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维权人士范燕琼上街呼吁平反“六四”，家被包围（组图）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严咏报道）5月30日上午“六四”前夕，福建维权人士范燕琼带领武夷山、南平、福州等十五六名上访者，前往福建省延平区法院前公开打出“平反六四”、“支持温家宝政治改革”等横幅。范燕琼在返回家时，遭到跟随过来的大批警察包围她家，警察一直在敲门，试图进家中调查有关呼吁活动的情况。

范燕琼在网络上通过SKYPE跟本网信息员说：今天早上，我带着十五六名来自武夷山、福州、南平市的访民，首先前往制造冤案的延平区法院，表达我们对司法不公的抗议，同时，在“六四”二十三周年来临之际，我们表达要求“平反六四”的心声与“支持温家宝政治改革”的愿望。我与访民们在法院前的台阶上打出事先准备的横幅，引来过往行人的围观与呼应。随后我们举着横幅一路游行回到家中。访民们跟我到家后，陆续离开。随后发现一批警察跟随到了楼下，他们包围了我的住家楼，并且上来敲门，要求我放他们进来就上午的活动进行谈话，遭到我的拒绝，于是警察就守在门外。警察还在门外说：支持温总理政治改革和平反六四是违法犯罪行为！

范燕琼向本网表示：我们不为六四惨案说话，我不支持温总理的政治改革，会愧对自己的良心！同时范燕琼提出：我请求政治避难！请求中央政府的保护！我的门被敲爆了！我不堪其扰！

范燕琼电话：0599--8620607

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启示录”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2012年上半年，该书突然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阅读热潮；十字路口的国人，似乎很希望从这本一个半世纪前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到某种启示。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这样一本旧书，能给当下的中国带来何种新的启示？

2012-5-30 第17期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
“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的理解是：“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结语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在该书的《前言》里，托克维尔又说：“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115名上海市民再次向人大请愿要求诉权（图）

（维权网信息员晨晓报道）5月21日星期一下午，是上海市民为了捍卫法律尊严，维护公民诉权的日子。

当天，115名上海维权市民代表上海1060户家庭第52次向上海市人大请愿。请求市人大履行法定职责，切实行使监督“一府两院”的职责，彻底消除上海市行政管辖区的一切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恶习，惩处一切腐败行为。

大家推荐了刘洪贤、郑培培、凌荣辰、刘培裕、崔福芳等五位代表进入了市人大集访处105接待室，负责接待的费老师向五位代表郑重声明,就在前两天他刚把大家要求立案的报告递上去,并且否定了“三个月”才能来登记一次的做法，再次肯定了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剥夺公民诉权的行为和做法是违反党纪国法的，承诺并保证尽量解决问题，督促有关部门给予公民立案。费老师的大转变给了大家希望，认为政府部门还是重事实，讲法治的，也符合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接受人民监督，查处腐败的决心。

上海维权代表们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和抗争，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期待着有关政府部门能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而刚结束的上海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再次阐明了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加强作风建设，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带头接受被监督的意识，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认真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要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最突出的问题抓起，坚决揭制一些领域的消极腐败行为，以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上海市民众期待这次政府的承诺有可能会是真的，会得到切实的落实。

参与这次集体上访请愿行动的上海市民代表有115人签名，希望人大有关领导高度重视。

参与“我要立案——维护公民诉权”行动，请与下述市民代表联系：

冯正虎（13524687100）、 焦东海（13801802454）、

鲁 俊（13651817422）、 赵迪迪（13482668387）、

崔福芳（13564097383）、 朱金娣（13042111402）、

沈佩兰（13764885120）、 王扣玛（13601929155）、

王蓉华（13162424968）、 邱贵荣（15300606275）、

刘洪贤（13524850369）、 童国菁（13917920278）、

郑培培（02153963826）、 徐 伟（13331866362）、

王丽卿（15901663700）、 陈建芳（15026516445）。

2012年5月22日

请关心与维护公民诉权http://woyaolian.org http://fzhenghu,net

安徽访民被暴打，行凶者称“打死你到政府领奖金”（图）

 

（维权网信息员周维林报道）本网信息员于5月28日上午7时许接到巢湖市访民袁明君电话，反映她于上午5时许再次被恶邻刘永×及其姐姐刘玉×、外甥女柳×暴打，而此前她曾于23日被她们殴打过，警方出警后竟然熟视无睹；26日她遇见刘氏姐妹的大哥刘永×，向他述说被其妹殴打之事，此人竟然声称“是政府叫打的，打死你可以领奖金。”

据袁明君反映，她23日被恶邻殴打后曾到安徽省公安厅反映，但无任何结果，警方的验伤单未出。

袁明君说：5月26日她经过药店，见刘氏姐妹大哥刘永×在店里，当即向他述说被打之事，希望获得安慰之言，并能够劝导其妹不再殴打她；孰料竟被奚落一通：“你们发生矛盾我不晓得，你不是到公安局告她们了吗？还来同我说什么？你怎么不去公安局睡着告，就不回家，我可以告诉你两句话：你现在想告哪个你就告不范，你试试吧!政府当官的打了你，你不是到北京告了吗？你告通了吗？她们打了你还怕你到公安局告吗？她们是老百姓，不伤骨的打了你一顿你还觉得冤了，政府公安打你不是平常事吗！”这时刘永×见人越聚越多，竟然语出惊人：是政府叫打的，你再敢到北京我就来打，我可以向众人宣布为：要是把她现在打死还可以到政府领奖金，不信的话你试试。

5月28日上午5时许袁明君被打后就雇车赶到合肥，先向本网信息员当面陈述被打之事，满面是血，牙齿被她们用老虎钳拔掉一颗。

据袁明君反映，5时许谢×就辱骂她，袁明君问她为什么辱骂人，谢×称“骂你，我还要打你！”就抄起一大木棒对着袁明君头部一棒，将袁明君打得鲜血直冒晕倒在地，谢×母亲刘永×站在门口大声说：打死你我派钱挡着。谢×见袁明君晕倒就拿来老虎钳拔袁明君的门牙，疼痛使袁明君苏醒，其翻身（大概是不让拔牙）大哭；谢×及母亲刘永×继续殴打，辱骂她装死，刘永×甚至拿着袁明君的拐杖打。谢×的父亲则站在门口大喊：死不掉再去告状，打死派出所给奖金。

