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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涛今年底，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其建党以来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总结其三十多年来所推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从邓小平1978年在中国搞经济改革开始，中共便逐步地由一个集权的马列主义党脱变为一个专权的官僚资本党，中国的大锅饭“社会主义”就一步一步地沦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独享主义”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博讯 boxun.com)
从共产主义学说或共产党理念和中共“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共产党，而是逆共产党理念和诉求而行的“分产党”，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已不再具有多少社会主义的成分，正日益被“党国垄断资本主义”模式所取代。中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即是对中共党的“性蜕变”和其“反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绝好的描绘。
马列主义学说与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列宁的暴力革命与专政理论的基本宗旨是：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消灭阶级差别，废除剥削与不公平制度，反对劳动的物化，反对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资本主义等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等等。
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或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则主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全民各种福利（如健康、教育和养老等）的保障，根除阶级和贫富差别，强调平等、公正和社会成员的团结等基本价值，建立公平社会，等等。简单地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废除资产者既资本关系，解放社会，建立一个无强制和以人和人的需求为中心的共同体社会
中共建党初期及获得执政权之前的理念和诉求，曾与马列主义学说和理念基本一致，即：在中国消灭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及其剥削制度，“反专制”、“争自由”和“要民主”，通过其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平社会，等等（这可以从中共历来的各种文件和宣传资料中找到说明）。
中共在其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基本上废除了私有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产品、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相对达到“平等”（但却存在着严重的城乡、行业和地区等差别），使贫富差距或悬殊大幅减弱，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搞一言堂、文字狱和政治迫害，导致生产力大幅下降甚至停滞，人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在这一时期，中共的政治行为部分地遵循了共产党理念和其“社会主义”的原则。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同，中共从1949到1978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和问题：生产力低下，经济没有效益；缺乏基层民主和社会监督，官僚主义和中心主义主导，意识形态控制和全能主义盛行；缺乏个人权利和自由，缺乏法制（或法治），以人治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公有制）与个人权利的保障和法治的建立相抵触，计划经济依附于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相反，市场经济则要求一种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体制），等等。
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思想和胡锦涛发展观
鉴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自然灾害”和文革时期）中国经济衰落和生产停滞的状况，邓小平在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推行其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新政，容许市场经济或私有经济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让私人开业。
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而最终达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贫穷，但共同富裕却不能同时实现，所以应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逐渐地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富裕。在政治上，邓小平却声称，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并强调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继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提出了所谓的“三个代表”思想，要求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于2004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官方称，“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无产阶级政党向精英执政政党进行转型”。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基本上是邓小平理论的翻版，即：强调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至于对发展中共文化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提法，则只不过是为邓小平的“新政”找理由和做宣传而已，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江泽民思想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代表少数既得利益或党魁财阀族群的所谓“精英执政党”。
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则提出了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及环境的相互协调，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等，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和思维方式引入中共治国的实践中。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不同的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作出的反应，表明中国已面临经济发展与其他发展（如政治、社会、文化、资源和环境等）之间的严重矛盾和冲突。与“三个代表”思想相近的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同样是邓小平“四个现代化”等思想的继续和延伸，在方向和路线上没有什么新意和改变。
分产党与党国垄断资本主义
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追随下，邓小平所推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使中国成为世界触目的经济大国之一。但是，中共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特色”的实践，让中共毛时代消灭了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贵族阶层死灰复燃，重新建立了阶级差别和剥削机制。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理论中所订立的“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得不到实现，相反，剥削和两极分化在中国则大有继续加大和恶化的趋势。不过，让一小部分人先富和独富起来的目标倒是早已实现。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中所作出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承诺，不仅是一句空话和无法得到履行，同时也不能掩盖官僚特权和资本贵族阶层崛起与主导社会的事实。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最终不过是对中共以“维稳”为基本诉求的反人权和反个性自由政策的一种讽刺和调侃。
中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对马列共产及社会主义学说及理念的一种“反动”，是对中共建党和建国初期理念追求和政治实践的一种背叛，也是对中共自立的各种章法和历届领导人自定的“目标”和原则的否定。邓小平以他的实用主义理论和“务实”手段向马列共产学说和社会主义模式发起了一场“非暴力革命”，并对其成功地实现了一场“和平演变”，使中共不再是一个“真格”的共产党，让毛时代无产且低效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有产而高效的“官僚集权资本主义”。但在政治上，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则与毛泽东保持基本一致，即：坚持一党专制，严禁异议思想与活动，压制民主和反对政治多元化，限制新闻、集会和结社等自由，不实行事实上的法治，等等。
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的政绩和成果是：开放市场和容许私有经济，新生资产阶级和权力资本贵族崛起，工农等大众阶层被社会边缘化或弱化，并由“国家的主人”沦为新时期的“仆人”和被统治阶级，甚至成为“维稳”的对象和政权的敌人，官员和政客腐败登峰造极，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分化居世界前茅，官民冲突和劳资冲突加剧，对社会的控制和集权的程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和聚敛国家资财和侵吞人民财富与福利，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积累和加深，社会处于空前不稳的状态（如民怨沸腾和动乱四起），等等。中共现阶段的政治理念和实践由一个荒唐的悖论而构成，即：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解决贫困和剥削等不公平问题，来消灭阶级，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产主义理想，等等。
当今的中共已不是马列主义理念上的共产党，不是中共执政前和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也不是中共现实自我标榜的共产党，而是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即一个非共产的“分产党”）或自己过去的“敌人”（资产阶级和剥削大众的阶级）。少数掌权和聚财的党魁和政要组成联盟，代表和谋求其一己利益，将中国变成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中共是由新权贵掌控和代表新权贵利益的政党，搞的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权贵极权专政、政治上的全能控制、经济上的独家经营和资源上的全面垄断和掠夺。中共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和替人民谋福利的政党，搞的不是大众社会主义，而是少数人的“独享主义”和“党国垄断资本主义”。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不是“当家做主”，而是其新权贵们的“阶下囚”。
在今年底的“十八大”上，中共实在是应该考虑和讨论一下改变自己的名称和定义中国现行社会形态的问题：是全民“共产”党，还是权贵“分产”党？是马列社会主义，还是党国垄断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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