当然”的意见，一道命令下来就推行了。涉及这么宏大的教育改革问题，既没有听取广大教师们的意见，更没有听取学生和家长的意见，甚至也没有广泛听取学校管理者——校长们的意见。这样就导致今天的教育功利化、名利化、产业化。像大学合并创建国际一流学校的举动，如同当年搞“大跃进”放粮食高产“卫星”的决策，以及城市管理者推到老楼建高楼一样，多少百年老校、富有特点的专业学院像历史文化名城中的街道和街区一样，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又如，公有住房的改革，1998年3月，国务院宣布要加快住房制度的改革，使住房商品化。在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一番内部策划后住房的购房方案于5月初就出台了，5月中旬公布住房出售标准，要求各机关在5月底交完购房款。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北京市就把在京的各国家机关的买房款收了上去。从公布消息到房屋出售，只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中国政府第二大笔数万亿计的资产（最大的资产是土地资源）被这样被轻率处理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决策的，每个级别干部的住房标准和每平方米是怎么计算出来的，那些房子到底卖了多少钱，那笔钱用于何处？那次住房商品化改革显然是那些占有住房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成了既得利益者，而购房得来的钱却没有用于那些没有机会购得公家住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人群的住房保障。显然，公正的做法，应该是用这笔钱来建立普通居民和广大农民的住房补贴。 从这些重大改革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不要说全民普选，就是区县级直选也没有多少进展，这样，凡是涉及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共决策，总是严重偏向体制内，尤其是偏向官僚集团，因此经济改革必然会带来各种严重的问题。 政治是社会“分饼”，在分饼中，只要不受约束，谁主持分饼谁就会大捞一把，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当然就在除执政党和政府外，广大普通公民没有任何参与分饼的权利，甚至没有任何参与粉饼的可能，总之，缺少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公众参与的程序。 因此，迄今为止，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同步的政治改革措施，只是由极少数人决定涉及众多人命运的重大改革，甚至决定全国人的命运，而这些很少的改革决策者本身又是利害当事人，是既得利益者，由他们决定重新分配利益的社会政策改革，怎么可能会有公平公正的社会结果？ 在缺少民主制度制约和公众参与机制的情况下，政策一定会朝有利于作为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方倾斜，或者通过权钱交易，向有钱的一方倾斜。因为没有广大民众制约权力，权力必然会和资本联姻，古今中外历来如此。 所以，已经市场化的今天，当下的中国要健康发展，避免因为贫富两级极端分化而爆炸，就必然需要民主制约机制——向宪政民主制转型。而向宪政民主制转型，则主要取决于当局的态度，以及当局和崛起的民间政治反对派力量之间的博弈。结合各种主客观因素来看，中国民主建设的难度和深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困难的多，然而，“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民主制度的确立，取决于每一位中国公民，作为民主先行者的我们更应该能够承担起历史重任。 可以假设，民间政治反对派崛起后，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能够和当局“分庭抗礼”之时，也就是民主选举制度确立之时，到那时公共参与机制还会行不通吗？不过假设终究归假设，现实如此，我们也只能就公共参与机制对于改革的重要性做一简单的分析了。 为什么说公共参与机制可以解决众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呢？因为经济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涉及各种利益的调整，根据自然公正原则，做出对利益当事人有影响的决定，必须听取利益受影响人的意见。公共参与这种机制，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改革利益分配不公正的问题。如资本主义解决劳资纠纷的机制：劳工、资本方和政府的“三方协商谈判机制”。只要出现劳资纠纷，这种三方机制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纠纷，很少发生罢工现象。所以，国际劳动组织在全世界推动劳资关系的改善，并不是去扮演调停者的角色，而是促进各国建立三方协商机制和独立劳工利益表达机制。 公众怎么参与？听证会是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就是说，凡是涉及广大公共利益的改革政策出台都应经过广泛的听证，这是十分必要的。根据价格法规定，涉及公共事业服务价格的涨价都应举行听证会，难道涉及广大群众更重要的，更根本利益的改革政策难道不应召开听证会吗？ 当然，公共参与并不仅仅是听证，还有更多的途径，如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协商机制”：涉及企业和劳资关系问题，应当有劳工、资本方和政府参与的“三方协商谈判机制”；涉及城市发展和规划问题，应当有开发商、居民和政府三方参与的协商机制；涉及公共卫生、医疗政策改革，应当有医疗单位、患者、广大民众和政府四方参与表达的机制。相关利益方的“协商表达机制”是公众参与制度的重要形式，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也是保证改革决策正确性的有效方法。