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反爱国

(博讯)
胡赛萌/文
11月28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海迪发表了《明天，太阳照样升起！》一文，澄清了围绕在她身上、喧嚣长达一年之久的国籍之争。

针对日前网络传言称张海迪已取得日本国籍，张海迪在文章开头便回击道：“就在前不久，我刚刚参加十八大，并且是主席团成员。十八大代表是层层严格选出来的，外国人绝不能参加这样的大会。”对于那些虚构张海迪更换国籍的人，她则称其是“在离自己祖国很远的地方，靠出卖自己的灵魂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们才是真正改变了国籍的人，是真正出卖祖国和同胞的人！”
有关张海迪变更国籍的传言，早在去年下半年就闹得沸沸扬扬。2011年十月份的时候，《北京晚报》的记者在杭州飞至北京的航班上偶遇张海迪，针对微博热传其加入德国国籍的风波，张海迪说，“我永远是中国的海迪！”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当山东临沂盲人陈光诚遭遇当地政府迫害时，身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的张海迪却保持沉默，对于张海迪的表现，网友纷纷表示不满，这种日益滋生的不满更是助长了传言的病毒式传播。
 对于此次张海迪在博客中的正面回应，许多网友表示支持，但也有不少的网友仍持观望和冷嘲热讽的态度。一位名叫“小涛哥的涛”说：张海迪并没有澄清好么？加入外国国籍不代表丧失中国国籍。需同时加入外国国籍+在外国定居才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好么？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不代表人家不能有双重国籍好么？你看看杨澜不就知道了？昵称为“爱猫的螃蟹”则在微博上写道：张海迪自己给自己作证都可以！那法院还要证人干啥，罪犯都给自己作证说没犯罪，行不行？她身为一个公务员，当然有义务公开自己的情况，难道外国人也可以担任中国的公务员吗？
 如果抛开张海迪被官方钦定的身份来看，把这些冷嘲热讽和质疑倾泻到一个残疾女性的身上，的确不合适，也不人道。然而，事情的诡异在于，正是因为张海迪有着官方钦定的政协常委、残联会主席、作协委员等头衔，所以网络上对张的质疑和嘲讽就显得理所当然。这背后的逻辑和社会情绪，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一位名叫“笑咬津”的网友或许为我们道出了其中的某些原委，他在微博上说，我对她（张海迪）的印象一直是身残志坚，患绝症不久于人世，但从八岁到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发现她过的比我们（活得）更健康更滋润……正因为张海迪是官方精心树立并竭力宣传的英雄人物，所以在许多对现实和体制不满的人看来，张氏其心可诛，一个靠谎言维系的政权所塑造的英雄必定是伪英雄，是执政党维系统治的愚民工具。
 对此，名叫“李宇晖_Huey”的网友写得非常直白：看到张海迪被围攻，有大快人心的感觉。官方道德偶像是中国社会的毒瘤，先占据道德制高点然后借其名声粉饰太平，乃地道的精神鸦片。对于“闷声发大财”的官员，我通常理解，人性的弱点而已。但是又要当官又要跳出来立牌坊，侮辱观众智慧的人，必须唾弃。
 网友不近人情的质疑和讽刺，也并非全是诛心之论，更不是无稽之谈。当年的雷锋和赖宁，再到近年来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的陈光标，这些被官方精心包裹的偶像神话幕后的故事不断被挖了出来，曾经被感动得涕泪横流的人们在知道事情的真相后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愤怒和无奈。所以，官方高举高打的偶像，在现在思想日益多元化的民间，难免遭遇全所未有的尴尬。
 张海迪本人的成名过程也有颇多蹊跷可疑之处，比如其团员的身份（某本前总书记的传记里有详细论述）。就此次张海迪的回应文章来看，也有颇多遭“反体制者”诟病之处，如“表面上看，这些谣言是对我个人的，而我知道谣言真正的攻击目标是我身后的国家。”“当我个人受到伤害时我可以不在乎，但是，当我的名字与我的祖国有联系的时候，我决不会让她的名誉受到损害！”当然，还有那句“我觉得能在祖国的大地上感受阳光的照耀是多么好！”
对于张海迪这些对祖国充满深情的效忠和表白，一位名叫“二逼咸鱼”的网友怒斥道：“最讨厌张口祖国闭口祖国的一群人，在这个盛产道貌岸然者的国度，往往是话越说得冠冕堂皇者越龌龊阴暗，我不是特指张海迪，但我肯定我对此人没兴趣。祖国的阳光到底好不好，不能由省部级干部来评，应该让普通老百姓来评。这里的确是省部级干部的天堂，相信任何一个省部级干部都会觉得这里的阳光格外灿烂。”
从以上这些网友的评论大概可以看出，大家之所不近人情的质疑曾经激励我们前行的英雄、残疾人张海迪，并非与之有什么深仇大恨，乃是网友把对体制的不满情绪通过张海迪而得以发泄，人们希望通过戳破官方精心树立的这个偶像来攻击其背后的顽固体制。换个角度来讲，这是一场庶民对党权的反抗，而残疾人张海迪不幸沦为了这场战争中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如果此事仅仅只有这么一个逻辑的话，那倒也情有可原。但仔细梳理此事，会发现其背后还有一个更为费解的悖论，即“反抗者”企图通过质疑张海迪来攻击其背后的体制，但其攻击所用的武器恰好是官方所一直竭力宣传的“爱国主义”。换言之，在“反抗者”看来，张海迪移民国外，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理应受到谴责，但张海迪又是高扬爱国主义旋律的官方所钦定的英雄人物，所以官方宣扬的爱国主义是虚伪的，是维系其统治的愚民政策。
 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在传统帝制时期，爱国一词前面常带有“忠君”二字，忠君爱国是当时读书人所必须恪守的信条；毛时代，忠君爱国则变成了爱党爱国，党与国则成了国人心目中无比神圣的词汇，而首都北京的天安门更是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圣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思潮的涌入，官方的意识形态急剧衰落，官方钦定的爱国主义也越来越遭民众诟病，高扬爱国主义的《环球时报》则被民众贴上“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等标签。
 尽管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但官方意识形态的印记却依旧深刻烙在国人的思想深处，此次网友虚构张海迪更换国籍一事就是一个范本。按照现代政治观念来看，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用来表示个人对国家的热爱。因此，爱国情只能是某国民个体所自发的一种情感选择，爱某国就如同爱某人一样，没有什么所谓的神圣与高大，无关乎道德，更不涉及政治。
 因此，就算张海迪真的移民日本，我个人认为也不值得大呼小叫，更没必要上升到国家、民族等层面。选择在某国定居，选择加入某国国籍，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三条明确写道，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有类似的条文，其第十二条写道：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
 所以，在张海迪更换国籍这件事中，网友通过虚构其“不爱国”的行为来攻击官方所宣扬的爱国，这本身就在逻辑上讲不通。哪怕张海迪真的有更换国籍的“不爱国”行为，那也是她的个人选择，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并非什么人生污点，在不担任政府职务的前提下她也无需向任何人交代。
 然而，网友义愤填膺的质疑，与张海迪义正词严的声明，其本质上都折射出张海迪本人和公众内心对官方爱国主义的潜在认同，即爱国主义有着天然的正义，是绝对的正确。在这些人看来，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就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就该遭人唾弃。
 这种爱国主义的绝对正确正是执政党几十年如一日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的结果。作为公民的个体，他有权不爱国，但是他的祖国却不能以其无比强大的社会资源和宣传资源来胁迫他无条件爱国。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情感的胁迫，更不应该是国家主义的强迫。爱国的本质，就是爱这个国家里的人，使他们免受“国家”（即政府或其代理人——官僚集团）的伤害。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门开启后，国人眼界日益开阔，思想逐渐成熟，在诸多问题上，官方与民众的话语权此消彼长。在官方意识形态失去劝诱的作用之后，民众的自我意识逐渐清醒。于是，民众开始反感、厌恶官方所树立的高大全的典型形象，因而产生某种逆反心理。但是，这种逆反心理最终却是通过官方数十年来一直灌输的爱国主义才得以宣泄，从此点来看，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人的悲哀。（本文为“九个头条”特约撰稿）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临沂陈克贵案下午开庭，家属未接到通知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报道）山东临沂维权赤脚律师陈光诚的侄儿陈克贵被控涉嫌伤害一案，将于今天（11月30日）下午2点在沂南法院开庭，但到中午时陈克贵的父亲陈光福仍然没有得到开庭通知。

据陈光福跟本网信息员说：“可贵案今天可能开庭，但我没接到通知。”

陈克贵今年2月26日在陈光诚成功出逃离开沂南后，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在镇长带领下深夜闯入陈克贵家中，殴打他父母及他本人，陈克贵奋起自卫，结果被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抓走。临沂当局不让陈克贵家人请律师，也一直不让家属会见，现在开庭前都不通知家属。希望各界关注！

浙江异议人士申请登记“杭州市大同思想研究会”（图）

 

（维权网信息员裘云报道）浙江异议人士谭凯于11月21日在中共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向杭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递交了《社会团体筹备申请书》，拟成立“杭州市大同思想研究会”或“杭州市大同学会”。谭凯先生曾于2005年写过一本《大同》的哲学著作，但未获出版。“杭州市大同思想研究会”或“杭州市大同学会”是在该书的框架内探讨如何推动人类文明，建立大同社会的一些基本构想，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

