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渐进论”的迷雾、打开民主转型的闸门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0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一书引发的思考

作者：冯崇义
 王天成是一位既激情澎湃而又好学深思的学者。他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这部力作，广泛参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球“民主第三波”中几十个国家民主化的经验教训，在全球民主化的大视野下深入系统地探索当下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条件、动力、时机和步骤等等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颇多真知灼见，也激发人们进一步思考。此书的两个见解和贡献特别重要，一个是系统清算 “渐进论”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危害，另一个是阐发和论证能够顺利地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选择。

一、渐进主义似是而非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既是因为国运不佳，也是因为精英阶层一再错误总结历史经验而在紧要关头作出错误的选择。中国曾经赶上世界民主第一波，通过辛亥革命于1912年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依靠过人之勇和骄人之智，迅速建立起现代议会、现代政党、独立司法、独立媒体、公民社会等宪政民主的政治法律框架和支柱。接下来，为了克服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实践的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回击皇权专制主义的回潮，先进的中国人又从1915年起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从价值理念和伦理观念方面为新生的宪政民主政治补课，在世界主流文明的正道上继续前进。岂料列宁等一批流氓骗子利用社会危机于1918年在俄国创立了党国极权制度，在社会动员、社会控制和资源垄断等方面效率奇高，对未来世界许下的美丽诺言至为动人。对这一历史事变的严重误读，使得一大批对宪政民主建设缺乏耐心和定力的中国人中途改道、“以俄为师”而误入迷途，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主流正道拐到党国体制的岔道。俄国人不仅成功地将列宁主义和共产党偷运到了中国，而且成功地帮助孙中山将中国国民党改造成以党国体制为目标的党。当1927年中国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和革命的旗号一统江湖(1928年“东北易帜”之后才完成)的时候，中国从一个不完善的民主国家倒退为党国专制国家。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提供了重归民主的机会。抗日战争时期各党各派和社会各界的响亮口号是“抗日与民主并重”，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政党为了全民抗日而实行政治和解与合作，由“中间势力”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而且，当时的世界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和胜利而迎来微弱的民主第二波，又有一批国家告别专制而转向民主。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与民主，各党各派都亮出“和平民主建国”的大旗，国共两党还为此而举行和平谈判，讨价还价、共商国是。善良的中国人热望实现同时“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还政于民，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踏上宪政民主的征途。但是，当时国共两党的领袖都只相信武力而不相信民意，最终决定带领党军打内战，以人民生命为代价在战场上撕杀出胜负，断送了势头很好的民主化前途，使中国与世界民主第二波失之交臂。当时的中共，是由边缘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为核心的边缘人群。他们利用在抗战时期积聚起来的强大军事力量、长期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产和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以及全球盛行的左翼思潮，成功地以“人民”的名义僭夺政权（绝大多数国民并没有卷入国共两党的武装争战。不举行大选，无从知道国民的真实选择）。这一政权更替是以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党国专制取代国民党的威权主义党国专制，灭掉了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灭掉了独立司法和传媒、灭掉了公民社会、灭掉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切领域的多元空间，将人类的专制制度推向顶点。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又一场大倒退。