这种制度发展到政治层面上就是“民主协商对话”，它是各国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 公众参与还有两个重要途径：代表不同利益的NGO组织和代表公众参与表达的媒体。这两种途径要在公众参与中发挥作用的前提保障也还是民主选举机制，如此才能够争得相当的自由和独立空间。对于完全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本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允许政府保护他们自己，NGO就是这样的组织。 NGO组织是有效的公共参与不可或缺的桥梁和渠道，NGO把社会民众的声音变成有组织的声音，它能在政府和公民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健康的社会必须重视和加强这个互动，才能够很好的平衡公民权利和公权力之间的良性博弈，特别是在通过约束和监督公权力来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权利方面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民众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弱势的、分散的、个体的力量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跟资本抗衡。然而现实情形是发一个帖子被跨省、签一个名被传唤；很多人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定“涉嫌煽动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曹海波、刘本琦、罗华美、陈平福等）。当局把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剥夺殆尽，又谈何组织的构建呢？何况一提到代表弱势群体的组织，当局绝对严令禁止之，并且要绝对追究发起人的“刑事责任”，这样的强权霸权可能让弱势的、分散的、个体的力量组织起来吗？ 这样，我国的这种自制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一再被阉割，多年来，代表工人权利的正式工会组织早已沦为公权力的“帮凶”。民间劳工NGO受到残酷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活动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出现今天这样的公共参与机制的缺失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公共媒体在公共参与中的责任尤其重要，因为在实现公共参与时，民众个体的力量毕竟还很微弱，需要强势声音代言，有组织的行动代言是NGO发出来的，而某种声音代言主要是知识分子通过公共媒体发出来的。作为公民的弱者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跟强势的公权力对话，否则公权力岂会通过分散的民意发声“买账”？ 然而，实际情形却是，由于我国历来有着极其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因此公共媒体被当局完全控制，这不仅仅严重违反了《宪法》中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规定，而且选择性的新闻报道（负面新闻大量缺失、即使有一点也多是真相被歪曲）使得公共媒体仅仅成为对公权力歌功颂德的工具，长此以往公共媒体的诚信度在民众中一落千丈。相反，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美国之音”是不允许在美国国内广播的，除了美国之音和亚洲自由电台外，美国其他的媒体一律都是私家媒体，绝不会受政府的操控，美国媒体的特点和我国正好相反，总是“揭露”政府的弊端并及时为弱势群体发声。 由此可见，我国的公共媒体由于不能反映各种民生问题和公民权利被时时侵害的问题，大多数民众就不可能从公民媒体中得到大量反映弱势群体的真实心声，而近年来流行起来的互联网也被当局用大量的“维稳费”到处围追堵截而处于弱势状态。由于得不到真相，公民参与的热情自然就会大大消减。 公共参与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平台，就是充分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而目前的人大制度也早已经沦落为公权力的“花瓶”，要想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就需要先对人大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仍然有待于民主选举制度的建立。然而，现实的情形是无论公共参与机制多么有效，公权力就是不愿意放手让民众参与，所以这么多年来公民参与机制从未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今日中国连“开明专制”都做不到，何况民主普选制度呢？ 公共参与机制更需要法治的保障，然而，我国的法治改革又是如何进展的呢？十年前，一些专家学者们可以大谈依法治国，大谈中国的法制改革，可是今天法制改革的话题都不能谈了，谈何法治？特别是今年两会通过的刑法73条条款的通过，更是引起了法学界、律师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极大争议，中国政法大学萧寒教授对此曾经做出这样的评论：“73条”在两会的通过意味着中国的法治从此倒退五千年。这样的法律条款在民主国家从来不敢纳入刑法，唯中国政府不顾众多民意的反对声音，将此款项纳入刑法，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和世界法治文明背道而驰，而且会导致公权力泛滥，从而为产生极大的社会危机埋下无穷后患。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在任何一个国家光搞法制，没有民主是绝对行不通的，即使搞了也是假民主下的真专制。 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实现民主，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写入了宪法。