早在2005年10月，谭凯发起组织民间环保团体“绿色观察”并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成立“绿色观察”的申请书，被中共当局以“非法窃取国家秘密罪”判刑一年六个月。出狱后，谭凯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诉要求平反，但未获准许。

十八大前，他买好了车票准备到北京向最高法院申诉，被国保探知，在宾馆软禁了四天。中共新一届领导上台后，谭凯认为新一届领导人应启动政治改革，并先从放松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开始。他认为酝酿已久的成立学术团体“杭州市大同思想研究会”或“杭州市大同学会”时机已经成熟，故于11月21日向杭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交了申请。

下面是谭凯的申请书和《大同》一书的提纲

邓品芳：成都冤民十八大上访记——流尽血泪，盼见光明

 

授权“维权网”发布

一、悄然赴京

——中共党代会，草木皆兵。



经过两夜一天的颠簸，火车终于在迷蒙的晨雾中停稳。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背着简单的行李，迈出车门，一个寒颤，顿时置身于寒若冰窖的北京西站。



冷清的大街上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却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红袖套”和警察。他们警惕地审视着过往的行人，凭以往被截访的经验，我不禁拉高了衣领，埋下了脑袋，加快了脚步。



经过一段“艰难”跋涉，我终于到达曾经的上访村——北京火车南站，往日遍布街头巷尾、满面沧桑、两眼迷茫、求助无门的冤屈访民，都消失殆尽，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红袖套”和警察。我围绕着曾经“名满天下”的上访村走了一圈，访民们能栖身的小旅馆都消失了，就连曾经栖身桥洞底下的访民也不见了。上了一定规模的旅馆，有的也大门紧闭，只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11月1日至15日停业装修”。往日访民们川流不息的打字复印店，此时也是大门紧锁，贴着“休息”二字。一片肃杀寂静的荒凉景象！





二、万幸交表

——过关斩将，仿佛见了天日。



在去国家信访局的路上，我看见从陶然桥头到国家信访局大门外的公路两边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头攒动。这些人衣着体面、面色滋润、眼光贼亮，紧盯着那些行色匆忙赶往信访局方向访民们，各自搜寻着他们势力管辖范围内的维权者，一旦发现目标，便蜂拥而上，连拉带拖地塞进早就等候在旁的汽车里，瞬间消失在人群中。显然他们是“地方”派来的截访人员！



胆战心惊加上东躲西闪，我终于到了距离国家信访局约200米的地方。只见，在人行道靠内的地方，用栅栏隔离出一条仅供一人通过的“访民专用通道”。该通道由保安和警察守住入口处，指挥着访民排队依次前行。在仔细检查了身份证后，队伍拐入通往国家信访局大门的小巷内，此地距国家信访局仍有一段距离。



在小巷的入口处，我被进行了第一道安全检查，警察用安检仪器对每个访民进行安检。安检后，我又开始了排队等待。只见前方的队伍弯弯曲曲的穿梭于仅容一人通过的隔离栅栏里，访民们前胸贴着后背地缓慢前行着。



在经过了缓慢的排队前行后，在快到信访局大门外的地方，警察再次检验了身份证以及上访材料，并在每个访民的材料上写上了一个编号。拿着写着编号的材料，才能继续前往几米开外的国家信访局大门。访民得再依次经过保安查验身份证及带编号的材料后，才能进入信访局大门。

我是上午9:30到的国家信访局开始排队的，快轮到我编号的时候已经快11:00了。此时，工作人员下班了，并停止了编号。已经领到表的，也只能离开，等到下午上班了再重新进去。



人实在太多了，我怕下午进不去，不敢离开半步。附近连卖吃的也没有，我只得饿着肚子，水也没有喝一口。就这样，一直挨到了下午1:30重新上班。此时，上午没有交表的访民又重新排进了长长的队伍，等他们再次重新进行安检放入信访局大门后，我们才能重新开始编号。等我手拿编上号的材料往里赶时，已经是下午2:00多了。在经过了比机场安检还严格的程序之后，我终于迈进了国家信访局的大门。



今天下午一共开了六个发表格的窗口。领表前，我又一次的被查验了身份证和上访材料。工作人员在材料上编上个日期后，发给我一张表。就在刚才还一直排在我前面的成都市青羊区访民刘存钦却因为距离上次上访登记领表不足两个月而没有领到表。原来他是因为征地、拆迁没有得到安置补偿的问题曾于9月12日来国家信访局登记过，而今天是11月9日，距离上次领表差2天满2个月，而国家信访局规定每两个月才能领一次表，刘存钦只得离开。



虽然是经过了层层仔细的安全检查，但是包还是得寄存，信访大厅是不能带包进去的，访民手里只能拿着身份证、上访材料、刚领的表以及笔进去。再一次经过排队等待，一次只能允许两三人进去。里面是第三道关，也是最为严密的一道脱衣安全检查。这次的检查不仅要求脱掉外衣，进行前胸后背、上上下下的仪器检查，更是贴身在裤腰处贴肉搜身检查，只有检查合格的才能被放进信访大厅。



填好表到规定的窗口交表，这一次终于没有排队。将身份证和表递进如同银行柜台一样窗口（因为是重访不收材料），工作人员看了一下表又刷了一下身份证，在电脑键盘上敲击了几下，然后还回了身份证。我见没了动静，便问了声：“完了？”对方面无表情的手一挥，前后不到30秒。为这不到30秒的时间，苦等了将近一天，饭没吃上、水没喝一口。

从国家信访局出来已经快下午4:00了，心想：“还好！今天总算完成了领表和交表的程序。”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更不知道今后还有多少次重复。而更多的访民，为了能领到表，往往只得早早地前来排队，因为访民在市区没地方住，大多只得住在距离较远的地方，一般都是早上5:00出门，直到半夜一两点才能躺下。



在饥饿和寒冷中，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茫然地走出了国家信访局大厅。此刻，我在国家信访局的大门前，看见还没领到表的刘存钦——衰老的身躯、沉重的行李、瑟瑟的寒风、斑驳的老泪，悲凄地站在墙边，嘴里喃喃自语着，不知向谁诉说。又见成都温江的孤身访民康凤群，在陶然桥附近的车站，被警察盘查身份证而后带上警车，而车上已关了好几个访民，不禁更加心酸、茫然与无助。



随后，我准备到一访民朋友住处去挤过今晚。没想到就在这时，她却给我打来电话，希望与我一起在外找个地方将就度过今晚。看来她住在几十公里外的小地方，也不安全。警察查得厉害，没有去处。我一下子傻眼，僵在了原地。许久，我才回过神来，心想：反正已走投无路了，先找点吃的再说。



在往日最繁华的闹市小街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餐厅。此时，门口的服务员仍在不停地招揽食客，餐厅里灯火通明、干净整洁。本应是用餐高峰期，却不见食客的踪影，仅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正在用餐。



我在小巷里，找到一家小面馆，发现只有老板一个人在电脑前分析股票走势。我疑惑的问了声：“营业吗？”得到肯定回答后，我要了一碗面。我一边吃，一边和老板攀谈起来：“生意一直都这样吗？”

“不是。因为现在开十八大，外地对进京人员控制的很严，北京又查的厉害，旅馆不敢轻易接待客人，天安门晚上又不让进，所以人特别少，我一个人都还闲着呢！”



吃完面出来天已经很黑了，我一个人在冷清的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心想当然是离天安门越远越好。夜已深，不知是天气太冷，还是前期安保工作做得到位，反正街上已经人迹罕至，连“红袖套”也没了。终于我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栖身之地，暂时熬过了寒冷的几小时。





三、戚然回首

——前途光明我看不见，道路曲折我走不完



真的不知道被权力机关使用暴力强拆了16年的私有合法的黄金口岸营业房，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还能否讨回公道。不敢想，也无力去想！自从房子被暴力强拆后，我没得到一文钱、一片瓦、也没有签定任何协议。为此：

①1997年8月我年轻的弟弟含恨九泉；

②2004年9月30日在成都，因维权被以扰乱社会秩序被捕入狱3个月；

③2007年5月，在北京维权以扰乱社会秩序被拘留在朝阳区看守所5日；

④2007年6月12日起，在成都锦江区被关163天黑监狱，喝的是浑浊的浅表地下水，看守人员另有水喝。衣服单薄的我们，历经酷暑严冬，饱受病痛折磨，当地政府强迫我写保证不去上访的保证书，因他们再次违法，我坚决不从，他们找来精神病院的车和医生，准备将我们关进精神病医院。由于我们一同被关的是三个正常人，医院不敢同时接受叁个正常人为精神病，阴谋虽未能得逞，但这却使我深深的感到恐惧和危险，整天提心掉胆，夜不能昧，身心饱受催残；