无论诺言如何美丽动人，也无论人们或者因为被洗脑而豪情万丈、或者因为被强迫而无可奈何地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华民族为极权主义统治所付出的人文代价和生态代价不堪回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华民族似乎时来运转。因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现了党国极权主义的残忍荒唐之极而物极必反，中国人得以在专制魔王毛泽东离开人世之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扭头向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的方向迈进。中共极权主义专政党演化为后极权主义专政党（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执政党”），它在维持政治垄断的同时出让了私人空间和部分社会经济空间，不仅在体制外出现了民主派，而且在党国内部也形成了体制内民主派（参阅冯崇义《中共党内的自由主义：从陈独秀到李慎之》）。中国演进到了多元因素不断复苏和增长的后极权主义社会，极权主义统治在经济市场化和民主政治诉求的双重冲击下日渐松弛式微。中国出现了在朝野上下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汇入世界民主第三波的趋势。
 不幸的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大好历史机遇再一次被专制力量扼杀。人民大众对自由的向往与党国体制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因为物价改革闯关失败和胡耀邦逝世等这些偶然事件于1989年提前引爆。尽管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风口浪尖上发生思想飞跃、达到了在“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一时代高度，尽管体制内的民主健康力量已初具规模，但是，体制外的民主力量还没有机会成长起来，特别是共产主义国家成功地向宪政民主转型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先例。这样一来，宪政民主转型还未及进入人们的视野而成为现实选项，一方面是民主力量根本无法形成共同的目标，另一方面是专制势力根本不会选择退出机制。结果，在与专制势力进行的步调凌乱的被动对决中，体制内外民主力量领导层几乎全军覆没。接下来的一、两年间，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共产主义党国体制经过七十年的血腥实验终于被人类历史淘汰、共产党政权在民主转型纷纷改旗易帜。而在此真正有机会施展拳脚的时候，中国民主力量却已溃不成军，中国民主力量的领导者们不是身陷囹圄就是流亡海外。中国的专政党意外地站稳了脚跟，并且灵活地寄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肌体上、依靠“举国体制”在镇制和掠夺等方面的效率“再创辉煌”。共产主义世界的民主转型大潮不仅没有没有催生一个民主的中国，中共专制党国甚至于进一步强化了它的专制统治，使中国成为当代世界专制主义势力的大本营。
 中国专制势力的回光返照造成了中国民主力量和知识界的大分化，渐进主义论调和新的保守主义势力应运而生。乖巧的一部分知识界名流打出了“告别革命”的旗帜，与党国当局“防止六四重演“的战略部署相映成趣。更有部分势利文人摇身一变而从左右两翼为“保守”党国体制的种种倒行逆施高唱赞歌，以为晋身之阶。
 相对于保守主义，渐进主义的流行要更为复杂些。八九六四以来，有人主张先启蒙后民主，先进行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等国民的民主思想“成熟”之后再行民主化；有人主张先法治后民主，特别是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通过依法维权来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事业；有人主张“递进民主”，将民主化进程划分为诸多细小的阶段而循序渐进；有人主张“增量民主”，像中国经济改革初期那样，绕开存量而在增量上做文章，期待有朝一日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奇迹。这些主张的共同点是否定六四的“激进”和前苏联的“突变”，避免跨大步而提倡走碎步、避免急于求成而提倡慢速度、避免整体变革而提倡局部变革、避免大动作而提倡小动作，认为渐进的小变革能够逐步带来民主化的大变革、认为这种渐进的变革是代价最小的民主转型路径。
 应该说，在六四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民主力量溃不成军、绝对处于劣势的情形下，从小而易处着手，以图积滴水而成大川、积跬步而致千里，不失为以弱敌强之良策。而且，这种避免决战、声东击西的迂回战略，也有可圈可点之实绩，比如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公共话语领域正式登台并且在非官方舆论场中取得支配地位，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法治理念同时成为江湖与庙堂的强势话语，公民维权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并且成为民主力量重新集结的枢纽。