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民主化了的今天，民主仍然是中国公民长期不懈的奋斗目标，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制还需要多久？中国主要靠谁来实现民主？其实答案早就有了：民主需要靠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争取，因为民主的实质就是自己为自己做主，你不愿意为自己做主，就是不愿意要民主，民主也绝不会青睐你。 中国当前的主要特点是社会大转型。社会转型向哪里转？不言而喻，民主宪政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矛盾在哪里？矛盾在于利益分配不公正，特别是不受约束和监督的公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的矛盾是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源——即贫富差距极大和腐败问题严重的产生源于公民权利的缺失和公权力的滥用，而公民权利的缺失和公权力的滥用根本还在于民主的缺失。没有民主，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严重腐败问题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彻底解决的，不仅仅不能解决，而且问题还会越来越多，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和专制体制不相匹配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对经济改革的反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紧跟其后，因而在一系列的改革（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中，一定会出现积重难返的问题，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这样最终会导致问题的不断累积，最终压垮整个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改革则因为被权力绑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种情况下，宪政民主制就成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要想使这种转型和平、理性、有序的进行，就只有逐步放开公共参与！ 如前所述，由于没有民主普选机制，中国的改革完全在权力支配下进行，没有建立起公众参与的程序，因此使中国社会走到了行将爆炸的临界点，用体制内学者的话说，当局已经是在“抱着炸弹击鼓传花”了。 显然，当局面临的已经是要毁灭还是要和解的两难选择，是要叙利亚还是要缅甸的两难选择，是要在一意孤行中自我了断还是要和政治反对派合作共赢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以扩大公众参与来给自己一个台阶，显然就不失为今日中国统治集团的一个明智的选择。 事实上，由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传播媒介的兴起，公众参与已经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通过各种点对点点对面的传播技术，中国公众已经迅速的凝聚起来，不仅在一件件社会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作用，从而一再迫使当局做出让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使各种公民共同体迅速崛起。这样，今日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那就是以全面放开包括行业公会、传播媒体、中介组织、社团政党在内的各种公民共同体的发展，扩大公民的社会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为标志，使中国走向理性、对话、协商的和平转型之路，已经是当局在改革走向末路之时的最好选择，也是中国政治反对派为了减少社会代价而做出的艰难选择！ 世界民主化进程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进行民主改革，实现民主宪政制度，没有一个强大的可以和当局博弈的政治反对派，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权力的制衡和竞争，就没有压力、动力和活力，当局不会也不可能真正放手绝对的公权力，因为利益诱惑太多太大。因此，只有和平崛起的建设型政治反对派有条件有力量可以和当局对等博弈时，选举民主机制才能够最终确立，全新的制度建设才能够全面铺开，各种累积如山的问题才会开始得到根本解决。 总之，归根结底，中国的改革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政治改革的缺失，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引发多米若骨牌效应从而将整个中国社会堕入无尽的可怕深渊只是时间问题，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最终也必然失去，这种玉石俱焚的结果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参与方式，使中国的政治天平迅速向宪政民主制倾斜，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以宪政民主制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公正平台是无法改变的历史行程。由于社会爆炸的临界点已经迅速向我们走来，所以，留给当局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只要其审时度势，毅然抉择，那么，把握住扩大公众参与的契机，统治者就能和正在崛起的政治反对派共创历史！

