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衡阳县曲兰镇桐梓村设有10个村民小组，近300户人家，男女老少有1200多人，登记选民780余人。
桐梓村村民选举委员会由以下九人组成，邹社元（中共村书纪、村主任、58岁）、邹新展（中共党员、村委员兼村会计、50岁）、刘正华（村委员分管妇女工作、51岁）、邹超群（曾任多年中共村副书记、81岁）、李久江（村民代表、65岁）、朱尧久（于建荣著作《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中被记载过、耀家组组长、维权领袖、67岁）、邹贤可（退休教师、68岁）、邹永初（中共党员、幸福组组长、50岁）、邹学军（村民代表）。
桐梓村村民选举委员会产生后至4月15日（选举日），即没有被镇选举工作指导小组进行过选举业务培训、也没有向村民“宣传有关法律、法规”、更没有“制定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和“起草本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办法，提请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
临近选举日，朱尧久对邹社元讲，村委会成员人数（应为职数）、村民直接提名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怎么还不决定还不进行？邹社元讲，就搞一次性无候选人选举。
这十四人回到村部，邹社元把十几人分成四组，要求各自带上选票、选民花名册、票箱到各家各户去时，朱尧久提出反对。朱认为这样做违法，应该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还没等朱响初“协调”好邹社元和朱尧久的意见，村民陈永久、李红瑞等十多人把会议室门堵起来了。陈等人要求应先答复进行离任审计、由申请加入中共的人出钱供老党员到韶山去游玩一事要追究邹社元的责任、2013年农民交了水费天大旱时不供水应退水费、村民小组长的工资不能要村民出而应由村委会给等后，才准进行投票。朱响初和邹社元两人答应了堵门村民的要求后，选举工作才继续。
朱响初决定，四个票箱一个留在村部三个到各组去。村部票箱由朱响初、邹社元、邹新展和朱尧久负责，有人在村部投了票，当场会用手机通知到其所属的组某某人己在村部投了票、不要再发重了，发选票和记录由朱响初负责。耀家组、毛堂组、增加组和增元组一个票箱，贺偶英负责发选票、邹永初负责登记、邹学军负责票箱。人民组、幸福组和益松组一个票箱。桐市组、桐兴组和福居组一个票箱。
朱响初的决定，平衡了邹社元和朱尧久的矛盾，但用三个流动票箱仍然是非法的。选票开封、清点、分发、盖章是很细致的事，但在桐梓村就不同，是朱响初几位镇干部清点的选票并分成四堆，没有明确某三人负责的三个组登记选民数是多少、领取选票数是多少，还要凭选民花名册记录、选民签字证明发出选票数是多少，乘余选票应是多少。
据中国选举观察义工的了解，三个流动票箱各自在各家各户时，有选举工作人员不停对村民讲，就选老班子的人；邹社元的儿子是曲兰镇水管站的副站长、户口也不在桐梓村，他却在幸福组投了票；曲兰镇人大主席邹学开还特地开着车找到负责流动票箱的邹永初并对他讲，选举要一次成功、不能出问题。
下午唱票时，自发去监票的村民有近60人。唱票计票由一处进行，唱票人是邹永初、计票人有邹贤可、邓利平、邹学军、李红瑞等多人、监票人有邹学友等多人。
桐梓村的计票很特别，可能在全国罕有，当然是非法的。选票设计是一位村主任、一位村委员、一位专职村妇女委员，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计票时没有把同一人在不同职务上的得票分别计算，而是把同一人在不同职务上的得票都加在一起。据中国选举观察义工的了解，桐梓村前三届选举计票也是如此做的。
在邹社元得270票、邹新展得263票、刘正华得356票、邹永初得239票、朱尧久得95票、李志强得72票……陈祝秋得1票的统计结果出来后，从邹永初的背后又递上175张选票并说清好了的、都是写的村主任邹社元、村委员邹新展、专职村妇女委员刘正华，邹永初清了一遍，只有171张票的结果是一样的。这样邹社元、邹新展、刘正华得票超过发出选票的半数。
桐梓村村民选举委员会4月15日当场无法宣布当选结果，固为朱尧久、邹永初等多位唱票人计票人认为选举不合法、不公平，特别是那175张选票“从天而降”很神秘。当天晚上，朱尧久打过朱响初的手机，问收回的选票是多少张，回答说是780多张。但到了5月29日，“组织部长” 朱响初用“背心袋”装的本应密封的只能当着多人打开的选票却少了60余张。
清末预备立宪至今百余年。 2013年初发生在宋教仁、马英九、宋楚输、龙应台老家湖南的“衡阳贿选案”，不只是中国罕见的政治丑闻且是世界罕见的政治丑闻。“衡阳贿选案”犯罪嫌疑人多达600余人，立案工作正在进行中，可是正在进行中的衡阳县第九届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却比1913年民国政府时的国会议员的选举要反动一百倍，不知这到底是谁的耻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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