⑤2008年12月，气瞎了双眼的老父悲愤交加、含恨离世；

⑥2009年9月，因在北京维权，被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派出所关了1天1夜；

⑦2009年11月10日，在北京日坛公园，因接受记者采访被以扰乱社会秩序拘留5天于朝阳看守所；

⑧2009年11月，在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雅思逸酒店被关7天7夜。

无尽漫长的维权之路，荆棘丛生、恶魔频现，令我身心俱疲，茫然无助！历经磨难而求助无门的我，几乎被逼上了绝路！





四、幸获回函

——建设部金科玉律，到成都废纸一张



11月10日上午，在22路公交车站上车，我看见车上前后门都有警察和保安警惕地审视着上下车的乘客。车在经过天安门东到达西单站后，他们才下车离开。



在快走到城乡建设部信访接待室时，我远远地看见有几十个人聚在那里；走到门口之后，又看见里面又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是截访的，因为我不是他们所拦截的对象，因而得以安全通过“人群”。



凭身份证和材料，我领到了表，于是我赶紧打电话给昨天在国家信访局没有领到表的刘存钦，叫她赶快过来。但刘在电话里惊恐地说她已经被截住了，随后电话便断了，任凭我怎么打也打不通了。我只得一个人站在建设部信访接待室里，填好表交了进去，并“幸运地”拿到了建设部的信访回函。根据信访条例，应回当地处理，瞬间的欢喜又即刻化为乌有，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结局总是那么相似——废纸一张，杳无音信。



手拿国家最高权威部门回函，我曾经激动的犹如获得圣旨般、一度小心翼翼地珍藏在身。不只一次的心想：“有了国家最高权威部门的函件，回去后问题一定能得到相关部门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解决，苦难终将摆脱。”真谢天谢地，然而，心存感激充满信心的我，拿着回函回到成都，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却拿着文函不屑地扔到一边，便没了下文。原来，'中央文件出了中南海就成了废纸一张"，这并不是传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老百姓要遭殃、要受到祸害、受苦受难成为冤民的原因了。如今，我再一次无奈地拿着国家最高权威机关的信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建设部。





五、惨然返蓉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



在去中纪委的路上，我被警察挡住，又一次被送进了久敬庄。



我由地方驻京工作组从久敬庄接出来后，直接被送到了一处有森严卫兵站岗的院内，然后被强行关进了一个有三道铁门的地下室。地下室里的每个房间都安装有监控器，里面的一举一动都有专人24小时监视，没有任何吃的，电话没有信号，我与外界彻底断绝了一切联系。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我和另一名老年维权访民被带上了一辆八座的汽车。车上早已坐了五男一女不明身份的人士，对我俩虎视眈眈的，我感到自己似乎落入黑社会手中，因为很多维权者在此类车上被打。我心存恐惧，加之又在寒冷的冬天，吃着干冷的面包加凉水，一路从北京颠簸到成都，我早已被折磨得疲惫不堪。如果乘飞机全票1000多元，坐火车卧铺400元左右，“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而汽车押送一个访民，则高达16000元左右，还达到了“折磨访民，从中渔利”的目的，这大概就是“我国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开支”的原因之一吧！



我真担心自己会像一些冤屈的维权访民一样：在经过年复一年的风餐露宿之后，疾病缠身、心灵重创，而后痛苦地倒在维权路上，魂断他乡。难道这就是“犯罪团伙利用公权，掠夺百姓合法财产，公然变卖分赃，受到伤害的百姓四处维权，却处处碰壁”的最终结局吗？他们手拿着带有血腥的赃款，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幸福生活；我们背负着带有血债的冤屈，承受着四处维权的凄苦生活！难道这就是温总所说的“让人民有尊严的活着”的大同景象吗？



辛苦了一辈子，本该颐养天年的我，却不得不继续奔波于艰难的维权上访路。世界各国都进入到文明的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伟、光、正”的领导下，难道就真的就没公平、公正、公义了吗？老百姓就只能承受这一切人为的灾难吗？我仰天长叹：天理何在？国法何存？何时是尽头？







四川成都维权冤民邓品芳

2012年11月22日

电话；15884554531

张善光：因“李旺阳自杀身亡”而被政府非法监控一事的声明

 

授权“维权网”发布
本人张善光，中国公民，家住湖南省溆浦县。

今年六月三日，本人前往湖南邵阳市探望身患多种疾病的狱友李旺阳先生。下车不久，邵阳地方警察即跟踪而来，强行将本人带往公安机关扣留，不准看望李旺阳；当天晚九点，本人住所地警察赶到邵阳，将本人强行押回溆浦，并非法控制在宾馆，直到六号晚上方才获释。

此时，我已悲痛获知，李旺阳先生于即日凌晨已不明不白死于他所困卧的医院，当地警方随即宣布系“自杀身亡”。

由于李旺阳“自杀身亡”地点是当地政府临时安放、监控他的邵阳市大祥区医院七楼病房；由于我作为李旺阳的好友在李旺阳“自杀身亡”前两天被无由头控制，坚决阻止我们见面说话（或许是此时已有李旺阳即将”自杀身亡“征兆）；由于李旺阳是一个耳不能听、眼不能见，靠人搀扶才能颤巍巍挪步的六十二岁老人，很难想象他能到其它地方找到病房从未有过的用以“自杀身亡”的长条白布；由于李旺阳“自杀身亡”现场没有凳子之类辅助工具，他的双脚整齐的穿着拖鞋稳稳地踩在地上，双膝尚有些许弯曲，全无临死前的本能挣扎；由于李旺阳长年疾病缠身，身体虚弱，手无缚鸡之力，他不可能先以白布足以使人气绝的死死勒着自己脖子，再把另一端紧紧绑在窗梁上，或者先把白布紧紧缠绕于窗梁，再把另一端套在自己脖子上使劲打死结（如果这样，躺在床上“自杀身亡”岂不更省事？）；由于李旺阳所在病室一直有其他病人同住，唯独他“自杀身亡”那天晚上却莫名其妙搬出去睡走廊，李旺阳又聋又瞎，如何知道当天晚上病房空荡无人，是“自杀身亡”的天赐良机？由于医院住院部晚上往往都是通宵灯光明亮，有值班医生、护士定时查房，为何直到天亮才发现李旺阳“自杀身亡”？由于李旺阳自杀现场疑点重重，警察却未经勘查鉴定，急匆匆即宣布李旺阳是“自杀身亡”，并把他妹妹、妹夫及生前好友一个不漏的全部严控在宾馆，与李旺阳遗体完全隔绝，不准他们参与李旺阳的后事处理。鉴于以上种种怪异，种种谜团，种种蹊跷，邵阳警方的“李旺阳自杀身亡”结论无法令天下人诚服。一时质疑之声在网上如雷电轰鸣、潮水翻滚。

本人与一身正气的李旺阳先生有二十余年之交，是狱友，是朋友，是知己，因而在李旺阳不明不白“自杀身亡”之际，在无数认识和不认识李旺阳的朋友们纷纷吁求查明李旺阳死亡真相以抗争谎言社会之时，本人立即参与了周志荣先生发起的“成立李旺阳死亡真相民间调查团”的签名，并且以“湖南公民网络论坛”之名发布呼吁正义人士捐款，以供民间调查李旺阳死亡真相及李旺阳亲属料理丧事之所需的“紧急呼吁书”。 朋友之情决定了我必然如此做；公民身份决定了我有权利如此做。然而，仅仅因此，才走出监控两天的我，于六月九号再次被当地警方带走。从此一天二十四小时吃、住在宾馆，每天有数位包括警察在内的国家公务员以执行公务之名伴随我，决定我活动范围，决定我手机必须停机，决定我家中电脑必须断线，直到2012年的11月26日，时间长达174天，将近六个月，从初夏到初冬，而且本人在发布此声明之时，电话、电脑依旧形同虚有。

在中国，莫名其妙的迫害加诸于说真话的人们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本人追求自由、公平、正义的天性决定了，任何企图屈服我不敢讲人话的打压，本人都只会将其视为培育庄稼勃勃生长的又臭又脏的肥料。明天即使会死去，今天依旧要挺起高贵的头颅。本人不惧恐吓、威胁，特就因“李旺阳自杀身亡”而被政府监控一事发表以下声明：

一、 本人上述可怜巴巴的行为合符人情，合符世道，合符天地之间公理，尤为公民权利不可切割之份额，政府据此将本人监控长达174天，且不给任何法律手续，这是有着堂堂宪法为治国大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耻辱，是本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又一大不幸。本人铁定保留追究相关决策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二、本人被监控期间，有关人员奉旨向本人宣读湖南省公安厅认定李旺阳为“自杀身亡”的鉴定结论，同时告知，此鉴定结论由众多专家和“人大代表”共同参与作出。本人回答说，对于民间的质疑，没有非官方御用的民间人士参与，一切所谓的“鉴定结论”都犹如重庆的“王立军同志休假式治疗”一样，属于搞笑。他们又告知说，李旺阳妹妹、妹夫亦参与鉴定过程，并在鉴定结论上签字认同。本人回答说，只要李旺阳亲属认同此鉴定，无异议，本人自然无话可说，不会再就此质疑邵阳地方政府。接着，本人又说，既然权威的鉴定结论出来了，如同太阳挂在天空，如同河流自西向东奔入海洋，是不用担心被人否定的，那么就应当立即放人，还我自由。但是我依然被继续监控。现在，本人得知，所谓“李旺阳妹妹、妹夫对鉴定结论签字认同”纯属谎言社会的谎言。因此，查明李旺阳死亡真相依旧是我的渴求，尽管路途漫漫，且可能有豺狼虎豹毒蛇觊觎，但绝不言放弃。这不仅仅因为李旺阳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为着我自己避免重蹈不明不白“自杀身亡”之覆辙；