其后她到安徽省公安厅上访，中庙镇政法委书记与街道办事处的人员赶到要接她回去包扎，被其拒绝，最后于傍晚到省立医院住院包扎，住院费是政法委书记从其同学处借了四千元支付的。

据袁明君反映，恶邻刘氏姐妹的大哥就在给派出所一位警察妻子办的幼儿园开车，因此可能与派出所有一定的关系。

黑龙江维权人士廖诚面临被劳教

（维权网信息员蒋理、单传维报道）5月29日，本网信息员获悉，被哈尔滨警方行政拘留的黑龙江维权人士廖诚，已经被告知将会被以扰乱社会秩序劳教一年零六个月。廖诚拒绝在劳教决定书上签字，目前暂时还没有送劳教所。

哈尔滨维权人士廖诚于2012年5月23日被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据说定罪的依据是廖诚接受“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的电话采访报道时，报道中不知怎么提到“廖诚是法轮功学员”，所以警方以此为据拟定要对廖诚劳动教养1年6个月。

熟悉廖诚的朋友和家人都知道，廖诚只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良知，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所以经常发言评说时弊。但廖诚没有做过一件违反《宪法》之事，更不是法轮功修炼者。哈尔滨警方平时对廖诚监控限制其人身自由已属违法，拘留15天罚款1000元难脱打击报复之嫌，现在居然想对廖诚实施劳动教养，这是公然违法侵权打击维权人士，值得高度关注。

另据前往探视廖诚的朋友反映，廖诚所关的拘留所公然向前去探视者每次探视收费50元，并且不给任何票据，还要拘留者家属向拘留所中缴纳伙食费。这是违反国家有关拘留及探视的法律规定的。

番禺公安局以徐琳“案件涉密”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维权网信息员周月报道）4月4日，广州公民徐琳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关押于番禺沙望看守所。5月4日，当局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及向家属下达通知书的情况下，将徐琳监视居住秘密关押它处，直到今日家人也无法获知徐琳被关押地点。

5月23上午，徐琳妻子王女士聘请的委托律师王全平和黄宇来到番禺公安局，向办案人员递交公函和会见申请，但遭到办案人员的推诿，随后办案人员告知律师需到东涌派出所办理会见申请。下午2点30分，两位律师又赶到东涌冲派出所递交会见申请，派出所警察又以不是办案单位需向上级请示，最终警察代番禺公安局向律师传达因徐琳“案件涉密”不予会见的口头答复。王全平告知派出所工作人员，律师会见要经过批准，如果“案件涉密”不予会见，办案单位必须出示有效的书面法律依据，而不是口头答复，但遭到对方拒绝。

经过徐琳妻子王女士多次抗议及与国保交涉，最终国保同意安排王女士和丈夫在东涌派出所会见。

5月24日上午10点，王女士和徐琳的妹妹来到东涌派出所，进派出所后两名女警察以执行公务为由，对其二人搜身并要求配合开展工作。在王女士和徐琳的会面谈话过程中，他们的言行都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根据王女士的判断在她与徐琳的谈话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徐琳可能迫于某些压力，对于有些事情不敢直面回答。谈话中王女士问及徐琳因何事被监视居住，什么时候回家，徐琳说不知道。当徐琳妹妹问及哥哥目前被关在什么地方，徐琳则回答：“神秘的地方，不知道”，整个谈话进行了40分钟后结束。

随后王女士又向旁边的国保问道：徐琳究竟犯了什么事情？

国保：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无可奉告。

王：还要关多久？

国保：要看徐琳的表现。你们有请律师吗？给钱了吗？

王：请了

国保：请了如果没给钱最好，律师都是骗人的请了也没用！

王：徐琳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国保：看表现，如果表现不好，最后要交法院审判。

王全平律师说按照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监视居住必须在家里，如果监视居住它地，办案单位都必须书面通知家属。显然，当局这一做法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王律师的判断，徐琳被抓的导火索不是上街举牌，而是他在网上发表的一首诗——《就是现在》。他说在这首诗里可能有几句话是比较敏感的，但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当局不能随便抓人，如果因此被判刑，那就是典型的文字狱了。

信息员最后了解到，王全平和黄宇两位律师准备在近期向广州检察院提出控告番禺公安局非法拘押当事人的非法行为。

“六四”临近，贵州民众要求停止政治迫害释放陈西（组图）

                 

（维权网信息员李聪报道）5月28日下午3点左右，贵州民众在贵州省贵阳市人民广场举行纪念“六四”活动，引来数百人围观，他们公开打起横幅，横幅上写着：“八九”“六四”二十三周年祭，并要求追查凶手，停止政治迫害。强烈要求释放良心犯陈西。

据这次活动的贵州人权橱窗发起人靡崇彪（18036030269）告诉笔者：自从贵州人权的陈西被当局非法判刑十年，贵州民众十分义愤，在六四之际大家自发到广场举行纪念活动，借纪念“六四”之机，抗议贵州当局非法判处贵州人权的陈西先生。

据参加纪念活动的张先生告诉本网信息员：这次活动居然没有受到当局的任何干扰，大家在广场举行完纪念活动后，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民众才陆续散去。

一名贵州人权人士告诉笔者：过了今天（28日）贵州的重点异议人士可能又要大规模的被失踪被旅游。

今年是“八九六四”二十三周年，网传中央有平反“六四”的消息，今天贵州民众纪念“六四”没有受到当局的阻挠，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一位贵州人权捍卫者告诉本网信息员：自从去年12月26日贵州异议人士陈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年徒刑以后，贵州民众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在专制体制下，老百姓的生存会越来越艰难，能为老百姓说话的人，愿为老百姓说话的人，都被当局迫害进了监狱，贪官们就更为所欲为，这次活动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人参加，说明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清晰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江西南昌千人游行围堵省府