 但是，按照王天成的观察和论证，渐进主义严重误读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包含着认识上的迷误和实践中的祸害。从事实认知的角度说，人们赋予渐进主义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天然优越性，大多是没有经验事实支撑的臆想。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民主转型政治所展现的事实是，由政府启动的快速“常序性”民主转型恰恰是成本最低、代价最小。即使是有民众大规模抗议等突发事件引发的“非常序性”转型，多数转型国家也能在多方博弈中迅速完成民主转型进程。在民主力量已经出现、民主诉求日益高涨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恰恰是推延民主化的启动或延长民主化的过程，导致社会冲突、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等恶果。在当今中国，“渐进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带毒有害的思想观念。它驱使人们带着对快速民主化的莫名恐惧，将一切民主化诉求都扣上“激进”或“极端”的帽子加以排斥，使“循序渐进”成为拒绝或拖延政治改革的借口，使“渐进主义”成为“不进主义”。中国的权贵资本就是在这种“渐进主义”或“不进主义”的泥潭中得以板结，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渐进主义”或“不进主义”的泥潭中“溃败”，而且专制政权在暴力维稳中不断积累和强化那些导致社会冲突、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在暴力维稳中摧残政治进步的健康因素、堵死和平转型的路，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暴戾之气。

二、化解民主转型风险的可行之道

 中国民主转型会像一些渐进主义者所渲染的那样恐怖吗？多年以前，笔者就发表《中国民主化能有多乱》一文，探讨国人所患的“民主转型恐惧症”及其化解之道。民主转型当然有风险，种种忧虑并非完全多余。但是，正像王天成在《大转型》一书中根据几十个国家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样，只要充分学习和吸收民主第三波中各国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采取明智的战略、措施和步骤，就可以有效地缩小和化解民主转型中的风险。
 民主转型之“乱源”，可以归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反民主势力操控民意进行破坏捣乱。这种破坏捣乱，绝不是来自所谓“素质低”的普通公民百姓。普通公民百姓对政治民主求之不得，为获得民主权利和自由权利而欣喜若狂，他们当然不会主动地对民主化进行破坏捣乱。会主动地对民主化进行破坏捣乱的，是在专制统治下掌握或依附于专制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行将在民主转型中失去特权。第二类是社会矛盾冲突失控而造成乱局。民主政治之下，所有国民都是公民，而没有敌人。专制政治则不断划定和制造敌人，不断制造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这些矛盾会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总爆发，比如在专制统治下备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而满怀冤屈和仇恨的人们，要求对压迫者进行清算和复仇；在专制统治下备受民族压迫的族群，要求民族独立。这些诉求得不到合情合理的解决，可能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以至于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第三类是民主力量准备不足或举措失当而无法及时建立民主秩序。民主秩序的建立，意味着民主力量中的某一派别或某几个派别联合起来获得多数选票而依靠民主程序组建民主政府。如果民主力量中的派别无法在民主博弈中形成多数、达成共识，变成小派别的无休止纷争，也会陷入政治混乱。对付这三大“乱源”，第三波民主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十分丰富，依据这些经验教训而采取明智的因应之道，中国的民主转型正可发挥“后发优势”、后来居上。
 第一，化解和避免反民主势力的破坏捣乱，有多条路径。一条路径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专制统治集团悔过自新、弃暗投明，将民主化的阻力转化为民主化的动力。特殊利益集团至少一部分人意识到对民主转型的绝望抵抗只是害人害己，迅速转变立场和思想，以积极投身于民主化大潮这种方式来维护和增进国家民族以及他们自己的长远利益。民主第三波中多数国家的统治集团都审时度势、很识时务地完成了这种转变。他们在民主转型中反戈一击而将功赎罪，而且迅速抢滩而摇身一变为民主体制中政治领袖。专制特权丢失了，但换取的是生命财产的长远安全及坦坦荡荡的安全感，是不再天天提心吊胆、不再天天人格分裂的新人生和新的发展机会。王天成在书中提到，“精英连续” 是“苏东巨变”中一个令民主斗士们愤愤不平的普遍现象，除了个别臭名昭著、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特别恶劣地增加孽债的人物，“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精英大都在转型后继续占据着重要的职位”。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精英连续” 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严重降低了转型的质量、败坏了民主的名声。