三、中国社会若想真正走科学发展观，不致使习近平先生所言的“小康社会”成为空中楼阁，则必须先实现法治，建立公平正义框架，否则，所谓“小康社会”必然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演变为“权贵富裕”之后尘，使老百姓在空喜之后再次流泪流血。而实现法治，建立公平正义框架，首先必须从停止对公民的非法监禁、非法囚居、非法打压起步。本人和中国的其他同胞如今后继续遭到莫名其妙的非法控制，那么，本人有理由不相信执政党会建成造福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所谓“小康社会”；

四、 本人遭非法监控期间，具体执行者文明、理性，尊重本人尊严和人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他们一如既往长期坚持自己的良知底线，不对任何一个无辜者或有罪者滥施粗暴，不做无道之国的无道打手。

张 善 光
2012年11月28日

任建宇正式递交上诉材料要求法院重审被劳教案

（维权网信息员郑毅报道）今天（11月28日）下午，重庆被劳教“村官”任建宇重获自由9天后，正式向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寄出上诉材料，要求法院重新审理此案。

　　

据了解，因不服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2012年11月20日（2012）渝三中法行初字第00014号行政裁定，任建宇向法院提出上诉，其上诉请求为两点：一、撤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2）渝三中法行初字第00014号行政裁定；二、指令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此外，任建宇在其上诉状上称其理由为：1、无效的劳教决定随时都可起诉，没有时间限制；2、任建宇亲友等没在3月内起诉，不能赖在任建宇头上。由于本案起诉期限等事项，在事实上证据上存有重大争议，恳请法官开庭审理，依法裁判。

任建宇说：“同样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方洪（网名‘方竹笋’）发微博被劳教申诉案，就没有因为超过诉讼时效理由而驳回，同案不同判，法院审判尺度不一，让人不解。”

由于任建宇被以言治罪劳教一案具有指标意义，本网将继续跟踪报道此案的后续进展。

江西上访维权者张菊兰哭述18大期间被关押殴打的经历（图）

 

（维权网信息员江咏报道）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河下镇平川村委流清村民小组村民（访民）张菊兰，向维权网哭述了她在18大期间被关押、被殴打的悲惨遭遇。

据张菊兰哭诉：10月29日大约中午一点，我行走在新余市分宜县广场天工大道上，突然被平川村委主任胡安华等多人的两部小车拦住，强行把我塞进车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我拨打110报警，他们就抢掉我的手机。胡安华一边掐住我的颈脖子，一边说再叫就掐死你。我被打得喊不出、哭不出。

我不知道车子在山里转了多久、开了多远。等我醒来后，就听到他们在电话里说“我们把张菊兰抓到了”。我质问他们凭什么抓我，他们反问我“谁叫你去北京上访？”其实，我近期并没打算去北京。但是，自2011年5月17日被镇政府官员打伤后，我就成了访民，成了敏感期的“维稳对象”。

我被带到了洋田农家乐。下车时碰到一个熟人，见我鼻青脸肿，就问谁把我打成这样？胡安华见我遇见熟人，马上就转移到了凤凰湾办事处新概念俱乐部。我被关进一个小单间，他们觉得不好看守，又换了个套间。把我关在里间，他们就在外间打麻将。凤凰湾是个偏远的山坳，我孤立无援。

10月30日晚上，趁他们打麻将时，我就偷了负责看守我的河下镇政协主席胡伟文的手机，借口洗澡躲在卫生间拨打110报警。110说，这是分宜地盘，你们新余的事我们管不了。110不出警，当晚，河下镇纪委书记刘和生因为记恨我告过他的状，气势汹汹地说要打死我。被胡伟文劝阻才罢手。

11月1日，胡良平接班。他见我饿了两天，晕倒两次，怕出人命，便就近叫了个无证“医生”来给我看病。被我拒绝后，仙女湖区计生局的袁局长又带来了一位心理咨询师，说我神经有毛病。这位黄姓心理咨询师面相和善，说是来拯救我的。我以为他是一位有权的清官，就跪地求他救救我。

他扶我起来并给了我名片后，我才知道他是心舟心理咨询中心的黄主任，才反应过来他们想送我去疯人院，赶紧跪求黄主任别送我去那鬼地方。黄主任向看守人员说我知道跪地求救，说明我神志清醒。虽然第二天我被打得死去活来、伤痕累累，我仍然感激黄主任为我讲了真话才没关我进疯人院。

11月2日，他们又叫了一名医生来给我看病。我要求医生出具行医证或其他身份证明，医生拒绝并说他从没向病人出具过证件。他强行要我量体温，我就摔掉了体温计。胡良平就叫了姚洪敏、王敏、钟亮三名年轻后生对我大打出手。我去年被胡绍阳镇长叫胡良平毒打致伤，知道他的手段毒辣。

我被打得遍体鳞伤、嚎啕大哭，他们全然没有怜悯之心。11月3日，我卧床不起，水米未进。11月4日，我实在饿得受不了，请求他们给我煮点粉吃。钟亮说我难侍候，冲上来就把我按在床上，抵住我的腰，掐住我颈脖子，抓住我的头发撞床，然后又站起来猛蹾我的下身，造成我阴部大出血。

一位陈姓副镇长听说我阴部血流不止，见我痛苦呻吟，也不送我去医院，只是将止痛药放在水里骗我喝。8日下午，我老公找到了这座黑监狱，见我残喘嘘嘘，赶紧拨打110和120。110出警后，被告知是政府维稳的事拦回去了；急救车赶到后，刚拿出担架要抬我，就被“砸车”声威胁吓跑了。

当晚，我家公、姑姑、叔叔、弟弟、姐妹、侄子等人都闻讯赶来了。河下镇政府就调来了5-6车人。他们以谈判为名，把我家里人骗走并关起来后，就赶紧转移我。汽车押着我在安福县的山里转来转去，最后把我关进了分宜电厂招待所。直至11月15日18大结束，7常委在电视上亮相后才释放我。

千余名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三线学兵连成员到陕西省政府请愿维权（图）

（维权网信息员李军报道）11月28日上午，千余名参加过当年襄渝铁路建设的三线学兵连成员再次到新城广场陕西省政府东门请愿。他们打出了：“查处腐败太弱，对付民众诉求太硬”的横幅表达不满。当年去参加建设襄渝铁路时，三线学兵连学员都只有十六七岁，而修路工作危险繁重，曾经导致多人死亡和伤残。现在学员们要求维权补偿。

陕西三线学兵连大规模的维权诉求从2011年8月25日至今，已一年有余，其中数千人以上的群体信访六次，与政府直接对话五次，但迄今尚无结果。

参见本网此前报道：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2/11/blog-post_2152.html

罗茜：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错误

来源: 民主中国 作者: 罗茜

三十年多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时执政者自发进行的，而是全民在走投无路时，在长达数十年的文革浩劫之后，出现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呼求，导致中国痛苦的裂变，才启动了一轮经济改革。但由于邓小平通过“六四”事件对刚见曙光的中华民族突然发难，导致中国的政治改革在23年前嘎然停滞。自此，政治改革的话题在中国一直被视为敏感话题。如今，对于执政者乃至领导人而言，现在政治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把持了中国的改革路径，维护现状继续掠夺敛财成为利益集团自身的基本共识。