 
来源：中国茉莉花革命网

2012年5月28日，江西南昌市八一大道，约千人举着横幅：「我要生存、为民申冤」、「杀人偿命、血债血偿」等，一路游行去省政府，大批警察沿途戒备。

游行者是赣州农民，事因一名十六岁青年进看守所后离奇死亡，看守所以荒唐理由推卸责任，死者父母要求政府还他们一个公道。

当局在省府门口部署了过百警察，省府大院内还有数百名武警在待命。

游行队伍到达省政府门前，被警察拦截，场面震撼，吸引了很多市民围观，导致北京西路交通严重堵塞。

当局出动数百武警将游行队伍重重包围，大喇叭宣读治安条例相关条款，要他们赶快离开，双方对峙个多小时，示威民众才散去。

死者母亲手持一片大白布，上面写着：

申冤

尊敬的上层领导及社会上的好心人：

我俩夫妻是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西镇农民，持有冤情，特请有关领导为我们主持公道。

事由：2011年12月27日，我儿子因关涉嫌盗窃被刑事拘留赣州市看守所。在2012年3月25日，在押期间突然离奇死亡。事后我们多次找到该看守所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并要求法医进入尸检。在尸检前我们发现鼻梁上有血渍，左右手上有几个手指也没有指甲，左右脚根还有刀痕，胸前还有紫色伤痕，头部中心处有一块手指大的黑色脑汁。

今天我们等来的多次被延期尸检结论是“病毒性心肌炎致循环功能衰竭死亡”。我们是农民，没有专业的医学知识，这种结论是在推脱责任愚弄我们，我的儿子实在是死得冤枉！

第一，我的儿子卢桥生年仅16岁，身体一直很健康，从少到大没进过医院....

北京维权人士周莉打破沉默 发声明曝光去年失踪

  博讯编者按：和许多北京的维权人士、异议知识分子等人一样，周莉在去年茉莉花兴起的时候也被“失踪”，早传闻遭受酷刑折磨，但她一直沉默至今。周莉突然发出声明，曝光了其被失踪的大致遭遇。博讯记者问此刻发声明的原因，周莉的解释是，一直低调，但亲友、亲人不断受到伤害，就在声明发出前，对周莉和孩子一直照顾的李立荣5月28日因参观“北京国际贸易商品交易会”被行政拘留。而周莉数年前曾有一女儿，因为北京西城拘押周莉处理不当，警方失职，造成婴儿丢失失踪至今。
周莉的遭遇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政府荒唐“维稳”，旧问题不解决，却不断制造新的冤屈。周莉先失去一个女儿，在儿子的哺乳期刚过，就因为组织抗议孙东东事件判刑一年，释放后不久，又因“茉莉花运动”的兴起被无辜失踪、酷刑。
(博讯 boxun.com)
以下是周莉声明全文：

声明：2011年3月至4月间，我被强制失踪，关押在北京郊区密云县一处公安局秘密基地。该基地被称作“茉莉花专案组”。在被关押期间，迫于各种虐待和压力，我曾做出三项书面保证：一，不接受外媒采访。二，不接触敏感人士。三，不参与任何公众事件。从即日起，我声明，该保证作废，我愿意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周莉
电话：18600555017

64抗议卷土再来 骨牌效应？

 来源: 多维 作者: 点击: 1545次

“六四”抗议卷土再来 会否带来骨牌效应？ 家园论坛,forum.iask.ca
本 文 来 自 加 拿 大 家 园

160.ca

北京时间5月27日，香港支联会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事件游行，约有千人参加。而在两天前，有报道称“六四”死难者家属因自感20多年抗争无果自缢身亡，伴随着“六四”23周年纪念日将近，近期有关“六四”的新闻开始逐渐增多。

本 文 来 自 加 拿 大 家 园 网

对此有分析指出，虽然此前围绕“六四”定性、如何赔偿等事宜展开的讨论从未停止，但“六四”问题延续至今，如何正视“六四”、解决“六四“遗留问题成了中共绕不开的一道关卡。鉴于“六四”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共在面对“六四”时更倾向于采取稳健、保守的态度。

“六四”会否带来骨牌效应

家园网多伦多,toronto.iask.ca

在“六四”事件23周年临近之际，“六四”死难者轧爱国之父轧伟林于25日突然自缢身亡，天安门母亲群体27日发布讣告称，“长期的悲痛和压抑，终于导致了他的绝望”。就在轧伟林自缢身亡后第3天，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便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事件游行以“毋忘‘六四’传真相，民主潮流不可挡”为主题，参加人数近千余人。

对此有持温和观点的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即使正视“六四”，中国社会也不会出现大的动荡。他们的理由在于中国社会目前虽然矛盾增多，但大多停留在社会层面，民间诉求也都寄希望于中共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并未上升到政治高度。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夯实，中共在民意中的声望和在国际话语权的操控上已经远远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量级别，中国当前其实已经初步拥有了解决“六四”遗留问题的土壤。硬件上也到了能有足够的资本和自信回首再看六四的时候。

加拿大家园,www.iask.ca

不过也有声音认为中共不应轻易草率的“平反六四”，持有该观点的分析人士表示，解决“六四”必须以理性妥协以及保证当权者的根本利益为基础和前提，这种基础和前提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不存在。20年来，由于大规模的改革而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现在仍然面临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任何过于大胆的试水都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尤其是对于六四的平反，在现阶段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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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稳中求变治理“六四”

加拿大家园,www.iask.ca

今年早些时候，曾积极参与过“六四”的台湾歌手侯德健被大陆解禁，并于鸟巢开唱；中共官方主动接触“天安门母亲”死难者家属洽谈赔偿事宜；因同情学生在"六四"后被打入另册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更是在今年2月21日被短暂解封，大陆网络可以直接"赵紫阳"简介，1000多字的内容介绍称赵紫阳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还讲述了赵紫阳的生平及被撤职经过，并配上三张赵的照片。这些情况都被外界认为与中南海在为重新评价“六四”透露信号。

但是也有分析称这并非中共在现阶段希望重新评价“六四”而造成的，只能解释为随着禁区的逐渐减少，中共正在试图对一些政治敏感地带进行有意识的解禁，随着中共主导的新一轮大讨论的推进和大陆舆论管制的逐步放松，对于“六四”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进行消音。如何对知识分子、对民众有个交代，必然成为摆在习近平面前的问题。因此目前外界有不少声音寄希望于“六四”问题在以习为首的第五代中国领导人的语境中将会有一个新的政治定位。

家 园 新 闻

2012年，中共如何对待“六四”并走过难关？左右派大讨论序幕已经开启，当局如何做好一个仲裁者的角色，以防止讨论走向失控？中共稳中求变的治理思维能否应对现阶段情况下出现的关于“六四”问题的讨论，中共稳健、保守的处理“六四”的方式能否在中国不断向前推进的大局中，起到平衡处理、有效切割的作用，是考验，也是机遇。

