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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的存在本身，就有待人民的认定。它的可否执政，尤其 │
│ 需要人民的授权。中共如果真诚地想要要知道中国需要不需 │
│ 要第二个政党，正常而且正当的做法，不是自己说了算；而 │
│ 是需要请求中国人民裁断并给出答案。理应如此啊！ │
│ │
│ 【注】这里所提到的中国“人民”或“人民”，不是指中共 │
│ 所定义的部分国民，而是指全体中国“国民”。 │
│ │
│ ──洪哲胜 编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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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记者张楠2011-06-29北京报导〕中共官员排除了在中国建
立任何新政党的可能性。中央统战部发言人星期三说，除了现有九个
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除中共外．中国目前有八个党派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除了执政
党中共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
在中共建党90周年到来之际，中央统战部官员就多党合作情况举行新
闻发布会，回答记者们感兴趣的问题。
官员称现有政党制度覆盖面很广
美国之音记者问，如果有人想组建新的民主党派，是否允许？统战部
发言人张献生表示，政党必须有固定的组织发展范围，拥有一定群众
基础，必须符合国家宪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张献生说：“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可以说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
我国的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除了九个政党之外，我们国家政治体制
中还有一个无党派人士。……由此可见，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极
广泛的社会覆盖面，所以我们除现有的政党之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
政党。”
民主党派发展成员有征询中共意见
据介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民主党派只有一万多人，到
改革开放之初，发展到六万多人，目前已有84万人。不过，跟具有
8,000多万党员的中共相比，民主党派仍然人数稀少、势单力薄。
尽管如此，民主党派的发展据说仍然受到中共的限制。一名日本记者
说，他的一个民主党派朋友就说，他们每年发展多少党员，不能自己
说了算，而是由共产党人来定。
对他的提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回应说：“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时
候，确实有的要征询一下子某些单位里面的中共的意见……但是具体
发展的时候，那确实还由它民主党派本党去决定，而不存在中共强迫
它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那不存在这个问题。”
非中共籍中央领导数量减少
中国的民主党派并非西方意义的“反对党”或者“在野党”，而是所
谓“参政党”和中共的“友党”，他们跟中共“思想上同心同德、目
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因此，在许多人眼里，他们只是
政治花瓶而已。
针对社会上对民主党派能否真正发挥参政作用提出的质疑，陈喜庆表
示，许多非中共人士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截止去年年底，全国担
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有3.2万人。他说：“象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的部、委、办、局领导班子当中，
非中共的领导干部有19名……我们的国务院组成部门，还有两名非中
共人士担任正部长。”
不过，在中央层面上，现在担任重要职务的非中共人士显然少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据新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当时，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六位副主席中，共产党员三人，非中共人士三人；政
务院四位副总理中，共产党员二人，非中共人士二人。15位政务委员
中，共产党员六人，非中共人士九人。
无党派人士并非无党派群众
在中共中央外宣办举行的这场新闻发布会上，陈喜庆还澄清了“无党
派人士”的定义。他称根据中共中央2005年的一份文件，无党派人士
要具备三个条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
定影响”和“有社会基础，主要是知识分子”。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11-06-29；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中共称中国没有必要组建新政党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1/06/30 | 6/30/2011
保“7．1”毛左与右派战被喊停．《乌有之乡》败退
〔《大纪元》记者骆亚综合报导〕著名的经济学者茅于轼的一篇《读
辛子陵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把毛泽东还原成
人》，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左们在网络上展开了一个个多月的
攻击，并在全国各地以人民的名义组织了20多个公诉团对茅于轼和辛
子陵进行所谓的公诉闹剧。毛左们的举动引起以铁流为首的全国受害
57人（右派）的愤慨，他们欲以集体起诉毛来声援茅辛二人。因为中
共“7．1”建党90年代临近，围绕毛的左右派之战被喊当局喊停，毛
左暂告下风，撤下了《乌有之乡》首页上公诉茅辛的公告文章。
毛左与右派被要求休战．《乌有之乡》首页撤下公诉
6月29日中国著名右派学者铁流先生撰文《中共当局不支持〈乌有之
乡〉毛派的暴力行为》，在一家网络媒体《参与》上发表。铁流文中
披露由于全国形成“拥毛派”和“反毛派”闹得沸沸扬扬，危及国家
的“安定团结”，他被当局打招呼，他说：“为此，6月8日当局有关
人员找我交换意见，我明确地回答：无论毛派‘公诉’茅于轼、辛子
陵也好，还是我们‘起诉毛泽东’也罢，法院都不会受理，这是一场
打声势和造舆论的‘口水战’。但这场‘口水战’是《乌有之乡》毛
派人物挑起，他们想藉此逼迫中央表态：回归毛的极左路线。如果我
们不奋起反击，毛派就更会肆无忌惮地捣乱。”
他还说：“来人明确表态：他们不支持《乌有之乡》的暴力行为，会
尽快对他们进行清查。希望我们右派休兵，不搞集体签名起诉毛泽
东。”
铁流也表示茅于轼先生也来电说：“北京市公安局一位朋友告诉他，
如果他的人生安全受到毛派暴徒的威胁，他们会立刻派员赶赴现场。
铁流还披露6月24日当局又派人来他家里告知说：《乌有之乡》网站
上“公诉”茅、辛的文章全部撤下了。我当即打开电脑查看确是如
此。铁流认为，“从各方面情咨表明：中共当局不支持毛派这场‘公
诉闹剧’”。
《乌有之乡》耍花腔．所有公诉文章依然保存专题内
不过《乌有之乡》网站经过记者查证，发现该网站玩花样，他们将原
先在首页上非常明显的公诉公告位置全部撤了下了，但是如果从《乌
有之乡》的文章中心查看（专题）茅于轼的话，这些文章依然保存完
好，根本没有拿下去。从5月21日开始各地公诉的公告，一直到最近
各地公诉团寄出公诉书，以及召开公诉大会，大概总计300篇文章。
不过有一点非常明显，从6月24日，中共当局向铁流先生打招呼、
《乌有之乡》首页撤公诉文之后，《乌有之乡》这个专题上还是有过
二天安静的日子，没上任何文章，之后上的文章量也非常至少，最多
一天一篇。
6月27日《乌有之乡》这个专题上，发表了《山西人民再次愤怒揭批
声讨汉奸卖国贼茅于轼、辛子陵》，图文并茂。文章称，6月26日上
午，山西省人民公诉团在省城再一次举办了愤怒声讨汉奸卖国贼茅于
轼、辛子陵的大会，并谩骂茅辛二人是帝国主义走狗，配合帝国主义
搞垮社会主义，颠覆政权云云。
甚至6月29日该网站还刊登批茅于轼的文革遗风式的文章：《一场伟
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并以《乌有之乡》的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
表。
上海毛左骨干送公诉书遭警方殴打抓捕
网络上流传这样一个段子，22上海有三维毛派骨干去市人大信访处和
是人大接待室送“公诉书”遭到拒绝，被赶出门，甚至有一个还被警
方强押进警车，当他向警察解释说：是保卫伟大领柚毛主席和社会主
义社会的，遭到殴打。反被警方骂：“你们想翻天。”
铁流表示发起这次“公诉行动”的《乌有之乡》，对整个事件保持了
非常奇特的漠视。“我想他们终于明白了：这次丑表功拍马屁拍过了
头，拍到马腿上去了。”
最后他说：“这场‘公诉’与‘起诉’的闹剧虽然谢幕，但不等于极
左毛派势力就此收兵，放耳一听‘红歌’唱得多么起劲。”
〔原载《大纪元》2011-06-29；http://www.dajiyuan.com〕谁能整垮共产党？
胡平
在中共建党90周年前夕，官方媒体发布一则消息，说“大学生争相入
党”。根据中组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发展新党员297.1万名，
其中大学生118.5万名，占新党员总数的38.5%。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学生想入党？答案很简单：因为共产党控制了一
切资源，党票好比优惠卷，入党有助于升官发财。尽管在口头上，共
产党要求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尽人皆知，那不过是“吃
小亏占大便宜”。
共产党员的人数在增加，但民众对共产党员的看法却越来越恶劣。前
一阵子，国内微博热传一则冷笑话──一个女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经
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
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
这则冷笑话在共产党内部也引起热议。上海交大某学生党支部对此深
感困惑，于是写信给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俞正声很快就给他们回了
信。6月20日，俞正声亲临上海交大上党课，开场白就是这则冷笑
话。
可见俞正声也很清楚，如今共产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实在不好恭
维。俞正声没有把这则冷笑话打成“反动”、“诽谤”、“恶毒攻
击”、“煽动颠覆”，这表明他多少还有点面对现实的勇气。
类似的政治讽刺多得很。我们知道，过去，共产党开除党员，说是
“纯洁了党的队伍”；现在，一个人入了党，老百姓说是“开除出群
众队伍”，“纯洁了群众的队伍”。
这种政治笑话早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就很流行。戈尔巴乔夫倡导
新思维，推行开放与重建方针，于是有大批党员纷纷退党，以便撇清
自己和党的关系。然而，单单是你宣布退党还不够，还要看群众认不
认，买不买你的账。那时有则笑话就说，过去，一个群众要入党，需
要两个党员介绍；现在，一个党员要退党，需要两个群众作证。
提起戈尔巴乔夫，那可是中共最痛很的人物。中共一口咬定，苏联共
产党就是让戈尔巴乔夫给整垮的。
不久前在北京举行了张木生《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新书发布暨研
讨会，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刘源上将为张木生的书写了序言。在
研讨会上，张木生说：刘源让我带一句话，问问大家，除了共产党自
己能够整垮自己，苏联已经证明了，其他谁能整垮它？
刘源提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大有问题－－除了共产党自己，谁能整垮共
产党？人民呢？照刘源的意思，人民算个屁！古人尚且说，民如水，
君如舟；水可载舟也可复舟。共产党比帝王厉害多了。共产党厉害到
人民拿它毫无办法，无能为力。这样的党是什么东西？还好意思说
呐。
刘源这个问题也不符合事实。说起共产党整共产党，共产党自己整自
己，谁能比得过斯大林毛泽东呢？斯大林搞肃反，毛泽东搞文革，多
少共产党的老干部被整得死于非命，家破人亡。刘少奇一家，文革中
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俞正声的亲属，文革中死了六、七个。在斯
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疯狂地整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并没有被
整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整共产党了，共产党反而垮台了。
中共总是说苏联共产党是让戈尔巴乔夫整垮的。这话完全不对。戈尔
巴乔夫整谁啦？一个都没整嘛。我早就讲过，共产党专制就是靠整人
过日子，不但整党外的人，也要整党内的人整自己人。例如剥夺赵紫
阳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把赵紫阳非法软禁15年，
至死方休。哪一天共产党不整人了，哪一天共产党不整共产党了，也
就是说，哪一天共产党不因哪个共产党发表了不同政见就剥夺别人自
由，就不让别人说话，哪一天共产党就垮了。
按说，刘源、俞正声是和毛泽东有血海深仇的，可是如今他们却仍要
认贼作父，对毛表示拥护表示尊敬，说穿了，那无非是担心丢掉毛这
把刀子，就不大好继续整人了，就无法维持自己的专制权力了。如此
而已。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11-06-27；www.rfa.org/
mandarin/〕“权为民所赋”要不要脚踏实地
在共产党全面垄断国家政权，并且恬不知耻地把坚持自己的领导强行
写入所谓《宪法》前言之中的当下中国，所谓的“权为民所赋、权为
民所用”，到底要不要和能不能脚踏实地地贯彻执行呢？答案不言自
明。
读笑蜀快文《李承鹏：冲冠一怒为尊严》，得知李承鹏最近有点受
伤，为他的儿子珂仔。“有家企业先满腔热情地许诺给珂仔赞助，后
来却不能兑现。不是企业不讲信用，而是企业遭到压力。压力属于不
可抗力，企业只好变卦。”
笔者虽然没有挺身而出高调竞选地方人大代表的李承鹏那样勇敢，却
与李承鹏一样“有点受伤”。原因是自己很认真地写了一篇关于国家
副主席习近平于2010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所强调
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与当前的地方人大选举
之间的契合关系的长文章。先后交给此前勇敢地报道和评论过此事的
几家报刊，得到的却是异口同声的答复：“现在关于独立参选人已经
是敏感词了，还好，我们杂志当时抢出了一个特别报道。”于是，还
算真诚善良的笔者，再一次不太彻底地怀疑起执政党所谓的“权为民
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的公信力，或者说是真实性。要知
道，儒学宗师孔子2000多年前就在《论语．为政》中，从必不可少、
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讨论过治国行政的大道理。其一是“足食”；
其二是“足兵”；其三是“足信”。关于保持足够的公信力，以便赢
得国内外人士的信任与尊重，孔子另有“民无信不立”、“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的经典表述。
据报道，2010年3月《选举法》修改后的首次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即将于2011年7月展开。这将是世界范围内最大规模的一次选
举活动，参与乡级选举的选民高达六亿多人，县级选民高达九亿多
人。这次换届选举将产生2,000多个县级政权、三万多个乡级政权、
20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因而对未来中国的社会政治进程具有
重大影响。（《中国新闻周刊》，2011-05-23。）
随着时间的临近，国内一些传统媒体和网络言论一再谈到“独立候选
人”的话题。按照莫纪宏的观点，“独立候选人”的提法并不科学，
它其实是一些想当人大代表的选民，依据《选举法》第29条第二款的
规定，寻求获得有提名权的合法主体的提名。（《学习时报》，2011
-06-13。）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莫纪宏对于一些想当人大代表的选民，依法寻求
获得“权为民所赋”的“被提名权”的合法行为，另有自设禁忌的一
段话：“一些地方的干部和社会公众因为缺少对《选举法》规定的正
确理解，在实践中将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而以此将问题政治化就显得更加荒唐。”而在事实上，“权为民所
赋”的“被提名权”，以及由此而来的被选举权和赢得选举之后的合
法参政权，正是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社会治理和制度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西方法治史上，法律条款及其制度程序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形而上
意义上的既相对独立又不可动摇的政治权威。在中国奉天承运、替天
行道、造反革命、改朝换代的政治法统里面，从来不承认成文法律至
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推出当朝当代新一轮的模糊
法律。这种模糊法律，又总是被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垂帘听政的太
皇太后以及摄政大臣口出法随的金口玉言改写败坏。迄今为止连古罗
马2,000多年前已经初步成形的《民法典》都不具备的中国社会，归
根到底依然是一个从官府到民间的集体意识以及集体无意识中，顽固
存在着阳尊阴卑、上尊下卑、官尊民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政教
合一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阴阳气场，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反贪官
不反皇帝”式的替天行道受招安的斗争哲学的准法治社会。中国传统
的信访制度，原本就是一种非法律、泛政治的制度设计。乡级政权以
上的各级党政官员，从来都没有经受过严格意义上的“权为民所赋”
的民主授权程序，而主要是由上级政权提拔任命或者空降委派的。党
支部凌驾于村委会之上的村级政权模式，更是社会治理泛政治化的极
端表现。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草根村民钱云会，当选村长后
已经拥有足够充分的合法性，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却因为替村民维
权上访而三进监狱。直到2010年12月25日，他被一辆大卡车活活碾
死，从而激发唤醒全国范围内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维权和政治抗争。
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不平则鸣、官逼民反的群体事件充分证明，随
着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丧心病狂地垄断掠夺公私财产，长期积淀
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以及集体无意识之中的阳尊阴卑、上尊下卑、官
尊民卑、二元对立、一元绝对、政教合一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政
治抗争及其阴阳气场，已经吸纳了足够强大的不平之气。这种不平之
气在特殊情境之下，随时都可能酝酿形成一种原始野蛮、情绪极端的
群体性暴力事件。要想彻底化解平息这种极具破坏性和爆发力的阴阳
气场，只能依靠全球化、现代化的以人为本、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
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的逐步建设；尤其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于2010年
9月1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所强调的“权为民所赋、权为
民所用”的执政理念的贯彻执行。
2011年5月26日，江西省抚州市发生连环爆炸案。在出事前的半年
里，两次拆迁、两度败诉、四级信访的钱明奇，多次致电原临川区区
长习东森、区政法委书记邹裕民等人，暗示自己将采取极端行动。出
事前半个月，他还多次在微博上公开发言，提醒人们“关注江西的近
日特大新闻”。一直将钱明奇视为重点维稳对象的当地政府部门，却
对如此强烈的政治抗争信号视而不见。极其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
《人民日报》以《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为标题，刊登“本报评
论部”的文章，呼吁社会管理者在众声喧哗之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
没的声音”。两天后，《新快报》刊登羽戈的回应文章《“那些沉没
的声音”如何浮出水面》，其中写道：“2011年5月26日，此日有三
大新闻，金正日访问北京，江西抚州发生连环爆炸案，李承鹏、夏商
等在微博公告，有意参选地方人大代表。但愿这一天之成其为该年度
最重要的一天，为后世所铭记，是因最后一事。”
按照笔者的理解，严格意义上的民主选举的关键所在，就是把“权为
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脚踏实地地全面落实。羽戈之所
以如此强调李承鹏、夏商、姚博等人从网络走上前台参选地方人大代
表的重要性，是因为这是脚踏实地化解平息中国社会日益激烈的政治
抗争，进而贯彻落实“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的第一
步。借用他的原话，“第一在于标明一种文明姿态，要选票不要炸
弹；第二，这是一次民主政治的实弹演习，……”
就与国家及其政府契约平等的公民个人来说，笑蜀的快文说得明白，
“对尊严的这种敏感，或者说对尊严的这种需求，必须要有相应的制
度去呵护。只有能够呵护这种需求的制度，才能得到千千万万公民发
自内心的认同，也才可能是有尊严的制度，稳定的制度。李承鹏参选
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他是用实际行动，传递千千万万公民对于尊严
的渴望。这渴望赋予李承鹏以强大动力，所以他才能完成个人转型，
从原来文字上的指点江山，转到现在的身体力行，不屈不挠，知其不
可为而为之。”
但是，在共产党全面垄断国家政权，并且恬不知耻地把坚持自己的领
导强行写入所谓《宪法》前言之中的当下中国，所谓的“权为民所
赋、权为民所用”，到底要不要和能不能脚踏实地地贯彻执行呢？假
如即将接班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能够看到笔者的这篇文章，就请他
扪心自问一下：要不要把自己公开说过的话再公开收回去呢？！
〔原载《民主中国》2011-06-28；http://minzhuzhongguo.org/〕共产专制与特务政治（下）
朱欣欣
四、输出革命．破坏和平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成为共产专制欲称霸世界的招牌。中共党文化灌输“世界上还有三分
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
放自己”。这就意味着先放弃解放自己，帮着共产党夺权后，等共产
党赏赐“解放”。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谎言。
在冷战之前，由于传统绅士文化的影响，民主体制国家的间谍活动有
基本的道德原则，与专制国家不同，认为色情间谍等手段是卑鄙的，
在实施中是有限和防御性的。可是冷战埋葬了这一骑士传统。比如
1929年，美国情报部门关闭了有“黑房子”著称的密码组，该组曾经
在1920年破译出日本外交密码电报。二战时，苏联在伦敦、华盛顿大
肆渗透间谍，而英美两国在莫斯科没有一个间谍。1944年11月，美国
情报人员从芬兰人手里买到一本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500页的密码
本，国务卿说服总统罗斯福，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于是密码本被
送还给苏联人，令苏联人惊讶（直到1944年，美国采用密码本的副本
破译出一些苏联间谍机构的电文，后来才据此揭露战争期间的苏联间
谍活动）。1943年11月德黑兰“三巨头”会议时，因为美国奉行公开
外交，为避免苏联认为英美密谋，罗斯福没有接受丘吉尔让他驻英国
大使馆的邀请，而是住进了苏联大使馆。此次会议和1945年2月的雅
尔塔三巨头会议，苏联都在美英领导人住处安装了窃听装置，斯大林
掌握的情报远远超过罗斯福和丘吉尔。
教条僵化的意识形态，也使苏共及克格勃不可能从所得到的情报中做
出客观正确地判断，他们总是用各种阴谋理论来解释民主国家的所作
所为，从而做出错误的对策。在后极权时代的今天，中共同样动辄将
不利于自己的国际影响一律冠以“西方反华势力”的颠覆阴谋，不过
这已不是出于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意识形态，而是为了一党专制的特
权利益，用来制造欺骗民众的“愚论”而已。
“10月革命”后，苏共就期望在欧洲传播革命。1919年3月，在莫斯
科成立了“共产国际”，代表中只有5人来自国外，其它都是流亡苏
联的左翼运动分子，他们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没有成立。可是这个城
市对各国共产主义者来说，成了耶路撒冷似的“世界革命”圣地。有
些共产党人声称自己甘愿做苏共的“奴仆”，象穆斯林圣徒朝麦加祷
告那样对莫斯科“俯首帖耳”。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输出革命的傀
儡，指挥和资助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通过了列宁起草的“21条”，
作为成员的军事纪律，“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
（“9．18”事变后，中共中央做出决议：“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
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共产国际有责任通过被称为“莫斯科的
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干涉”共产国际的成员，“莫斯科的眼睛
”们如同被任命的“灰衣主教”，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应是合法手段和
非法手段并用。1921年，共产国际成立了“秘密国际联络处”，该处
吸收一些国外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搜集情报，再提供给苏联特务机构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国外处。在上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战争中，苏
联向共和派政府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建立并控制了秘密警察系统，他
们还将肃反延伸到西班牙，诱骗几百名托洛茨基分子去西班牙，单独
编队，派到战场第一线送死，而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督战队。面对佛朗哥法西斯的进攻，共和派内部相互残杀，草菅
人命，500名支持西班牙的国际纵队成员被当作叛徒、间谍、“托洛
斯基分子”而杀害。西班牙共和派失败后，苏联把派往西班牙的人员
召回当替罪羊关押或处决。国际纵队里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后来
失望而逃，他说：“报纸上说这场战争是‘为民主而战’，这明摆着
是骗局。”据此，1945年和1949年，奥威尔先后出版了著名的反乌托
邦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
1923年，共产国际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合作，策划“德国10月革
命”，10月23日，列宁与围坐在他病榻周围的苏联领导人，满怀期
待，等到的电报却是一个词：“失败”。原因是暴动没有得到工人的
响应。此后，苏共将目光转向东方。1921年，在共产国际派来特使帮
助下，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李大钊与陈独秀等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
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
比如，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工作，在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
俄关系上，一直是重要联系人，他并不单单以共产党代表身分出现，
而是以代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身分进行沟通。1924年，爆发直奉
军阀大战。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
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
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
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
兵营院内。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
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
厅派出300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
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
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
钊的理由：（1）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2）李
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3）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
密关系；（4）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
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
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
营救行动，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发
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所以张作
霖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19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李
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
请中外人士参观（思公《张作霖杀害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复杂内
幕》）。“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
军事侦查）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
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劫和大屠杀’的指
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
秘密运入中国的武器的详细描述。”（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基、奥
列格．戈尔季耶夫《克格勃全史》第12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
月）1927年，苏联间谍活动在八个国家被曝光，其中就有中国这一事
件。斯大林让中共利用蒋介石：“应该象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
掉。”没想到被识破，共产党领导的上海起义成果落入蒋介石的北伐
军手里，此时的蒋不再容忍中共在各地领导工农制造暴乱、取而代之
的图谋，开始“4．12”大屠杀……
除了向其它国家渗透，苏共特务还先后组织和操控“无罪者俱乐
部”、“世界和平理事会”等名义上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扩大影响。
如果说列宁时代输出革命还有理想主义的成分，那么斯大林以后的时
代，只剩下将一党专制推向世界的霸权欲望而已。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苏共杀掉了许多流亡苏联的东欧共产党
人，活下来的少数人被关进监狱，后来被利用做苏共的傀儡。例如：
1938年，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都被入狱，只剩下斯大林信
任的铁托一个人（可是战后他成了苏联阵营里的第一个异端分子）。
甚至在1937年，一名德国共产党员途经苏联的古比雪夫，饥饿时想要
点面包，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刑讯逼供下，被迫承认是德国间
谍而遭枪毙。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被苏联
杀害的一万多具波兰军人尸体。苏联对此矢口否认，指责德国嫁祸于
人。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塔斯社承认卡廷
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1992年10月14日，俄方才把卡廷
事件的绝密档案复印件转交波方。至此，卡廷惨案真相大白，苏联内
务人民委员部执行了屠杀。据说，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最初一起观
看档案时都大惊失色，卡廷屠杀都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卡廷惨案中的
军官都是波兰各界的精英，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律师、教
授、学者、医生等，这一惨案是对该国文化的毁灭。二战尚未结束，
斯大林就开始谋划控制东欧。在于盟国交换情报的合作中，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部获得了东欧各国与美国战略情报局有关系的人员名单。战
后，苏共开始了对这些人的镇压。二战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间
谍空降到波兰，扶持傀儡组织，向纳粹盖世太保提供波兰抵抗力量、
反共的克拉约瓦军一些战士的名单。1944年8月，克拉约瓦军在首都
华沙举行反抗德军的起义，苏联红军隔河观望，借刀杀人，并禁止英
美支援的飞机在苏联机场加油。两个月后起义失败，苏联内务人民委
员部派一支小分队进入华沙，清除克拉约瓦军，建立共产党傀儡政
权。
战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安全人民委员部在东欧各国，帮助当地
共产党在选举中作弊，扶持傀儡政权，帮助成立国家安全局，并派出
顾问指导和监视。1945年，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从莫斯科回
来后，对党内人士说：“一切要貌似民主，但我们得握有控制权。”
于是，两万名持不同政见的德国社民党人被迫害、监禁或枪杀。在罗
马尼亚，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傀儡乔治乌．德治扶上台，将乔治