三十年多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时执政者自发进行的，而是全民在走投无路时，在长达数十年的文革浩劫之后，出现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呼求，导致中国痛苦的裂变，才启动了一轮经济改革。但由于邓小平通过“六四”事件对刚见曙光的中华民族突然发难，导致中国的政治改革在23年前嘎然停滞。自此，政治改革的话题在中国一直被视为敏感话题。如今，对于执政者乃至领导人而言，现在政治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把持了中国的改革路径，维护现状继续掠夺敛财成为利益集团自身的基本共识。 中国的政治改革的阻力究竟在哪里？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有我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之外，笔者认为，认识上的错误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不开步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认识上的错误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体制优越论 体制优越论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好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因此，在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总是强调坚持和完善现行的各项制度，而不是改革它。这种观点看不到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根本缺陷和弊端。这是妨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认识上的障碍。既然我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多优越性和优势，那还改它干什么？我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无病呻吟么！？ 其实，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存在的致命的缺陷中，我们不难看到，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的严重偏差。自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就把专制推向极端，取消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一系列自由，包括言论、出版、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自由。“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没有民主也就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道来看，这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中断。 中共总是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则是陷阱和骗局。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确切些说，似乎只要我们宣布自己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是民主制度，而且这种民主制度就一定比资本主义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这是一种极大的误导，确切些说是欺骗。63年来实践证明，民主制度在中国并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实际上是绕开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借鉴苏联、东欧历史教训，由于这些国家并没有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因此，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清洗和镇压就如影随形。比如，上世纪30 年代的苏联大清洗，40 年代对所谓铁托分子的清洗，50 年代的波兰、匈牙利事件，6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89.64事件，等等。由于这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厦中缺乏民主的支柱，最后都轰然倒塌了。这都是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果。苏东的垮台证明了一条真理：一切不民主的制度都会死亡。 一个政党是否代表先进不是靠自我吹嘘出来的，还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由谁来检验呢？当然只能由人民检验。通过什么途径来检验？在战争年代，是通过战争的实践来检验，即通过人民支持战争的一方来检验。也就是说，人民往往支持那些相对来说进步一些的势力去反对那些相对来说保守或反动一些的势力。那么在和平年代如何检验呢？那就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已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现代社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任何政党，是否执掌政权，要由人民来选择、来决定。换句话说，要由人民来授权，因为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如果不由人民来选择、来决定，那就根本谈不上民主政治。 中共常常把民主集中制挂在嘴边。其实，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有本质区别。在民主制下，民主具有最高的权威，民主的核心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或者说，多数决定，保护少数。民主的结果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了。而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民主的结果并不一定就然而然地集中了。如果大家发表的意见与集中指导者（领导者）的意见相左，集中指导者会说，下次再讨论吧。如果民主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集中了，那还要集中制干什么？之所以要加“集中”二字，就是因为集中高于民主。 总之，中国的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缺陷，就好像一辆设计有严重问题的汽车，如果不改变这种设计，不管驾驶者的技术如何，迟早是要出事的。但是这种政治体制及其设计思想至今仍然控制着大多数中共高层的头脑和手脚， 第二种：发展落后论 发展落后论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还比较落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现在谈民主政治建设为时尚早。只有等到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我们才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这种观点完全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对立起来，似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妨碍经济文化发展。这种观点显然是虚伪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更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能促进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如果说过去我们的经济文化条件落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水平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提升，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 第三种：文化缺失论 文化缺失论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文化。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忍受极权政治？因为中国人几千年都是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专制统治者对人的残酷迫害使人们不敢表示反对意见。还有人甚至说，中国人根本就缺少民主、自由的基因。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极权政治体制之下，没有必要进行民主政治改革。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屈服于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无所作为的观点。的确，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专制主义文化根深蒂固。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民就不追求民主和自由。近代以来，中国多少志士仁人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还体现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自由民主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一种新的境界。当然，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非常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永远不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只要我们认真吸取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我们也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四种：民主动乱论 民主动乱论在中国占有一定的市场。民主动乱论者认为，中国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出现动乱的局面。散布这种观点是中共权贵们欺骗民众惯用的伎俩。事实上，只有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社会才能真正的稳定。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社会矛盾容易得到解决，社会生活会秩序井然。相反，在不民主的制度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只有靠暴力来维持，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社会表面的稳定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在高压的气氛下，人民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面上的稳定掩盖着事实上的不稳定。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充分证明，专制政府垮起来可谓是一夜之间。因此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现在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不是专制主义的国家，而是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的体制真正能够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基层和人民的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社会的各种矛盾就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社会就能建立在真正稳定的基础之上。因此，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五种：民主分裂论 挂民族分裂危险的羊头，卖专制的狗肉是中共粉饰独裁统治的最具有欺骗性的手段之一。他们常常叫嚣，中国是由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这种观点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代的历史。中国在列强瓜分的情况下，都没有出现分裂的局面。辛亥革命时各省宣布独立也并不是分裂，而是独立于清廷，实际上是同专制主义作斗争。即使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都没有分裂。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可以说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民主在本质上是自治的。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各个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各个地方的人民自主地决定。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地方的事情都由那个地方的人民自己作主，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况。比如，村里事情，由村民作主，乡镇不干预；乡镇的事情由乡镇居民作主，县里不干预；县市的事情由县市人民作主，省区不干预；省区的事情由省区的人民作主，中央不干预。只有跨区域的事情才由上一级政府来协调或决定。这样事情会办得更好些。各地实行高度的自治，国家只保持五个方面的统一就行了。这五个统一是：统一外交、统一国防（武装力量）、统一海关、统一法律、统一货币。这五个统一不仅适用于内地，也适用于台、港、澳地区。全国的事情由全国人民共同决定，地方的事情由地方的人民自己决定。在民主的基础上更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不仅中国大陆的统一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更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中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大陆和台湾还处在分裂分治的状态。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海峡两岸如何才能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岸的统一只能走民主统一之路。两岸统一不可能统一于哪个政党，而只能统一于民主。现在，台湾居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台湾的民主政治步子也越来越坚实。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两岸的统一，只能统一于民主。统一于民主就是统一于进步。其实，海峡两岸都存在统一的意愿，只不过统一的理念不一样罢了。我们有必要树立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只有统一于健全的民主制度，才符合两岸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可以这样说，中国民主政治健全之日，就是中国统一之时。

刘京生：靠不住的美好承诺

来源: 民主中国 作者: 刘京生

中国的统治者，到目前为止都只是有兴趣从权力中获取高于多数人的利益，得不到利益他们什么也不做。换句话，他们所做的一切，“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都是为了自己可以从中获取巨额财富——至于手段可以是抢也可以是合法地进行，反正法律是他们制定的，可以由他们自己随意修改，随意规定。所以，不要再相信什么承诺，不管是皇帝的承诺还是总书记的承诺，也不管他们的人品如何，只要他们坚定地按照自己的路线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好或坏的个人意志来规定我们，我们就只能高举批判与反抗的大旗与之针锋相对的进行不懈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的明天才是可以期待的——期待一种真实的自由、快乐与幸福！

中共十八大“顺利”闭幕了，这次大会依旧像以往那样，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令人“振奋”的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大会”进行了权力交割，胡锦涛史无前例的“裸退”，不再担任军委主席。被民间寄予无限厚望的党章的修改，传说中的“去毛化”，也不过是在党章中加入了“裸退”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每一位退下的领袖都要在党章中保留他的思想，他的“功绩”，这种思想，这些“功绩”，这个“优良”传统要无限度的延长、保留下去——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社会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要坚定的走下去。 这次“大会”的确比想象的要顺利的多，是因为想象有过多的“天真”色彩，在“大会”前不择余力的蛊惑它的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人品，与众不同的经历，与众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众不同的理念。这些“不同”被想象无限放大，为理想的腾飞提供理论依据，提供精神食粮，提供更为广阔的梦幻空间。在“大会”后，在无数的事实面前，这些“理想主义者”依旧极力的为其辩解，“习近平没说一句空话”，完全不理睬或干脆删除掉习近平对“军队讲话”中的坚定决心——这样的断章取义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刻意——刻意的力图拯救这个内忧外患的专制权力。看看那些被接见的军队干部，看看他们那份得意的笑容，看看笑容中传递的信息：“老子的今天是拿命换来的，想夺走，拿命换！” 骗局在继续，什么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什么“共同富裕”，什么“美好的明天”，好一块大“馅饼”，只能用来画饼充饥。民主权利是什么？无数人有无数的解读，要结束专制难道不是一项民主权利？这项权利你可以给吗？被一个党规定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是众人皆知，这样的谎话已经持续了多少年，还在说，谁还会信？人人平等？贪污几十亿的为何不杀，十几万怎么就杀了？被抓起来后脸色都变了，吓得竹筒倒豆子，这叫坦白？这样的为何可以宽大处理？真有立功表现的却为何来了个“虽有立功表现，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种猴皮筋式的法律，这种见钱眼开的法律，所谓的“平等”从何谈起？！共同富裕？这更是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无法真实实现的谎言。理论上“共同富裕”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说这样的话时需强调他的相对性，不可能平等的实现——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要把忽悠当做一种手段，这样的手段——欺骗的手段不仅证明你对经济、政治的无知，也是对制度的最好诠释——习惯于谎言的政治家只可能在绝对的权力下如鱼得水。 “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即便在民主社会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更何况在专制社会还存在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房价是被这些人炒出来的，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而处在“中间地带”的多数人要用几十年去偿还他们为生活必须所欠下的债，面对这些如何解决？是没收利用权力获取的巨大利润还是免除多数人的债？都不会，于是，所谓的共同富裕只不过是抛给人民一个橄榄枝中看不中用。“小康社会”一定会实现是多数人看不到的——只能怪自己命短——活该无法享用。 至于“美好明天”，人大都是这样想的，“明天一定比今天好，如果明天像今天这样还有什么勇气继续生活下去？”。（似乎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某一本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大意如此。）多数人自己认为“明天一定比今天好”没有多大问题，也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这种态度也是在自己骗自己。但是，如果这种“积极”的心态被别人用来充当继续奴役的理由，那就不仅仅是心态的问题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多数人的一生被强迫规定为您的奴仆，无须付钱的奴仆，要绝对的听命您为我们安排、规划好的一切，甚至于要听命您对我们的暴力与杀戮——还不能揭示这一真实，奴役、暴力、杀戮的真实，只能说自己很幸福，感谢您赐予我们的一切。 在现代社会的词语中，“消极”是一个贬义的词汇，褒贬都具有一个不可撼动的完整体系——被规定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消极”与无为，沉沦、堕落，不敢面对等等相提并论，总之都是负面的。“消极”实际上不仅仅是指一种行为，更是指思维方式，在思维中有一个“消极”的视角，用“消极”的目光来审视一切。比如，对十八大用“积极”地视角，“积极”的态度就很容易掩饰很多问题，就不会深刻的领会到，编制一个弥天大谎一定有一个最现实的目的，这个目的绝不会单单是为了一个民族的未来与人民幸福。而“消极”的视角，“消极”的态度却可以充分认识到谎言的本质，对无法实现的承诺不抱丝毫幻想。“消极”是一个视角，独特的视角，这个视角最接近于真实，不回避任何问题——很多不敢承认，不敢面对或无法解决的问题都不回避，并不断地追问这些问题产生的理由是否合理及编制这些谎言的最真实目的。 人的一生大多是消极的经验，可却要积极面对，微笑的生活。这样的“积极”与“微笑”与其说是骗人不如说是骗己，把一切烦恼、愤怒、忧郁、全部的掩盖或者无视，选择忘记。可能忘记吗？这不过是在“理性”的压抑自己——压抑真实的情感、需求、欲望、信念，这种压抑是让自己备受折磨却要伪装成一幅永远“微笑”的面孔示人，这就是积极？积极的折磨自己而让世界变得灿烂无比——由于你的微笑，所有人的微笑，伪装的微笑而灿烂无比？ 当有人对你的明天做出任何承诺时，你首先需要追问的是可能性：是承诺者一直有兑现承诺的良好记录还是有充分的理由——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理由来兑现承诺？如果，他从来就没有兑现过任何承诺，几十年如一日的在扯谎，我凭什么信？我是个穷鬼，您会把您的别墅给我吗？如果我真的这样想，说明我病的不轻。同样的理由，这样的承诺者要么是居心叵测要么是神经病。 所有的“美好”都还只是承诺，几千年中国统治者不变的承诺。这样的承诺不过是为了继续长久的奴役，从奴役中获取他们或罪恶或显赫的一生——与众不同的一生。多数被奴役者的一生也很相似，或多或少的财富都不能换来最真实的自由、快乐与幸福。 统治者的明天决定于统治者自己，被统治者的明天也是由自己而非由统治者来决定的。统治者的恩赐永远会是极为有限的，有限的自由，有限的民主，有限的美好，这是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平等的享受一切，中国的统治者就没兴趣统治了。中国的统治者，到目前为止都只是有兴趣从权力中获取高于多数人的利益，得不到利益他们什么也不做。换句话，他们所做的一切，“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都是为了自己可以从中获取巨额财富——至于手段可以是抢也可以是合法地进行，反正法律是他们制定的，可以由他们自己随意修改，随意规定。 所以，不要再相信什么承诺，不管是皇帝的承诺还是总书记的承诺，也不管他们的人品如何，只要他们坚定地按照自己的路线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好或坏的个人意志来规定我们，我们就只能高举批判与反抗的大旗与之针锋相对地进行不懈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的明天才是可以期待的——期待一种真实的自由、快乐与幸福！

