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今年第六期上张千帆的《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一
文，是一篇坦率直言、认真说理的好文章。其中，尤以对“宪政社会
主义”所作的梳理和评述，更具针对性和启发性，也更有理论和现实
意义。文中最能体现张先生理性较真态度的是，他毫不遮遮掩掩地
说：“关键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宪政社会主
义’主张者恰恰对这个概念淡而化之、一带而过，只是笼统提到‘以
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社会所有制’是否就是国有制或公
有制？如何实现所有制的社会化？如何防止政府在公有制经济制度下
高度集权或滥用公权？这些才是必须回答的真问题，而宪政社会主义
理论却恰恰在这些问题上语焉不详。”接着，张千帆先生尖锐地指
出：“虽然‘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是至少按照马
克思的经典定义，其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过去几十
年的历史表明，实质性的公有制（譬如土地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很
容易造成政府集权（甚至极权）；名曰‘公有’，实为无人所有，最
后一概蜕变为政府乃至官员个人所有。因此，‘宪政’和‘社会主
义’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
毋庸置疑，这句话里的“宪政”，当然是张先生心目中的宪政；这种
宪政与“社会主义”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一点也不假。然而出乎意
料地，张先生随后的论述却出现了本不该有的疏漏和缺憾。依我看，
他本应先问一问，宪政社会主义主张者心目中的“宪政”到底是什
么，然后根据这一考察，再给出自己的相应建言。令人叹惜的是，张
先生疏于考察宪政社会主义中的“宪政”究竟是什么，就视为当然地
将其等同于他的“宪政民主”中的宪政，并为具有“内在矛盾”的宪
政社会主义指点摆脱困境的出路：由于“宪政民主完全可以实现‘宪
政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公平、自由、平等、共同富
裕等政治与社会诉求”，因此张先生主张来个痛快的，将显得有点累
赘的“宪政社会主义”直截了当换为“宪政民主”，这样就齐活了。
张先生并据此在文章中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宪政民主是当今中国
社会的基本共识。”
在这里，我不得不坦率直言，张先生如此这般地“给出路”及得到上 述结论，是颇有风险、很成问题的。试问：如果胡星斗、华炳啸真的 心系和钟情于“社会主义”，因而他们的彼“宪政”并非张千帆的此 “宪政”，并因而他们的“宪政”不仅和“社会主义”并无内在矛 盾，且能担当拯救“社会主义”的重任，那么，张一片好心为他们找 出路，要他们对“社会主义”忍痛割爱，是不是就显得不太靠谱、不 太对路？进而，张的“宪政民主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这一结 论，是不是也就站不住脚了？不幸的是，在我看来，事情正是如此。
接下来，我将考察究竟什么是宪政，考察“宪政社会主义”中的“宪 政”究竟是什么，并将毫不遮遮掩掩地给出自己的结论。
究竟什么是宪政？如果只说“宪政强调民主、分权和资源的公平分 配”（《炎黄春秋》2012年第六期第65页），或者如周瑞金先生那 样，只说“所谓宪政，就是以一种宪法大于天的超然力量，对现存各 种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炎黄春秋》2011年第三期第69页），似 乎难逃对宪政这个概念语焉不详、淡而化之、一笔带过之嫌。关于宪 政，我将用一个本质、两个要件来定义。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权力， 保障权利。两个体现宪政本质的必备要件是：一是出于对不受制衡的 最高权力的零容忍，必须实行三权分立，以权力限制权力，以权力制 衡权力；不管这种最高权力是一个人握有的最高权力，还是一群人握 有的最高权力，抑或是人民握有的最高权力，乃至天使握有的最高权 力。二是出于对任何垄断执政特权的零容忍，必须尊重公民组建反对 党的权利，保障反对党的合法存在；不管拥有特权的党派被冠以何种 美名，如无私党、公意党等等。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宪政民主国 家都具有上述两个不可或缺的制度要件，不论它们的国情有何差别， 也不论它们的模式有何特色，概莫能外。
谁都知道，无法无天决不是宪政。然而，有了一部宪法，未必就是宪 政；甚至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能做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也未必是宪政——如果宪法允许存在免于制衡的最高权力，如果宪法 规定某一党派拥有垄断执政的特权，则这种政制就不是宪政，这种宪 法就只能被称作名义宪法，而不是合乎宪政精神的规范宪法。质言 之，拒绝和反对三权分立的政体或政制，决不是宪政；确认和背书某 一集团垄断执政特权的政体或政制，决不是宪政。
“宪政社会主义”中的“宪政”究竟是什么？首先我要说，“宪政社 会主义”中的“宪政”，不是其主张者确有苦衷之下的策略性表述， 而是凝结了十多年心血所获得的“开创性成果”；是所谓超越自由主 义、具有中国气派、更为科学合理和更为可取的“宪政”。其次我要 说，“宪政社会主义”中的“宪政”，是直言不讳拒绝和反对三权分 立的“宪政”，也是维护和确保某一集团垄断执政特权的“宪政”。 （见《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华炳啸著，西 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无怪乎，这种“宪政”能与邓小平的四 项基本原则相安无事，能与吴邦国的“五不搞”和平共处。
无需再多言，我的结论是：“宪政社会主义”中的所谓“宪政”，并 不是宪政；处在大变革前夜的中国，基本的宪政共识依然有待寻求和 建立。
在写作此文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极权和后极权政体 都说过反对人权、反对市场经济的话，也一直在说反对三权分立、反 对多党制和两院制的话，但不说反对民主的话，也不说反对宪政的 话。然而，这类政体高唱建设“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 已近一个世纪，从反对市场经济到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已 20余年，却不知为何时至今日，仍然没给宪政行加冕礼，给它带上一 顶“社会主义”的帽子，让宪政与社会主义实现“有机结合”，从而 践行“社会主义宪政”之伟业。我猜测，他们不是谋定而待动，而是 举棋不定。我进一步猜测，举棋不定的原因是，他们也在琢磨：这种 反对三权分立和剥夺反对党存在权利的、一把手说了算的“宪政”， 还能好意思称其为宪政吗？
（2012-06-28于北京家中）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12-06-29；www.rfa.org/ mandar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