乌．德治的竞争者、地下党书记福利斯投进监狱，未经审判就被绞死
了。驻罗马尼亚的苏联总顾问弗杰奇金在罗马尼亚俨然是一位“二皇
帝”，经常对乔治乌．德治发号施令。在保加利亚，连共产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都清楚，他的保镖兼女婿就是苏联秘密警察派来监视他
的。在匈牙利，苏联顾问控制的安全局，迫害反对党领袖，建立了共
产党一党制政体。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顾问通过安全局监视政府成
员，还派间谍搜集反对党的材料，最终使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南斯
拉夫，战争期间，南共领袖铁托的电报员就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间谍。战后，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顾问在南斯拉夫政府和民间
招募间谍。两党分裂后，苏联宣布铁托参与了帝国主义间谍组织对人
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活动，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与苏联国家安全部之间
开始争斗。南斯拉夫在政府里甚至铁托的卫队里抓获了苏联间谍，苏
联国家安全部阴谋刺杀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仿照斯大林，在一座小
岛建起恐怖的集中营，先后关押了15,000名异己分子。苏联一直默许
南斯拉夫把阿尔巴尼亚当作仆从国。二战期间，南斯拉夫顾问组改组
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和内务部长科奇．佐泽在
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压力下，除掉了党内竞争者。苏南两党分裂
后，苏联国家安全部又帮助霍查以臆造的罪名处死了佐泽。之后，阿
尔巴尼亚联合中共与苏共决裂。毛泽东死后，阿又与中共反目。在扶
持各国共产党上台、建立社会主义阵营之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
安全人民委员部在东欧各国指挥了大规模的清洗，制造了一系列冤假
错案。
斯大林去世后，上世纪五、六○年代东欧爆发了一系列改革运动，在
苏共镇压卫星国的改革中，克格勃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匈牙利
革命期间，克格勃主席谢罗夫亲自到该国，安排20名克格勃特务伪造
国籍身分，到匈牙利进行活动，为军事干涉制造借口。镇压起义时，
谢罗夫带人逮捕匈牙利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并向进入匈牙利的各师
的特别处下达指示：逮捕那些手持武器对抗苏军的所有叛乱组织者，
以及那些煽动人民仇视共产党人和安全机关人员的人。克格勃还主持
了对改革派领袖纳吉等人的审判，将纳吉送上绞刑架。1968年，苏军
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前，该国境内出现反对改
革的宣传单，发现了一些所谓美国中央情报局阴谋干涉的秘密文件和
武器，还出现了反对改革的游行，东德设立了攻击捷克斯洛伐克改革
的电台。这些都是克格勃指使东德秘密警察一手策划的。苏军入侵
前，克格勃秘密进入该国，30多名克格勃特务伪装成西方游客，到处
张贴煽动性标语，制造所谓秘密武器库，然后栽赃。他们与该国内务
部秘密警察合作，搞了许多内应活动，如驻守电台，包围西方和南斯
拉夫、罗马尼亚的大使馆，防止镇压时有人前往避难。克格勃和捷克
斯洛伐克安全部门执行了逮捕捷共领导人的行动。之后，在克格勃配
合下，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在全国进行了大清洗。1981年，为了阻
止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12月13日，克格勃支持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
基实行军管，镇压团结工会。
冷战时期，为执行苏共的世界战略，克格勃向世界各地渗透，苏联派
驻西欧的外交人员72%是专职情报人员，他们的间谍有各种代表团人
员、航空公司人员、记者、国际组织人员等。苏联在联合国的外交人
员有一半是间谍。克格勃在搜集情报、进行控制和颠覆活动时，制造
了许多恐怖事件。例如，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共产党发动政变上
台，实行血腥统治。后来克格勃介入阿共内讧，1979年12月7日晚，
克格勃特别行动小组扮作阿富汗军人，直接冲进阿富汗总统府，杀死
总统阿明等所有人员，扶植原克格勃间谍、共产党员卡尔迈勒上台
……克格勃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的矛盾，派间谍
达尼亚接近格瓦拉，成为他的情妇，离间两人的关系。格瓦拉出走玻
利维亚打游击后，达尼亚根据克格勃的指示，借刀杀人，把格瓦拉出
卖给政府军，造成格瓦拉及游击队的覆灭。
在共产专制世界，除了苏共，其它大大小小的专制者都竞相输出革
命，争夺霸权。如毛泽东时代中国对亚非拉一些国家、南斯拉夫对巴
尔干半岛、越南对印度支那半岛、古巴对拉丁美洲……例如，毛泽东
多次接见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并夸奖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
利，一举消灭了阶级。”邓小平掌权后多次接见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
人，一边批评其极左政策，一边仍然给予充足的物质和武器支持。一
直到1988年，波尔布特还到专程北京讨要资助，并被安排到中国各地
游山玩水。周德高是一名柬埔寨华人，少年时代即投身共产革命，成
为中共布置在柬埔寨的一名情报人员。1998年红色高棉残部彻底覆灭
后，他退党偷渡到美国，最终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身分。他晚年在所著
的《我与中共和柬共》一书中写道：“在中共的心目中，华侨是世界
革命的大棋盘中的小棋子，当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任务，主要是
策动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护侨民；而‘团结华侨’的工作，也不过
是策动革命的大目标中的小动作。”冷战后的今天，中共更多的是依
靠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扩大共产专制的国际影响。
事实证明，共产专制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国家之间，共产国家与民
主国家之间，不可能有平等的友谊关系，不可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二
战后，苏联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分裂，与其它东欧各国的矛
盾；中国与苏联、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反目。共产国家之间都经历
了先互相利用再彼此反目的过程。共产专制是世界和平的敌人。
当失去理想信仰的时候，共产专制国家往往在国际关系上奉行机会主
义的所谓务实外交，而不顾国际人权标准和普世价值。
希特勒侵苏前，在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为讨好纳
粹，甚至限制苏联间谍在德国的活动，苏联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和
斯大林一样，最关心的是英国的阴谋而不是真正的德国阴谋。盖世太
保和党卫军还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签订协议，广泛合作，派人到苏
联进行特务培训，学习如何建立和管理集中营；苏联将德国流亡苏联
的犹太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遣返回德国，任其迫害；二战前一个月，
在斯大林首先提议下，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瓜分欧洲的秘密协议。
当德军1939年9月1日从西面进攻波兰的时候，苏联明斯克电台引导德
国飞机的轰炸。苏联17日从东面出兵波兰，波兰军警及官员约25万人
被俘。11月，苏军进攻芬兰，导致被排挤出国际联盟。二战初期，纳
粹的军火许多是在苏联生产的，当纳粹进攻欧洲时，收到苏联的祝贺
信。苏联号召欧洲各国共产党支持纳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公开
讲话“打着民主的幌子，进行那种‘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是
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罪的。”他1940年赴德，与希特勒会谈战后世
界新秩序，希特勒拒绝了苏联的条件，反倒建议苏联加入“反共产国
际公约”和瓜分英国。1940年4月9日，德国进攻挪威，就是利用苏联
借给它的摩尔曼斯克海军基地。用过之后，德国海军瑞德将军致函苏
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表示深切感谢”。德国军车灌满苏联提供的
石油，冲向欧洲。1941年4月，苏联对德国的原料供给达到条约签订
以来的最高纪录：208,000吨小麦，5,000吨石油，8,300吨棉花，
8,340吨金属……在欢送日本代表团的仪式上，斯大林殷勤地拍着德
国大使武官助理的后背，对舒伦堡等德国代表说：“我们会成为至交
的！”两个月后的6月22日，德国突然对苏联闪电战，当德国大使舒
伦堡递交宣战书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只是可怜地说了一句：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斯大林企图割地求和，被希特勒拒绝。
与斯大林一样，中共在对外关系上，以“爱国主义”为幌子，煽动、
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切为自我权力服务。抗战时期，中共的
方针是“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日”。《毛泽东：鲜为人知的
故事》披露：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条约。毛开始
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
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
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
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
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
馆里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
用。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
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
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
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里的情报人员
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
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
“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
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里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
的。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
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
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
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
量的充斥着我们的同志剑，“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
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
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
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
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
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
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
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
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
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
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
要敌人。1940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里。3月份在斯
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
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
再看如今的中共，在对外关系上，一切围绕自己的利益，实行机会主
义的所谓“务实外交”。它和民主国家来往，又与专制国家携手，以
此玩弄制约、平衡手段，从中牟利，缺乏责任感和道义感，没有基本
的普世价值原则。前中共国安部对外情报警官李凤智接受记者采访
时，揭露了中共利用特务网络不择手段渗透和收买西方政治人物为中
共利益服务的主要手段。李凤智指出“中共挟持整个国安机构、外交
部等在海外搞特务活动，是把中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经常是非
正义的、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国安系统插手非真正的有关国家
安全的政治事务，不务正业，更是在做害国害民的事情。”对于中共
如何发展特务网络，李凤智表示，一种就是国安、外交部、中共官员
等直接做工作，包括对西方政客的拉拢工作。中共直接派遣国安或官
员，以各种身分、职业、专业作为掩护，直接接近西方政客发展关
系，在适当的时候施加影响。“另外一种就是打‘人民战争’，找大
量人分派情报任务。也许很多人达不到目的，但因为量大，发现有价
值的工作对象、资源、机会、条件的可能性就大。”他指出，中共收
买西方政客是特务网络和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其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些
政客在关键时刻为中共代言，公开或私下、直接或间接的为中共做
事，尤其是公开对中共的人权迫害保持缄默。他说，那些亲共政客、
尤其个别被中共利用的华裔政客，非常可悲，这些人都是不幸被中共
选中的棋子，不仅没有未来，甚至连眼前的政治前途都会丧失。西方
国家的普世价值、立国之本、为政之道、选民之心才是政治前途的根
本依靠。中共的邪恶本性及其独裁制度决定它始终与以美国为代表的
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为敌，尤其一直把美国等西方大国当作敌人，虽然
表面上巴结美国，宣称所谓的“维护中美关系”，但骨子里和背地里
都是防美反美的，在需要的时候，甚至公开煽动中国民众反美。他
说，“正因为这个原因，长久以来，中共不惜下大力气、耗费巨资、
人力物力，通过中领馆、国安等机构，并试图或是派了大量特务和发
展线人，在美国建立特务网络，想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包括渗透和
收买西方政治人物、华人社团、学生组织等。对于所需要的情报，或
者偷窃，或者套取，或者打入内部，或者利用线人获得。”李凤智表
示，中共除了直接做西方政客的工作，还有针对性的发展一些外围，
虽然不是特别重要但也不容忽视的势力，比如，西方社团、西方亲共
媒体等，为中共作代言人或代理。他们或者为中共搜集情报，或者在
外围制造舆论和影响。因为这些人和组织是所在国家的国籍，因此更
有条件影响到西方政客。“中共及其国安的行动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一是以国家安全工作为名义，实际做起来是永远以中共利益为第一，
国安的海外行动也以这样的原则为指导。二是在海外，中共将那些维
护中共的利益与某些国安所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工作或是海
外谍报活动有意地混杂在一起。再有，中共运用全部国家可以动用的
资源，企图从整体上配合和支持由国安部或外交部所从事的所谓对外
工作，不计代价，不择手段。”
中共利用经济、文化手段渗透，为巩固专制政治服务，同时进行间谍
活动。《明镜》周刊于2010年6月底刊登题为《间谍战》的文章引述
了德国反情报机构──宪法保卫局提供的资料，详细描述了一位已经
加入德国籍的华裔学者如何被发展成线人的经过。2007年4月中旬，
美国公民察尔斯．蔡（Charles Cai）因居住在中国湖南长沙的八旬
母亲病危住院抢救，前往看望；其间，遭到中共国安骚扰及非法绑
架，企图收买他当间谍。韩国小说家金琪皓披露中共当局曾劫持他，
非法监禁审问四天，中共国安塞钱逼迫金琪皓充当特务。曹长青2010
年在《做中共间谍下场最惨》一文指出：“前年美国《外交政策》杂
志刊登文章说，中共情报部门‘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全球最具实力的
六大间谍机构中排名第二。去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穆勒在国会作证时
说，中国间谍‘实在太厉害’。联邦众议员兰迪．福布斯说：‘中国
现在已经构成美国最大的间谍威胁’。根据美国司法部向《华盛顿邮
报》《谍语》专栏提供的最新备忘录，只是从2008年至今，美国司法
部起诉的中国间谍案就有26个，其中44人被判有罪，在美国监狱服
刑。”“从金无怠案至今，美方抓获了很多中共间谍，无论是去年被
美方破获的两起‘中国间谍’案中的郭台生等三人，还是更早一点的
洛杉矶的情色间谍陈文英，更有今年春在波士顿被抓获的经济间谍钟
东蕃（窃藏美国航天情报，被判15年）、麦大志（Chi Mak，把美国
防技术出口给中国，已判24年）等，中共当局都一如既往，从来都不
承认他们是自己的间谍，当然就更无可能，象美俄那样交换间谍，让
自己的特工获得自由。所以那些为中共做间谍的人，只有为党国献身
这一条选择，要么是望眼欲穿，把美国的牢底坐穿，要么象金无怠那
样有胆量自杀。不过今天在美国监狱再能找到塑料袋套头，可能也难
了；而且中共派人来杀人灭口，也更不容易了。所以中共间谍们要
死，都会死得‘不明不白’。”
中共还将特务政治延伸到港台和世界各地。前中共国安部对外情报警
官李凤智披露说，早在香港回归前中共就派了大量的情报人员前往香
港，并采用不择手段的办法发展线人，搜集情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
从事一些策略行动，包括在内部起分化瓦解的工作。北京官方喉舌
《人民日报》旗下刊物《人民论坛》时政专题部副主任邱明伟，2009
年6月底到香港公干时，乘便参加了“7．1”大游行。邱明伟说，他
在香港的行动已经尽量回避，但当他回北京后，随即被上级问话，对
方拿出大叠拍到的照片，指邱明伟越权接触境外异议人士及团体等。
邱明伟相信他在香港期间一直被人跟踪监视。7月底逃到香港寻求海
外政治庇护。邱明伟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中共及其国安系统对香港重视
的程度。2011年2月曝光的台湾陆军司令部通资处长罗贤哲少将，被
收买为共谍长达七年之久。李凤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台湾被收买
的人在替中共卖命，帮助中共极权政党企图战胜台湾的民主制度，这
不仅仅是卖情报的事情，而且伤害了台湾老百姓的利益，同时也在大
大地损害了大陆民众的利益，阻碍中国自由民主化进程，不仅是暂时
的、表面的伤害，而且是长远的伤害。”1994年李志绥出版《毛泽东
私人医生回忆录》，书中不仅大量披露了毛泽东在红墙内的鲜为人知
的私生活，而且在英文版本中还记载了一则邓小平的不良私生活。
1995年2月，也就是李志绥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自己准备开始撰写
第二部有关中共内幕的回忆录的消息后，不到一周，报道称他2月13
日在浴室中风猝死。但现场物品零乱，卫生纸扯得满地，有挣扎状。
死因众说纷纭。原安徽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省青联副主席、作
家高尔品，1994年出国后，改名为辛灏年，担任《黄花岗杂志》主
编。2010年，他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演讲中揭露：“直至今年的
5、6月份，我的一个40多年前的同窗、20年没见的老同学，他来美国
探亲到了我家，居然从早到晚跟我大吵大嚷，就一句话，辛亥革命
100周年不准你出来讲演：‘你再出来讲演，共产党就要对你下手
了！’……专制的淫威可以说是遍及全中国，甚至漫延海外。”（辛
灏年《谁孕育了辛亥革命（上）》）
五、腐化堕落．众叛亲离
由于共产党最初的理想与实现手段之间的矛盾，使得人性中虚伪和私
欲的弱点得到最大化的释放，这注定了在共产专制下人格的发展，是
从狂热迷信的巅峰坠入犬儒主义的谷底，纵观历史与现实，中外莫不
如此，对于特权阶层的特务而言同样如此。
以苏联为例，斯大林死后，为理想而工作的间谍消失了，代之以唯利
是图者。在英国的克格勃间谍莫洛德称，象剑桥五杰那样思想进步的
间谍在二战后几乎没有，具备如下条件就可招募为好间谍：在军队供
职，能接近机密；在职务升迁上是个失败者；喜欢喝酒；在异性关系
上花心；对本国政府不满而对招募方的政府有好感。英国的军士普赖
姆1968年开始主动向克格勃出卖情报，就是因个人婚姻不幸、事业失
意，把这些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醉心于苏联及东欧的虚假宣传，对
共产主义产生了过高的信赖。
即使已经成为特务，正如苏联叛逃的克格勃军官阿列克．谢米亚科夫
所言，克格勃里“所谓的‘可靠的共产党员’占多数。我之所以称他
们是‘所谓的’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人的信仰往往是以他们能得到什么
好处为基础。或者由于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特权而满足于共产主义。
真正可靠的共产党员现在已所剩无几。象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年代已
成了历史。”一位失意的克格勃高级军官曾教导谢米亚科夫说：“一
个人要想在克格勃里干出点名堂，就需要有好的人事关系，就需要贿
赂，还得会讨好上级。……对上级什么时候也不能讲实话，要紧的是
找机会贿赂，要拉些有用的人事关系，‘嗅觉’要灵敏些。”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特务机构同样如此。苏联克格勃选拔特
务首先选择党员干部的子女，其次才是工农、知识分子的子女。勃列
日涅夫时代，克格勃内部人员私下里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比如批评
某个官员，嘲笑工会、地方苏维埃等装潢门面的“民主橱窗”。生活
待遇上，他们的经费、特权和工资都增加了，有高档公寓，有权在军
用商店购买减价商品，可以到国外采购国内买不到的商品，克格勃官
员可以免费或象征性的付费，从军工企业或军事贸易组织得到各种生
活物品，节假日里他们有定期的公款酒会，有的高官甚至动用飞机办
私事。克格勃内部行贿受贿成风。还经常出现各种犯罪现象：自杀、
酒后车祸、发酒疯、在街上开枪等。
中共特务机构同样腐败。湖南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李步云教
授2005年11月份在香港讲学期间谈到，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但却
是效率最低的、最腐败的情报系统。“撇开中共的军情系统不说，中
共的国安系统，上有臃肿的国家安全部机关及其职能单位，中有各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国家安全厅，下有县、市级的国家安全局，左
有统战、外联等部门的在编国安人员，右有政府各部门外事单位中的
在编国安人员，还有数目众多的渗透在各行各业中的编外的国安线
民，构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系统。听起来很吓人！其实这个庞大
系统就如中共的任何其他系统一样，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腐败透
顶。论人数，中共的国安系统可能比美国中情局多上百倍；论效率，
它可能连中情局的1%也不如。”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共不舍得花钱吗？李步云教授说：“不是。中共
在情报方面是最舍得破费的。国安系统每年浪费的经费大大超过了希
望工程十年所募款项的总和。国安系统配备了最精良的电脑及其他技
术设备。问题出在人的素质方面。美国中情局每年从名牌大学的毕业
生、毕业研究生中招募最优秀的青年为反独裁、反恐怖的事业服务。
但国安系统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凭关系调入的。国安系统没有硬指标，
清闲、轻松而且还神秘兮兮的。所以不论阿猫、阿狗，只要有关系，
就可以到国安混一混。当然，你不能说国安系统里没有人才！中国人
多，有本事的人到处都有。”李步云教授强调说：“国安系统的吸引
力不只在清闲和铁饭碗，而且还在那里的油水大。他们每年以所谓国
家安全名堂胡花的经费，可用来盖几万甚至几十万个希望小学。他们
有很多特权，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还冠之以秘密战线需要的名堂。国
安系统哪位局长、处长没有几个年轻漂亮的情妇？秘密工作的需要
嘛！远的不说，湖南国家安全厅、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那帮人，几乎
瓜分了长沙所有高级宾馆、餐厅、娱乐场所的貌美工作人员。他们干
的肮脏勾当有人管吗？当然没有。湖南国家安全厅的一位朋友说，中
共的情报人员一代不如一代，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越来越差劲，因为
他们的专长不是靠智慧搞情报，而是靠特权吃喝玩乐。这位朋友说，
因吃免费的高档酒食吃出胃病、肠病的，大都是国安的工作人员。大
家在谈论中国的腐败时，忘不了党政腐败、司法腐败、军队腐败等
等。我提醒大家，要说中国的腐败，要以中共的国安系统为最。”李
步云教授说：“其实，国安人员也很可怜。比如说，他们也有很多的
不自由，特别是中层和基层的国安人员。”
原《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首席代表、高级记者姜维平在《中共国安
内幕权斗吃喝嫖赌样样来──大连国安局内部丑闻》一文中揭露：从
2000年底开始，我才知道了，中共国安由于缺乏监督制衡，已被野心
家所利用，在大连薄熙来当政时尤甚，其已改变了工作性质，不仅贪
腐成风，而且内斗激烈，已堕落成排除异己，枉法追诉的可怕的工
具！车克民，在大连的80年代初，不过是旅顺海军基地的一个志愿
兵，名不见经传，据熟悉他的人讲，他来自乡下农村，家庭出身贫
寒，只因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当县委副书记的薄熙来，成了他的生活
秘书，从此，命运发生了突变。1999年，薄熙来当了大连市委书记，
又把他提拔为大连市安全局长，由于他口碑太差，人大常委集体抵
制，不通过任命，薄熙来又改任他当安全局党委书记，专门选了一个
没有主心骨，见风使舵的特务万国涛作魁儡局长，实际上，还是车克
民独掌大权。在他的领导下，大连国安局的职能，由反间谍变成了内
斗，他和薄熙来一起制定了黑名单，不仅批评他的记者，骂他的老干
部，而且，与薄熙来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党内同事，都被记录在
案，受到24小时卫星定位监控，大连市原纪委书记王某智说，连市委
书记于某祥，公安局长王某奎，总工会主席高某等人的电话均被监听
了！为了遮人耳目，车克民亲自给特工派任务，全是单人行动，连他
们的直属上级，都不知道每个人整天干了些什么！尽管，大连官场人
人自危，对立派干部刘某滨，高某，张某宁等人相继入狱，极大地破
坏了党内工作纪律和社会风气，但薄熙来青云直上，他本人也步步高
升，富得流油，民众惧怕，被人们送一个绰号：“薄熙来的戴笠！”
他的手下郑义强“强买强卖，一夜暴富”；彭东辉“吃喝嫖赌，玩遍
大连”；王富选“尔虞我诈，被同事暴打”。
一个人的职业如果没有与信仰和道德相联系，是不可能从中获得自我
实现的真正满足与幸福。为共产专制这一邪恶制度服务的特务，身心
不可能健康，或者在魔鬼的罪恶中毁灭，或者在堕落中麻痹自己。驻
在苏联劳改营周围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刑队的战士大都成了酒鬼，他
们在行刑前先要喝一杯伏特加。他们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着后脑
勺，然后比赛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人。“娱乐”完毕，他们又尽情
地喝酒，然后倒下睡觉。英国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奥尔德姆1929年主
动向苏联提供外交密码，1933年由于不堪双重生活的紧张而自杀。冷
战初期，剑桥五杰之一的伯吉斯由于双重生活的压力，依赖上镇静
剂，并且酗酒，莫斯科总部1949年认为他已精神失常。而五杰中的麦
克林，也因精神紧张而不时酗酒。直到1951年身分暴露，他和伯吉斯
一起逃往苏联。五杰中的菲尔比1951年受怀疑，但因证据不足，从英
国情报部门离职。他被英苏两国抛弃，在压抑沮丧中酗酒度日，直到
1963年，英国获得他的确凿证据，到黎巴嫩找他，他才逃到苏联。
由于共产党绝对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认为社会和人可以完全靠人工
外力进行塑造，所以，苏联的认为杰出的间谍可以训练出来，靠政治
灌输和封闭训练来培养忠心和技能，由此形成了照章办事的固定行为
模式，是以服从权力和泯灭自我而不是自主选择为代价的；而西方国
家认为间谍需要天赋，自由民主的多元环境，有利于培养个体的适应
性、灵活性和创造性，选拔土生土长的人，在开放环境中训练出来的
间谍，能调动个人的主观灵活性随机应变。当双方的间谍置身于两种
社会制度中，通过对比，真实正常的人性和思维就会发生作用，善恶
黑白，高下立判。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苏联间谍叛逃的人数比叛逃
的西方间谍多得多。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上主动投靠美国的苏联外交
官阿．舍甫琴科谈到在美国的感受时说：“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有
很多机会对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美国人
已习以为常的许多事物使我向往。我羡慕他们可以自由地思考、讲
话、写作，自由地行动和工作。”故此，他抛弃优越的地位和物质，
投奔自由。
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西德间谍机构在该国吸收化名伊洛娜的女子为
间谍，后来匈牙利特务机构不知她是西德间谍，也吸收了她，并派她
到苏联接受5年的训练，从此与西德间谍机构失去了联系，1961年她
一回到匈牙利，立刻去找西德间谍机构。经过两年的工作考察，西德
相信她没有被政治洗脑所改变。许多克格勃人员和为他们服务的境外
间谍倍受良知的折磨。
上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集体化运动中，一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
说：“我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我同沙皇斗争过，后来有参加过国内战
争，难道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现在用机枪围住村子，命令自己的士兵
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吗？不，不，绝不是！”特务头目叶若夫喜欢
亲自征服强烈反抗的人。一次他扬言要把一位老党员的孩子们也惩办
了，迫使这位以坚强闻名的人痛苦“忏悔”起来。叶若夫很得意。但
是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员厌恶地说：“我这一
辈子没见过象叶若夫这样恶毒的人。他干起这种事来心满意足。”大
清洗中，一些老一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人性良知与党的
政治信仰之间进退两难，对无辜者的遭遇难过痛苦，又必须执行党的
任务，所以他们大部分后来也被清洗，代之以麻木残酷的新人。1950
年，19岁的保格丹．史塔辛斯基在克格勃的威胁下当了特务，被训练
成冷血杀手，从事了暗杀行动，荣获红旗勋章。但是上司喜爱、工资
极高，都不能使他摆脱忧郁、烦恼和失眠，他与一个德国女子结婚
后，发现受到监视。后来经过一番波折，终于摆脱跟踪，1961年逃到
了西德。克格勃军官米亚科夫写道“……我在执行本职工作时，还必
须保护非正义的行为，镇压正义的行为，去对付那些维护正义的人。
这种状况使我无法回避内心的冲突和良心上的斗争。”“我有时很鄙
视自己，心里常想：‘臭警察特务，你的特权，你的权威和物质享受
都是非法得来的，是你参与了迫害无辜的受害者得来的。这些无辜的
受害者还有足够的勇气进行斗争，而你呢？你却去镇压他们──你是
刽子手！是懦夫！’”比较而言，我从表面上看，中共特务大都装出
一副上支下派的犬儒样子，也有的自命不凡：“我是政治警察，警察
中的警察！”
许多克格勃是面对官方宣传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而觉醒的。苏联军事情
报上校平可夫斯基1961年4月至1962年秋，主动向西方提供了五千份
苏联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他面对极刑的判决坦言：“我不认为我
是出卖祖国，恰恰相反，我在尽力做一切以拯救我的人民，也拯救我
的祖国，免受一场威胁着的核战争的毁灭性恐怖。”克格勃军官米亚
科夫坦言：“我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现政权的意识形
态根本不符合我的政治信念，简言之，也就是根本不符合人类的信
念。我无法容忍苏维埃制度固有的暴力和野蛮压迫；无法容忍这一政
权对任何不喜欢它的人的镇压和迫害；无法容忍没有民主自由和当权
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无忌惮地对工人的剥削；无法容忍完全是为了
欺骗苏联公民而对他们进行的无孔不入的思想灌输，以及苏联社会中
到处存在的其它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在军官学校和军队中亲眼
目睹了苏维埃政权中很多不公正的事情，而我在克格勃的工作对这一
过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
并亲眼看到了苏维埃政权的彻头彻尾犬儒主义的本质。当将无辜的人
达成罪犯，将坏蛋树为英雄和偶像时；当将那些只是由于对苏联领导
人提出一些合理的批评的人们被投进监牢、劳改营和精神病院时，我
都得亲自参与这些克格勃称之为‘行动’的工作。”参与写作《克格
勃全史》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思想转变，是从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
组织1968年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他认为为民主而斗争的最好
方式是为西方效力，于是1974年在开始主动与英国情报机构合作。
1984年4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英国，其间所收到的情
报汇编大都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由于受到怀疑，1985年7月他
逃离了苏联。