洪哲胜：非政治性运动．驯服权钱．程序正义──公民运动短打

作者: 洪哲胜 来源:民主中国

对于人民来说，最重要活动，大抵就在于追求自身的福祉。而其福祉大抵可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三大类。国际人权公约之一，从“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理念出发，阐释了人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国际人权公约之二，也从“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理念出发，阐释了遂行这三类权利所需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实现这些权利则有赖于公民运动和程序正义。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从非政治性运动到政治运动 ☆从“经济-社会-文化”到“公民-政治” 终究而言，每一个人民的最重要活动，大抵就在于追求自身的福祉。而其福祉大抵可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三大类。国际人权公约之一，从“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理念出发，阐释了人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国际人权公约之二，也从“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理念出发，阐释了遂行这三类权利所需要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其背后的逻辑在于：通过争取“经济-社会-文化”等福祉的公民运动，启动并强化大众的公民意识，蕴积公民力量，从而掌握遂行公民权利的实力，并进而千真万确地拥有政治权利，于是更加有力地追求全方位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等类的福祉。这是人民出头天的正道；而这个正道的路线，最终依赖的乃是“政治权利”。 ☆过早过激地用政治垄断“经济-社会-文化”运动，只会戕伤运动的进程 说追求人民福祉的三种运动面向，最终的解决必需依赖“政治”，并不表示一切运动都得高举“政治”的旗号。在初始阶段，各种运动必需忠实于解决各自问题的各自目标。只有如此，运动才能大量地把各色各样的人们卷入运动，让自己在各个面向都得到发展，让争取不同利益的人们厉受运动的磨炼，并在运动当中相互启蒙，而提升自己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当专政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动用其专政工具、镇压各色各样的运动势力时，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扮演其把各色各样运动都一一染上政治色彩的反面教师。 运动的发展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辩证发展过程。当各色各样的“非政治性”“经济-社会-文化”运动还没有具备“政治化”的必要条件乃至充分条件时，强行迫使它们政治化，就等于揠苗助长。你不仅没有办法让它升级，而且还会把它们“拔”死。 那些“维权不涉政治就是没用”的主张，那些“莫言为什么只敢曲笔不敢直接挑战中共”的埋怨等等，看来好象都是挺“政治正确”的。其实，他们的话语，如果被运动所接受，它们就只会戕伤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也！ ★驯服权钱 《世界日报》上一则北京2012-10-24电的标题是：《七成民众认同有钱不如有权》。看来，中国人追求福祉已经找到自己认可的坦途大道，人们大多认同“官本位”，“迷做官”，因为，做了官不是当公仆，而是立时可以获得超大额的“灰色收入”，让自己变成“政治腐败”大剧中的赢方。 但是，人民要想真正当家、确实做主，就得拒绝让“官本位”成为主流思想，就得警告别人和自己放弃的“迷做官”的念头，让一切做官的不敢乱说、乱动，而且最好连乱想也不敢。这就要求够格的公民拥有“驯服权力”的本领。金钱，对其主人，既可以让他做好事，也可以让他做坏事，甚至可以通过“钱权交易”进一步搜刮社会金钱，甚至可以先垄断政治，再通过“权钱交易”回过来再搜刮一番。因此，人民要真正当家、确确实实做主，还得学会“驯服金钱”。因此，合格的公民必得拥有“驯服权力”和“驯服金钱”的两者公民能力或公民素质。 ★程序正义 够得上称为是“正义”的法律，它不但要保护好人，而且连坏人也得保护。真的就要求一个社会的司法制，铺陈一系列的形形色色的“程序正义”的规定。 有人认为，坏人就得打击，必要时，黑打也不妨。比如，不少人认为薄熙来是坏蛋，因此，胡温无需谨守法律，尤其其中的程序正义这种、碍手碍脚道德芝麻小节，就可以而且应该把他逮起来，判得越重越好，判得越快越好。 薄熙来要求自辩。这怎么行！他做了这么多坏事，有何权利、有何资格做自我辩解？我们何必给他自辩的机会？万一他把自己辩成无罪，那岂不是大大地糟糕！有人呼喊：“胡温政府，你对薄熙来一定要遵守程序正义，不得乱来！”不少人就会一窝蜂地严词反对：“薄熙来明明是坏人，你为什么支持他，替他辩护？！”。 先不论薄熙来是不是这些人心目中的那种坏人。因为，是不是坏人不是胡温政府、说了算，也不是民间道德哪个观察家说了算。这样的议题，其有效论断，有需要通过谨守程序正义，在这程序当中，检方依法调查，依法提出诉讼根据，薄熙来依法回应控方的指控，证人有需要出面公开对质，检方拿出来的证据有无证明力，也得加以检验，等等，等等。──没有所有这些，哪能草草论断薄熙来犯了何罪，如有，该接受怎样的处罚。 因此，容许一个案子在没有谨守程序正义而给予草草判决，受害的并非仅仅今日的薄熙来。有一天，那些反对要求胡温政府对薄熙来的处理谨守程序正义的人，有了可能让他自己的革命同志，在以后的日子，突然因故变脸，也用胡温政府对付政敌薄熙来的手法，来对付你呢！──从这里可知，今天要求处理薄案坚持程序正义的人，不是在支持薄熙来，而是在坚持法制，坚持依法治国，企图驯服中共政权的一个努力。 任何一个国民是否支持这样的努力，是他／她是不是够格公民的一个评准，是他／她有无拥有驯服权力之素质的一个评准。

异议作家沈良庆邮寄《双规》遭中共当局查扣

 

（维权网信息员夏雪报道）11月27日，安徽省异议作家沈良庆邮寄给维权网朋友的两本《双规——中共前检察官的调查报告》遭到中共当局及其邮政部门查扣，沈良庆对这种肆意侵犯公民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和财产权的做法表示愤慨。

沈良庆所著《双规》一书，系根据维权网小型资助项目的调研成果《“双规”问题民间调研报告》增补、改编。该项目调研目的是帮助世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内部使用的任意羁押和惩罚制度，分析双规与法治原则和基本人权的冲突，描述双规的实际操作情况，暴露这一侵犯人权死角的内幕。原报告中文版本由维权网协助编辑，早已于2011年12月28日在该网发布。报告发表后，香港某出版商在第一时间就向作者联系出版事宜。中共当局在报告发表前后就竭力威逼利诱，试图阻挠作者调查研究并发表调研成果。后来又竭力干扰图书出版。遭到作者拒绝后，中共当局又将黑手伸到香港，导致已经印好的图书未能发行。今年10月，香港五七书社出版公司决定帮助作者出版该书并邀请作者出席11月10日在香港举办的新书发布会，合肥警方奉命再度向作者施压未果，竟然将作者软禁，阻止他出席发布会，迫使他以在线互动方式远程参与发布会并发表演讲。