 另一条路径是实现军、警的中立，也就是超越党派利益而成为维持公共秩序的中立力量。专制统治者这一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特别可怕，是因为他们拥有军队和警察。像当今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专政党，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集团，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不依托议会，也不依靠选票，而是依靠武力作威作福。如果掌握军、警武装的统治集团动用武力对民主力量进行大规模镇压，势必将民主力量打的落花流水、或者因武装对抗而天下大乱。好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人权时代，人权观念在专制政权的军警中也得以广泛传播，军警人员逐步认识到继续充当专制统治者的打手去残害无辜民众、打击民主正义事业是犯罪行为，因而在被派去镇压民主力量的时候或明或暗地抗命，甚至于公开站到正义的民主力量一边。在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纷纷解体的“苏东波”中，苏联红军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党军都及时地抛弃共产党而迅速转化为真正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军队。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中，国民党所拥有的“国军”同样在一夜之间转化为对国民党、民进党以及其他政党都一视同仁的、名副其实的国家军队。1989的“北京之春”，戒严部队中的抗命现象就已经很严重。（参阅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有了那么多兄弟党军的好榜样，有了这么多年来“军队国家化”思想的潜滋暗长，中国军队在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大潮中所做的选择，不至于太离谱。
 还有一条路径是民主力量的大联合，形成民主转型势不可挡的气场，足以威慑特殊利益集团与民主力量妥协、谈判和合作，而不敢继续动武。就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苏联东欧宪政转型时所没有的私营经济）、教育水平、交通通讯条件、思想舆论准备等方面而言，中国民主化的条件确实像李慎之等人所说的那样，早已“烂熟”。（不要迷信一些学者们忽悠世人的“学问”。苏联东欧启动宪政转型时根本就不存在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中产阶级，还有那么多学者不断著书立说“证明”中产阶级是启动宪政转型的“必要条件”，夫复何言！）中国一直未能跨入宪政民主的门槛，只是因为统治精英拒绝作出正确的选择，顽固地选择专制而拒绝民主。只有民间民主力量的强大倒逼，才能扭转乾坤。可喜的是，中断了整整五十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流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很快就依靠真理和常识的力量成为中国民间思想的主流，而且同时在学理和信仰层面压倒了官方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公民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在过去十年间采取了“维权”这一间接和迂回的形式（并非所有“维权”都与民主关联），但因为与公民日常权益的紧密结合而更接地气、更接近民主转型中的“非暴力抗争”路径。在维权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权利意识，在维权的不断挫折中日益加深的政治制度转型意识，在个案维权和网络维权过程中成长壮大并沉淀下来的多种群体力量，在推广和组织维权活动中日益成熟并获得公信力的维权律师及其他基层领袖，在各种维权和签名请愿活动中基层维权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日益密切的声气相求守望相助，表明中国民主力量广泛而强大的社会网络已经形成。如果说人权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和对专制罪恶的深刻揭露已经促使越来越多的官员从心底里接受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强烈地冲击着专制统治集团对民主力量的镇压意志，那么，在“非暴力抗争”中集结起来的中国民主力量网络在适当时机的联合大行动，有望瓦解专制统治集团的镇压意志。
 第二，避免民主转型过程中矛盾冲突失控而导致国家解体、民族分裂，有转型正义、政治和解、民主联邦的制度安排、全国大选先于省区选举的民主化顺序等一系列良方。转型正义的典范是南非。在转型之前统治者就主动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对历史上所犯下的所有罪错公开赔礼道歉，寻求政治和解。在转型过程中彻底查清政治迫害和政府罪错的真相、为受害者平反昭雪并赔偿损失，但是避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式的复仇和清算。为了减少社会动荡、建设民主秩序而对旧政权的有关人员进行赦免。这样一来，民主化恰恰不是激化社会矛盾，而是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过程。