逾九成中共中央委员 直系亲属已移居海外

  (世界日报) 中国大陆官员家属移民境外，被指是「裸官」。香港杂志「动向」引述消息来源披露，中央最近曾展开一项内部调查，结果发现竟有逾九成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子女、孙子孙女和兄弟姊妹等直系亲属已移居海外。

香港「东方日报」根据「动向」报导，大陆官方内部权威机构统计数据所指，截至今年3月底，第17届中央委员会之中，204名中央委员中，187人有直系亲属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占91%；167名候补委员中，则有142人亲属已移居海外，佔85%；127名中纪委委员中，有113人亲属已移居海外。 (博讯 boxun.com)


　　报导还引述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称，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分达到91%或以上。

　　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最近连续报导指，中共高官纷纷把子女送往欧美名校就读，或是移转财产。另有专家学者分析认为这是中共高官自己都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 _(网文转载)

公民在行动，万人抄写《世界人权宣言》（图）

（维权网信息员方斌报道）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年之际，作家出版社于近日推出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一书。据介绍，全书由版本、首版、重录、手抄稿四个部分组成，由100位当代文学家艺术家联袂抄录。每人稿费1000元人民币。

此事件经媒体公布后，立即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与官方媒体“正面”的大肆炒作相比，民间人士则通过推特和微博等自媒体对此现象大加揶揄。《毛泽东讲话手抄本》的责任编辑认为“很多抄写者对于这种形式特别认可”，而大量的网民们则对此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不认可。

2012年5月26日，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在推特上说了一句：“明天准备抄写一遍世界人权宣言，发到微博上”。这么简短一句话，立即引起网友极大的关注，并加以联想、阐发。身在香港的维权人士温云超立即回复道：“活动召集：万人抄写《世界人权宣言》，可局部可全部，将抄写的纸张拍照后上传至推特或微博，标签： #世界人权宣言抄写 。文本： http://t.co/olje0pD5同意的请转发。”这两条消息一出，全国网友利用推特和微博等自媒体大量跟进，各自发表评论，积极发挥想象力。一时间，报名手抄《世界人权宣言》的网友迅速达到数百人，转发者则成千上万。

随后，身在香港的温云超先生积极推动，他自动请缨，身体力行，接管了保存整理全国网友们的《世界人权宣言手抄本影印件》的工作。就这样，一场抄写《世界人权宣言》的公民集体行动就此展开。

有些网友自发抄写一段，还有更多的网友全文抄写，他们都把影印件发到网络上，以公开的集体行动方式展现自己的公民立场。网友浪子表示：“我亦抄一下去。”网友@taoisticghost:说“俺也写一个，累死我了”；网友@xiaolu8964:在抄写完《世界人权宣言》后发推文说：“ 有一百位艺术家抄写毛主席讲话，听说每人奖励一千人民币，我来抄写《世界人权宣言》不需要给人民币，大家帮转就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普世价值。这是我抄件的照片：http://t.co/g8efCu8M”.......据悉，在活动发起的当天晚上，网友们上传的《世界人权宣言手抄本影印件》就达到几十件，而截至5月28日早上，已经达到数百件。这一数量还在继续增加中。

#世界人权宣言抄写 的行动让所有参与的公民感到振奋和鼓舞，据北风透露，到目前为止，被抄得最多的《世界人权宣言》内容是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陈希同在新书中否认对其贪腐指控

来源：BBC中文网

陈希同在1998年被判监禁16年


●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在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挑战对他的指控。

路透社得到了该书的新书样本。

今年82岁的陈希同1995年被指贪污被撤职，并在1998年被判监禁16年。

在今年薄熙来被撤职前，陈希同案是中国发生最大的政治丑闻。有观察家说，陈希同反对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成为中共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在1989年北京发生学生抗议以及六四镇压时，陈希同正好担任北京市长。

据路透社报道，在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陈希同在一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否认对他的腐败指控以及他在1989年六四镇压中的作用。

这可能引起争议的书将在香港出版。陈希同在书中提到对他的腐败和滥用职权指控说，那时文革以后涉及高层领导人最严重的不公平审判。

虽然陈希同关于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其被整肃的说法将会引起争议，但能让人看出诸如陈希同和薄熙来这样的高层领导人受指控几乎都和更广泛的政治斗争有关。

陈希同说，在权力斗争中，任何事情均会发生。对手会用一切卑鄙手段去夺取权力。

他否认自己参与了权力斗争，否认参与策划反对江泽民。

这本即将在香港出版的新书包括陈希同接受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姚监复的一系列采访。

评论说，陈希同显然认为他在六四镇压中的作用被夸大。

本文来源：BBC中文网

邵阳市公安局卖官买官现象，触目惊心

(博讯)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邵阳市公安局对所管辖十二个县区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和所属十七个支队部室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交流调整，引发了卖官买官狂潮．邵阳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和常务副局长因为收了下属的钱财，但因职数不够，难以安排到位时，严重超编、超职数安置，搞得公安局办公、办事、办案秩序和程序一片混乱。

　　一、超编超职数安排情况严重 (博讯 boxun.com)


　　1、市局班子成员违背省委要求，超职数安排。2009年省编委文件规定，邵阳市公安局党委核定职数7人，其中主官一名，副局长4名，纪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各一名，但当时公安局已有成员9名，省编委指示在退休时消化。但2010年三名党委成员退休后，市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葵为了拉帮结派，及其他目的，坚持要求提拔了两名副局长及一名党委成员、政治部主任，2011年又以交警、刑侦工作重要为由，增配两名支队长为党委委员，使班子成员增加到十一位，严重违背了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违背了党对干部的管理规定。

　　2、不顾中央及编制部门文件规定，随意安排职位。按照《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规定，局属非执法勤务机构一律不得设置政委、教导员一职。但该局领导为了提拔安排亲信，违法在警令部（办公室）、后装部（财务科）设置政委一职，违规高配副处级。