在中国，2001年3月著名的“新青年学会”一案，就是中共收买、利
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大三学生李宇宙，制造的冤案。起初，国保机
构让李宇宙打入该学会刺探情况，他很幼稚地认为：“当时我想的很
简单。我想这是在做好事，因为我在帮助国家。就象他们在搞民调，
想要了解校园的政治倾向。”后来李宇宙得知“新青年学会”四人被
捕，才良心发现，李说，他当时头脑混乱的什么也说不出来。那天晚
上，他把一切都告诉了自己的女友，在自己的宿舍内抱头痛哭。一时
怒起，他用香烟烧灼自己的臂膀，留下疤痕要自己记住当时的痛苦和
愧疚。几天后，他开始使用笔名替他的朋友们在网络上发表申诉文
章。后来，李拒绝再为国安部干事，而开始以中国人权党的假组织名
称在网上发表有关他的四位朋友的文章。2002年7月8日飞往泰国，紧
接着在联合国的一个办事处申请了难民身分。在被问及他此时要对朋
友们说点儿什么时，他回答前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说：“我从未
想过会伤害他们。我不想推却责任。我的确后悔写了那些报告……它
们被用作证据，伤害了他们，我很抱歉。”2006年6月1日，他公开发
表了新证词，其中写道：“我交给北京安全局的工作报告，不能作为
判决以上四青年有罪的证据。因为在当时，我正为安全局工作，所作
工作报告是我的主观判断，不能保证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法
院最终断案的证据。”“新青年学会”的几次座谈会，我都做了积极
参与，有几次还是直接的组织者。尤其是2001年2月的那次饭局，以
及2001年5月31日在人民大学老教协招待所113室秘密集会，完全是在
安全局的安排下组织的。我作为安全局的秘密工作人员，对此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安全局对新青年学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90年至2004年在中共国家安全系统工作14年的前中共国安部对外情
报警官李凤智，2009年3月10日在美国宣布退出中共、彻底与中共组
织决裂。他说：“安全部越来越插手于非国家安全，成为共产党的帮
凶。我不愿意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不愿意再为共产党做打手、做
爪牙、做工具。因此，我从思想上已经彻底的对共产党绝望了。”李
凤智说，国安系统一些良知尚存的人已经开始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如今国安内部真正愿意替中共卖命的人已经不多了，他们无论是消极
怠工也好，选择公开脱离也好，中共国安这一怪胎正在人们的觉醒中
瓦解。
六、结语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被捕后留下一段供词，就是
对特务政治实质最好的说明：“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
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人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
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一
切权利的人就象在舞台上一样作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
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奴颜卑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
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杨卡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
──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
过去是拿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
的崇高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
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的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
式出现，就象演俏皮的时事讽刺剧一样，真是莫名其妙！”
据《共产主义黑皮书》初步统计，世界各共产党暴政屠杀和害死的人
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军民死亡人数总和的两至三倍，高达一
亿至一亿五千万。其中苏联2,000万至4,000万；中国6,500万至一
亿；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阿富汗150万；越南100万；东欧100
万；非洲170万；拉丁美洲15万；国际共运及未掌权的共产党10,000
人。2007年6月12日上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共产主义受害者
纪念碑落成仪式。美国总统布什在铜像揭幕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他
说：“20世纪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人类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世纪，这一
野蛮时代在华盛顿的许多纪念碑上都有记载，但只有到现在我们的首
都才有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夺去了大约一亿
男女老少的生命，我们聚集在这里，以人类的良知，纪念那些在共产
主义铁腕中丧生的人们，并把这一纪念碑奉献给那些因此作出牺牲和
受难的人，这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欧等地区共产专制崩溃后，随着各国档案解密，越来越多的共产暴
政证据得以披露。许多国家通过法律对其清算，防止其死灰复燃。捷
克在199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直接把共产政权称为犯罪政权，把共
产党定性为犯罪组织；1998年2月20日，保加利亚草拟了一项法律宣
告前共产政权是个非法政权；波兰总统在2006年作的一个演讲中，明
确把共产党称为犯罪组织；2006年7月3日克罗地亚通过一项官方文件
指称共产党是犯罪组织；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009年10月13日，呼吁国
民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把带有共产党标志的纪念物和偶像仍进历史垃
圾堆。恢复历史的真相和公正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尤先科总统2009年
5月17日表示应彻底清除共产极权的标志；欧盟议会2006年通过了一
项“反共产极权体制第1481号决议”。立陶宛国会通过法令，禁止在
该国任何地方公开展示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的旗帜和纳粹的象征。在立
陶宛公展共产和纳粹领袖的图像都是违法。爱沙尼亚决定禁止纳粹党
徽和镰刀斧头标志。包括带有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和纳粹党徽符号的旗
帜、标志和徽章。印度2009年6月23日宣布“印度毛主义共产党”
（通称“毛派”）为恐怖组织。捷克、阿尔巴尼亚、拉脱维亚、保加
利亚、波兰、克罗地亚、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印度、欧盟诸
国、美国如今都是自由宪政民主政治，他们都公开使用反共词汇，公
开谴责共产暴政，公开指控共产党是犯罪组织。
中共的特务政治近些年不断加强，且越来越卑鄙无耻，完全黑社会
化。由于民众的觉醒，他们从过去的公开全面的镇压转向暗地重点实
施，例如对维权律师高智晟令人发指的酷刑，最近又对著名艺术家艾
未未残酷虐待。但这只能加速中共的灭亡。有资料透露，东欧共产专
制垮台后，鉴于历史真相的巨大影响，中共不再按规定开放到期应解
密的历史档案。中共还制定了预案，准备在最后关头像东德秘密警察
那样，首先销毁绝密档案，毁灭罪证。我想这样行动恐怕早已开始
了，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个体记忆传承下去，组成真实的集体
记忆，抵抗专制的瞒与骗，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化苦难为教训，
走出以恶易恶的循环命运，开始真正的复兴。
今年是苏联崩溃20周年，共产专制在东欧等地区已成为过去，但在中
国仍然是现在进行时，无人是安全自由的，包括那些权贵们。如索尔
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所言：“统治者易人，群岛仍在。”我们的
怯懦助长了专制者的强大，使我们成了专制制度的一部分，要消灭共
产专制及其特务政治，每个人首先要从哈维尔所说的“真实生活”开
始，每个人拿出一点勇气，一步步夺回自由的权利，让社会生活逐步
走向光明，把一切公权力放在阳光下监督，摒弃厚黑文化。沙叶新先
生在那篇著名的演讲《不为权力写作》中说得好：“我多次说过，我
天下无敌，普天之下我无敌人，来者都是客，交往都是友。我不怕卧
底，也不怕告密。”
【部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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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协助），2007年10月
◆《政府如何监控我们的电子网络通讯──中国网络监控报告之
二》，于声雷（《维权网协助》），2008年
◆三集纪录片《共产主义血泪史》（美国）
◆纪录片《苏联故事》（拉脱维亚，2008年）
◆四集纪录片《斯大林》（俄罗斯，1993年）
◆三集纪录片《中国 革命的世纪》（美国，PBS公司）
◆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香港）
（2011-06-01“6．4”22周年前夕于石家庄望云楼。作者为独立中文
笔会会员，联系邮箱：zxx1960@gmail.com。）
〔原载《民主中国》2011-06-27；http://minzhuzhongguo.org/〕中国：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五千年大国
佚名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
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个上。首先我来讲
个故事，
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
跃的城市──上海（本人也是上海人）：
自90年代后期，随着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
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
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
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30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
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
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ＭＢＡ和中国人大ＭＢＡ列
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
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
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
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
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
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估计那
“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
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
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
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
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
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
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
好，为何到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
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
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
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
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
──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
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
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
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
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
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
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
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
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
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
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
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
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
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
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
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
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
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
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
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
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
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
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
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
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
──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
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
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
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
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
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
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
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
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
象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
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
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
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
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
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
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
……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
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
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不长时间，一整车的
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
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
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
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
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
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
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
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
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
如今在基层乾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
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
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
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
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
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
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
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
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
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
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
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
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
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
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
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
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
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
达自己手里？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
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
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
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
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
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
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
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
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
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
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
“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
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
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
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
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
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
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
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
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
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
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
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80多年前的鲁
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
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
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
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
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
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
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
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
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
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
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
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
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
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
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
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
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
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
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
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
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
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
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
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
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二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
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
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
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
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
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
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
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
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
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
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
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
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
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
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九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
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
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
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
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
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
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
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
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
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
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
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
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
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
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
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
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
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
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
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
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
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
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转载自《百度空间》2011-06-10；http://hi.baidu.com/〕谈中国民运的战略设计
一、
中国民运的发展到了瓶颈阶段。
表面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还占据着主流话语地位，但
其可行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质疑者批评非暴力论者对中共存在幻
想，以为说理可以让中共良心发现，此无异于与虎谋皮；甚至怀疑非
暴力论者推行一条准备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出现这种责备的原因之一，是非暴力论者长期停留在宣扬理念阶段，
却没有提出与此理念相配套的发展战略构思。人们看不到信奉“和
平、理性、非暴力”理念的胜利前景，对此怀疑就不奇怪了。因此，
《民主中国》杂志发起征集《中国民主路径探讨》的论文，实是因应
形势和任务的需要。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提出一套根据“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而能
看到胜利前景的战略构思，愿与一切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切磋。
的确，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进行民运和维权斗争，形势是严峻的。
中共统治集团学习继承了古今中外一切暴政的手法，并青出于蓝胜于
蓝，花大钱，搞高科技，部署庞大的军警特务，严密监控整个社会，
决心“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局面，
一切反抗势力，都显得无还手之力，只算是乌合之众。
回到本文关心的问题上，可以这样提出发问：乌合之众如何才能取
胜？“不可能取胜。”──历来的暴政者都是认为，并自以为得逞。
但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不但可能，而且确实发生过了。苏联
东欧的巨变，以及最近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观察苏东巨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共产党政权不是靠武器的力
量推翻的，而是用人心的改变来颠覆的。纵使其有精兵百万，却使其
无用武之地。正如兵法所云“不战而屈其兵，乃上上之策。”苏联东
欧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到。以人性瓦解党性，是我们
制定战略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最近中国大陆的政局出现了微妙变化。一方面，温家宝频频放话，要
进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薄熙来在搞重庆模式，大有复辟毛泽东统
治模式之势。这反映了中国统治集团高层在管治策略上的分歧表面
化。这表明，中国现有的统治模式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怎样改，还
有待观察。
中共当局对茉莉花行动的反应，表明了其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事
实上，中共已放弃了“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的对
策，改取“防止星火燎原”的对策。这是它进一步战略退却的防范措
施，也是我们调整进攻策略的时机。
二、
陈云曾提出过“鸟笼经济”的概念，现在我亦借用这个概念，将中国
现在的国内环境比喻为“鸟笼政治”。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先把鸟笼撑大、撑薄、撑疏，等鸟笼内的画眉
鸟成长为羽毛丰满的雄鹰后，再待机把鸟笼撑破。国内的民间维权运
动，需要经过一段逐渐成长过程，不可能一趄而蹴。
我们鼓动民间维权，应着重于有效性，不要刻意追求政治诉求的鲜明
性。着重提高民众的参与意愿，逐步克服民众的顺民心态，增强民众
的自我维权意识。
着重有效性，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１、针对民众具体的抗争目标，要衡量实力对比、时空环境、胜算大
小等因素后，提出有理、有利、有节的诉求，见好就收，争取有
限度的胜利。有了眼前的小胜，才能吸引更多民众跟随参与，在
民众心目中建立起威信，为日后发展打下基础。不要贸然提出使
民众有顾虑的政治诉求。
２、从民运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我们期待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
民众参与的过程，产生上千个有群众号召力的维权领袖，我们才
有群众实力与中共进一步较量。
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有必要提出一些新观念
与大家相议。我的意思是，对推展国内民间维权运动，要有双重标
准：
１、对刘晓波、郭飞熊类型革命英雄主义的人物，要高度赞扬、肯
定。中国需要有一批具有这种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精神的领袖人
物，前仆后继，才能带领民众争取最后的胜利。