 长期的专制统治和政治高压，不仅积累起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时也积累起尖锐的民族矛盾，因而有不少人担忧民主化会打开潘多拉盒子、甚至于导致军阀混战、国家解体、民族分裂，西藏、新疆、内蒙都独立出去。军阀混战完全是危言耸听，因为民国初年形成军阀混战的地方军政合一、封闭型农业经济等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早就一去不复返了。防止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倒是需要谨慎应对的课题。从制度安排上说，大一统的单一制国家、假联邦、假自治，都是民族分裂的祸根，因为这些制度安排无法切实保护少数族群的多元文化、无法满足一些少数族群和地方精英的自治诉求。既能维护国家统一、又能同时满足族群自治诉求的制度安排是民主联邦制，这就是为什么有识之士一直主张中国的民主化和联邦化必须齐头并进。（参阅严家祺《联邦中国构想》；吴稼祥《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少数族群的文化和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充分尊重，中共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假自治政策已彻底失败，已经激发强烈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但是，由所有成规模的族群都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绝非最优选择。在民族主义支配之下进行的民族纷争或民族战争，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和教训。实行民主联邦制，落实少数族群的自治权利并切实保护和发展他们的文化，可以有效遏制民族分离主义倾向。达赖喇嘛及其他流亡藏人领袖已反复申明他们的“中间道路”，为了汉藏两族的双赢而情愿放弃争取民族独立的权利，只寻求藏人真正的自治权利。这是非常积极的立场和信号，体现着得道高僧的智慧。中共政府不顾事实，硬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达赖喇嘛污蔑为分裂分子，一再错失藏汉民族和解的良机，实在愚不可及。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通过民主联邦制来落实藏人的自治权利，与此同时也维护国家的统一，这会给维吾尔、蒙古族等族群树立很好的榜样。王天成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形，在书中提出引进西班牙那样的“局部联邦制”，颇有见地。扩展中国已经存在的“一国两制”，通过特别基本法来安顿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内蒙等特别行政区的深度自治，水到渠成、波澜不惊。
 为了避免前苏联那样的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王天成还特别主张先中央、后地方的民主化顺序。苏联解体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没有及时举办中央政府的全民直选，而让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全民直选走在前面，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王天成认为，中国的直选如果由省级政府先行，也有可能使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省级政权、特别是民族自治区的政权比全国中央政权具有更高的合法性（legitimacy），更有利于激活分裂主义，使民族矛盾和冲突干扰或主导政治议程、甚至于瓦解国家认同。与此相反，先行通过全国大选确立中央政权的合法性、重建国家认同、形成新的全国性政党，将有助于消解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有助于中央政权拥有足够的合法性和权威来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民族问题，共同努力建立兼顾国家统一和地区自治、民族自治的制度架构。
 第三，在专制政权解体过程中迅速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需要形成新的共识及新的权力中心，特别是需要在自由化过程中形成能够左右政局的新政党。对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实证研究表明，转型过程一般包括自由化和民主化两个前后连接而又相互交错的阶段。在这一分析框架中的“民主化”，指的是大选，也就是全国性政府（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行政长官）经过自由公平的选举而产生，将选民的授权作为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从而通过合法程序彻底解决“人民国家”的政权归属问题。而“自由化”则是指政治开放和政治权利的落实，特别是全国自由选举之前的开放言禁和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停止政治迫害、广泛的集会结社自由、政治力量的大分化新组合、以及地方选举等等，都是这一“自由化”过程的重要内容。在“自由化”过程中形成的反对党组织、替代性政治精英群体、以及活跃亢奋起来的公民社会，为“民主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越扎实，民主转型就越顺利，民主转型的果实被普京之类不合格的旧人物攫取的概率也就越小。
 王天成特别强调，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时间跨度，对民主化的质量和结果影响很大。他根据从自由化也就是开放言禁党禁等到第一次全国大选的时间跨度，将民主转型速度分为慢速、中速、快速，跨度在2年10个月以下的归为快速转型，2年10个月以上至5年10个月为中速转型，5年10个月以上为慢速转型。他所选定的具体时间长度有随意性、可以商量，但他的统计和分析有两个重要发现。一个重要发现是只有少量国家属于慢速转型，快速转型则是常规。按照他所设定的时间长度来衡量，慢速、中速、快速转型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4%、14%和72%，绝大多数民主转型国家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转型时间跨度是10个月左右。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转型时间跨度越长，越有可能发生更多的抗议、骚动、甚至于暴力冲突。他指出，“在有民族分裂问题的国家，如果转型徘徊在自由化阶段而不及时、果断地实行民主化，尤其危险”。