　　3、内设机构严重超职数安排，呈现出官多兵少、或兵无的情况。该局的副支队长、副主任等职务人数几乎超过了无职务民警数。监管支队仅下辖三个大队，全部编制17人，编制方案规定设副支队长两名，但安排了七名副支队长，加上支队长、政委各一人，支队领导9人，三个领导分管一个大队。大队还设有大队长、教导员各一名，副大队长一名，领导职数超过了全部编制数。巡特警支队原规定设副支队长三名，也安排了七名副支队长，加上支队长、政委各一人，支队领导9人，为了让每个支队领导有事可管，市局把110处警大队分成处警一队、处警二队，把巡逻大队分成巡逻一队、巡逻二队，把特警大队分成特警一队、特警二队，每个队仅几个人，使本来就缺人手的110处警队呈现出官多兵少的情况，每个队无法安排值班处警，拖延推脱出警现象严重，群众怨声载道，使本来就黑恶横行、砍手截脚的邵阳更加治安混乱，民不聊生。另外，治安支队、刑侦支队原规定设副支队长三名，但都安排了七名副支队长，治安支队还有两名领导承诺过的同志等待市局党委研究安排为副支队长。经侦支队、禁毒支队、网监与行动技术支队、国保支队、人口支队都安排了五名以上副支队长，连政治部、警令部、后装部、纪委等机关都超职数安排干部。

　　二、权钱色交易，触目惊心

　　1、以色惑人，违法犯罪者也可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现任警令部政委雷某原在局办公室任副主任，曾与上届局长因桃色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使上届局长很不体面地离开了邵阳，本届局长到位后，办公室改为警令部，她仍担任部副主任。期间，刑侦支队在侦办邵阳县黑社会团伙案件时，侦查发现雷某为黑社会团伙主犯邓小波提供公安侦查情况，致使主犯在抓捕中脱逃，并查明雷某曾利用其父的影响力为该犯罪团伙提供保护。但因为雷某色相出众，且离异后一直未婚，几年来，不仅与局里的主要领导秘密往来，而且与该局常务副局长吴晓毛（当时主管刑侦）关系暧昧，在一些私人场合还以夫妻相称。所以雷某泄露公安侦查秘密和为黑社会提供保护之事不仅没有追究，而且在警令部十分得宠，2011年11月份干部调整中，在国务院颁布的条例规定不得设政委一职的警令部里，被违法违规提拔任命为政委，高配副处级。

　　2、以身事人，连基层教导员都干不下去的不要脸者担任了后装部政委。现任后装部政委罗某，曾先后在派出所、分局大队担任过教导员，但工作拖延，经常误事，后通过关系调到市局治安支队任危爆大队教导员，一次在值班中因工作失误差点酿成特大事故。但他善于拍马奉迎，能够不要脸为领导端屎端尿，舔人股臀。本届局长到位后，他利用与局长的师生关系（在邵阳与局长有师生之谊的上百人）积极靠近局长，每天守在局长办公室和住处门口，侍候局长的起居和出行，博取局长欢心。2008年干部调整中，局长不顾其他党委成员的异议，破格提拔罗某担任后装部副主任，并兼任市局保安公司经理，允许罗某作为公司负责人不受《公安机关纪律条令》约束，在酒车赌和警容风纪方面不做要求。这三年多来，罗某利用保安公司私人帐户，不仅中饱私囊，而且为局长买了豪华型越野车，为局长夫人过贵族生活买单，送局长夫人公子出外旅游等。因此罗某的得宠程序可想而知，2011年11月份干部调整中，在国务院颁布的条例规定不得设政委一职的后装部里，被违法违规提拔任命为政委，高配副处级。

　　3、以钱开路，权钱交易屡屡得逞。现任隆回县公安局政委李某自提拔副科长时就因送了当时的局长三万元被人撞见，而传为笑柄。后来攀上市局副局长吴晓毛，提教导员、大队长、某支队副支队长，以钱开路，屡屡得逞。2008年，竞争副处失利，认识到不仅要钱，还要更大的权力支持，就拜市委副书记魏太平（邵东老乡，与其父有点关系）为干爹，在权钱的双重支持下，这次一举成功。双清分局副局长孟铁骑为了竞争副处职位，自2009年开始运作，前后花费一百余万元，仅在长沙请局长的朋友亲属吃饭就花了20余万元，2011年11月听说第二天清早市局党委要投票决定哪些人入围副处职，在原来送钱的基础上，又连夜为每个党委委员送去五万元定心钱。这次提拔的10余名处级干部，除了以色惑人、以身事人的雷某、罗某花钱少一点外，其他人每个的花费都在四、五十万以上。

　　4、官托横行，善于“协调”成了邵阳公安干部的第一本事。因为局长是以协调能力强而出名，他的关系网、关系圈子“大而全”，这些人说话在局长那里都是算数的。邵阳某些民警，特别是某些中层领导摸准了这个特性，专攻局长的圈子，在长沙形成了一个邵阳公安“官托团”。邵阳公安中层骨干每到周未就往长沙跑，也许他们并非每个人都是去找局长的，但他们都是与局长的官托们在一起。

　　这次邵阳公安交流调整干部在公安内部影响之恶劣，对人民群众造成的不良反应之恶劣，违法情节之严重，触目惊心。做为一个有正义感、有良知的知情群众，特此向上级领导反映，并将有关事实向网络公开，希望引起领导和广大有良知的社会人士的重视，一起来纠正这起影响党和国家形象，影响公安形象，影响人民群众安危的事件。亡羊补牢，也许为时未晚吧。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服刑11年的胡明君今出狱已与家人取得联系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2年5月28日消息：四川省老牌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党人胡明君先生已于今天服满11年的刑期出狱。据胡明君的妹妹告诉本工作室，胡明君今天早上七、八点钟就已和他妈妈通了电话，表示已离开川中监狱正在回户籍所在地四川攀枝花市的路上。

胡明君出生于1972年，2000年12月18日，达州钢铁厂一千多名工人因欠薪达一年而上街示威。当日居住成都的胡明君及居住达州的王森都有同工人接触，随后四川省中国民主党分部发表声明支持工人的示威。声明有几点内容：一．要求中国当局根据已签署的《经济、文化及社会权利国际公约》给予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二．要求政府完善社会保险机制给予失业工人基本生存权；三．要求政府反对腐败，根除导致各种示威的腐败贪污。2001年4月30日，王森突然在达州被捕。5月29日，四川省公安局分别在成都及遂宁拘捕胡明君及邓永亮，指控他们曾组织达州钢铁厂工人进行大规模示威。公安更抄胡明君的家5小时及抄走大量物品。2002年5月30日，胡明君与王森因支持四川达州钢铁厂工人示威，被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及10年。