２、对一般民众，提倡重在参与，不必提倡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革
命英雄主义，要体谅一般民众的心理素质和种种生活顾虑。民主
政治是凡人政治。不必对一般民众提出超乎凡人标准的要求。
在此有必要插进一段讨论，比较一下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在英雄观念
上的异同。在中国文化中，由于深受圣人政治观念的影响，中国人的
英雄观也是圣化的。只有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人才被视为英雄，如
果怯懦退缩、投降变节，是被中国人所啐弃的。但在欧美文化中，被
强敌威胁下，投降变节被视为可以理解的，并非是可耻的，投降受俘
的士兵被释放回国，一样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人们记住他的是他曾
经有过非凡的付出，而不怨恨他曾经有过的背叛。这就是对待凡人的
心态。
我想说明的是，在民间维权运动中，我们既赞扬坚贞不屈的英雄主
义，但同时亦不应排斥犬儒式的维权。跪着造反也是造反。消除来自
自己人方面的心理压力，才能吸引更多人参加到自觉维权的队伍中
来。我们应以更包容的心态来扩大民间维权队伍，不管他主观愿望如
何，不管他政治立场如何，不管他曾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曾有过怯
懦的表现，只要他今天不愿再当（共产）党的驯服工具，不愿再听党
的安排，自己起来抗争，都是我们的同道中人。如果我们以这种更开
放的眼光来看待，就会看到我们进行的民间维权运动，是有着几乎无
限的社会支持基础的。
国内今年2月以来的茉莉花行动，竟把中共当局吓得惊惶失措，草木
皆兵，疲于奔命。对于胡锦涛这类政治庸才来说，他最多只会按照邓
小平遗下的锦囊办事，萧规曹随而已，缺乏创新思维。连邓小平这些
老革命家都未遇到过的新问题，怎能指望胡锦涛有办法解决呢？
茉莉花行动的高明之处在于：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犬儒性（只敢旁
观，不敢行动），竟然转化为对付中共的利器。这表明，策划者已深
谙“兵无常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兵法奥妙，达到“化腐
朽为神奇”的境界。中国境内有望逐渐浮现一批有坚定信念、有政治
智慧、草根性的维权领袖。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是：共产党当局在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的民间维
权运动面前，表现得进退失据，疲于奔命于各地灭火。纵使偶有成
效，但终究抵挡不住星火燎原之势，最后淹没在人民抗争的汪洋大海
之中。
三、
我们应把精力主要放在发展民间力量的工作上，但同时亦应不放过利
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机会。换言之，我们要改变目前两阵（官民各
为一方）对决的势态，使之变为中央─地方─民间三方搏弈的格局。
除了民间维权，我们还要展开地方维权的部署。
应当指出，对于不少的民运活动家来说，目前这方面还是一个盲区，
是急待有心人士开发的一个领域。
为什么要展开地方维权？
我们可以从中外不少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和灵感：
１、英国的光荣革命，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造成长期冲
突，两败俱伤。最后疲惫的双方达成妥协，促使统治集团内部的
利益分配规范化，为日后民间力量提供了成长空间。
２、中共的成长壮大，并不是单靠理念取胜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善
于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从中获利的。
３、台湾民进党在党外时期，就善于利用地方自治制度，通过地方维
权，积累起民心和政治实力。这时期参加地方选举的人，并不公
开挑战中央的权威。他们知道，欲速则不达。
在中共当政下亦有地方自治的法律条文。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让它弄假
成真。地方维权，能吸引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各种地方利益集团的参
与及支持，通过扶助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扩争，民间力量有可能扩展
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只有打破中央集权的格局，中国的大变革才能真
正走出一步活棋。
这需要有这样的观念：有时需要联合地方利益集团同中央集权抗争，
有时需要利用中央权威（如果当时还有的话）打击地方恶霸。两手交
替使用，为的是“发展是硬道理”。
四、
当前，中共由于价值观的破产，只能鼓吹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
持其统治的正当性。此招还的确能迷惑一些人。其实，在宣扬民族主
义方面，我们可以更理直气壮地与中共争夺话语权。我们提倡健康的
民族主义，即拥抱普世价值的民族主义。同时着重指出，正是中共的
专制价值观及社会制度，成为中国迈向超级大国道路的严重障碍。
我们愿意同怀着强国梦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真诚对话。我们认为，中国
只有抛弃一党专政的社会制度，拥抱普世价值，才能得到国际主流社
会的认同，才能消除世界各国的疑虑，才能真正和平崛起，才能成为
负责任的超级大国。为了中华民族辉煌的未来，必须首先挣脱一党专
政的枷锁。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要反击互联网上五毛党
的无耻谰言：捡来马列主义这种洋垃圾来祸国殃民的人，才是洋奴、
汉奸！
某些中国军人“不惜与美军一战”的言论，是对中华民族前途不负责
任的，到头来只会祸国殃民兼自取灭亡。我们向有民族责任感的中国
军人喊话：中国只有抛弃一党专政，才能消除世界民主国家的疑虑，
才能消除高精科技对华禁运的障碍。中国军队才能化敌为友，中国才
能和平统一。
中国军队要挣脱“党指挥枪”的束缚，要成为保护人民保护国家利益
的国防军，而不是防范人民、屠杀人民、维护一党专政利益的工具。
当年发动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正是清朝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局面”
的部队。我们相信，中国军队是有机会洗刷在天安门屠杀和平示威民
众的历史耻辱，向人民将功赎罪的。
五、
“和平演变”战略就是发动受压迫民众对专制制度进攻的心理战。扬
长避短，以己之长攻其之短，这才是符合兵法原则的。这也是“和
平、理性、非暴力”理念从谋略学角度考虑的因素。民间维权，地方
维权，民主强国论，是我们瓦解中共政权的三大战略武器。
假以时日，当这三大战略势态形成时，就建构了一个战略合围阵：
“三面架机枪，只能走一方”。我们只留下两条路让共产党选择其
一：要么走上台湾道路，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或许有重生的机
会；不然走上罗马尼亚道路，自绝于人民。
这套战略，所有的思考角度都放在国内的环境下如何有效运作，抛弃
在海外组织流亡政府的想法；当然，武装渗透、武装暴动亦不在我们
的计划之内。我们谋求的是社会的和平转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
才是真正的“维稳派”。
当中共手中“维稳”、“民族主义”这两件最后的战略武器被夺过来
为我所用之后，请问，它还有什么可以维持其统治的正当性？
这套战略构思的优点是不需要设置一个中央指挥机构来推行，只需有
认同这一战略构思的有心人士，根据自身所处的特定条件，相机而
行，待机而动。“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句话，把多米诺骨牌先摆起
来！
这套战略的另一个好处是，只需要有默契的人自行其是，不需要纵向
横向的组织联系，使中共特务机关破坏的风险降至最低，这就增加了
胜算。这套战略构思是针对乌合之众的特性而设计的。
中华自古苦难多，错奉马列遭煎磨。
莫道书生无寸铁，胸有雄兵擒妖魔。
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化，陆续演出过一出又一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活
剧。
精彩的大戏还在后头。
我们正逢其时。
愿与天下各路英雄豪杰相约在长安城下，逐鹿中原！
〔原载《民主中国》2011-06-29；http://minzhuzhongguo.org/论世界各国人权等19项问题不是内政
国际社会制定“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的时候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以
正义来制止非正义、制止邪恶，而不是为了保护非正义和保护邪恶。
因此在本文列出的19种情况下引用“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是完全
不可以的，因为这种引用完全背离了这一原则的制定宗旨。
一、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提出是要体现正义，使用该原则
不能违背这一前提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际上产生很早的
一个原则，早在17、18世纪就已产生了
其首先是在法国国内法内提出的。1793年法国宪法就规定：法国人民
不干涉其他国家政府事务，也不允许其他民族干涉法国的事务。这项
原则原是为反对封建势力干涉资产阶级革命和掌握政权的。由于这项
原则是国家主权理论的题中之意，是反抗侵犯国家主权行为的有力武
器，所以很快就被各国所接受，成为国际上的习惯法。国际联盟（英
文：League of Nations简称ＬＯＮ或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
立的国际组织，宗旨是减少武器数目及平息国际纠纷。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被联合国所取代。国际联盟以保障国际和平与促进国际合作为宗
旨。盟约规定通过集体安全、裁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措施，以保
障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规定对违背者实行经济制裁。该
联盟1919年制定的《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第八款规定：“如争执各
方任何一方对于争议自行声明并为行政院所承认，按诸国际法纯属该
方国内管辖之事件，则行政院应据情报告，而不作解决该争端之建
议”，也是体现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二条
第七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
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并且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
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这一规定将不干
涉内政原则上升为约束联合国组织及其会员国行为的七项原则之一，
对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了重大发展。
互不干涉内政以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等互利与
和平共处组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最先由中国前总理
周恩来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到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到了1955年
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万隆会议上发
表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宣言提出的十项国
际关系原则包括了这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1965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
宣言》重申：“任何国家，不论为任何理由，均无权直接或间接干预
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外交，故武装干涉及其他任何方式之干涉或对
于一国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宜之威胁企图，均在谴责之
列”。
联合国大会在1970年又全体一致通过的《关于各国联合国宪章建立友
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该宣言共七项原则，互不干涉
内政是其中的之一。该宣言重申了：“各国严格遵守不干涉任何他国
事务之义务，为确保各国彼此和睦相处之一主要条件”；“任何国家
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
外交事务。因此，武装干涉及对国家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
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预或试图威胁，均系违反国际法。”
那么，国际上的各种宣言和《宪法》提出这一原则是为了什么目的
呢？让我们从这些宣言和《宪法》条文中，和提出这一原则的时代背
景中去看。
◆“法国人民不干涉其他国家政府事务，也不允许其他民族干涉法国
的事务”（1793年《法国宪法》）；
◆“如争执各方任何一方对于争议自行声明并为行政院所承认，按诸
国际法纯属该方国内管辖之事件，则行政院应据情报告，而不作解
决该争端之建议”（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
◆“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
之事件，并且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
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1945年《联合国宪
章》）；
◆“任何国家，不论为任何理由，均无权直接或间接干预任何其他国
家之内政、外交，故武装干涉及其他任何方式之干涉或对于一国人
格或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宜之威胁企图，均在谴责之列”（1965
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
◆“各国严格遵守不干涉任何他国事务之义务，为确保各国彼此和睦
相处之一主要条件”；“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
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因此，武装干涉及
对国家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预或试
图威胁，均系违反国际法。”（1970年《关于各国联合国宪章建立
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
《法国宪法》提出这一原则的背景是为反对封建势力干涉资产阶级革
命和掌握政权的：有着非常正义的目的；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提
出这一原则，宗旨是减少武器数目及平息国际纠纷，以保障国际和平
与促进国际合作为宗旨。盟约规定通过集体安全、裁军、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等措施，以保障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规定对违背
者实行经济制裁：也是完全为了和平与正义的目的；1945年《联合国
宪章》提出这一原则，则是延续了以前这一原则的为了保障和平和使
各国和睦的宗旨：也是为了正义的目的；其后联合国签署的一系列相
关的宣言和宪章等，皆是延续了这一原则的历史宗旨，都是为了非常
正义和正当的目的：为了世界和平、各国之间的和睦共处、减少和制
止世界各国之间的对于国家主权内的内政的不必要的干涉。由上述一
系列的各国和世界的、各个时代的提出这一原则的背景和宗旨我们可
以很清楚的看出：制定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强国对弱国的武力
侵略与武装干涉，或者制止强国对弱国的各种倚强凌弱的欺凌与压
迫：因此制定这一原则的初衷就是为了主持公道、主持正义，而为打
击强权的横行霸道提供法律的和道义的根据。
显然的道理是：如果一个国家是在完全违背先前制定这一原则时的根
本宗旨的情况和目的下引用这一原则，例如其是为了邪恶的目的使用
这一原则，那么就是对于这一原则的亵渎、滥用：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这一原则是完全对于这一原则的践踏；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保护自
己国内的非正义、非道德、践踏文明的行为而引用这一原则，那就从
根本上违背了这一原则的道义上的宗旨和精神，这样的引用只可能是
一种无赖式的狡辩：因为这一条款和原则只保护文明与正义而不保护
邪恶。相反如果外国和国际社会为了非常正义和完全正当的目的，发
生了对于某个国家的内部事物的干涉，例如对于政权屠杀人民、政权
奉行种族歧视、民族压迫、侵犯人权等等的国际谴责甚至武装干涉，
全都不是什么“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因为这种干涉完全是为
了正义和正当的目的，因此和制定这一原则的历史上的各种宣言和宪
章的宗旨并无丝毫的抵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引用这一原则，是完全
不应该的：正义的干涉不适用于引用国际互不干涉国家内政条款。而
且为了正义和正当的目的发生的这种干涉，其实完全是应该的，是应
该给予鼓励和支持的事情：对于此，下面笔者还将予以专门论述。
总而言之，对于国家之间“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的理解，不能仅
仅从字面上孤立的去理解，而是应该从制定这一原则的背景、目的、
和根本宗旨等多方面，去综合的、准确的把握之，才能真正准确的理
解与应用。
当我们在准确的把握这一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就能非常清晰的看出：
国际社会谴责和制裁一个国家的种族歧视政策、谴责一个国家的侵犯
人权、谴责一个国家的屠杀和平要求政治改革的人民、谴责一个国家
迫害政治人物等等，根本不是什么“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而实在
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也是和这一“互不干涉国家内政”根本宗旨完全
一致的行为：因此是完全应该得到赞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侵犯人权、
一个国家的屠杀和平要求政治改革的人民、一个国家迫害政治人物，
这样的国家政权如果面对国际谴责而不适当的来引用这一“互不干涉
国家内政”原则，那么如果是这个政权真的还没有弄懂这个原则的真
实宗旨的话，那么还能勉强的给予原谅；如果在已经有学者准确的给
予的澄清的情况下继续引用这一原则，那么就只能说明这样的政权其
实是已经敢于公然蔑视人类的全部文明准则了。而对于敢于公然蔑视
全部人类文明准则的专制政权：国际社会的对于他们侵犯人权等的谴
责也确实丝毫没有用：因为这是一个无赖国家，而无赖是什么都不在
乎的。而在现代文明的世界环境下，一个国家要公然的做一个无赖：
那代价将会有天大的。
二、一般国内行为受到国际干涉的四种类型
笔者经过仔细的事实与案例的分析与研究，给出了国际上发生国际干
涉一国国内事物的一般理论概括：共有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基于国际法律和国际文明准则发生的国际干涉。具体案例我
们可举国际武装干涉利比亚政权屠杀和平要求变革的示威人民的例
子。因为利比亚政治军事强人卡扎菲面对人民要求变革的和平要求拒
绝采纳，并派军队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激起政权内部和国际社
会的愤怒，联合国安理会于2011年3月17日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
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
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这次国际社会干涉利比亚国内事物，
就是基于国际文明准则发生的国际干涉。因为这次干涉的文明道义性
质非常的明显，以至于无人敢于反对，只有五个国家投了弃权票。马
库斯．图留斯．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
家和哲学家。他主张自然法是高于一切人类社会立法的权威，并且具
有普遍和永恒的性质。伟大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发扬了自然法理
论，并认为个人及其自然权利是法律的核心，国家主权不是无限的，
要受人权的制约，他说：“当一国不善待本国国民，其残暴和规模震
撼了国际社会的良心时，一个或多个国家使用武力制止该国的行为是
合法的。”因此这次联合国的授权武装干涉，既有法学法律的依据，
也有道义和正义的依据，是非常正当的行为。
第二种：基于普世价值，即基于道义和正义发生的国际干涉。具体案
例我们可举西方民主国家过去对于苏联侵犯公民人权的指责，民主社
会对于当今缅甸政权侵犯人权软禁昂山素姬等的指责都是这种类型。
第三种：基于意识形态而发生的干涉。具体案例我们可举苏联等五个
国家联合武装干涉捷克的社会改革的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与东欧其
它国家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全面地采纳了苏联的社
会主义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和高度集权的领导；优先发展重工
业，限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地追求指令性计划和所有制公有化
的程度等等。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比较快地恢复了被战争破坏了的经
济，可是弊端也很快地显现出来了。其表现，在政治方面是个人崇
拜、个人专权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社会矛盾产生了。为了缓和社
会矛盾，防止出现波匈两国发生的那样社会动乱，捷克当局开始了政
治经济改革，后来就发生了欲脱离苏联模式的倾向，主张摆脱苏联模
式的改革派与坚持苏联模式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当改革超
出了苏联的意识形态的容忍范围之后，苏联纠集当时的华沙军事集团
的苏联、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五个国家军
队，一夜之间占领了捷克共和国，国际武装干涉发生了。
第四种：基于纯粹一国或多国私自国家利益发生的国际干涉。这种情
况的干涉历史上极多，而且常常是以各种借口和侵略战争的方式：包
括法国侵略越南、越南侵略柬埔寨等皆是。
在上述四种国际干涉之中，第一种和第二种都是正义的、正当的，有
时候这类干涉甚至是神圣的：如果谁能发起干涉和制止当年发生在卢
旺达的种族大屠杀、有力量的制止当年发生在柬埔寨的大屠杀，那么
全体人类都会感激他们的；因此制止这类人道灾难的国际干涉，谁敢
于说其不是神圣的行为呢？
上述四种国际上的对一国内部行为的干涉，第一、第二种类型的干涉
不适合引用“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因为这些干涉皆是为正义的
目的，因此属于正义的行为，而和历史上制定“互不干涉国家内政”
原则的初衷和目的完全无关；而只有当国际的干涉行为和制定这一原
则的初衷和目的大致一致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国际干涉是非正义
的时候，才可以引用这一原则。而上述四种干涉中，只有第三种和第
四种属于制定“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时所要制止的国际行为：因
为这些干涉皆是非正义的。因此，也只有国际上发生的干涉一国内
政，是属于非正义性质的干涉时，才能真正的引用“互不干涉国家内
政”原则来辩护。而对于第三种即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发生的干涉，如
果这种意识形态已经被全世界的文明社会所认可其为文明的、符合道
义和正义的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国际干涉才是正义的；
而当这种时候，这种干涉才为正义的性质，才不可以引用“互不干涉
国家内政”原则来谴责。
三、国家主权有限：即使在国内发生也不属于内政的几种情况
人类是有思想和价值、道德判断的生物，而国家主权的使用当然也不
可能违反和超越人的文明道德和价值标准。因此，国家主权不是无限
的，而是有限制的，即国家主权有限。
而引用“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是不可以来为一个国家的非正义行
为和邪恶行为辩护的。而下述多种国内发生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和邪
恶的，因此是完全不适合引用“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的：
１、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例如封锁网络和限制公民公开的表达自己
的意见。
２、压迫与迫害任何政治人士。
３、禁锢思想和禁锢学术的行为和政策。
４、迫害或压迫思想家和学术人士。
５、限制与迫害知识分子的言论与行为。
６、侵犯公民和知识分子的人权。
７、侵犯和损害公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８、动用军队或其他武装力量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９、司法不公。
10、民族压迫。
11、种族歧视。
12、政权的行为违反本国制定的宪法和法律。
13、宗教迫害。
14、宗教歧视。
15、迫害科学家的行为。
16、迫害医学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17、迫害批评与质疑政府的人士。
18、任何迫害律师的行为。
19、迫害作家和艺术家。
上述19项事情，即使是一国内部发生的，也不属于“互不干涉国家内
政”原则的保护范围：国际社会各个国家皆有权力予以谴责和批评，
甚至动用武装力量进行干涉：就象现在对于利比亚政权屠杀人民发生
的干涉一样。因为这些行为全部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是邪恶的；而国
际社会历来制定“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的时候所要达到的目的是
以正义来制止非正义、制止邪恶，而不是为了保护非正义和保护邪
恶：因此在上述19种情况下引用“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是完全不
可以的，因为这种引用完全背离了这一原则的制定宗旨。
关于一个国家发生迫害政治人士的行为，例如以“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罪名判决政治人士入狱属于非正义的性质，有关研究请参考宣昶
玮发表的《论法律不适合应用于管辖思想家创造、学术讨论和社会人
士之政治活动》一文，在其中笔者有详细的研究与分析：“历来人类
思想家的任务是发明先进的思想；学者的任务是以自己的研究分析来
促进知识与观念的社会进步：他们也是人类知识与社会进步不可缺少
的一大中间环节；而政治活动人士的政治活动，则是把思想家发明的
思想、经过学者研究提炼后的精华，来具体的拿来实施，以实际行动
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思想家的思想创造、学者的学术研究、政治人
士的以之去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活动，这三者的行为全部都是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所必不可少的、非常正义和完全正当的事业：人类的全部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应该设法去保护这三种人；这三种人之中因
为推动社会进步而遭到迫害最多的，就是大量的政治活动人士，即
“政治犯”；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些被迫害的“政治犯”才是对历史
进步贡献最大的社会群体之一。”因此所谓“政治犯”和许多的政治
活动人士，实际上全部都是人类社会政治进步的促进者：这些政治人
士就是人类社会的“金子”：是人类社会应该设法给予充分保护与爱
护的；因此笔者把他们列入了重点保护与支持的范围，而不允许任何
国家政权以任何名义对政治人士进行迫害。
四、以前各国为什么应用互不干涉国家内政会出现不当
无疑的，以前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在应用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时出
现了错误的理解与应用。而发生这种错误应用的原因之一，是世界各
国对于这一原则的理论认识上有重大缺陷，即各国在对这一原则的理
论理解上有不够，因此造成了错误的理解与应用。许多造成错误的原
因是各国仅单纯的从这一原则的字面上去理解，而不知道这一原则的
运用是有限定条件的：由此造成了他们的错误诠释与错误的理解。
由于一些国家对这一原则有自己的错误认识，可是他们自己又不知道
自己的理解是错误的；而国际上也没有人曾经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认真
仔细的理论剖析与前因后果之梳理，因此即使各国发生了错误的理
解，也没有人知道这种错误理解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因此也没有人曾
经能令人信服的指出这种错误理解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于是错误理解
的一方，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有根据，于是便对于国际上的关于其国家
侵犯人权的指责，就“理直气壮”的反唇相讥：“不要粗暴干涉我们
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内政”云云，让旁观者也觉得：似乎这个侵
犯国内知识分子人权政权的回应外国指责，也很有些道理呢。于是这
样一来就形成一种两难的局面：侵犯人权当然是非正义的，应该受到
指责的行为：因此外国的指责应该是正义的；可是被指责的这个国
家，人家以这些指责是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事物，是“干涉一个主权
国家的内政”来回应；而国际上的习惯法和一贯的原则，却是禁止干
涉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这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和世界各个国际宣言和
宪章中都有反应：于是这样一来似乎做坏事的一方和做好事的一方，
都成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格局：谁都有道理，谁也都有不足似的。可是
既然这样，那么到底是应该指责一个国家的侵犯人权，还是不应该去
指责这种侵犯呢？因为现在遇到了两种同时被世界各国认可的原则和
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因此对这种两难的行动进行理论的剖析并最终分
辨清楚，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现在，通过笔者的理论努力，这一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就是：应
用“国际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是要有限制条件的：就是对于一个
国家内部的正义的行为，是完全可以应用这一原则的；而对于一个国
家内部的非正义的行为，大致19项行为是不可以引用“国际互不干涉
国家内政”原则来辩解的，因为这19项事物皆是非正义的，人人皆可
指责与谴责，而不要在乎什么“国际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了。因
为这一原则只保护正义的、正当的国内行为，而绝对不保护非正义
的、邪恶的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是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世界上凡正
义的人们皆有权力和责任谴责之。道理就这么简单。
而造成一些国家长期对这一原则错误理解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国
内御用文人的无原则的为其政权政策的辩护，而完全没有独立的学术
理论研究人格造成的。如果人们去收集有关这一原则的刊物发表的研
究资料，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所谓的研究，在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采取
客观的、科学认真的态度，而是在一开始就是打算为其政权的国内政
策进行辩护的，而且为了“辩护”出新意，还发明了许多的新名词，
例如什么“创造性”的理解“国际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云云：真
是花样翻的多，却就是缺乏真实。
由于种种的原因，一些国家的本来就对“国际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
则的错误理解，就愈来愈错误的应用，而又得不到真正理论人士正确
的指点，因此在这一原则的应用之时，就与国际上的其他文明国家发
生了严重的观念冲突，而相关的纠结就日甚一日的加深了。而在这种
错误已经得到澄清的今天，有关“国际互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的错
误理解与应用，今后应该得到纠正了。
〔原载《民主中国》2011-06-28；http://minzhuzhongguo.org/〕姚立法失踪，俞正声发声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2011-06-28华盛顿报导〕中国湖北前民选人大代
表姚立法失踪多天，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说，处理
“民间独立人大代表候选人”这种问题，是看其是否赞成《宪法》和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在于他给你提多少意见。”
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再次被失踪
姚立法原名姚立发，1958年生于湖北潜江龙湾镇，从88年开始，自荐
人大代表，到2003年底为止，曾多次当选潜江人大代表。今年6月19
号以来他就下落不明。他的妻子冯玲上星期说，姚立法是被失踪的。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许多普通公民都想通过民间自由竞争而不是通
过上面任命和挑选的方法来竞选人大代表，作为曾当过多年人大代表
的姚立法，积极支持这种趋势和方向。
姚立法一贯遵纪守法
姚立法没有说过反对《中国宪法》，也没有表示过要挑战共产党。相
反，最开始参政的那几年，中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南风窗》、
《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都采访过报导过他的事迹。但
是，到2004年，姚立法来美国观察大选之后，他回到中国后待遇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厄运连连，不断遭到当局的打压，甚至长期
“被失踪”。而这次的失踪，只是多年来遭到迫害中的一部分。
俞正声：访问美国性质恐起变化
其中内因到底何在？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一次讲话
透露出，当局认为，姚立法那次访问美国使得他的问题的性质发生了
转变。
中国的《南方周末》6月26日刊登了一篇报导说，当年俞正声在湖北
当省委书记，姚立法所在的潜江县委干部汇报说，姚立法要去美国考