该书出版不易，同样难以进入大陆。出版商几经周折，好不容易设法托人将部分图书样本带到深圳，然后再通过快递公司在11月25日傍晚转达作者手中。当晚，作者与维权网朋友取得联系，告知尽快寄几本图书给他们以示感谢。翌日中午11时28分，作者通过合肥顺风快递公司将两本图书寄往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李金芳住处（根据对方要求，为避免被擅自查扣，收件人姓名改为“李XX”），运费22元。收寄人员当面查看图书时，还问了作者一句：“这书是你写的啊？”并没有告知该书是违禁物品并拒绝收寄。

11月27日中午12时14分，沈良庆接到自称是顺风快递公司的吴小姐电话（电话号码为0551-7176468），被告知：你昨日投递的航空快件，因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被廊坊市邮政管理局通知查扣。沈良庆当即提出该公司应该给予正式说明和扣押手续，否则将依法控告他们。对方仅承诺会向公司领导汇报寄件人要求。

快讯：报道毕节五流浪儿之死的贵州作家李元龙回到家中

 

（维权网信息员赵小明报道）因报道毕节五流浪儿之死的贵州作家李元龙遭遇贵州当局限制自由，与外界失去联系几日。贵州当局此举一起举国愤慨，众多网友纷纷发博、发帖予以强烈谴责。昨天（2012年11月25日星期日）凌晨零点20分，李元龙已回到家中。他感谢大家对五个不幸孩子的关注，感谢大家对他的关注。

他微博中表示：“我于25日凌晨零点20分回到了家中。我报道五个流浪儿被闷死垃圾箱的两个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一，让五个孩子的身份得到确定，并使得他们的亲人得到一定补偿；二，引起社会注意，使得正在流浪和将会流浪的孩子们得到应有帮助和关爱，不再发生类似悲剧。 感谢神的拣选和保守，一切荣耀归于神！”

“感谢大家对五个不幸孩子的关注，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我目前身心俱佳，大家勿念。这事我已经尽力，做了该做的，能做的。该告一段落了。非常谢谢网络，非常谢谢网友。没有大家的关注，就没有我期望的结果。再次谢谢大家。荣耀归于神！”

荆楚：记下今天被叫去喝茶的经历，来纪念中国的感恩节

50多年前的11月25日，毛太子岸英，不顾新婚燕尔，以监军身份，被毛泽东派去“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



毛岸英到了“志愿军”司令部，乃借着老子的名头，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遵军纪，违反军令，贪睡晚起，“志愿军”司令部饭堂已无饭可食，乃在“志愿军”司令部生火，动用金日成送给彭德怀的十来个鸡蛋，来做蛋炒饭吃。



结果，引起美军飞行员的注意。美机调转机头，扔下几颗燃烧蛋，逶迤而去。顿时，毛太子殡天。陪葬者，还有一个“志司”参谋。



因此之故，中国网民将这一天命名为“中国的感恩节”，又名“蛋炒饭节”。意在感谢美军飞行员也。



这是因为，要不是美军飞行员把毛太子烧死，那么今天的中国，就会像“友好邻邦”北韩一样。金家的父子孙儿们，一方面酒池肉林，挥霍无度。一方面穷兵黩武，用异常血腥恐怖窒息的方法，来欺骗愚弄威胁北韩人民。而北韩人民则面黄肌瘦，满脸菜色，每年仍有数百万人被活活饿死。



闲话扯远，言归正传。这几天，好几拨海外记者打电话采访我。我顾忌到自己身处“中国特色的人民监狱”之中，耽心因我接受采访让当局恼羞成怒，把我捉进“人民监狱”中去，故而我拒绝了好几次。拒绝之法，就是每当接到海外＋01之类的电话时，就掐断它。



但那些记者很执着，乃多次打电话过来，要我就《九评》发表八周年，谈点感想……



面对这些记者的热心和执着，我感到却之不恭，乃谈了点感想。因为我恐怖压抑憋屈太久，借着这次采访机会，我乃畅开胸怀，脱口而出，其大意为：



其一，《九评》写得非常好，我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知道《九评》揭露了共产党的历史真相，戳到了共产党的痛处。所以共产党对《九评》恨之入骨，乃歇斯底里发作，将《九评》视为洪水猛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共产党来到中国，本来是苏俄国际阴谋的一个产物。是由苏俄用卢布豢养的汉奸卖国贼，专门用来破坏中华民国复兴的一个国际奸计。他们在中华民国内部大肆破坏捣乱。不顾日本大举侵略，在全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时候，在后方杀人放火，绑票勒索，剪径抢劫，占山为王。在中国的内陆省份，成立了一个苏俄的傀儡政权——中华苏维埃，分裂中华民国……



其二，党国宣称有八千万党员。但在我眼里，一个共产党员都没有。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歪理邪说了。因为共产党理论和实践，均已完全破产了。也因为按照共产党的组织和决策体系，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几个人，才算共产党员。其他的八千万党员，仅仅是一组毫无意义的数字。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只给人类文明留下了一部反面教材，留下一部用人类的累累白骨和血流成河写成的反面教材。就连那几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严格说来，也不算共产党员了。因为他们也不会相信共产主义这一套歪理邪说了。尽管他们天天在国内嚷嚷“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优越性”，那些虚伪的言辞，只是用来欺骗和愚弄国内人民而已。反映了他们的虚伪和无耻。他们在实际行动上，早就把自己的儿孙和亲戚，把他们在国内贪污腐败所获得的不义之财，统统都送去了他们天天在口头上唾骂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三，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马克思捏造的一个伪命题，是马克思用来泼污自由民主社会的伪名词。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域，以资本作为信仰的对象，以资本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叫资本主义国家。试问世界上有这样的国家么？没有。



其四，听说胡佳、曾金燕夫妇也出席了香港的退党大游行，请代我向他们夫妇问好。香港市民举行的退党大游行，证明了香港市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心灵高贵，香港和台湾，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希望和光明所系。也请你代我向这些高贵伟大的市民致敬。当年的司徒华先生，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发动香港的正义人士，营救出300多名被六四屠夫们通缉迫害的六四学生领袖。这是一个让全世界都为之感动和惊讶的奇迹。司徒华先生就是香港市民的一个代表。前年司徒华先生去世，我虽然不能出席悼念，但在全世界和大陆，有很多人为他伤心流泪……



讲过这几句话后，我一如既往，没怎么记在心上。乃自顾自在网上畅游，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不料，今天上午，全州公安局的大熊猫警官打电话给我，要我在下午两点半去大熊猫科去谈谈……



我想，今天是星期天，外面又哗啦啦地下着大雨，这么急迫要我去“谈谈”，一定是这次访谈播出后，惹恼了当局，于是当局命广西公安厅或桂林公安局的头目来训斥我吧……



走进大熊猫科，果然是桂林公安局的一名李副局长和他的三名助手端坐在那里，正严阵以待。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陪侍的人，还有全州公安局的副局长，有大熊猫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



寒暄客套一番后，很快切入正题。李副局长滔滔不绝，说了一大通言辞。他那一套言辞，我耳熟能详，听得我耳朵起茧，我想插话辩驳，李副局长却说：等会儿让你说……



李副局长讲话的主要宗旨，就是要我遵守党国之法，不要出格，以免让他们难堪，不得不把我捉进去……



他一口气讲了半个小时，我抱着看稀罕的心态，看着他嘴巴不停地张合，嘴上落不住苍蝇。我忍住耐心，遵约没有插话。



待他辛苦讲完后，我才出言辩驳：但他却不遵守自己的约定，不断地打断我说话。我放下耐心，才把自己要表达的三点讲完：



第一，言论一律的社会，绝对是一个蠢猪的社会。容不得不同意见的社会，绝对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当年毛泽东和共产党，用一系列血腥恐怖的杀人整人运动，把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者的嘴巴都封堵起来。到了大跃进年代，毛泽东肆无忌惮，异想天开，歇斯底里发作，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于是酿成了饿死五千万人的大饥荒。到那时候，你我都是这种言论一律社会的受害者，谁也逃脱不了。我相信你的亲戚和家人，也有在那个年代饿死的。



第二，你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就该维护党的利益，为党分忧。我认为那是你的自作多情。今天的八千万党员，已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因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全部是人类文明的反面教材……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没有一个会相信共产主义这一套歪理邪说了。因为他们早就把自己的儿女和亲人送到了西方国家。把他们的钱财和存款，都存进了欧洲和美洲的银行。他们天天在国内叫喊社会主义好，只是出于欺骗和愚弄国内人民的需要。这种行为本身，只能证明他们虚伪无耻。



第三，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为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一艘巨轮，党国领导人就是驾驶这艘巨轮的船长和舵手。我虽然没有驾驶的权力，但我愿意站在船头，瞭望前面的航程，一旦发现暗礁，就呐喊示警，以免这艘巨轮陷入灭顶之灾之中。但你们认为，我这样的人，就是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人。我的呐喊示警，就是反对共产党的行为。所以要把我这种人抓起来，关进牢房里面去……