杭州吕耿松，刚出牢房又进大墙？

  来源：美国之音

记者: 申华 | 华盛顿


中国浙江的异议人士吕耿松(资料照片)

“六四”前夕，中国浙江当局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控制，阻止他们任何形式的理由集结聚会，并且加强打压重点人物。有迹象显示，中国当局准备好应对即将到来的纪念六四的活动。

*吕耿松再度被捕？*

在浙江，杭州警方开始采取行动。中国民主党网站星期一发布消息：当地资深民运人士吕耿松又被拘押。随后，六四天网也发消息，说星期一夜里杭州警方要抓捕异议人士。

傍晚六时，吕耿松的夫人汪雪娥对美国之音说，她的丈夫吕耿松上午离开家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不能证实吕耿松是否被警方拘押，并说，警方人员已上门找吕耿松多次，找不到人不下班：“他早上出去，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今天下午国保找了他好几次，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国保找到吕耿松了吗？）没有。警方人员还在我家外面，说找不到他，他们不下班。”

*吕耿松其人*

56岁的吕耿松是杭州人，1983年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有“浙江知名良心作家”之称，出版过《中共贪官污吏》，《建立公民弹劾制度》、《建立刑事连带责任制度》、《买官、骗官与官杀官》、《论当代中国黑社会的社会基础》、以及《当代中国黑社会的主要类型》等书。2008年2月5号，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去年刑满获释。

*陈树庆失去自由，警方已开始应对“六四”纪念活动*

陈树庆是杭州地区的异议人士，记者给他打电话，他说，实际上他现在已经失去自由：“两个便衣正在我家楼下，已经把我看了起来，不让我出门。”

陈树庆说，今天下午警方已传唤他，询问他是否与海外纪念六四的筹备活动有关:
“警方下午三点传唤我到警务室内，问我，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在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是不是你起草的？这篇发言稿我在网上还没有看见，发言稿还没有公布，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确实写过这个东西，里面的内容我也实话告诉他们了。”

*杭州警方：六四前不得聚会*

陈树庆说，杭州警方的“六四”维稳行动已经开始。另外，吕耿松的妻子汪雪娥说，警方人员谈话中透露，杭州当局的确将限制杭州异议人士“六四”前举行任何形式的聚会：“警方人员说，他们（异议人士）计划在一个地方喝茶聚会，但是警方说，不得前往参加那个活动。”
吕耿松到底去了哪里？记者打电话到杭州西湖区翠苑派出所，值班警员得知记者采访意图后当即表示，有关吕耿松的事情，无可奉告，然后便挂断电话。

北京访民质疑：是谁剥夺了温家宝总理的通讯权？（图）

（维权网信息员方芳报道）5月27日，被强拆打残的北京访民葛志慧，接到邮局给她的前几天给温家宝总理寄信的回执单，让她感到困惑的是自己寄给温总理的信上清清楚楚的写着：温家宝总理（收），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中南海党中央国务院，可现在收到的回执单上收信人却是“国家信访局传达室收信章”签收。

葛志慧说：我明明是寄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信，姓名和地址都写的清清楚楚的，怎么就跑到了国家信访局传达室去了，这两年国家信访局我去过无数次，想向他们求助，都被他们拒之门外，他们连上访材料都拒绝收，现在怎么签收了我给温总理的私信呢？难道温总理连通讯权都没有，是谁剥夺了温总理的通讯权？

5月21日，葛志慧用挂号信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去一封求助信，叙述了她和山东青岛访民林秀丽前几天在北京南站巧遇温家宝总理，林秀丽向温总理递交自己的上访材料，获得温总理亲口承诺帮助解决上访问题，后被地方政府接回青岛关进了精神病院，而葛志慧自己因想向林秀丽一样上前求助温总理，结果在离温家宝总理几步之遥，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按倒在地，差点被掐死的遭遇。

几天过去了，葛志慧一直在等待温总理能看到这封信并给她帮助，但现在得知这封信温总理居然没收到，失望之余，恳请社会有识之士和相关部门或和温总理有私交的朋友能转告温总理葛志慧给他的求助信，万分感谢！

葛志慧表示她还会继续给温家宝总理发信，第二封、第三封……直到他收到为止。

附：葛志慧给温总理的信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您好！
我是北京市民葛志慧，2010年7月16日北京丰台区人民政府勾结开发商野蛮暴力强拆了我的商业用房后又将我打伤致残，至今未做处理，几年来我饱经沧桑，历尽磨难，常年奔波在上访维权的路上。
5月9日，我和山东青岛的访民林秀丽在北京南站巧遇您，当时林秀丽幸运的冲到您面前，把正好带在身上的上访材料递给您，您与她握手并答应帮她，可现在林秀丽却被地方政府关到了精神病院里，而当时的我就在和您有几步之遥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被安保人员差点掐死（有围观的乘客作证和南站二楼的监控录像为证），致使我至今两腮及喉咙疼痛。 5月9号下午2:22分，我和林秀丽在北京南站2楼，16-17号 检票口乘客休息座椅左侧，听见身边有人惊呼“温家宝来了！”，我随着众人目光望去，发现在我的左侧几步之遥的地方，您边走边和在座的乘客一一握手，我想上前给您打招呼，刚一站起来，被身边一名便衣男子拽住，不让我上前，我一着急就高喊“温总理我冤枉！”，还没等喊出“冤枉”就被这名便衣人捂住嘴按倒在地， 我挣扎着继续喊“冤枉！”他掐住我的喉咙恶狠狠的说：“操你妈的再喊掐死你！”，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将我包围了；当时我只感觉脖子、喉咙像被掐断一样，喘不过气来，一阵剧痛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醒来后躺在离事发地不远的鞋店里，后来将我移交到北京南站2楼的铁路警察手里，用轮椅把我推到治安室，两位警号为012844和010979铁路公安处的警察对我进行审讯；了解完情况，同时给我做了笔录。