察选举，问俞正声怎么办？俞正声说：“让他去呀，这是他的权利，
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么走下去，性质是要变化的。”
《南方周末》这篇报导的题目是：《听俞正声上党课》，内容讲的是
他6月20日去上海交通大学给几千学生和教职工讲党课。
上海书记和异议人士的“交集”
在这篇冗长的讲话中，俞正声涉及到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段，专门
谈到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异议人士”姚立法的“交集”。
报导说，俞正声对着几千名上海交大的听众说：“我在湖北时，潜江
的书记说，我们有一个群众推荐的候选人（指姚立法，编者注）选上
了，经常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要区分情况，群众推荐不能认为是不
正常的现象。”
俞正声把独立候选人分为四种
俞正声接着说：“要分析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有的人是真正希望参与
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这个是要支持的；第二种是他想参与监督但没有
经验，有时候说话偏激，这个也要支持，不要在乎；第三种可能是为
了个人出风头，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第四种可能就是出于想推
翻现有制度，追求西方制度。”
从俞正声这四种分析来看，他基本上是支持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
的，起码同最近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彻底否定独立候选人、及
其“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的说法，也是迥然不同的。
从各方面看，河南郑州希望成为“独立候选人”的作家和商人曹天，
无论个哪种角度衡量，都属于俞正声分析的“四种人”中的前三种。
但是，当地“党委”还是无非容忍曹天出来“竞选”，已经对他设立
了重重限制，并开始查他的税，让其“被失踪”。
俞正声曾说姚立法帮助政府改正缺点
《南方周末》报导说，当年，俞正声问这位潜江书记，姚立法处于哪
种状态？他说，还没有到第四种。俞说，你还是要帮助争取，不管是
处于哪一种，只要他讲得对，你们都要改正你们的工作缺点，即使是
不对，你也得改正你的缺点。”当然，现在看来，俞正声认为，姚立
法已经渐渐滑向了第四种。
俞正声来自中共元老家庭
66岁的俞正声，是中共元老嫡系“太子党”成员，其父亲黄敬，当过
中共天津市长、一机部长，江青的前夫。其母亲范谨，也是中共元
老，曾当过《北京日报》总编。海外报导说，黄敬58年遭到毛泽东当
面训斥，当年去世。范谨文革遭到迫害，九死一生。
俞正声哥哥投奔美国，供出金无怠
俞正声有个哥哥叫俞强生，曾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处长，80年代中期投
奔美国，导致卧底美国几十年的中共间谍金无怠被捕。金在受审其间
在维吉尼亚州马纳撒斯联邦监狱自杀。
太子党修成正果
由于种种原因，俞正声的仕途一直不畅。而俞强生的“叛逃”，使俞
正声的官运雪上加霜。在80年代，俞正声跟着邓朴方在残疾人协会的
康华干了两年后到山东烟台当领导，现在已经贵为中共第二把手的习
近平，在给耿飙当了两年秘书后到河北正定县当副书记、薄熙来在中
央办公厅当了两年秘书后到辽宁金县当副书记。但是，直到2002年之
后一直到的07年的中共十七大，他们三人才逐渐陆续修成正果，进入
中共政治局，习近平还当了常委，成了“接班人。”
由于他们三人的家庭背景以及在文革中的坎坷经历，海外有报导说，
他们三人属于中共现任高层中那批最能体会人间冷暖，最懂得民间疾
苦因此属于“最开明”的干部。
俞正声对林彪旧部网开一面
俞正声在湖北当书记的时候，不光对姚立法网开一面，而且还低调处
理了林彪旧部要到黄岗纪念林彪诞辰的活动。中共十七大10月结束后
不久2007年底，一批林彪四野旧部和后人，计划到黄岗举行林彪、林
育英、林育南百年活动，后来没有举办成功。
当时，随着林彪垮台的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儿子黄春光、总后
部长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都对美国之音说，是常委习近平和湖北书记
俞正声没有为难他们。邱路光说：“中央领导的批示其实是习近平的
批示，是常委的批示。他的批示是：第一，要给予高度重视，不要酿
成事件；第二，要认真接待好林豆豆一行，注意安全。”
邱路光还对美国之音说，一段时期以来，中共重新肯定林彪的一些历
史贡献，这些做法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建立和谐社会努力的组成部分。
他说：“（在林彪纪念活动问题上），中央现在的态度是，不反对、
也不支持；问到我、不是我同意的，但是你们搞了我也不批评。”
俞正声对待异议处理手法圆润
现在我们再回到俞正声在上海交大的讲话中谈到的他如何处理湖北异
议人士的做法。他的“四种人”理论，说到底，还是同当年他在湖北
处理林彪诞辰纪念问题的手法如出一辙：不反对，不支持，问到我，
不是我同意的，但是你们搞了我也不批评。
不过，俞正声在处理姚立法的问题上，还加了一条：不能去美国，去
了美国就可能“性质发生变化。”
作为党的封疆大吏，政治局委员、先是湖北后是上海书记，俞正声有
关党的领导的言论也耐人寻味。他对上海交大师生说：“中国的现
实，如果离开了党，国家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走上非常危险
的境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我今年都66岁了，干不了几年了，你们
都是年轻党员，未来怎么走，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你们决定的。希望
你们把握好未来的政治方向。”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到天安门广场探望绝食学生时说了一句明
言：“我们老了，无所谓。”是年，赵紫阳70岁，比现在的俞正声大
四岁。
社科院《蓝皮书》：公民参政中等水平
中国社科院最近发表《政治参与蓝皮书》，中新社6月27日报导说，
《蓝皮书》结论是，中国当前的公民政治参与处于中等水平。报导
说，这个数据是根据“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问卷调查和“相
关统计数据”而得出的。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11-06-28；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热烈祝贺温家宝先生荣获英国皇家学会“查理二世国王奖”！
《零八宪章论坛》
喜闻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于2011年6月27日荣获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
“查理二世国王奖”，我们特向总理先生表示特别的祝贺！《零八宪
章论坛》认为，这一殊荣不仅是对温家宝先生大力推动中国科技进步
事业的肯定，也是对温家宝先生大力倡导普世价值、大力推进中国政
治体制改革事业的充分肯定和表彰！
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经过“5．4”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后，纯粹的“科技”（指自然科学技术）已经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
绝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执政党不仅做出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研判，而且曾经倡言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
代化而努力奋斗。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引领下，当代中国的科技事
业基本取得了比较好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对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执政党的四代领袖
“核心”（毛─→邓─→江─→胡）及其依附势力出于一己之私或一
党之私，均表现出较大的抗拒性和排斥性。他们以所谓的“特殊国
情”为理由，宣扬什么“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为“西方资产阶
级”的专利品，高调宣布“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决不搞资产
阶级的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制度”……结果，由于这种毫无远见的抵
制和抗拒，导致发轫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事业陷入“红色
维稳”的死胡同。在强权维稳体制作用下，不仅腐败泛滥成灾、两极
分化加剧，而且权贵集团对民间财富和公共财富的侵占和掠夺更是日
益疯狂，群体性事件遍地开花，官民对立日益严重，人权的倒退、道
德的沦丧、社会的溃烂也已到了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地步──中华
民族正面临着新的、在现行体制下难以克服的巨大危机！
但是我们也欣慰的看到以《零八宪章》签署人为代表的中国良心人士
正在为挽救国家危机做着不懈的努力。不仅如此，我们也非常高兴的
看到在体制内也有相当一批心怀忧患感和责任感的良心人士在竭力做
着同样的努力。尤其是中央政府总理温家宝先生，自2006年以来无论
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在与网友闲聊中，均以
拳拳丹心，毫不忌讳地宣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宣
扬公平正义、宣扬人民尊严，竭力鼓呼政治体制改革──既就是在朝
野“仇视力量”明枪暗箭的围攻下，温先生也始终抱着“祖宗不足
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家胆识，一遍又一遍地以自己的声音推动整
个国家向着民主与自由的方向前进──壮乎哉，“子规半夜犹啼血，
不信东风唤不回”！
这一次，正当执政党在国内大搞“红色”主旋律、大庆特庆“90”大
寿的时刻，温家宝先生利用出访英伦三岛的机会，在英国皇家学会再
次发出有关“普世价值”的呼唤。总理先生在演讲中不仅深刻的洞察
到“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
不仅再次肯定“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
的一次大解放”，而且着重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
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
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针对“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
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温先生强调指
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通过观察温家宝先生的一贯言行，《宪章论坛》认为温家宝先生不仅
代表了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方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中华民族
应该前进的方向。也正因此，值此温家宝先生荣获英国皇家学会特别
奖章的光荣时刻，《宪章论坛》不仅向温家宝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
也向温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温家宝先生就快回国了，无论朝野“仇视力量”对总理先生的获奖行
为和得奖感言做何反应，我们都由衷的期望温先生能够一如既往地积
极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总理先生去日无多，必须拿出古
今中外一切伟大政治家和伟大改革家卓尔不凡的政治勇气和“舍我其
谁”的担当精神，为中国民主事业开辟道路，为中华民族光荣天下的
民主事业做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奋力一搏”！
与此同时，我们也敬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人类是相通的，人性是相
通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已经成为引领世界、引领
人类的光辉旗帜！与西欧北美、东欧苏联、北非中东等地的人民一
样，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事业的寻求和奋斗也是不可抗拒的。希望包
括胡锦涛先生在内的执政党的领袖们，希望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高
瞻远瞩──不仅要看到普世价值的光辉，而且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社会
现存危机的严重性，并以高度理性、高度负责的担当意识迅速启动实
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温家宝们”一起、与“宪章党人”一起、
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
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
想”！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与温家宝先生共勉！
与寻求普世价值的共产党人共勉！
（2011-06-28）访英强调民主法治与反贪．温家宝成敏感词新浪被屏蔽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2011-06-28的采访报道〕中国总
理温家宝星期一在英国发表演讲说，未来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
有评论人士和网友就此发表评论，希望温总理不要只是表达愿望，而
要立即行动起来去实现民主和法治。
正在英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星期二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卡梅
伦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14亿英镑的商贸协议。
温家宝之后到英国皇家学会，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及未
来中国的走向》为主题发表演说。
他表示，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国家；未来的
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未来的中国，
将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勇于担当的国家。
温家宝在演讲中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13亿中国人民的庄
严选择。
温家宝还提到：“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
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
移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温家宝又说：“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
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人民的责任感和民族精神，将会带动社会的
进步，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越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就越
大。”
温家宝表示，近些年来，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
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人民对
政府的监督等方面，也有许多进步。例如，实行政务公开，政府预算
公开，推行电子政务、听证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等。
维权律师马纲权就此向本台表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要维
持《宪法》的尊严，要有一个违宪审查的政策，对违反《宪法》的一
些行为，要赋予一个纠察的途径，目前我们国家在这一块是最欠缺
的，也就是说，很多的行为，包括法律，它是违反《宪法》的，但是
又没有一个制约这些违反《宪法》的法律和行为的一些机制。所以我
认为，我们国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类似宪法法院这么一个机构，来
保证《宪法》的实施。”
香港《文汇报》星期二的社评表示，温总理敲响通胀贪腐影响稳定的
警钟，显示中国政府对此问题保持高度清醒和警惕，也传递出中国政
府将加大力度压抑通胀、打击贪腐，维护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决
心。
旅居美国的中国新闻工作者、社会学家何清涟告诉本台记者：“他们
自己做的事情怎么能自己不知道呢，当然是知道。问题是大家都认
为，最好是自己家的贪污腐败不要被发现，别人的贪污腐败能够限制
一下。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是要改变这个权力的合法性，就是要
重新确定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民选，还是自己限制自己。那么就是
这一点，温家宝从来没敢触及。”
何清涟在推特上说，家宝同志当总理有点人未尽其材，他应该当中国
国家主席，这是形象大使，各国演说，一定让老外听得热泪盈眶，感
动莫名。我也是从去年开始很认真地感受他在这方面的才能。
曾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的北京作家余杰，星期二告诉本台记
者，他已看到温家宝的发言，但因为早前接受本台采访而遭有关部门
警告，所以不便就此发表看法及意见。
本台记者在《新浪微博》想查看网友们对温家宝演讲的评论，以“温
家宝”为关键字搜寻，却得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
果未予显示”的结果。
记者再以“民主”两字搜寻，才能看到网友相关意见。
网友Hellohung说：作为总理不能只是相信，他的责任是要去将健全
的民主法制实现，人民不想等了，请温总立即行动吧，就算以你说的
方式和形式来实现，也比只信不做强。
网友chinaocean说：温家宝表示，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和公正。
如果要中国的法制进程给个时间表，我希望不是一万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11-06-28；www.rfa.org/
mandarin/〕杨紫琼饰演昂山素季遭缅甸政府驱逐出境
来源: 西安晚报
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缅甸官员称杨紫琼已经被缅甸政府列入了黑名单，将不能进入缅甸，“她将没有机会再次进入缅甸。她乘坐的飞机降落仰光国际机场之后，她就直接被驱逐出境了。”事后，昂山素季的发言人证实了杨紫琼被驱逐的事实，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事实上，杨紫琼出演的这部新作是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夫人》（The Lady），这部影片在去年10月开拍，预计将在今年秋季上映。由于缅甸政府决意要将昂山素季的名字从民众的记忆中清除，因此昂山素季的名字在缅甸是不允许提的，人们都以“夫人”来尊称这位奇女子，这部影片片名来源于此。杨紫琼曾经称，她希望能够通过扮演昂山素季使得这位传奇女子引起更多关注；而执导该片的吕克·贝松则对影片拍摄保持低调，因为不想对昂山素季的处境造成任何坏的影响，她仍然随时可能再次被捕。
核心提示：6月22日，女演员杨紫琼在抵达缅甸仰光后被缅甸政府直接驱逐出境。缅甸官员称杨紫琼已经被政府列入了黑名单，将不能进入缅甸。去年，杨紫琼接拍了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夫人》，在片中饰演缅甸非暴力民主政治家昂山素季。
杨紫琼《昂山素季》造型。
女星杨紫琼因为在一部新片中饰演缅甸非暴力民主政治家昂山素季而被缅甸政府驱逐。这位马来西亚女演员在6月22日进入缅甸，但当天就遭驱逐出境。事实上，杨紫琼出演的这部新作是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夫人》（The Lady），这部影片在去年10月开拍，预计将在今年秋季上映。由于缅甸政府决意要将昂山素季的名字从民众的记忆中清除，因此昂山素季的名字在缅甸是不允许提的，人们都以“夫人”来尊称这位奇女子，这部影片片名来源于此。杨紫琼曾经称，她希望能够通过扮演昂山素季使得这位传奇女子引起更多关注；而执导该片的吕克·贝松则对影片拍摄保持低调，因为不想对昂山素季的处境造成任何坏的影响，她仍然随时可能再次被捕。
(本文来源：西安晚报作者： 蔡晓玮 )
法广：北京盛情款待遭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
来源；“巴黎动态”转载于 法广中文网站 rfi.fr
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抗议，中国今天照样隆重欢迎被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巴希尔说，中国始终是苏丹的朋友。胡锦涛向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致敬，而巴希尔则称胡锦涛为“朋友和兄弟”，并且感谢中国对他的盛情款待。
胡锦涛周三在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对巴希尔说，不管世界有多大变化，不管苏丹内部的局势如何，中国永远是苏丹的朋友。 (博讯 boxun.com)
巴希尔目前被国际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屠杀罪通缉。他也是第一位在职被通缉的总统。美国周一明确表示反对中国邀请巴希尔访问，并敦促中国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许多国际人权组织也对中国邀请巴希尔访问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巴希尔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除了和中国签署经贸合同外，重大的议题还涉及苏丹分裂后的后果和影响。经全民公决后准备独立的南苏丹，应于7月9日正式宣布独立建国。问题在于，苏丹四分之三的原油储藏位于苏丹南部，中国希望得到苏丹方面的保证，对中国的原油供应不要受到苏丹分离后可能会发生的冲突的影响。
周二，中国与苏丹签署了深化油气领域合作协议，不过相关细节未予披露。预计今天两国领导人将举行多项协议的签字仪式。北京与苏丹有着特殊的关系。苏丹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投资大国，也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
对于国际社会的抗议，北京方面曾在上周表示，中国并非国际刑事法庭的缔约国，不必考虑巴希尔以“战争罪、种族屠杀罪以及反人类罪”受到的通缉。
刘萍观摩选举被以女儿威胁 魏忠平等遭暴力袭击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1-6-29消息：今天，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多个选区人大代表开选，独立参选人刘萍、魏忠平等人到场观摩选举时，遭人暴力袭击，到下午魏忠平还在派出所内，刘萍则遭到威胁恐吓。
江西新余独立参选人刘萍今天早上到了新余市渝水区通洲街道办事处西家渡村，准备观摩这个村的选举情况。可到这里后，通洲街道办事处的官员看见她后便抢夺她的手机，并将她双手反扭推上警车带到了通洲街道办事处。在这里，多名人员对刘萍进行了威胁，称“你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想推翻我们的政权，我们一千个、一万个不同意”“你要为你女儿着想，她以后还想不想考公务员、想不想入党出国”。到上午十点多，刘萍被新余钢铁厂的人员接回。 (博讯 boxun.com)
新余独立参选人魏忠平今天一大早和一位张姓朋友一起来到了独立参选人李思华（现被软禁中）所在的选区——新余市渝水区通洲街道办事处石洲村委。到那里后，魏忠平拿出手机刚准备发条微博时，石洲村委七、八名村干部突然扑了过来抢夺魏的手机，并对他进行殴打。魏忠平当即被推倒在地，这时还有人用脚踢他。一顿拳打脚踢过后，魏忠平身上多处受伤，尤其是眼睛受伤充血。 (博讯 boxun.com)
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张献生：中国没有必要组建新政党
(中华网) 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张献生今日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已经基本涵盖目前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所以除了现有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中央外宣办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张献生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等方面情况。
有记者问及，目前中国除了中共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如果有人还想成立新的民主党派，是不是可以，现在如何保障民主党派人士畅所欲言。 (博讯 boxun.com)
张献生说，中国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很大发展，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民主党派成员一万多人，在改革开放初期6万多人，目前是84万人。民主党派在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具有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职能。无论是在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协商中，还是在考察调研，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建议中，还是在履行民主监督中，民主党派都能充分发表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一个优势所在，也是中国政党制度民主价值的重要体现。
关于建立新的政党问题，张献生说，现在政党必须有固定的组织发展范围，拥有一定群众基础，必须符合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目前中国有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共九个政党，这九个政党都有相对固定的组织和发展范围。中国共产党主要吸收中国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八个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各有侧重，主要吸收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或一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中上层人士。
张献生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可以说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除了九个政党之外，中国政治体制中还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吸收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难以覆盖的部分社会阶层人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所以除了现有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中央外宣办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张献生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等方面情况。
有记者问及，目前中国除了中共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如果有人还想成立新的民主党派，是不是可以，现在如何保障民主党派人士畅所欲言。 (博讯 boxun.com)
张献生说，中国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很大发展，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民主党派成员一万多人，在改革开放初期6万多人，目前是84万人。民主党派在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具有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职能。无论是在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协商中，还是在考察调研，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建议中，还是在履行民主监督中，民主党派都能充分发表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一个优势所在，也是中国政党制度民主价值的重要体现。
关于建立新的政党问题，张献生说，现在政党必须有固定的组织发展范围，拥有一定群众基础，必须符合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目前中国有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共九个政党，这九个政党都有相对固定的组织和发展范围。中国共产党主要吸收中国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八个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各有侧重，主要吸收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或一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中上层人士。
张献生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可以说已经基本涵盖了目前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除了九个政党之外，中国政治体制中还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吸收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难以覆盖的部分社会阶层人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所以除了现有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视频：塞尔维亚学生运动领袖伊万·马洛维奇致辞中国政府和人民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29日) Ivan Marovic（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学生运动Otpor组织领导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表讲话
出生于1973年的伊万·马洛维奇和出生于1941年的米洛舍维奇同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校友。伊万在25岁时创建Otpor学生组织，开展非暴力运动，并于1999年成功推翻米洛舍维奇的集权政府。 (博讯 boxun.com)
伊万非常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并于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接受茉莉花革命者们的专访，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表讲话。在详细讲述自己在塞尔维亚的成功经历后，伊万正告中国政府：想要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你只能不断地增加维稳的能量，但最终人民也还是会胜利。
以下是视频和演讲全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CXwK1dBudI
嗨，我是伊万·马洛维奇，我来自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我和朋友们一起组织了Otpor!学生运动，我是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之一。Otpor!在2000年的时候推翻了专制的米洛什维克政权。
我的故事开始于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读高中，而米洛什维克还在掌权。在1991年的时候在塞尔维亚发生了第一次对米洛什维克的抗议运动。很巧的是，这正好是在天安门运动两年之后。但是这次抗议运动和天安门运动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米洛什维克政权派出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抗议。
在我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国家的状况日益变得糟糕。我们的国家迎来了内战，极度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贫困，等等。所以推翻米洛什维克政权的必要越来越突显。但是问题是我们一尝试反抗，政权就用武力和坦克来镇压。因此我们慢慢开始用当局不容易察觉的方法进行联络。我们尝试着，并最终建立起一个地下的反抗组织。我们叫它为“otpor”，就是塞尔维亚语中“反抗”的意思。Otpor！通过一个一个的小规模胜利逐渐壮大起来。最先大学开始试着制约校方的权力，然后学生们在小一些的市镇开始上街游行，最终这种小游行转变成大游行，并在2000年时推翻了米洛什维克政权。
如果要让我谈谈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区别，我得说这个区别是相当大的。因此我也不确定我所说的是否会对你们产生帮助。不过我还是要传达我的信息：我们在对抗米洛什维克政权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