我的讲话不断地被打断，我好不容易讲完这三点之后，李副局长又跟我切磋一会，就声言急着赶回桂林，然后急匆匆挥手告别。并邀请我去桂林，以便继续讨论。



记于民国101年11月25日（2012-11-25）傍晚

反击《纽时》 传温家宝将有大动作证明自己清白

来源: 明镜新闻网

整整一个月之后，《纽约时报》11月25日再次长篇披露中国总理温家宝家人的财富问题，这次重点是叙述温家和平安公司的秘密关系，无疑又给了一直试图塑造清廉形象的温家宝摧毁性打击。北京知情人士对明镜新闻网说，「温家宝将会有大动作对此作出澄清。」

《纽约时报》长篇报道，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平保被要求强制解体，当时温家宝和时任人行行长的戴相龙收到来自平保的信函请求，希望温家宝可以协助放宽对平保的强制解体规定。其后，马明哲如愿，将平保保全了下来，温家宝家属联系人士亦大手买入平保股份。 报道指平保公司纪录显示，1999年6月17日马明哲曾跟温家宝夫人张蓓莉会面，而张亲属有持股的钻石公司，就在那段日子搬进平保在北京的大楼办公，温家宝儿子温云松的公司不久亦取得平保的信息科技合约。

10月25日，《纽约时报》报道指温家宝的家人在温担任总理期间积累至少约27亿美元财富，在过去一段时间，尽管中共成功地阻止了香港、台湾一些媒体大篇幅转发、追踪《纽约时报》有关温家财富的报导，但相关消息还是迅速传遍了中国官商精英阶层。由调查杂志社出版的《总理财富》特刊，用20多万字的篇幅，详尽披露了中国三任总理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和候任总理李克强家族的财富秘密，但也针对一些不实传言作出了澄清。消息人士说，这本特刊甫上市即被「神秘人士」大量购买。

《纽约时报》注销记者张戴维的第一篇关于温家财富报导之后，报导中重要当事人段伟红接受了明镜专访，有关人士也写来了解释性专稿，这些文章澄清了部份问题，但人们仍有不少疑问。北京知情人士说，纽约时报报导对温家宝震动非常大，他表示要主动作出澄清，愿意亲自接受纽约时报专访。他说：「即使失去生命，也要证明我的清白」。

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则完成了一篇文章，准备投书纽约时报作出说明。但是为了不影响中共十八大召开，温家宝最后决定十八大之后再作「有利的说明」。现在，纽约时报注销第二篇关于温家财富关系报导之后，自然迫使温家加快澄清动作，否则等于坐实「中国第一贪」之污名。「温总理的行动将出人意料之外，但是你们不能现在报导。」温家宝的一位支持者说。政治观察家说：「很可能，温家宝的行为将影响中国政治生态。很多领导人家庭都有财富传闻，他们是否阻止温的行动，以免波及自己，还是让温家宝自爆，推勭政治透明？或者推出温家宝作为替罪羊？都是未知数。」

杭州民主党人陈树庆被国保传唤

（维权网信息员白菲报道）11月23日下午1点30分，杭州民主党人陈树庆家中突然闯进一名市国保和两名区国保，称要传唤陈树庆，但是传唤通知书上并未写出传唤理由，就让陈树庆在上面签字，随后陈树庆被带往所在的大观苑派出所接受询问调查。

据了解，国保传唤陈树庆的主要目的是询问关于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近期给习近平和张德江的一封公开信，问陈树庆知不知道，并追问此信件是谁起草的，幕后操作策划人又是谁等问题。陈树庆回复国保，他知道有这件事，是谁起草的不知道，但是关键是否遵从民主的宗旨，捍卫人权的原则，从这一点他是支持这封公开信的。国保又询问陈树庆最近有无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在境外又发表了哪些文章等问题。

整个问话于4点20分结束，但是国保却故意拖延时间。最后国保警告陈树庆以后不要再以民主党的名誉搞活动了。陈树庆表示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自己并无触犯任何法律。直到下午5点，陈树庆才被获准回家。

另外，当日下午2点被警方从家中带走的民主党人吕耿松，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吕耿松被带走时，杭州市国保及区国保又对其家中进行查抄。目前查抄的物品不详，吕耿松被警方带走已超过8小时。

湖北维权人士石玉林因参与寻找秦永敏签名活动被“旅游”

 

（维权网信息员周月报道）11月23日上午10点，湖北宜昌国保打电话给维权人士石玉林，要求与他约谈，随后石玉林前往辖区夜明珠派出所赴约。据了解石玉林被谈话的主要原因是他在网上参与寻找营救武汉民主人士秦永敏的签名活动，而国保以此理由将他控制起来。

当晚8点钟，信息员拨打石玉林妻子李娟电话询问情况，只听见李娟在电话中哭诉道：我正在派出所，石玉林因参与寻找秦永敏签名活动被国保旅游了。信息员问她石玉林去哪里旅游，旅游多久？什么时候结束？李娟无奈的告诉信息员：国保告诉我石玉林会被旅游一个星期，他们让我对外界也这么说，至于去哪我有压力我不能说。

石玉林是湖北宜昌民主人士，因为参与维权等活动遭受当局的打压，采用各种手段挑唆他与家人及亲戚的关系，致使亲人不与他往来。当局还阻扰石玉林工作的权利，妻子李娟也受牵连无法工作，造成石玉林经济窘困，连9岁孩子生病的钱也无力支付，有时只能靠网友的援助。

从10月31日，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在家中失踪，直到今日外界也无法获知其下落。近期武汉民主人士石玉林就秦永敏失踪之事在网上发起签名活动，签名内容如下：

【请大家广为转发】寻找异议人士秦永敏活动签名：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先生（曾经因为政治事件而被判刑3次，坐牢达22年之久）于10月31日在网络上留言，他可能在十八大期间被有关部门带走之后，至今日11月21日已经失踪23天之久。

网友们现在做出如下决定：

如果在11月25日，我们还不能见到秦永敏先生获得人身自由。

一。我们派人将这份寻人启事的签名名单，交给当地派出所或者公安局。

二。登报刊发寻人启事。

三．我们将呼吁全国网友去当地派出所围观报案。

四．呼吁国内外媒体关注调查一个公民无缘无故失踪案的内幕。

签名邮箱：huazaikai73@gmail.com签名 【短信请发到15171736980石玉林】

签名人：

石玉林 男 湖北省宜昌市 电话：15171736980 15071335135身份证：420500197308090039

……

紧急关注：杭州异见人士吕耿松被抄家传唤

（维权网信息员东建报道）11月23日下午2点左右，杭州异见人士吕耿松的家门口突然被警方包围，并急促地不停敲门。

据了解，吕耿松的家中有五、六名上访维权人士前去探望，突然杭州市国保及区国保十余人将其家门围住，并不停地敲门。2点10分左右，警察进入吕耿松的家中。本网信息员在电话中听到嘈杂的声音中吕耿松说“警察在录像”，随后电话断掉。

至发稿时止，吕耿松已被带到翠苑派出所传唤，传唤证是写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2条第1款”，在继续通话中，被警方制止。

市国保大队对吕耿松的家进行查抄，吕耿松被带走后，警方仍在抄家。

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吕耿松的人身自由。

冯正虎囚禁获释：中国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

来源 : 维权网

 

2012年11月20日下午，冯正虎自被囚禁以来第一次独自一人去医院看病，看守的警察遭受主管的国保警察严厉批评，没有汇报就让冯正虎一人自由出门了。11月22日上午，主管的国保警察告知看守的警察：冯正虎可以自由出门看病购物。今天，冯正虎自由出入家门，没有阻扰。但是，非法监禁冯正虎的所有看守人员仍在轮班站岗，等候撤离的指令，或者继续执行非法监视居住的违法任务。

从2012年2月27日至11月20日，冯正虎被囚禁268天。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执法凭证，常备的24名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天天昼夜轮班在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非法剥夺冯正虎的人身自由，敏感日或每逢周六、周日因网上茉莉花粉过敏的恐慌又增派许多警察，以国保警察为主，社区民警、刑警、治安警、特警、反恐与出入境等各警察部门都派出代表驻扎冯正虎家门口，草木皆兵，扰民伤财，九个月耗资约二百七十万元人民币的维稳费，伤害冯正虎及其家人，恐吓整个社会，也在践踏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冯正虎坚持走护宪维权的道路，帮助弱势群体的访民，推进法治，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但在上海遭受各种报复打击。冯正虎已承受以传唤方法的变相拘押、拘留坐牢、强迫失踪（不通知家属的指定所监视居住）、非法监禁、肆意抄家、扣押财物、禁止出国、禁止回国、剥夺诉权等等非法的各种惩罚，而且报复次数频繁，力度加强。但是，冯正虎不改初衷，继续行走中道，以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推进中国进步。

中共十八大报告写道：“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落实十八大精神，冯正虎将继续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只有保证法律的实施，在司法上确认警察非法监禁公民的行为是违法犯罪，才能保证冯正虎将来不再遭受侵犯，才能让所有中国公民免除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恐惧与遭遇，才能防止警察变成罪犯。

冯正虎在囚禁中坚持护宪维权的理念，不屈服，不沉默，想方设法向社会公开，并向法院、检察院控诉警察非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违法犯罪行为。现在，摘录冯正虎8月25日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诉状《非法监视居住728日的国家赔偿》 （ http://canyu.org/n60920c6.aspx ）其中一节《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作为冯正虎268天被囚禁的结束语。

2012年11月22日

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

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