政法委官员揭秘：中宣部已成了最大的公关公司

(博讯)

一位在北京政法委工作的同志主动拨通博讯驻北京记者的电话，说是“爆料”。综合他的20分钟的来电内容，不难发现，他的“爆料”是有立场的，是带偏见的，他也明确表示，自己对下届常委中没有主管政法委的领导表示失望，对主管宣传的刘云山上去了，表示极大的不理解与愤怒。但撇开他的成见与部分之争，从他的“爆料”中不难发现当今的宣传部是个什么玩艺。

他对博讯记者说，外界对公安系统的工作有误解可以理解，公安部门的国保站在维稳前线，对付异议分子，犯下了不少错误甚至罪行，今后历史一定会有交代的，他说，胡锦涛的十年政绩最后几乎是被国保断送掉的。习近平看得清清楚楚，一定不会让国保继续得势下去。而且，国保利用窃听设备窃听领导的不只是王力军，某些地方国保广泛窃听当地领导，有些甚至敲诈勒索。

但他也指出，国保工作只是公安的很小一部分工作，中国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多如牛毛，而任何社会矛盾一旦激化，最后出来擦屁股、冲到第一线的的都是公安干警。长此以往，给外界的印象是所有的矛盾都是公安引起的，因为每次闹事，都是公安去处理啊。他说，这实在是冤枉了公安，处于转型的中国，各种犯罪猖獗，公安工作繁重。这些年，在公安部领导的大力管理与领导下，公安部门依法执法，有了很大的改进。可是，大家却多有不理解。这位从公安调到政法委的干部说，公安也有很多委屈。

他继续说，不理解政法与公安部门倒没什么，可那个真正的邪恶的宣传部的部长却要升上去当常委？他说，这简直是政法部门的耻辱，是中国的失败。他说，外界有所不知，这个宣传部完全是多余的。宣传部门目前负责的新闻审查几乎成了他们捞钱的工具，宣传部成为全国最大的公关公司。全国各地出现的有关公安干警的事故，一定要给各级宣传部门送钱才能摆平，否则，他们就怂恿大肆报道。这些年，公安部门的在孟部长的严厉控制下，大家也没有多少外快好赚，制度健全，开个公车出门都要登记，贪污腐败就更不容易了，可宣传部门的钱是一定要送的，否则，战斗在第一线的公安部每一个小时都要成为网民攻击的对象。

他说，目前的新闻办、网络办等宣传部口的单位，几乎都是靠吃审查饭，现在网络删贴都是收钱删的，各大网站主管人每天收到不少不可报道的信息，那是故意发的烟幕弹，真正不让你报的是隐藏在那些信息中的某几个，那才是他们真正想让你删除的。为了怕大家看出问题，弄了很多不能报道，其实，那些东西你真报道一点事也没有，中央也从来没有这种精神。

他说，大陆网友在在网络上写文章，攻击胡锦涛没有关系，但批评一个会送钱的主，就一定会立即被删除掉。他说，刘云山本人的负面消息就一个也出不来。刘云山当然不会收钱，要收大概也是收肉，或者送肉给那些能够提拔他当常委的。但他的下面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他们几乎一个比一个恶毒，敲诈各大网站成为家常便饭，后来开始敲诈各政府各部门，已经发展到去敲诈各大公司与商人。

这位干部对博讯记者最后说，如果实在要取消政法委，一定要取消宣传部，那里面几乎都是男盗女娼，一部门坏蛋；如果主观政法的领导不能进常委，刘云山就更不能进，否则他在宣传部搞的那一套邪恶之事会蔓延到他主观的所有部门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共权力大交接之幕后权斗 派系争斗对中国有利