到了晚上21点30左右，通知丰台公安局岳各庄派出所将我接回去，我当时疼痛难忍要求他们送我去医院救治；出示就诊证明；北京南站铁路警察说不是我们掐的，是温家宝的内卫，打狗还要看主人，谁敢给你出示证明，最后在我一再要求下，才给我做了被殴打的简单记录，之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将我送到301医院门口，警察一走了之。
在301医院医生做检查时，医生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后态度就变了，显然是接到“指示”了，最后在我的苦苦哀求下只好给出了一个“颈部双侧软组织挫伤”的诊断证明。
我原住在北京市丰台区蒋家坟324号，2010年7月16号，我家遭到血腥野蛮暴力抢占我赖以生存的家园；被丰台区人民政府带领300多名黑社会人员；头戴安全帽、手拿盾牌；撬开防盗门；将我毒打致昏迷；从屋内拖出来送到丰台医院进行抢救，当我从昏迷中苏醒后，却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人员看着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使我寸步难行。
霎那间我的房子被夷为平地；财产全部被抢劫；人被打致残，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绝望之下我吞食玻璃、割腕自杀……
2010年8月3日，我的食道划伤一直不能进食，全靠输液维持生命，看押人员下午1点 半左右给我送来他们吃剩下米饭、粉丝白菜鸡架汤，饭盒一打开就闻到米饭变质了，看管说爱吃不吃就这饭。大夫不给我输液政府不给我饭吃，没有人身自由；没有朋友及家人；使我再次无法活下去的勇气，逼我再次走上了绝路，我吞食了两根体温表；再次自杀未遂，但自从吞食体温表后，留下了头痛失眠、四肢麻木，掉头发 等等后遗症！
2010年9月3日我终于从医院逃出去，还没来得及上车就被非执法人员抓住殴打，到医院医生简单的做了诊断被打的双肺挫伤；打人者才被拘留五天就放了。 2011年9月7日，中秋节将至，看看别人都欢天喜地的准备过团圆节，我却连给老人孩子买包月饼的能力都没有，不由悲从心生，我找到丰台区区长向他求助，没想到却被以“扰乱社会秩序”送进了拘留所过中秋。 两年来，我拖着残疾的身躯，一直奔波在上访维权的路上，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还处处遭受打击报复，家没了，工作没了，身体残了，一家四口两个孩子大的在河北14岁，小的8岁，还70多岁的老人要赡养；生活陷入极度困境。
那天在南站看到您，我感觉见到了救星，想向林秀丽一样上前求您救救我，怎奈我因身体残疾，刚一站起来就被身边的黑衣男子（您的内卫）按到在地，捂住嘴巴，我挣扎着继续喊“冤枉！”他掐住我的喉咙恶狠狠的说：“操你妈的再喊掐死你！”，当时我只感觉脖子、喉咙像被掐断一样，喘不过气 来，一阵剧痛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事情已经过去几天了，我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怎么也不敢相信，一向以“亲民”著称的您的内卫竟然在您的眼皮底下，大庭广众之下，那么狂妄的差点将我掐死。
现在，我的两腮疼痛脖子还不敢转动，您亲口承诺要帮助的林秀丽也被关进精神病院了，温总理求您在百忙之中救救我们吧！
急盼回音！
此致
温家宝总理

北京市丰台区郑常庄：葛志慧
电 话：13261499836身份证：130621196607086623
2012年5月20日

各地访民到中央军委门前公开支持政改，要求军队保护人民（图）

（维权网信息员方斌报道）5月25日上午9点，上海维权访民陈建芳（15026516445）、郑培培、吴玉芬、丁菊英（13248010520）、尹慧敏（18202146713），辽宁访民付楠，江苏访民徐丽艳（18268949589）等人，到中央军委信访处要求“人民军队要依法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并打出标语：全民联合起来支持温家宝政改。

当大家欲到信访接待室登记时，被保安阻止不让进门，保安叫“出去，不给登记”，大家问原因，保安回答“没有理由。”

据维权人士陈建芳说，在多方诉求无门之下，我们认为，人民军队有权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人民的土地被强征、房屋被强拆，我们要求法院立案无果，因为上访维权，很多人被关黑监狱、拘留、劳教。我们的人身安全、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

在信访登记无果之下，大家又一起赶往北京市治安总队申请游行，但保安出门将大家的身份证复印后让大家离开，当时没有任何实质答复。

湖北恩施被抓维权代蒲甲宽妻子被警方威胁、强按手印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林圭华报道）5月27日，本网信息员获悉，湖北恩施州白果乡维权代表蒲甲宽的妻子罗德美，本月24日被当地派出所叫去，强行拉她手在一份不知情的材料上按手印，罗德美对此特发表对所按手印“作废”的声明。

5月24日早上8点，恩施州白果乡维权代表蒲甲宽的妻子罗德美与儿子蒲世兵、女儿蒲世伟按照警方的通知前往恩施公安局治安巡逻大队，结果被分别带入单独的审讯室中，罗德美被一朱姓警官威胁、恐吓，要她不要为胡体和扛着，不划算，否则就要关她，并叫她别找律师，别跟当地某维权人士往来，还说律师与维权人士都不是好人。说着就硬拉着罗德美的手在从电脑中输出的材料上盖了4个手印。由于罗德美没有读过书，不识字，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警方也没有将所盖材料读给罗德美听，甚至都没有介绍究竟盖的是什么材料，并且还不让罗德美叫自己的女儿进去看材料。罗德美对于这种强迫自己在不知情下所盖的手印表示愤慨，特通过网络对外宣布所盖手印“作废”。

湖北恩施维权代表胡体和、蒲甲宽两人于4月24日被恩施检察院批准逮捕，28日被警方抓捕关押。现在他们家属被威胁不得请律师，不得跟维权人士往来发布案情进展情况。希望外界关注！

特别关注：哈尔滨人权律师韦良玥被警方诱骗绑架

（维权网信息员周月报道）5月25日上午，哈尔滨人权律师韦良玥在家中被20多个警察非法绑架带走，后经家人打听核实，韦良玥被哈尔滨南岗国保带往大庆方向某个洗脑班学习，目前具体关押地点和关押依据不祥。

上午6点30分，韦良玥和妻子正在家休息，突然听到自称是物业公司的叫门声，杜永静从门镜中发现此人并非物业工作人员，于是没给开门。不久，大城派出所的警察又敲门告诉韦良玥的车子被撞了，听到消息后韦良玥便打开房门，不料20多个警察向他扑来，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便将他强行绑架带走。后来经过韦良玥的妻子杜永静向大城派出所核实，韦良玥是被哈尔滨南岗国保带走的。

