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社会运动都会唤醒一批人，为社会变革培育出新人。一场运动会暂时平息，但它播下的种子却会茁壮成长。
2014年香港的“雨伞运动”， 虽然已经平息，但它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影响将会是持久的。在这场运动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香港青年人的参与。“双学”（香港专上学联和学民思潮）在这场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运动的骨干基本上是20出头的青年人。在这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在未来必将对香港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运动后的第一次区议会选举将在年末举行
2015年11月，香港将进行区议会选举，这是雨伞运动后的第一次选举。
香港的区议会是地区层次的议会，其主要职能是就市民日常生活事务向政府提供意见。在香港政治架构中区议会只是区域咨询组织，并无法定权力，尤其不具有现代议会最重要的两项权力：立法和审批政府公共开支的权力，相关权力由立法会行使。总共有18个分区的区议会，507名区议员，每届任期4年。
区议会虽然权力不大，但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区议会的力量对比实际上反映了对香港社会基本面的控制。目前，全港十八区区议会基本上控制在建制派手里。
长期以来，建制派区议会议员在社区形成了一套争取选民的工作方式，基本上就是通过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小福利来争取选民。在建制派来说，这是关心居民生活，而在反对派看来，则是用小恩小惠来贿赂选民。这套工作方式在香港社会被称为“蛇斋饼粽”，就是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免费发放的月饼、粽子，以及蛇宴、斋宴。
青年政治新世代
雨伞运动之后出现了不少青年团体，“青年新政”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成员大部分是26到30岁的青年人，都曾经是雨伞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中，他们将派出其社区主任参与选举，并依靠网络力量吸纳首次投票人士。他们的选举口号是“香港人，一齐赢一次”。为了保持独立性，青年新政只接受小额捐款，以免遭到金主操控。
另一个雨伞运动中建立的青年团体“香港民宣”，其全称是“香港民主宣传小组”，是一个民间自发的义工团体。他们的宗旨是走进社区，宣扬民主，共创公民社会。他们痛感政治冷漠是香港社会的通病。而民众对于社会事务的理解不足，就很容易被当权者的宣传左右其思想，这是十分危险的。他们相信不论市民的政治立场是什么，都需要对政制和一些政治概念，如民主、法治、公民社会等有基本认识和对不同议题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和行动。因此，他们希望透过各种活动，来教育和赋权予市民，在香港社会建立公民意识的基础，帮助市民发挥自己能力参与政治事务。在宣言中，他们称：“我们无党无派，唯一相信香港值得拥有公民社会。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我们对民主社会的渴求依然强烈。我们以每星期落区派传单的方式，与民众对话，了解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同时亦中肯客观地向市民讲解时事、政制和公民社会的概念，提供资讯。我们希望将公民意识融入日常之中，培养民众关心时政的习惯。虽然我们看不到政治形势在短期内会有重大改变，但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能为市民预备好下一波的社会思潮。”
在雨伞运动后，各个团体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继续抗争。有的组成团体，参加选举；有的进行宣传，以期唤醒港人；有的走进社区，以实际行动进行公民社会建设。香港民宣认为这些都是政治觉醒的表现，但只有得到更多市民的支持和理解，才会有成果。他们选择的方式是“落区”——进入社区街坊，从最无心无力的市民入手，使其变成有心有力，使民众的政治觉醒能为同路人提供支援。在社区工作的方式上，他们通常会选择一些公共活动场所，以两人一组的方式，与市民进行交流。在与市民交谈中，他们不会刻意去谈政治问题，而是从民生角度切入，以温和谦卑的姿态，与市民进行建设性对话。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的民主理念会潜移默化，被市民接受。一般市民基本上都愿意跟这些义工交流，表达支持，甚至加入他们也成为义工。他们说，“落区的目的旨在提升市民的公民意识，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虽然难以量化成果，但我们能唤醒一个是一个。提升公民意识的工作永远是越多越好。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愿意以行动贯彻自身的信念；透过持续落区，透过传达有关资讯，我们能够唤醒政治冷漠的人民。撼动政权，亦可由撼动人心做起。”
雨伞运动后参政的青年被称为第三势力，政治素人。他们下沉社区，深耕基层，精神上可嘉，但这条路走起来实际上并不容易。社区工作不同于政治，政治工作需要理念和热情，但社区工作更需要的是耐性。香港的社区同大陆的居委会，在社会氛围上是一样的，人们关心的不是理念、政治等大问题，而是具体的生活琐事，面对的对象多数也是街坊大妈大爷，因为年轻人忙于工作，是很少参与社区活动的。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只有解决了他们的具体问题，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青年人怀着一腔热情投身基层，就要面对心态转变的考验，是不是有耐性坚持下去。但我们相信，最后总会有一批青年能够通过基层锻炼，成长为成熟的政治人物。
“伞落社区”
这些参加雨伞运动的青年，组成社团，投身到竞选中，被称为“伞兵”。他们下沉社区，深耕基层，被称为“伞落社区”。
他们提出“社区议题”，以区议会选举为目标，试图打破建制派对区议会的控制。例如，社区组织“香港公民”，尝试建构一个集结社区公民力量的平台，以“社区聆听”收集街坊意见，透过各基层团体互相交流，向区议会反映社区真正需要，实现公民充权。“香港公民” 招募义工进行社区聆听，不以议题为主导，而是进行“社区聆听”，从义工与街坊的交谈中寻找街坊生活面对的问题，然后举办“社区讨论会”，邀请不同街坊及基层组织有机会讨论彼此诉求。
那么，“社区聆听”是如何运作的呢？在一处集市上，一位义工带领着参加者，与社区居民交谈。事前，组织者会向参加者介绍地区情况，以及交谈时运用的谈话技巧，参加社区聆听的大多是社工系的学生。
社区聆听的参加者向社区居民了解他们的从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难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了解民情。
社区聆听结束后，组织者和参加者会召开座谈会，就收集到的居民反映的问题，提出议题，讨论解决方案。这些议题最后会整理出一份社区参选的政纲，并与社区居民进行交流，候选人会承诺当选后实现政纲内容。实际上，社区聆听本身也会拉近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距离。
不仅“香港公民”，其他的一些NGO团体也投身于社区中。作为工人社团的“职工盟”，其干事麦德正，曾长期从事劳工工作，目前也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在社区工作中，他运用以前维护劳工权益的方式，为社区居民解决实际的问题。例如，为老年人争取政府的生活补贴，为居住困难者申请房屋等等。这些问题常常是现任的建制派议员没有做到的。
建制派议员的不作为，给这些社区工作者提供了空间。建制派议员好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忽视关乎居民实际困难的小事，而这正是社区工作者所擅长的。在财力上，NGO社区工作者竞争不过建制派议员，但他们通过一些富有创意的活动，让社区居民真正感受到实惠和温暖。他们介绍的一个活动很有代表性。有个建制派议员为了收买人心，在母亲节发放鲜花。而这些社区工作者就组织社区的妇女来折纸花派送，从而创造了机会让社区居民沟通，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他们还组织社区居民到一些富有历史意义的景点游览，受到居民的欢迎。
雨伞运动后的“伞落社区”，表明运动虽然已经平息，但对民主的争取并没有结束，这种“从社区赢回民主”的努力，会真正为民主的最终实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