中共权力大交接之幕后权斗 派系争斗对中国有利
来源: 美国之音 作者: 点击: 1877次

胡锦涛和江泽民

中国十年一次的政治权力交替即将在今秋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揭晓。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扮演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外界对中国新一届最高领导层将把中国领向何方普遍十分关注。VOA卫视记者林枫最近采访了多位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请他们分析十八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影响。
*令计划调职再爆权斗内幕*
就在中共高层紧锣密鼓地筹备十八大之际，9月1日，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突然宣布，62岁的栗战书接替令计划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转任实权较小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的这一宣布让人颇感意外。55岁的令计划一直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得力干将，一度被认为是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有力竞争者。栗战书则是胡锦涛未来的继任者习近平的重要亲信。此次重大人事变动后，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令计划入常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令计划的调职再次燃起人们对中共高层为权力明争暗斗的浓厚兴趣。然而几天后海外媒体纷纷报道，令计划被调离中办主任一职与他的儿子令谷今年3月在北京发生的一场车祸丑闻有关。在那此次车祸中，令谷超速驾驶的黑色法拉利撞上一座立交桥，跑车报废、令谷丧生。据纽约时报报道，跑车上当时还有两名衣不遮体的年轻女子，而且车祸发生时车上“其中两人或多人可能正在发生性行为。”这起不堪的车祸让人不禁联想到薄熙来丑闻，因为薄落马的一条罪名就是没有管好家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不久前因参与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而被判死缓。虽然令计划之子的法拉利车祸还未经官方证实，但这两起事件显然都成为了中共高层两大派系之间争权夺势的谈判筹码。
*中共精英政治的“一党两派”特点*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表示，派系争斗反映了中国政治“一党两派”的特点。“派系政治是研究中国政治目前一个最主要的着眼点。”李成说，“我的观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有比较弱的领导人，但是有比较强的派系，这样一个一党两派的布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项目主任葛莱仪(Bonnie Glaser)说，中共内部至少有江泽民的“江系”和胡锦涛的“团派”两大派系。“我个人认为，（中共内部）肯定有江泽民派系，或是‘上海帮’，上海是他的地盘。胡锦涛和中国共青团是另外一个派系。还有人认为，中共还有一个太子党派系，也就是中共老人的子女组成的派系。”
*中共元老介入由来已久*
从毛泽东指点华国锋，到邓小平点江泽民、胡锦涛，再到江泽民点习近平，中共即将离任老人指点接班人甚至隔代接班人的传统由来已久。其目的是能在卸任后维护自己的政治资本和政治网络。因此，无论是“江系”还是“团派”都希望能借十八大换届之际，将自己的人马安插到重要职位上。今年3月，原重庆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倒台引爆了中共内部在十八大前激烈的派系争斗。华尔街日报报道说，86岁高龄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在处理薄熙来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江反对扩大调查薄熙来，“因为这可能牵连到江泽民本人或他退下来时帮助安插在新领导层中的很多盟友。”但从最近对原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审判以及新华社对王立军案的报告来看，中共或许对在十八大前严办薄熙来达成了某种共识。新华社的报告说，王立军在向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反映海伍德被害一事时遭到这位负责人的斥责和耳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是“目前中国政府给出的、最明确暗示薄熙来曾试图干预警方调查谷开来的书面材料。”这显示，薄熙来可能将不仅面对党纪处分，他还可能被刑事起诉。如果薄熙来的确被严惩，这是否意味团派又得一分呢？
*政治局常委名单预测*
就在两派为十八大人事安排争得不可开交之际，又有传闻称，总书记胡锦涛希望在十八大上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目前的九人恢复到七人。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预计，十八大中央政治局常委除已无悬念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外，还可能有李源潮、刘延东、刘云山、王岐山和汪洋。沈大伟说：“李源潮会入常，他目前是中组部部长，但不大可能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他很可能将出任中纪委书记。刘延东入常的希望也非常大，她目前是国务委员。目前担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他也很可能会入常。一名来自公安系统的中共官员也可能将进入常委。还有王岐山，他的希望也很大。”
*团派胜出还是打个平手？*
外界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减少到七人将是团派的重大胜利。如果按沈大伟预计的人选来看，有团派背景的常委将至少占到四人。不过，海外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最近猜测，来自江系的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将取代团派的汪洋和刘延东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最终政治局常委到底是九人还是七人，名单上到底有谁，谜底或许还要等到最后时刻才能揭晓。*派系争斗对中国有利？*对中国政坛高层深有了解的李成表示，中共内部的派系争斗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因为这种竞争可以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他说：“这个派系斗争并不都是你死我活，而更多的是权力的分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政治的高度不透明，以及从王力军出走美国总领馆到薄熙来落马，再到目前的“储君”习近平神秘从公众视线消失，这一连串事件让原本已经扑朔迷离的中共十年一次的高层换届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