 就当今中共领导层而言，立即启动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他们将功赎罪、为中华民族做点贡献的的最后机会。在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1989年以来中共领导层一直受到一系列说辞和做法的困扰，这是一些言行不一、不能自圆其说、不符合基本逻辑、自欺欺人的说辞和做法。比如，一方面宣称中共之所以不便放开政权，是因为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领导中国；另一方面又使用暴力打击和消灭一切挑战中共领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包括党内异端、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和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又比如，一方面抱怨中国社会有如一盘散沙、一放就乱；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打击公民社会，千方百计阻扰社会公民形成自我组织、社会自治、集体协商、相互协调的机制和能力。再比如，一方面抱怨社会缺乏共识、朝野缺乏共识；另一方面又实行严厉的书报审查、疯狂地封网删帖、大兴文字狱以言治罪，阻止公民通过讨论和辩论寻求共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中共领导层真以天下为怀、真为中华民族着想、真为国家前途担忧，明智之举是立即开启“自由化”的大门，停止政治迫害、开放言禁党禁。为稳妥起见，在“民主化”之前的“自由化”过程不妨长一些，使社会公民、朝野上下有充分的机会通过心平气和的意见交换来铸造转型共识，使宪政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使人权观念更加普遍增长，使公民社会和新的政党得以热身演练，使众望所归的民主政治人才得以脱颖而出。

三、结论

 自从中国人误入“以俄为师”的迷途、拐到党国体制的岔道，已经折腾、蹉跎了将近一个世纪，迷途知返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我们强调当下中国民主转型的迫切性，是因为这种转型机会有可能被一些占据关键位置的人群出于偏见、傲慢、无知和犹豫而浪费和扼杀，而且中国有可能因为这种浪费和扼杀而万劫不复。网路上流行“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的段子，并非危言耸听。支撑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高速增长的土地、人口和全球化等各方面的红利正在耗尽，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的极限正在逼近，粗放性经济扩张和掠夺性疯狂开发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正在毁掉中国的生态底盘，结构性腐败、贫富鸿沟和经济下行的综合效应正在使原有的社会管理和控制方式失灵。党国体制“七十年大限”的说法，看来不是戏言。党国体制的世界最长寿命只有七十余年，到了这个年纪，积累起那么多问题，由于内在的原因，即使“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面临这种危局，依然故我的傲慢“自信”，恐怕只是自欺欺人。
 通过宪政民主转型来更新和重建政权合法性，是事关大局的当下之急。当今中国人最应当树立的自信，是对宪政民主转型的自信。拥有五千年文明、曾经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国人，怎么可能“素质很低”？三分之二的国家都能实现的宪政民主，中国怎么可能实行不了？根据权威性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3年的年度报告，全人类生活在“不自由”国度的人口，一半以上就集中在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不自由大国”地位所带来的奇耻大辱？
 当今中国最需要的“顶层设计”，是对政治变革的突破口和目的地的理性选择，是对民主转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合理规划。民主转型不是“亡党亡国”。宪政民主转型之后，中国还是中国，而且一定是更美丽、更祥和的中国；共产党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存（换一个名字可能会更好），而且是更有德性、更有尊严的生存。既然明知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一党专政的终结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既定之局，又何必要死心塌地而终归徒劳去“保江山”、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更多的灾难和不安？宪政民主转型也许要付出一些代价，但这种代价不是比那么多年来专制统治的祸害和代价更容易承受吗？既然专制体制、腐败体制和维稳体制如此祸国殃民、如此天怒人怨，为什么不可以与这种体制切割和告别？既然宪政民主转型的条件已经具备，何不在政局尚稳、成功几率甚大的时候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昨日实现迟早都要实现的宪政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