第一点，在斗争中依赖年轻人的力量十分重要。我们能够胜利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青年运动。青年运动不单单指它的成员很年轻，它同时也拥有年轻的领导力量。它相比较起老方式的政治组织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年轻人没有结婚，他们不用关心事业，不用抚养孩子，因此恐吓或敲诈对他们的作用有限，而年长一代的人就会容易屈从这些困难。因此年轻人要比年长一代的人勇敢很多很多。他们也因此能做很多年长一代的人不能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年轻人和年轻人交流起来容易很多。比如说让我们去和一个高级军官或政府的高级官员交流起来会很不方便，但是然我们去和他们的儿女交流就会容易很多。我们就这样深入政权内部并逐渐把它拉拢过来。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从他们的孩子那里下手的。这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学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们在斗争中一直保持这非暴力的抗争手法。我们没有恐吓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恐吓那些逮捕我们的欺压者。我们在被警察抓捕的时候保持着热情和礼貌。有段时间米洛什维克说我们是恐怖组织，下令迅速逮捕我们的所有成员。警察来逮捕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恐吓过警察，因此虽然我们也被抓进了监狱，但我们却没有像一些其它组织一样受到酷刑，因为我们和警察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一点给了我们另一课，那就是你的人民安全非常重要。不要让他们承担不必要的危险。不要为了不重要的事情浪费他们的能量甚至生命。
不要让人民为不能等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的东西所困，（因为 ）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要大大高于行动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慢慢地成长非常重要。不要一下子成长地太快，使得你们不能应对当权者意识到你们存在的威胁时所使用的压迫。这就是另外一点。
我们在这些年中学到的第三件事是要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战线。你的团队里面会有许多不同的人，他们会有不同的意识背景，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社会地位。必须把他们统一起来才能保证行动的胜利。在塞尔维亚有一句谚语说道，两个塞尔维亚人就有三个政党。人们会分成不同的派系。所以慢慢地建立起不同派系之间的人的关系和把他们统一到同一条战线对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米洛什维克面对起义的人群的时候，他发现是如此大的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于是就叫来警察去驱散人群。但是人们不单单聚集在一个广场上面。他们布满了首都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因此警察那人民没办法。后来米洛什维克叫来了军队。但是这次的军队和以往不一样。他们当中的许多军人是从人民中召集上来的，是和街道上面的人站在一边的。再说聚集的人多得连军队也没有办法驱散了。因此最终米洛什维克意识到没人帮得了他，就只好下台了。他没有放一声枪就下了台。这一幕在我们塞尔维亚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幕，因为在塞尔维亚两百年的现代史中没有那个总统或国王不是被杀死或逃离国家的。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血腥战争和过度。因此这第一次用非暴力、用人民力量使一个总统下台，没有什么伤亡，甚至使总统自己也保全了性命，这是非常真实的成功。
问：你曾经被一个警察暴打，而且你还记得住他的名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有一回我被抓了起来。当然我被抓了许多次，但是这一次他们想要取我的手印并给我拍照。那个给我拍照的警察扇了我很多下。后来在米洛什维奇下台之后我又碰见了他。因为当时我的公寓被盗了，我需要一个警察协助我办案。这时我碰见了那个扇了我耳光的警察。当时的场景挺有趣的。但是同时这个警察表达了对我的歉意，我却没有想要报复的意愿。因为我们最终赢得了胜利，而且我们不光是为自己赢得了胜利，我们同时也帮助了那些警察们，因为警察们现在不用违心地打自己的人民了。所以对警察们来说今天的境况也比在当年米洛什维奇的统治下面要好。
问：你有没有一条给中国当权者的信息？比如说，当年你们有没有一条给米洛什维奇的信息？
有。我觉得这条给米洛什维奇的信息也同样可以说给中国当权者听。那就是，想要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你只能不断地增加维稳的能量，但最终人民也还是会胜利。这就是当年塞尔维亚发生的情况。米洛什维奇最终被迫下台。他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我要传递给中国政府的信息！
问：谢谢你！
好的。
出生于1973年的伊万·马洛维奇和出生于1941年的米洛舍维奇同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校友。伊万在25岁时创建Otpor学生组织，开展非暴力运动，并于1999年成功推翻米洛舍维奇的集权政府。 (博讯 boxun.com)
伊万非常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并于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接受茉莉花革命者们的专访，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表讲话。在详细讲述自己在塞尔维亚的成功经历后，伊万正告中国政府：想要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你只能不断地增加维稳的能量，但最终人民也还是会胜利。
以下是视频和演讲全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CXwK1dBudI
嗨，我是伊万·马洛维奇，我来自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我和朋友们一起组织了Otpor!学生运动，我是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之一。Otpor!在2000年的时候推翻了专制的米洛什维克政权。
我的故事开始于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读高中，而米洛什维克还在掌权。在1991年的时候在塞尔维亚发生了第一次对米洛什维克的抗议运动。很巧的是，这正好是在天安门运动两年之后。但是这次抗议运动和天安门运动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米洛什维克政权派出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抗议。
在我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国家的状况日益变得糟糕。我们的国家迎来了内战，极度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贫困，等等。所以推翻米洛什维克政权的必要越来越突显。但是问题是我们一尝试反抗，政权就用武力和坦克来镇压。因此我们慢慢开始用当局不容易察觉的方法进行联络。我们尝试着，并最终建立起一个地下的反抗组织。我们叫它为“otpor”，就是塞尔维亚语中“反抗”的意思。Otpor！通过一个一个的小规模胜利逐渐壮大起来。最先大学开始试着制约校方的权力，然后学生们在小一些的市镇开始上街游行，最终这种小游行转变成大游行，并在2000年时推翻了米洛什维克政权。
如果要让我谈谈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区别，我得说这个区别是相当大的。因此我也不确定我所说的是否会对你们产生帮助。不过我还是要传达我的信息：我们在对抗米洛什维克政权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
第一点，在斗争中依赖年轻人的力量十分重要。我们能够胜利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青年运动。青年运动不单单指它的成员很年轻，它同时也拥有年轻的领导力量。它相比较起老方式的政治组织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年轻人没有结婚，他们不用关心事业，不用抚养孩子，因此恐吓或敲诈对他们的作用有限，而年长一代的人就会容易屈从这些困难。因此年轻人要比年长一代的人勇敢很多很多。他们也因此能做很多年长一代的人不能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年轻人和年轻人交流起来容易很多。比如说让我们去和一个高级军官或政府的高级官员交流起来会很不方便，但是然我们去和他们的儿女交流就会容易很多。我们就这样深入政权内部并逐渐把它拉拢过来。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从他们的孩子那里下手的。这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学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们在斗争中一直保持这非暴力的抗争手法。我们没有恐吓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恐吓那些逮捕我们的欺压者。我们在被警察抓捕的时候保持着热情和礼貌。有段时间米洛什维克说我们是恐怖组织，下令迅速逮捕我们的所有成员。警察来逮捕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恐吓过警察，因此虽然我们也被抓进了监狱，但我们却没有像一些其它组织一样受到酷刑，因为我们和警察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这一点给了我们另一课，那就是你的人民安全非常重要。不要让他们承担不必要的危险。不要为了不重要的事情浪费他们的能量甚至生命。
不要让人民为不能等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的东西所困，（因为 ）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要大大高于行动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慢慢地成长非常重要。不要一下子成长地太快，使得你们不能应对当权者意识到你们存在的威胁时所使用的压迫。这就是另外一点。
我们在这些年中学到的第三件事是要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战线。你的团队里面会有许多不同的人，他们会有不同的意识背景，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社会地位。必须把他们统一起来才能保证行动的胜利。在塞尔维亚有一句谚语说道，两个塞尔维亚人就有三个政党。人们会分成不同的派系。所以慢慢地建立起不同派系之间的人的关系和把他们统一到同一条战线对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米洛什维克面对起义的人群的时候，他发现是如此大的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于是就叫来警察去驱散人群。但是人们不单单聚集在一个广场上面。他们布满了首都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因此警察那人民没办法。后来米洛什维克叫来了军队。但是这次的军队和以往不一样。他们当中的许多军人是从人民中召集上来的，是和街道上面的人站在一边的。再说聚集的人多得连军队也没有办法驱散了。因此最终米洛什维克意识到没人帮得了他，就只好下台了。他没有放一声枪就下了台。这一幕在我们塞尔维亚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幕，因为在塞尔维亚两百年的现代史中没有那个总统或国王不是被杀死或逃离国家的。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血腥战争和过度。因此这第一次用非暴力、用人民力量使一个总统下台，没有什么伤亡，甚至使总统自己也保全了性命，这是非常真实的成功。
问：你曾经被一个警察暴打，而且你还记得住他的名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有一回我被抓了起来。当然我被抓了许多次，但是这一次他们想要取我的手印并给我拍照。那个给我拍照的警察扇了我很多下。后来在米洛什维奇下台之后我又碰见了他。因为当时我的公寓被盗了，我需要一个警察协助我办案。这时我碰见了那个扇了我耳光的警察。当时的场景挺有趣的。但是同时这个警察表达了对我的歉意，我却没有想要报复的意愿。因为我们最终赢得了胜利，而且我们不光是为自己赢得了胜利，我们同时也帮助了那些警察们，因为警察们现在不用违心地打自己的人民了。所以对警察们来说今天的境况也比在当年米洛什维奇的统治下面要好。
问：你有没有一条给中国当权者的信息？比如说，当年你们有没有一条给米洛什维奇的信息？
有。我觉得这条给米洛什维奇的信息也同样可以说给中国当权者听。那就是，想要阻止人民追求自由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你只能不断地增加维稳的能量，但最终人民也还是会胜利。这就是当年塞尔维亚发生的情况。米洛什维奇最终被迫下台。他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政权。这就是我要传递给中国政府的信息！
问：谢谢你！
好的。
私营企业家入党，中共蜕变？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1/06/29 | 6/29/2011
〔美国之音记者斯洋2011-06-26华盛顿报导〕“7．1”在即，中国各
界都在庆祝共产党诞辰90周年，但有中共的老干部表示，中国共产党
现在实际上正在向社会民主党转变，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
象。
中国共产党90周年纪念前夕，中国中央组织部公布最新的党的建设情
况的数据。2010年，全国发展党员307.5万名，其中非公有制企业入
党人数为13万多人，占全年发展党员总数的4.3%。
自2002年，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允许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来，对中共性质是否改变的质疑就一直不断。
辛子陵：中共正向社会民主党转变
美国之音记者就此访问党史学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的辛子
陵，他直言，允许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进
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变的标志之一。
他说：“象社会民主党的主张，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一个多种所有
制共存、一个是全民福利制度，再有一个是民主政体，我们现在前三
个都做了，最后一个还有一点差距。”
王秦丰：中共阶级基础牢不可摧
不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秦丰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
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却表示，虽然中国共产党允许更多阶层的加入，
但是，党的阶级基础却是牢固和坚不可摧的。
他说：“8,000多万党员中有700万，这个工人人数是指一线的工人人
数。同时，我们还有2,400多万农民党员，他们也是我们党的阶级基
础；而且，知识分子本身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综合起来说，我们
党的阶级基础是牢固的，坚不可摧的。”
中共完成民主化改革是中国最好的前途
辛子陵说，虽然中国共产党不愿意承认，但是实际上已经向全民党作
出转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完成民主化的转变，将是中国最好
的前途。
他说：“最好的前途是能够和平地转过去，共产党也进步了，与民共
识，这是最好的前途。”
辛子陵：私营业主入党寻求中共保护
辛子陵认为，私营企业家愿意入党，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得到中国共
产党的保护。
他说：“原因各种各样，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他希望与政府合作，
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一个企业家如果有人大代表或是政协委员的头
衔，他的社会地位就不一样。他在政治上就硬气了一些。”
步中国共产党的后尘，2011年初，越南共产党也表示将考虑允许私营
企业家加入。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11-06-26；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请求德国议会和政府敦促温家宝及中共政府停止人权迫害
尊敬的梅克尔总理和伍尔夫总统：
中国总理温家宝即将访问德国，同梅克尔总理共同启动中德政府磋商
机制，并将会见武尔夫总统。民主中国阵线高度关注中德各领域的合
作。我们特别强调，人权和民主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获释并不表明中共开始重视人权。中共无非希望在
温家宝访问德国之前制造一点和缓气氛。2005年胡锦涛访问德国之
前，中共曾将王万星作为“礼品”送往德国。王万星因为要求为
“6．4”平反，被中共在精神病医院中关押了13年。
自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和温家宝担任中国总理以来，中国的人权、
民主和法制都在急剧倒退，中国的社会制度更加专制腐朽。在中共的
一党专制下，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社会公正
丧失。中共始终坚持用暴力镇压异议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例如，诺
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被判重刑；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被非
法关押四年后又被软禁并遭到警察毒打，去采访他的中外记者都遭到
暴力阻拦；内蒙古的良心犯哈达先生被非法关押15年后又遭软禁，下
落不明。中东和非洲爆发茉莉花革命后，中共异常恐慌，对全中国异
议人士采取了新一轮的严酷迫害，大肆监控毒打抓捕。中共如今对报
刊书籍的审查更严了，对网络的控制更紧了，强制拆迁和暴力截访越
演越烈。中共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每年的群体抗争事件
高达十万起以上。中共专门建立了“维稳办”，妄图用暴力把一切反
抗消灭于萌芽状态。2011年，中共的维稳预算已经高达600多亿欧
元，超过了中国的军费开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警察国家。
德国和中国是重要的邦交国和贸易国。两国已经建立了人权对话和法
治国对话。但事实表明，这两个对话机制早就空洞化、抽象化、学术
化，甚至成为中共侵犯人权的遮羞布。民主中国阵线认为，对话应该
深入现实话题，查证侵犯人权的具体案例。比如，要求中共释放王炳
章、师涛、杨天水和刘晓波等一切政治犯；要求中共保障艾未未、胡
佳、陈光诚和哈达等获释人员的自由生活；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修炼者。这些应当是中德政府磋商机制、中德人权和法治国对话的重
要内容。
中国的民主化是全球民主化的关键。中国的专制崛起会威胁世界和平
以及人权至上的普世价值观，只有中国的民主崛起才会促进全球的稳
定和平与持续发展。
顺致崇高敬意！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费良勇
2011年6月24日俞正声谈敏感话题．读者有赞有疑有批（之1）
〔美国之音记者丁力2011-06-26华盛顿报导〕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
声6月20日对上海交大5,000人讲党课时不回避敏感问题，谈到中共前
途、多党制、文革、土地改革、毛泽东等敏感议题。有些读者称赞其
坦诚，不照本宣科，直面现实和敏感问题，并同意他的部分论断。也
有些读者加以质疑或者反驳。
中国高官的公开讲话，经常有很多官话套话原则话，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俞正声这次讲话不同，现场掌声笑声不断，还有“答听众问”
这一环节。上海的《解放日报》报导得简单，用新的网络流行语来
说，很“骨感”，而广州的《南方周末》报导得“丰满”，被认为可
读性很强。下文引述的俞正声这次讲话，来自《南方周末》。
前途明暗．有赖克服自身弊端
有学生递纸条问俞正声对党的未来怎么看。这位方面大员表示：“党
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
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
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对此，中共党员林铭理在《博客中国》网站发表文章表示基本赞同，
但他补充道，党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坚强，“还取决于能否跟上自由、
民主、法治、宪政的时代大潮。希望党与党的高级干部都能勇于直面
自身历史与现实问题，勇于克服自身弊端，勇于跟上历史潮流，真正
做一个有希望的党。”
有网民问，俞正声所说的“坚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党指挥
枪”？
中共向何处去？中共内外，中国内外，亲共者，反共者，都有很多人
关心，有“唱好派”和“唱衰派”。达赖喇嘛说过，中共已经执政60
年了，该退休了。而另一方面，中共有人谈论“第二个90年”和执政
的第二个60年。
政治局会议反映各种利益
俞正声说，共产党不是利益集团，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是
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我参加政治局
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
益。”
《网易博客》作者朱蓬蓬对这些话“感觉很中肯很实在”，他写道：
“也可以做若干修正。如：共产党当然是一个利益集团，不过他是代
表工农大众及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也是多党制，不过是一党执
政，多党参政。”
中共官员和喉舌经常宣传中共没有自己的利益，只为人民谋利益。
《博客中国》网站的一位读者反驳道，说中共没有自己的利益，就象
说唱红没有花纳税人的钱一样，是假话。
《多维网》读者fangbin评论说：“能够理解俞正声，他最基本点还
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讲话的。但这些话，已经不应该再属于这个时代
了。说共产党不代表利益集团，那么为什么不敢公布领导人财产，而
且这个问题政治局竟然讨论了22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只这一条足
以检验共产党是不是利益集团了！”
在2010年两会上，俞正声对记者们说，他的个人财产早就申报了，如
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可以去中纪委查一查。而在6月20日这次大会
上，俞正声介绍说，按照政治局委员标准，他的月薪一万一，“不算
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长韩正低一些。
多党能解决问题吗？
俞正声提到“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
制”。俞正声以台湾作为反面例证论说多党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
说，中国大陆远比台湾复杂得多，要是多党，可能就“变成了政客权
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如果陷入
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
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
军阀的时代了吗？”
有些人赞成这位高级官员的说法，认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有一个
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但是另一反面，中国学者木然
说过：“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各种各样的矛盾就会如火山般迸
发出来，尤其是民族矛盾、官民矛盾会导致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政
党解体。"
经常在网上论政的林铭理在博文中写道：“先不说台湾是否真的乱得
不成样子，也先不说俞同志这样的推断有无客观依据，单说现在，一
党制的中国大陆难道就不是‘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
弈机’？难道就没有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看看历史上的‘高
饶’案、‘刘邓陶’案、‘林彪、四人帮’案……，再看看如今的官
官相护与官官相杀，哪一个包藏的‘权谋’、‘野心’少于如今的台
湾？”
《共识网》有读者用市场经济来做类比：“市场经济实行竞争。是不
是市场就成了商家逐利的竞技场，技术质量没有人去管了呢？”还有
人问，贵党在台下时，当年是怎么向执政党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军队
国家化和民主宪政的呢？
《凤凰网》有读者问，多党和军阀混战有什么必然联系？多党制下的
军队不应该国家化吗？
信息洪流动摇政治坚定性
俞正声讲话的要点是坚定和忠诚。他说，现在社会开放，有的书国内
没怎么出，也会从各种渠道流入国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政治
坚定性，不容易。
记者报导过海外报刊进入中国的问题。观察这些年的情况，似乎是，
国外有什么关于中国政史方面的中文书，中国国内就有什么书。有些
人从境外带敏感书籍入境，书被海关查扣，冯崇义教授和北京律师朱
元涛都曾为此兴诉。朱元涛胜诉，取回了他在香港买的《红太阳是怎
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南京
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
记者2002年采访中共十六大之后返回美国，和邻座的去美国探亲的一
位中国退休人员聊天，从中感到，海外关于中国时局的说法，她都知
道。记者曾在中国著名演员和博主徐静蕾的博客上看到，她从香港带
回禁书阅读。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林铭理表示，俞正声能在百忙之中给基层5,000多
人上党课，而且不照本宣科，风趣幽默，在讲课过程中，坦承家史，
还直面很多现实的甚至敏感的问题，轻松作答，“这在我的党的高级
干部中确实不多见，让我非常钦佩。”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11-06-26；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美国之音记者李肃、宁馨2011-06-27华盛顿报导〕前面在《中国历
次运动特点》中提到，中共多次运动的特点包括扩大化和血腥化。50
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党史：正面评价
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
三大运动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评
价：“总的来说，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
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
门等反动组织，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
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该书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轻带过：“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
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
现并做了纠正。”
统计：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
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
分子有200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
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
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
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
人。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
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
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
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
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
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
更多。
“抗美援朝”为镇反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
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
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错抓错杀的现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收敛，毛
泽东也指示放松。
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
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
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
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
个资本。”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
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
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
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
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
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
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
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毛泽东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
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
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
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
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
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
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
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
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
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
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
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
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
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
“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
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五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
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
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
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
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
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
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
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
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
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
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
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
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一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
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
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
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
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
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
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
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
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
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
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
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30%左右。
大肆宣传杀人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
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
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
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
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
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
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
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
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杀人如麻的后果：百姓惧怕共产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
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
“（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
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
者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也说：“经过这些‘三反五
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
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
姓的骨髓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
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
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
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
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
个地步，以至于这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社会就乱了，
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就象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
个压迫性政权，但是说，哎呀，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的政权，那中国
就乱套了。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
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
心。”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11-06-27；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台湾实力被肯定．享受免签待遇达115国
〔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2011-06-27台北报导〕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
过去亲共的阿尔巴尼亚成为第115个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的国家，显
示化敌为友的外交政策已经奏效。
马英九：化敌为友外交政策奏效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见国际狮子会领导干部时表示，他上任之后，
已经有115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而这第115个国家就是阿尔巴
尼亚。
阿国免签感慨万千
马英九指出，阿尔巴尼亚在1971年于联合国大会提案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取代中华民国，台阿关系过去一直非常恶劣，但是，现在阿尔巴尼
亚却给予台湾免签待遇，令人感慨万千。
他说：“我们这几年的努力已经在很多地方能够化敌为友，给予台湾
免签证国家从57增加到115个，真的非常不容易。”
台湾外交部表示，阿尔巴尼亚在免签案当中以中华台北称呼台湾，显
示台湾政府在争取旅游便利和国际尊严的同时，也力求避免被矮化。
外交部还指出，大致可以接受中华台北的称呼，不过，也强调阿尔巴
尼亚是老牌承认中国的国家，恐怕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改变其相关立场
和一些官方文件，外交部会持续交涉。
执政的国民党立委林郁方表示，阿尔巴尼亚已经走向民主政治，才会
愿意给予台湾免签待遇，这也代表台湾的实力被肯定。
不代表承认台主权
在野的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肯定外交部的努力，争取到阿尔巴尼
亚给予台湾免签待遇，不过，这不代表阿尔巴尼亚承认台湾是一个主
权独立的国家。
黄伟哲指出，就算中国未来让台湾民众可以不必持台胞证进入大陆，
也不代表中国就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免签政绩．民进党不如国民党
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表示，争取免签待遇其实很不容易，
民进党执政时在这方面的成绩显然不如现在的国民党。
他说：“和我们有外交承认的只有23个邦交国，基于两岸的外交休兵
和默契，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增加，目前也不需要提这种事，只显示民
进党看不得别人好的酸葡萄心里。”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昆义表示，虽然阿尔巴尼亚在
冷战时期是亲共国家，但是现在的国际情势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
王昆义指出，随着两岸政治情势的和缓，为了推展观光，刺激经济，
他相信，未来还有更多国家会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
王昆义认为，台湾以中华台北名称参与国际，已经形成一种国际共
识，大部分国家应该都会遵循这个惯例。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接见访客时还强调，现在台湾人常去的国家当中，
已经有96%给予台湾免签证待遇。
马英九指出，免签证不只是省下签证费用，重点是这些国家尊重中华
民国的国民和国家，这才是令人最感到欣慰的地方。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11-06-27；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艾、胡被释放，中共并没有停止打压异议人士
〔美国之音记者吴心欣2011-06-27华盛顿报导〕中国政府在上星期短
短几天内释放了二名著名异议人士艾未未和胡佳。不过，观察人士指
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松了对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打压。
在胡佳三年半的刑期刑满释放的三天前，中国政府释放了已经被拘押
三个月之久的持不同政见者、行为艺术家艾未未。中国政府的释放行
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但是观察人士表示，胡佳是在服满刑期后
被释放的。而艾未未在释放后告诉媒体，政府释放他的条件包括他不
能接受任何采访，也不能对他的案子发表任何看法。
黄琦：就算浪费青春也要把维权进行到底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黄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
其实并没有减轻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他说，“实际上在今天中国大
陆，对民间维权和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是非常重的，从一系列判决的案
件、各个地方对访民、对维权人士、对征地拆迁的农民的抓捕，从现
在的情况来看要说有所改善还为时尚早。”
黄琦2008年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入狱三年，6月10号，黄琦刑满出
狱。黄琦告诉记者，当局在释放他的时候也提出希望他不要离开住地
的要求，但是黄琦以一个合法公民的身分驳回了这个要求，并表示自
己会把正在做的维权事业接着做下去。黄琦说，“他们提出的意见主
要还是希望我不要继续走这条路，这条路走下去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
浪费青春，我明确告诉他们这种事情我们已经搞了十多年了，我们不
可能停下来。”
目前人在美国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创办人万延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
采访时则表示，释放艾未未和胡佳除了有面临国际压力及平息民怨等
因素外，中国政府主要还是出于对自己的考虑。万延海说，“在胡佳
出狱之前很短时间内释放了艾未未，很重要的一个效果是让两个事件
进行了彼此的冲淡，两个焦点人物同时出现，新闻的焦点反而不那么
强烈了。”
冉云飞有望被释放
目前，外界关注中国政府是否会释放其它被拘押的异议人士，比如四
川的冉云飞和广州的唐荆陵。四川维权人士黄琦告诉美国之音，他和
几位助手在26号晚见到了冉云飞的妻子，他暗示，冉云飞可能不久可
以获得释放。黄琦说，“昨天晚上和几位助手到家里去，拜访了他的
夫人。冉云飞的事情涉及到体制内的一些问题，他的案件和传统的异
议人士和民运人士有区别。我相信这件事情的处理时间不会很长，可
能在两、三个月内就会得到明确的消息。”
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16号公布了遭软禁的山东盲人维权律师
陈光诚的妻子的一封信，信中披露了今年2月当局对他们夫妇施加暴
力的细节，并说陈光诚遭到殴打后一度昏迷但是不准接受治疗；艾未
未在被取保候审后被要求禁声；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在北京时间26号夜
间在推特网上发文写道：“大家不要来找我们，进不来的。以后有机
会再见面。”很明显，胡佳和曾金燕目前不能接待任何访客。
胡佳：我会注意的
对此，刚刚获得自由的黄琦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打压异议人士，给自己
的政权留条后路。他说，“对民众的打压本身就是不符合国际惯例，
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希望当局能够放宽对异议人士
的控制，能够让国家逐步走向民主化。毕竟在当今的中国，你严厉打
压只会造成民众的抗争走向极端，在这种历史关头，政府是选择炸
弹，还是选择温和维权，都是你政府的决定。”
胡佳星期天在接受香港有限宽频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说，虽然家人担
忧他的处境，但是他仍然会继续维权工作。胡佳说，“他们今天也跟
我说了，让我做好小老百姓，不要去和这个体制冲撞，因为这个体制
非常残暴，但是我只能跟我爸妈说，我会注意的。”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11-06-27；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就隐私权、通信权、私人住宅权一再横遭侵犯发出的谴责声明
本人今天花一天时间装路由器好接通第二台电脑，安好后立即被无形
的黑手将其上网功能封了，网路虽然是通的，却进不了任何网站，与
此同时第一台则不受影响。
看skype还能用，只是没有声音，就忙着把声音调出来，谁知转眼
skype也被封了。
长久以来，第一台电脑一直被有关方面完全控制，不仅一再加载软
件，而且强装了硬件，尚多次趁家中无人来破坏电脑程序，使视屏无
法使用，使电脑不能接受录像机（被动手术致录像机连接后再也显示
不出来），使本人的电脑所有内容都在其左右之下，所有文章被强迫
共享，所有邮箱打开就关不上。
本人的文章和通信光明磊落，并不在乎被透视、被透明，但对这种公
然侵犯公民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私人住宅的不可侵犯权的做法则不
能个不公布于光天化日之下，并予以强烈谴责。
（2011-06-26）俞正声谈敏感话题．读者有赞有疑有批（之1）
〔美国之音记者丁力2011-06-26华盛顿报导〕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
声6月20日对上海交大5,000人讲党课时不回避敏感问题，谈到中共前
途、多党制、文革、土地改革、毛泽东等敏感议题。有些读者称赞其
坦诚，不照本宣科，直面现实和敏感问题，并同意他的部分论断。也
有些读者加以质疑或者反驳。
中国高官的公开讲话，经常有很多官话套话原则话，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俞正声这次讲话不同，现场掌声笑声不断，还有“答听众问”
这一环节。上海的《解放日报》报导得简单，用新的网络流行语来
说，很“骨感”，而广州的《南方周末》报导得“丰满”，被认为可
读性很强。下文引述的俞正声这次讲话，来自《南方周末》。
前途明暗．有赖克服自身弊端
有学生递纸条问俞正声对党的未来怎么看。这位方面大员表示：“党
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
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
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
对此，中共党员林铭理在《博客中国》网站发表文章表示基本赞同，
但他补充道，党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坚强，“还取决于能否跟上自由、
民主、法治、宪政的时代大潮。希望党与党的高级干部都能勇于直面
自身历史与现实问题，勇于克服自身弊端，勇于跟上历史潮流，真正
做一个有希望的党。”
有网民问，俞正声所说的“坚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党指挥
枪”？
中共向何处去？中共内外，中国内外，亲共者，反共者，都有很多人
关心，有“唱好派”和“唱衰派”。达赖喇嘛说过，中共已经执政60
年了，该退休了。而另一方面，中共有人谈论“第二个90年”和执政
的第二个60年。
政治局会议反映各种利益
俞正声说，共产党不是利益集团，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是
能够反映各种意见的，社会各阶层意见的一个组织者。我参加政治局
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
益。”
《网易博客》作者朱蓬蓬对这些话“感觉很中肯很实在”，他写道：
“也可以做若干修正。如：共产党当然是一个利益集团，不过他是代
表工农大众及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也是多党制，不过是一党执
政，多党参政。”
中共官员和喉舌经常宣传中共没有自己的利益，只为人民谋利益。
《博客中国》网站的一位读者反驳道，说中共没有自己的利益，就象
说唱红没有花纳税人的钱一样，是假话。
《多维网》读者fangbin评论说：“能够理解俞正声，他最基本点还
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讲话的。但这些话，已经不应该再属于这个时代
了。说共产党不代表利益集团，那么为什么不敢公布领导人财产，而
且这个问题政治局竟然讨论了22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只这一条足
以检验共产党是不是利益集团了！”
在2010年两会上，俞正声对记者们说，他的个人财产早就申报了，如
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可以去中纪委查一查。而在6月20日这次大会
上，俞正声介绍说，按照政治局委员标准，他的月薪一万一，“不算
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长韩正低一些。
多党能解决问题吗？
俞正声提到“有的同志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
制”。俞正声以台湾作为反面例证论说多党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
说，中国大陆远比台湾复杂得多，要是多党，可能就“变成了政客权
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如果陷入
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
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
军阀的时代了吗？”
有些人赞成这位高级官员的说法，认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有一个
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但是另一反面，中国学者木然
说过：“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各种各样的矛盾就会如火山般迸
发出来，尤其是民族矛盾、官民矛盾会导致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政
党解体。"
经常在网上论政的林铭理在博文中写道：“先不说台湾是否真的乱得
不成样子，也先不说俞同志这样的推断有无客观依据，单说现在，一
党制的中国大陆难道就不是‘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
弈机’？难道就没有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看看历史上的‘高
饶’案、‘刘邓陶’案、‘林彪、四人帮’案……，再看看如今的官
官相护与官官相杀，哪一个包藏的‘权谋’、‘野心’少于如今的台
湾？”
《共识网》有读者用市场经济来做类比：“市场经济实行竞争。是不
是市场就成了商家逐利的竞技场，技术质量没有人去管了呢？”还有
人问，贵党在台下时，当年是怎么向执政党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军队
国家化和民主宪政的呢？
《凤凰网》有读者问，多党和军阀混战有什么必然联系？多党制下的
军队不应该国家化吗？
信息洪流动摇政治坚定性
俞正声讲话的要点是坚定和忠诚。他说，现在社会开放，有的书国内
没怎么出，也会从各种渠道流入国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政治
坚定性，不容易。
记者报导过海外报刊进入中国的问题。观察这些年的情况，似乎是，
国外有什么关于中国政史方面的中文书，中国国内就有什么书。有些
人从境外带敏感书籍入境，书被海关查扣，冯崇义教授和北京律师朱
元涛都曾为此兴诉。朱元涛胜诉，取回了他在香港买的《红太阳是怎
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南京
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
记者2002年采访中共十六大之后返回美国，和邻座的去美国探亲的一
位中国退休人员聊天，从中感到，海外关于中国时局的说法，她都知
道。记者曾在中国著名演员和博主徐静蕾的博客上看到，她从香港带
回禁书阅读。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林铭理表示，俞正声能在百忙之中给基层5,000多
人上党课，而且不照本宣科，风趣幽默，在讲课过程中，坦承家史，
还直面很多现实的甚至敏感的问题，轻松作答，“这在我的党的高级
干部中确实不多见，让我非常钦佩。”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11-06-26；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乌有之乡》上海公诉团骨干被警察抓捕殴打（四篇）
┌────────────────────────────┐
│ ◆《乌有之乡》上海公诉团骨干被警察抓捕殴打的 洪哲胜 │
│ 启示意义 ． │
│ ◆坚决反对警叉殴打上海公诉团成员 红色网友 │
│ ──上海警察22日打人事件简况 ． │
│ ◆吴育民、乔宇东2011年6月22日星期三 吴育民 │
│ ──致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 ． │
│ ◆痛打落水狗 上海举报团、上海公诉团 │
│ ──上海举报团、公诉团联合召开声讨会 ． │
└────────────────────────────┘
《乌有之乡》上海公诉团骨干被警察抓捕殴打的启示意义
洪哲胜
我一再解说中国左派绝对是“已经权贵资本主义化了的中共”的心头
大患。因此，中共虽然不好意思对他们下手，但是，对他们的活动，
铁定感到不爽，对他们的打击，铁定不留余力。《乌有之乡》上海公
诉团骨干被警察抓捕殴打的伤害事件，并非意外，其发生有着“几乎
非发生不可”的根据和道理。
中国进步人士在这个关口，虽然对中国左派的诉求回归毛泽东不爽，
但是，一定要领会，回归毛泽东尽管不对，但是在回归已经完全没有
可能性的今日，回归的错误选择危害不大，需要探索他们选择回归的
理由，是因为中共已经转变为权贵资产阶级，严重伤害这它的集团之
外的全民，尤其是人口居于极大部分的底层人民，受害更大。载这时
刻，追求程序正义，不仅仅合乎普适价值的要求，而且是想大中国人
口打招呼的大事。
站在构建统一战线的立场，进步人士力挺左派，让左派逐渐理解，左
右构建统一战线、对抗中共的独裁迫害，远比两者为了其间的差异而
继续斤斤计较、互相恶斗来得无比重要。
统一战线的基础在于《零八宪章》，在于它所吁求的公民社会运动，
统一战线的是否可以实现，在于右派是否能够成功说服左派，让后者
理解，所谓的产阶级专政，过去不可行，今后不但也不可行，同时行
了有害。
向中国左派在这我有需要象中国左派喊话──
中国左派如果还想为广大底层人民的出头天献心献力，应该改弦更
张，应该追求民主。因为，民主可让占国民多数的底层人民，通过
“一人一票”的游戏规则，在追求全民福祉的同时，成功地也追求自
身的福祉。
中国左派如果还想为广大底层人民的出头天献心献力，应该改弦更
张，应该参与公民社会运动。让底层人民的实力随着公民社会运动会
的进展，蕴积实力，从而水涨船高，而最终得以驯服政客、驯服政
府，终于在自己的家园凭借居于“多数”的选票主导国家事务。
坚决反对警叉殴打上海公诉团成员
──上海警察22日打人事件简况
红色网友
22日上海市一行三人去送公诉书，到市人大信访处遇到无理推委，达
市人接待室又遭蛮横拒绝。我们详尽解说，接待员没说几句话，立即
起身推开大门，叫我们出去。我们三人中吴育民同志拿着公诉书向他
人解说。这时突然开来一辆警车，跳下数十名警察向我们发起袭击，
把我们三人强制拖入警车，劈头盖脸实施暴打。他们三名警察对付一
个吴育民，将他强押进警车。一人抓手、一人压脚，另一个017302号
的警察一手卡吴脖子，一边挥手不停抽打在吴的脸上，嘴里还骂着不
堪入耳语言不停，直到目的地。（吴耳至今红肿）快到警署又遭对面
警察一记直拳，打得眼冒金花，当时红肿起来（均有照片、医院诊
断）。
乔律师在车上尽力向警察解说，他越解说反而被打得更凶狠。至使乔
镜打掉、打碎，左边脸上明显红肿。我被警察双手反握，大声唬叫：
“进去”。
因里面人还未坐定，我迟疑一下，就被警察猛力推了进去，厉声叫
道：坐下，并随手给了我一拳。我一声不吭，默默记着最凶恶的打人
警察017302。因此而被打得较少。我一生清白、正直，从未进过公安
局。此次亲身领受人民警察（部分）如何对付平民百姓的。我感到奇
耻大辱，身心受到伤害，精神遭受极大损伤。故特向警方提出精神损
害赔偿。我们强烈要求将害群之马017302警察开除出公安队伍。
（http://www.westca.com/Forums/viewtopic/p=3353733/lang=
schinese.html）
吴育民、乔宇东2011年6月22日星期三被上海警察毒打经过
──致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
吴育民
这是吴育民写的事情经过。
6月22日下午15点45分左右，乔宇东、我（吴育民）和翁立国三人前
往人民大道200号向上海人大递交《上海人民告诉茅于轼》公诉书，
接待人员不但不予受理，反而叫来警察，三人反复向他们说明我们的
来意：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诉求，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
党！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帮警察恶狼一样的扑上来，把我们三人架
上一辆大警车上，五、六个人把我按住，一个年纪40上下，警号为
010723的警察左右开弓打我的耳光，口中狂叫“市政府白养我们的
啊？”“你们想翻天。”其中有一个年龄将近要60岁的警察，在快要
到派出所时，对着我的左眼就是一拳，当时就左眼出血，耳朵w、w、
响，……但是到了广场派出所后，这些家伙的气势反倒蔫了，对了，
车上没有监控，请全国的红色网友注意：“你们想翻天”这句
话！！！
上海警方无法无天，在上海人民广场，在乔宇东、吴育民、翁立国向
人大递交对茅于轼的公诉书时，被强行带往派出所，并在警车上毒打
吴育民、乔宇东，请向全国红色网友通报此事。
（http://www.westca.com/Forums/viewtopic/p=3353733/lang=
schinese.html）
痛打落水狗
──上海举报团、公诉团联合召开声讨会
上海举报团,上海公诉团
〔上海举报团、上海公诉团联合报导〕一定要把叛徒内奸茅于轼、辛
子陵绳之以法！
6月11日，十数名既参加上海举报团又参加上海公诉团同志们相聚在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料馆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烈当年为人民、
为民族、为真理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学习他们不怕流血牺牲，同国
民党反动派和日伪顽敌不屈不挠斗争的革命精神。参观后的公园座谈
会上，同志们把座谈会当作声讨会，愤怒声讨和批判叛徒内奸茅于
轼、辛子陵，强烈谴责茅、辛污蔑、抹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千万革命
先烈用宝贵的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大家认为，茅于轼、辛子陵恶毒污蔑开国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国
共产党，极力抹杀新中国，鼓吹汉奸卖国言论，其危害极大，其行为
已触犯党纪国法，我们站出来举报和公诉，是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应负的义务和职责，是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正义行动，我
们要坚持斗争到底，一定要把茅于轼、辛子陵之类绳之以法。大家认
识到，我们与茅、辛之流的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
斗争，是同汉奸买办及共产党叛徒的斗争。他们之所以敢如此公开恶
犬狂吠，怪兽咆哮，公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向人民宣
战，公开赞颂万恶的旧中国，恶毒攻击毛主席缔造的劳动人民当家作
主的新中国，就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外国主子和中国买办势力为他们撑
腰。现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从《乌有之乡》开始行动起来了，痛击这些
狂吠恶犬，使他们露出了原形，这是很大的战果。但是由于他们背后
有人撑腰，且躲在暗处，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要有持久战的计
划和方法。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下，接受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和《乌有之乡》等爱国知
识分子一道，继续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只有坚持发动和依靠群众，
只有亿万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彻底打败汉奸叛徒卖国贼茅、辛之
流。
率先签名举报的陈同志说的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
产党党章》明文规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崇高的政治地位，而《宪法》
是国家根本大法，茅于轼、辛子陵攻击毛主席，就是攻击《宪法》，
而攻击《宪法》，就是要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
制度，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人民群众的审判。
大家表示，我们上海的同志们遵循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党
章》开展举报和公诉活动，同犯有颠覆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罪行的
茅、辛两犯进行斗争，是正义的斗争。正义的斗争受到全国全世界劳
动者和正义人士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正义在手，
无所畏惧。我们现在的正常集会，讲党史唱红歌，读书学习，目的在
于打破茅、辛之流依仗西方和买办势力通过放毒言、乱人心制造动乱
的企图；我们声讨和批判茅、辛的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是受
到群众拥护和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我们要和维持治安的警方同志一
起，揭露和反对茅、辛之流妄图使中国重蹈苏联覆辙的阴谋，捍卫开
国领袖的崇高形象，确保工农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和谐社会的
稳定局面。
在声讨发言中，身在生产劳动第一线既参加举报团又参加公诉团的很
多年轻同志谈到，由于茅于轼、辛子陵之流所谓的改革“智囊”的误
导，和国家在改革中的失误，我国工人阶级中有相当多的工人生活贫
困。首先是在血汗工厂劳动的农民工，他们受苦最深，受剥削最重。
他们是当代产业工人，有的工厂工人要加班到十几个小时才能勉强养
活自已，如果只工作八小时，其工资在上海滩难以生活；沉重的压力
导致他们经常出现自杀现象；他们最向往平等互助有保障的公有制社
会，就象大家谈到的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为什么拥护毛主席？就是
因为毛主席最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即使在所谓“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中，工人农民劳动者也是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公！──巩献田同志这
番话说的非常好！
与会的同志们期望通过这次全国举报和全国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的自
发的群众运动，既要达到把茅于轼、辛子陵按照党纪国法绳之以法的
目的，又要能够促使党和国家开展一个《怎样才能避免中国重蹈苏联
亡党亡国命运》的全国大讨论，依靠全国人民力量，想尽一切办法，
彻底清除茅、辛之类的同社会主义制度敌对的颠覆分子，清算他们攻
击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重新扭转被动局面，实行国家指导思
想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向的大转变，回归亿万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
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有同志建议今后要多召开这样的批判、学习、研究会，把《乌有
之乡》等红色网站上的好文章拿来大家一起学习研究讨论，还要响应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习见平同志的号召，钻研马列毛的原作原
著，不断提高思想和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摆脱修正主义影响，
从而更好地同茅、辛之流作坚决斗争。
（2011-06-12）
（链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6/242975.
html）战争罪法庭开审红色高棉领导人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1/06/28 | 6/28/2011
记者: 施锐福 | 金边
图片来源: AP
从左至右：红色高棉理论家农谢，前国家元首乔森潘，前外长英萨利，英萨利的妻子、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
.
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法庭开始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判，被告的4名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是共产主义极端分子，他们在1970年代发动的血腥革命杀害了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害人对这个期待已久的审判表示欢迎，但是他们也批评法庭进行他们所说的政治干预，从而可能限制对被告提出更多起诉。
对4名仍然在世的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的审判星期一开始初步听讯。这是联合国所支持的审判。
几百人进入金边郊外的这个法庭，目睹期待已久的这个法律程序。
*被告垂垂老矣*
4名被告是前国家元首乔森潘、外交部长英萨利和他的妻子、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以及被称为“二号兄弟”的红色高棉理论家农谢。他们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战争罪、种族屠杀等罪行，起因是他们在1970年代后期试图消灭柬埔寨的“反革命分子”，并且要把国家转变为贫农的乌托邦。
四名被告的年纪在79到85岁之间。他们都否认针对自己的指控，对他们的审判可能要持续好几年。
*受害人希望审判能解答迷津*
提里.森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受害人协会主席。她对终于能看到这些人出庭受审感到兴奋，但也感到悲伤。她说：“我们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这些人，这些红色高棉领导人认为他们能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为所欲为？他们为什么能夺走我们父母的性命，以及其他两百万柬埔寨人的性命？他们何以有权用这种可怕的方式进行实验？但愿这个法律程序能为我们提供信息，解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这段非常黑暗的时期指点迷津。”
提里.森和其他受害人以及律师一直奔走要起诉更多红色高棉领导人，包括仍然在世的军方和囚犯营指挥官，但是遭到法庭拒绝。法庭还被指控腐败和政治施压。
柬埔寨首相洪森自己就是一名前红色高棉分子。洪森说，他希望这个审判是最后一次。他争辩说，更多的起诉可能导致国家不稳。这是战争罪行法庭的第二次审判。
*法庭否认有政治干预*
丁. 索万纳罗姆是法庭的公关事务负责人，他否认有任何政治干预。他说，他在战争法庭工作的这两年来，状况已经有所改变。至于首相的说法，他想说的是，法庭是一个独立机构。
联合国支持的战争罪法庭创立的目的是要为红色高棉受害人带来正义感，但是为创办这个法庭和柬埔寨当局谈判了好几年，因为柬埔寨当局希望掌控法律程序。
战争罪法庭的第一起案例是在去年判处掌管主要监狱和酷刑场所的康克由35年徒刑，后来他被减为19年徒刑。
*5年统治导致2百万人死亡*
红色高棉统治的5年期间，有多达两百万柬埔寨人死于折磨，处死，饥饿和强迫劳动。红色高棉把城市变为废墟，拘禁或处死任何他们认为反对其激进共产革命的人。
越南的共产党部队入侵柬埔寨结束了红色高棉的统治，并且把红色高棉驱赶到与泰国接壤的边界。红色高棉此后在那里匿藏，直到1998年解体。
同一年，被称为“一号兄弟”的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被该组织清算，在那时死亡。
图片来源: AP
从左至右：红色高棉理论家农谢，前国家元首乔森潘，前外长英萨利，英萨利的妻子、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
.
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法庭开始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判，被告的4名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是共产主义极端分子，他们在1970年代发动的血腥革命杀害了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害人对这个期待已久的审判表示欢迎，但是他们也批评法庭进行他们所说的政治干预，从而可能限制对被告提出更多起诉。
对4名仍然在世的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的审判星期一开始初步听讯。这是联合国所支持的审判。
几百人进入金边郊外的这个法庭，目睹期待已久的这个法律程序。
*被告垂垂老矣*
4名被告是前国家元首乔森潘、外交部长英萨利和他的妻子、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以及被称为“二号兄弟”的红色高棉理论家农谢。他们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战争罪、种族屠杀等罪行，起因是他们在1970年代后期试图消灭柬埔寨的“反革命分子”，并且要把国家转变为贫农的乌托邦。
四名被告的年纪在79到85岁之间。他们都否认针对自己的指控，对他们的审判可能要持续好几年。
*受害人希望审判能解答迷津*
提里.森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受害人协会主席。她对终于能看到这些人出庭受审感到兴奋，但也感到悲伤。她说：“我们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这些人，这些红色高棉领导人认为他们能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为所欲为？他们为什么能夺走我们父母的性命，以及其他两百万柬埔寨人的性命？他们何以有权用这种可怕的方式进行实验？但愿这个法律程序能为我们提供信息，解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这段非常黑暗的时期指点迷津。”
提里.森和其他受害人以及律师一直奔走要起诉更多红色高棉领导人，包括仍然在世的军方和囚犯营指挥官，但是遭到法庭拒绝。法庭还被指控腐败和政治施压。
柬埔寨首相洪森自己就是一名前红色高棉分子。洪森说，他希望这个审判是最后一次。他争辩说，更多的起诉可能导致国家不稳。这是战争罪行法庭的第二次审判。
*法庭否认有政治干预*
丁. 索万纳罗姆是法庭的公关事务负责人，他否认有任何政治干预。他说，他在战争法庭工作的这两年来，状况已经有所改变。至于首相的说法，他想说的是，法庭是一个独立机构。
联合国支持的战争罪法庭创立的目的是要为红色高棉受害人带来正义感，但是为创办这个法庭和柬埔寨当局谈判了好几年，因为柬埔寨当局希望掌控法律程序。
战争罪法庭的第一起案例是在去年判处掌管主要监狱和酷刑场所的康克由35年徒刑，后来他被减为19年徒刑。
*5年统治导致2百万人死亡*
红色高棉统治的5年期间，有多达两百万柬埔寨人死于折磨，处死，饥饿和强迫劳动。红色高棉把城市变为废墟，拘禁或处死任何他们认为反对其激进共产革命的人。
越南的共产党部队入侵柬埔寨结束了红色高棉的统治，并且把红色高棉驱赶到与泰国接壤的边界。红色高棉此后在那里匿藏，直到1998年解体。
同一年，被称为“一号兄弟”的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被该组织清算，在那时死亡。
中国知识愤青的又一大典型—吴晗
来源：互联网
知识分子，一向是社会的良心，但如果丧失了良知，那就是知识愤青。人类文明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纵观古今中外，都是由知识分子做为先行者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到了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却有点出奇冒泡的例外了，变成了知识愤青。比如郭沫若，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了，然而他的个人操守却令世人叹为观止，成为文人无行的典范。郭沫若这类文人的可耻，就可耻在他们趋臊逐臭尝疮舔痔，仰人鼻息媚上媚俗这个丑劲儿上。《笑林广记》中有则笑话，说一个秀才死后被小鬼牵了去见阎王，正值阎王放个屁，于是秀才当即做屁赋一首：大王之气，声如琴瑟之音，味如麝兰之馨，绕梁三日，荡气徊肠… …阎王大喜，立即准他投胎于豪门望族，转世为王侯将相云云。郭沫若拍毛泽东马屁，其肉麻无耻，足可以与这位秀才一比高下，他竟然能在飞机上当埸为毛皇帝献诗，说是天上有两个太阳热得他汗流夹背。
中国的专制制度，何能维持了几千年至今不衰呢？这全仗有中国知识愤青们无比忠诚的“爱国主义”，也就是为专制统治者拍马，以儒家理论维护封建政权，那时候叫爱江山爱社稷。为皇帝歌功颂德，是中国文人第一大传统，在中国知识愤青眼中，皇帝代表国家，朝廷就是国家，国家国家，没有国焉有家？所以保护一个政权就是保卫国家。中国文人为皇帝为政权拍马，就象那个秀才一样，不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更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传说大诗人杜甫，当年就被逆反的军阀虏了去令他唱颂歌，他岂敢不依？于是险些获下附逆的罪名，幸亏他的马屁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才使他逢凶化吉，因为这首《赠花卿》，先前是吹捧新主子有天子福分，后来又辩解为反贼岂能自封天子？两头堵，咋讲都不吃亏，这正是中国知识愤青的乖戾巧伪。不过中国知识愤青，并不全都如郭沫若这般好运，拍马屁也是有风险的，前头那个笑话讲的秀才，后来又拍送他去投胎的牛头鬼，说牛大王您可真英俊哪，角儿弯弯，象月牙一样美丽，吼声如山呼海啸威震四方云云，结果牛头鬼高兴的硬拉秀才到家，强请他吃了一顿青草，又将他投胎到母牛肚子里去了，你说这秀才，不是自作自受吗？
中国文人拍皇帝马屁，拍到马腿上被踢暴脑袋的，吴晗算是个典型。中国的封建皇帝都喜欢忠臣和清官，毛泽东更不例外，因为忠臣和清官是封建王朝稳固的保障。但这个忠，必须是死心塌地的愚忠或大奸若忠才行，所以奸臣们在皇帝眼中反而常常成了忠臣。明朝的海瑞，据说就是个大忠臣，大清官，标准的爱国愤青。吴晗不仅也是个大愤青，还是明史专家剧作家，一个文人，坐上了北京市副市长这把共产党的交椅，正不知如何感恩戴德，见毛皇帝喜欢海瑞，就逢迎取巧的写起海瑞的戏来，岂知毛皇帝喜欢海瑞，是作秀给人们看的，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贤明的君主而已，他眼中的海瑞，绝不是彭德怀那样的犯上大不敬。吴愤青不知就里，又是罢官，又是背纤，又是骂皇帝的，写了一出又一出，最后写得毛泽东脑羞成怒了：你他妈的是给鼻子蹭脸啊，还有完没完？去死吧你！
吴晗的发迹，和那个张东逊是一样的，始于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投靠共产党，管它什么正义邪恶？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时候他们那忠贞的爱国主义就不见了，而是对前朝政府卯足劲踢出了临门一脚。吴晗吴愤青，早在1943年昆明时就“叛国”了，加入了亲共的民盟，1946年，西南联大停办后返回北平，吴任清华教授，而其住所清华旧西院12号，就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注定要垮台，都在紧锣密鼓的找门子留后路积极投靠新主子。但是改换门庭，总得有点资本，立个投名状吧？知识分子有什么呢，一没人马二没枪炮，有几个学生，也早就是共产党的人了，他们唯一的本事就是写文章，为新主子造势鼓吹歌功颂德。郭沫若就很精明，与时并进的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很得毛泽东常识。吴晗的拿手戏是明史，他不失时机的写了《朱元璋传》，果然获得毛泽东青睐，在西柏坡召见他，专门就《朱元璋传》进行了长谈。
借古喻今，借古讽今，打政治擦边球，最终投机政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吴晗写《朱元璋传》，先后曾写了四个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初版写的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终成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民族英雄”。并且将红巾军直称“红军”，这就明显是在影射毛泽东和陕北红军了，于是当时出版此书的民国编辑部认为这个敏感词太露骨，就请他把“红军”改为“民军”，然而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宁可不出书，这字也万不能改！”（吴晗在1965年版本序言中对此津津乐道）。这次拍中共的马屁，他算是拍对了。
不过在1949年版中，他又出于政治考量，拿朱元璋来影射蒋介石了，因为当时骂蒋批蒋是个很时髦的舆论，不单是共产党骂，所有的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蒋人士都在痛快淋漓的骂蒋批蒋，于是吴立即将《朱元璋传》中的“流浪青年”又改成了“地痞流氓”，“三个伟大”也变成了“暴君”，成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最阴险最残酷的政治家”。但是这稿子被毛泽东看了后，可能是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有些难堪，先后对此书发出三条不伦不类的改稿指示，批评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后来，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诚惶诚恐，心领神会不折不扣的遵行照办，于是乎“地痞流氓”又改回“流浪青年”，“暴君”又变成了“农民领袖”。所有的贬毁之词都改回成褒扬赞美了。
吴晗的身世和学识，与毛泽东是有其共同点的：第一，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大愤青；第二，他们的背后都有个识得千里马的伯乐；第三，都重文科轻理科；第四，都曾当过图书馆职员。比如毛泽东的数学考卷是零分，但是杨昌济招女婿相中了他。吴晗也是一样，他当初是受到胡适的赏识才得以跻入高等学府（1929年考入沪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大学部预科）。经顾颉刚帮助，1930年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职馆员。但考取北大时却因数学零分而未被录取，只好转考清华（清华转学生入学的理科考试是数物化、生物、论理任选一门）从而顺利录取了清华史学系。由于在明史方面的专长，胡适还特地写信推荐他当工读生专治明史。
知识分子如果重文轻理，那么就很容易卷入官场政治的旋涡，不过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都是做官从政的。因为文史的思维方式往往是抽象的，唯心的，难免在研究中掺杂个人的思想情感，研究文史是离不开政治的，也最容易被政治所利用，或者干脆本身就转而变为政治家，结果“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成了至理名言。数理化是自然科学，它不存在历史轨迹，阿基米德与爱因斯坦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么有要么无，没有因时空而产生变化，即客观又严肃，唯心不得，瞎编是不成的，与政治更是不搭界。马克思在他的学说中就试图套用数理化公式来解释社会，结果是非驴非马，云山雾罩的不伦不类，反正我是看不懂的，相信马列主义者们也都是穿了皇帝的新衣在自欺欺人，不然能闹出亩产万斤的笑话吗？
由于张东逊吴晗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的识时务咸与革命，1949年北平终于“和平解放”，共产党也对他们投桃报李，吴晗替新主子接管了北大清华，担任了清华校委副主任等职，还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豪情壮志：“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改造北京，拆毁古城墙和古建筑。很快，北京城就不见了，只剩下了几座城楼。如果说彭真是土八路，不学无术不珍惜文化遗产，有情可原，但吴晗显然不是土八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文化古迹是什么，他居然伙同彭真一起搞了个改建故宫的荒唐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要将天安门广场建设成中国的莫斯科红埸，拆毁天安门城楼，修建一个列宁墓式的检阅台，幸亏老毛此时已经对这些建设不再感兴趣，只关心权力了，为权力而发动了文革，而且文革伊始就“打倒了彭罗陆杨”，这个荒唐方案才没有被落实，不然人们今天看到的，就不再是天安门城楼，而是克里姆林宫！
1953 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的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这个决定再次遭到了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激烈反对，与主持拆除工作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时的吴晗思想极其愤青，自称“改革派”，在国务院办公扩大会议上，怒斥梁：您是个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两年前拆除古城墙时，清华建筑系教授林徽因，曾提出不拆除城墙开出入口等建议未被采纳，这次也抱病据理力争，斥责主张拆迁的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见王军《城记》）
吴晗的个人品行也是很卑鄙的，五十年代，吴晗利用北京副市长的权力，极力主张挖掘明十三陵（后改为只挖掘定陵），就是为了满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学术需要，1956年，吴晗找了好事的郭沫若以及热衷收藏古物的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吴的旧友考古学家夏鼐对他说：你不能以自己研究的需要来挖掘十三陵！（早在做学生时，苦读《明实录》的吴就表示，将来如有机会，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挖掘十三陵）。郑振铎上书国务院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泽东的书房，谁也不敢得罪他，最后只好同意让吴晗“试掘”定陵，长陵才算保存下来。还有，文革前，吴晗也同康生一样利用职权，强行从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还有更阴险的：国共内战期间，民盟内部就如何跟共产党合作发生了路线争执，后来由罗隆基执笔，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内容中要求中共保证在野党的自由，据叶笃义回忆，当时他亲手把此信交给即将前往解放区的吴晗。可是，吴晗在与毛泽东的会面中，并没有转交此信，而是在多年后批判罗隆基时，作为罗的“罪证”举报了。
吴晗助纣为虐的另一个罪恶是“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吴晗更是全身心投入的积极分子，他在民盟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把老朋友罗隆基的旧言论全数抖出，例如罗曾说：毛泽东出身北大、周恩来出身南开，为什么他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这个清华毕业的，就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呢？（罗隆基是五四运动的清华大学领袖）。吴晗揭露章伯钧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什么事都好办。怒斥章是对中共“政治讹诈”，“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 吴晗在反右中的表现，使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公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青云直上，坐稳了北京市副市长的宝座。（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当时被吴晗严厉批判的人，还有费孝通。几十年后，钱钟书对费说，当时吴晗不是把你整得也很惨吗？费低头不语。其实钱钟书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费孝通被吴晗批判后，很快就明白过来，立即也“反戈一击”了。
1959年4月，毛泽东对大跃进期间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欺君现象深恶痛绝，在党内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是明史专家，立刻觉得大机遇又到来了，随即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毛泽东也对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皇恩浩荡，吴晗无比春风得意，因此名噪一时。但是这次，他押错了筹码，他根本就不懂毛泽东的本意。吴晗研究了一辈子的皇帝，特别是朱元璋，却没看透眼前这个皇帝。因为他心目中的皇帝，那就是皇帝，只有英主或昏君，从来没有把皇帝当成是普通的人。当年毛泽东提出《朱元璋传》的修改意见时，难道吴晗没看出毛泽东在自比朱元璋吗？显然不会。但是吴晗的迂腐也正在这里，他错认毛泽东是比朱元璋还英明的英主，自己即不是李善长也不是刘伯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不仅要他写海瑞，而且毛还装模作样的让自己的秘书卫士们亲自深入基层体查民情，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标榜自己是个兼听纳谏的英主，而且他在每次“民主整风”的同时，都在暗中为臣子们划线分嫡，哪些是死心塌地追随他的，哪些是与他离心离德的，都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明史，这门学问不远不近，档案健全史料丰富，在明史上做文章其实并不难，只需钻进书堆引章据典，再加上个人的理解和判断就是了，所以吴晗才能写出很多个海瑞来。这期间，巧巧的就发生了庐山会议事件，毛泽东和彭德怀操起了娘，明摆着的事，反右运动也刚刚结束，老百姓都看明白了，毛泽东是批评不得的，他的自我批评都是虚情假意的，是找体面下台阶。彭被罢官了，这是多么明白的事情啊！可少奇同志们就是不明白，还在做党内民主的美梦，还沉浸在接班人的喜悦中，以为在庐山站到了毛一边反了彭，就可以安然无恙了，丝毫也没有戒备毛泽东的两面派手段。这时的吴晗，如果看破内中症结，也大可以停笔不写那个破剧本，继续搞他的故宫改造规划去。但这人就是发贱，眼看有人淹死还往水里跳。1960年底剧本完成了，由北京京剧团的名角们排演，轰动一时，这不是明显的给毛泽东贴膏药吗？《海瑞罢官》上演，天下人看了都心里明白，是为彭德怀翻案呢，最不明白的可能就是吴晗自己。其实早在《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就按纳不住了，要批判大毒草，但毛泽东不动声色，由着北京市委折腾去，还是反右用的老手段，引蛇出洞！
1965年初，吴晗的厄运终于到来，毛泽东派江青到上海策划文革，柯庆施派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协助她。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突然对多年来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点名批判，宣布它“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就是两报一刊铺天盖地的发表围绕海瑞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等大批判文章，在史学、文艺、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揭盖子”阶级斗争。毛泽东指示全国开展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为文革掀开了序幕，吴晗首当其冲的遭到批斗，成为文革祭台上的第一颗人头。1969年10月，吴晗在狱中死去，“死因不明”，连骨灰都没有下落。
用迷信的说法，拆北京城墙是毁祖脉，发掘十三陵是破祖宗风水，这两宗应该是吴晗一生最大的罪孽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么这句谶语也就应在吴晗身上：吴晗一生无子女，文革中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唯一的养女也精神失常自杀，名符其实的断子绝孙了。文人们的最大愿望是流芳百世，和郭沫若一样，他们的种种不幸，也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美名乎？恶名乎？一代文奸，中国知识愤青—吴晗，一生甘当毛泽东的御用文人，最后仍然象狗一样被抛弃杀掉了（注：毛泽东曾请吴晗夫妇到家中吃狗肉）。
民主会拖慢科学的发展吗？斥杨振宁挺一党专政的胡言乱语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1/06/27 | 6/27/2011
中华民族向来有尊老敬老的传统，但老人亦须自尊自爱。如果言语行
动过于离谱出格，也会招来物议。所以春秋时孔子就对他那个不孝母
亲、不懂礼貌的老朋友原壤，很不客气地骂他是“老而不死是为
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原壤白活了—大把年纪，只是在浪费
社会的资源。
曾在半个世纪前跟在李政道身后于1957年得到了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的杨振宁，本应堂堂正正做人，爱惜晚节。但他自从跑回大陆以82岁
的高龄，讨了个28岁的翁帆做老婆，同时还肉麻地自我炫耀地宣称这
是上帝送给他约“礼物”，把一个明显畸形的婚姻加以美化、神化
后，就已经令人觉得此人是一副老不懂事的样儿。接着网上又传出，
翁帆的父亲要讨杨振宁的孙女为妻。—时更是让人跌破眼镜，笑骂之
声不绝于耳。后来这事既无人承认，也无人出面否认而烟消云散了。
当然，这本来是人家的家庭“内政”，外人也可以不去“干涉”，聊
作奇闻笑料而已。
杨振宁经过一段时间沉寂后，似乎不甘寂寞又想来制造点“新闻亮
点”以吸引人们的眼球。2011年6月7日杨振宁在香港出席2011年度
“邵逸夫奖”的新闻会，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竟然称：“结束一党专
政不利科研，将拖慢中国科学发展。”如此胡说八道堪与前年香港那
个演武打片的无耻戏子成龙说的：“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如果不
管就会为所欲为”相媲“美”。一老一少的无耻屁话都活脱脱—副奴
才象，一副只知向其主子讨好卖乖的叭儿狗媚态。
杨振宁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对科研“不利”的所谓“理由”之一，是以
苏联的一党独裁专制为例，他说：“民主的话，可能被发现的人才会
比较多，但苏联很不民主，很多科学很进步.”这完全是罔顾客观事
实的瞎说。已经灭亡了的前苏联，不顾人民的死活，穷兵赎武，为了
输出“革命”称霸全球，集中一切力量搞军事工业，最后搞得民穷财
尽，民生凋蔽，连卫生纸都供不应求。上世纪7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的
塑料袋已经作为—种“一次性使用”的低质品放在商场供顾客购物时
免费取用。而在苏联却还是稀奇宝贝。一群前苏联国家级运动员出国
比赛路过伦敦机场，看见商场内放着的免费塑料袋，这些堂堂的苏联
国家级选手，象“乡巴佬”进城一样，觉得好稀奇，竟把人家商场内
的塑料袋一抢而光，弄得英国商场工作人员哭笑不得。即便是在军事
工业上，苏联的许多成果也都是通过它的克格勃特务们用尽各种卑鄙
的手段去从美国等民主国家偷窃来的。众所周知苏联的原子弹就是通
过收买美国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而窃取了美国的科技资料才得以
制成的。这恐怕只能叫间谍“技术”很进步吧！
杨振宁所谓的苏联的很多科学“很进步”，实际上是搞了个混淆和偷
换概念的把戏。把当年俄罗斯许多的科学进步的成果，偷偷“移花接
木”在苏联的身上。当年的俄罗斯在科学上确实有不少进步的科学成
果。如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周期律，发表了世界上第一
份元素周期表；又如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关于高级神经活动
学说的理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以及条件反射的理论，都具有独步
一时的科学意义并荣获诺贝尔奖。其他如波波夫在无线电通信上卓越
的贡献等等。但这与万恶的苏联一点关系也没有。苏联在科研上留给
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莫过于它的“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但历
史已证明这是—个借政治权力而横行一时的伪科学。
上世纪30～60年代，拉马克和米丘林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在苏联成
为正统。其代表人物李森科出于政治与权力的考虑，拒绝接受受到实
验支持的孟德尔和摩尔根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
民的敌人”，利用政治权力对不同意其观点的科学家进行迫害，使苏
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并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苏联卫星国的科
学界人士。李森科事件是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典型
案例。如此以霸权强奸科学，难道就是杨振宁所谓的苏联科学“很进
步”吗？
更有甚者，有些本来有科学含金量的学说，—到了苏联专制官僚手中
就变了味，甚至成为笑话。如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本是有科学根
据的，但苏联的官僚学阀为了好大喜功，创造“奇迹”竟对精神作用
无限夸大，搞了个所谓的“无痛分娩法”，声称用所谓“非药物”的
“精神预防”法，就可消除孕妇分娩前的阵痛。临床实践证明完全是
伪科学。就象中共文革中的什么“针刺麻醉”一样地欺人自欺。由此
可见杨振宁所谓“苏联科学很进步”，是不值一驳的谎言。
杨振宁死挺一党专制独裁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所谓如果结束一党独
裁专制，“对科学研究要慢一些，不是快一些。因为整个社会需要一
个安稳发展的方向，才可以有科学制度的发展，要从一党专政变成另
一个制度，我想至少要十年才能整顿起来”。杨振宁这番高论说白
了，就是旧有的制度不管如何不合理、如何丑陋、如何邪恶，都是宝
贝疙瘩，万万动不得。用慈禧老妇的话，就叫“祖宗之法不可废”。
杨振宁这个“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老贼比慈禧老妇多喝了点墨水，话
说出来当然要“文雅”—些。于是他就“发明”了一个“社会需要一
个安稳发展的方向，才可以有科学制度的发展”的“理论”。不过杨
振宁的歪理是经不起追问深究的。原来在杨振宁看来一个社会必须被
置于独裁专制的统治之下，才能“安稳发展”，而实行民主宪政的社
会反而会动荡不宁。前苏联的大清洗，大屠杀，毛泽东的大搞“运动
群众”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前后不到30年间就害死
了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这样的社会叫“安稳”．吗？就是到了
今天，人家为了一个“维稳”，每年必须花费比国防军费还要高的费
用，才能勉强维持住一点“安稳”。这难道能证明社会要安稳，非实
行—党独裁不可吗？“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是当年中共高喊的口
号。现在杨振宁却认为似乎只有一党独裁，才能“安稳幸福”了。对
一个已经“坚定不移”要卖身投靠一党专制独裁，并已躺在党国妈妈
怀里吸吮着“甘甜乳汁”、受到百般抚爱与优待的杨振宁来说，他是
根本不愿正视中国的客观现实，只能来个“选择性失明”以装眼瞎
了。
所以接下来杨振宁又说，如要“从一党专政变成另一个制度，我想至
少要十年才能整顿起来”，言下之意这“代价”大太了，不能搞。从
杨振宁这个行将就木的人来看，花十年功夫对他来说，就象一个存款
折上只剩下一元余额的人，你去劝他买100元的物品，他肯定是难以
接受的一样。但从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的幸福来看，正如俚谚所云“长
痛不如短痛”，而且“磨刀不误砍柴工”，为了社会的进步与长治久
安，别说十年，再加个十年也完全可以。而且苏联和东欧前共产专制
国家获得解放后的现实已充分证明，所谓的“整顿”根本要不了几年
时间，就可大见成效，社会便可实现不靠天文数字“维稳费”来维持
的真正的安稳。杨振宁拿出这一条来吓唬人，真好象说“死了张屠
户，从此市上就买不到猪肉了”，没有了一党独裁专制，地球就要不
转了似的。足见此人已心劳日拙，只有靠胡说八道来骗人了。
再以杨振宁本人为例，如果他在1949年前不是去了自由世界的美国，
而是留在一党独裁的中国大陆，他要么就只有去当“右派”、被劳
改、下放，接受“专政”与“改造”；要么他就只有去投机取巧，当
“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与打手，去“与人斗，其乐无穷”。以杨振宁
的人品与“德性”来看，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无论前者与后
者，都与什么物理学、宇称守恒律、诺贝尔奖沾不上边。靠着美国民
主制度的优越，他才能从一个穷学生而有了今天的一切荣誉与财富。
可反过来却诋毁民主制度，为一党专制“站台”、“背书”。所以如
果有人说，象杨振宁这种人的“良心”是被狗吃了，我坚决反对。我
认为象杨振宁这种人的“良心”狗都不会吃的！
（2011-06-19完稿）
〔原载《民主中国》2011-06-25；http://minzhuzhonggu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