上午7点50分，杜永静拨通韦良玥电话，韦良玥告诉妻子这些国保都是他熟悉的人，并告诉和法轮功有关系，目前自己正被国保带往另一个城市去洗脑班的路上，但具体地址不清楚。通话中杜永静听见国保威胁韦良玥“不要再说了，把电话没收了！”8点零几分的时候，杜永静收到韦良玥发来的信息，告知确定汽车正向大庆方向行驶。随后杜永静再次拨打丈夫的电话，但此时电话已无法拨通。

杜永静告诉信息员，今天一大早，她就发现有两男一女的警察在她家附近，鬼鬼祟祟行迹令人不解。

韦良玥，哈尔滨人，人权律师。曾为法轮功受害者代理案件数十起，也因此不断遭受当局的传迫害和威胁，多次被传唤。2009年2月29日，当局没有出示任何法律依据曾将韦良玥非法关押一个月。

广州举牌公民徐琳刑拘获释后被监视居住他处，家属会见遭拒

（维权网信息员周月报道）4月3日晚上，因参与广州街头举牌支持温家宝政改、要求领导人公示财产的广州网友徐琳，被数位番禺国保和辖区东升派出所警员带走。4月4日，徐琳妻子接到东升派出所送达的刑事拘留通知书，通知书显示徐琳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并关押于番禺看守所。

5月8日，徐琳的妻子王女士得知徐琳已于5月4日获释后被更改为监视居住。随后王女士拨打国保电话，了解丈夫被监视居住的一些情况，对方告知因徐琳参与街头举牌，还在网上发表文章，目前还在调查中。李女士说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监视居住应该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同时责问国保的违法行径。国保回复到“我们可以不通知家属”，最后这位国保告诉李女士：“事，肯定没事，他还活着。”

之后连续几日，李女士几乎每天都拨到国保电话，询问徐琳被关押地点和申请会见请求，但都遭到国保的推诿拒绝。

5月15日，李女士再次拨打国保电话申请会见，开始国保态度恶劣并推诿谎称自己不是负责人，李女士气愤之余表示，如果再不允许会见，就向法院起诉并求助媒体帮助，最终国保表示愿意向上级请示。5月21日，徐琳妻子接到国保来电，对方告知将在这一周给予安排会见的答复。然而时隔几日仍迟迟不见国保的明确回复。

李女士告诉本网，一年前徐琳失业了，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现在他被当局非法软禁起来，却不知道还会被关多久。而她现在因照顾两岁幼小的孩子无法工作，她希望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尽早释放徐琳回家，同时抗议当局对徐琳的非法拘禁。

徐琳（网名残旧的萨克斯）：48岁，广州株洲人。高级工程师，诗人。徐琳的一首诗《就是现在》曾受到网民的高度赞赏和广泛转载。

另外，据网友 @aac_披露：广州上街举牌网友中，杨崇一直没消息证实已释放，也无法联系他本人进行确认。今天（5月24日）发现他的电话终于可以打通，但没人接。可能他本人迫于警察压力，被释放后近一个月来不敢与外界联系。

沈良庆：中共将黑手伸到香港干涉出版自由

今年元月中下旬，中共当局在通过非法监控获悉根据本人与维权网合作研究项目《双规问题民间调研报告》扩编、增订的《双规：一位中共前检察官的调查报告》即将在香港出版发行，在多次对本人威逼利诱无效情况下，将黑手伸到香港，成功阻止了该书进入销售市场。

2011年12月28日，维权网提供小型项目资助、本人历时一年半才写出的《双规问题民间调研报告》由该网站发表后，我很快通过Facebook站内信获悉报告终于发表。我并不认识的一位来信人施为鉴，他声称“我出版社有意在香港出版”该报告，希望能通过Gmail电子邮箱联系。打开Gmail邮箱才知道，施先生供职香港联合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盛雪、杨建利、严正学等人著作。这份报告不仅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还导致我不断受到警方的威逼利诱和骚扰。直到报告发表前几天，合肥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负责人还登门警告：这件事高层已经知道，报告一旦发表将会引起中央高层领导关注，后果严重。要求不要发表该报告，可以通过他们跟社科院联系申请条件更优惠的官方研究项目，保证不会提出任何附加要求干扰独立研究，包括不会预设立场、观点和结论。但是遭到本人谢绝并表示愿意对报告负责。为确保作者安全，维权网也建议慎重考虑是否发表该报告。我坚持发表不仅是为了捍卫言论出版自由，也是为了信守项目协议。否则，搜集资料、调查访谈过程中的困难就会让我半途而废。现在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当然求之不得，能否获得版税倒在其次。征询资助方意见后，我同意了施维鉴先生提出的出版邀约。初步联系过程中，施先生在通过Skype跟我语聊时，再次强调曾经帮助过盛雪、杨建利、严正学等人，并告诉我：“我能让你出名，这本书可以为你提供进入西方国家的敲门砖。”这句话让我感到有点意外。

由于受到警方严密监控，我的所有通讯工具都无密可保，出版、增订内容（包括当事人照片）联系难免被警方掌控。12月31日，合肥警方再次率员登门谈话。当晚，我向施先生通报此事：“今天下午国保支队长又奉省委主要负责人之命登门谈话，说省委领导已经看到报告发表，感到很担心，希望尽量减少‘负面影响’，不要在媒体炒作，不要接受境外敌对出版社出版要求（这等于承认他们对我实行及时监控并控制全部通讯渠道），再次遭到拒绝，但也答应不会主动炒作，事实上一份严肃的学术调研报告也没什么好炒作的。官方如此重视，倒让我觉得这份报告还有价值。”

此后，警方不断施压，试图阻止图书出版。我一边虚与委蛇，一边按照出版商要求抓紧搜集补充资料、图片和修改、增订工作。在阻止无效情况下，警方要求我尽可能推迟出版，理由是不要把弦绷得太紧，让他们对上边不好交代，不得不对我采取（强制）行动。这让我意识到中共当局在对作者施压无效情况下，可能想争取时间，以便向出版商施压，阻止图书出版发行。我曾将这种担心告知维权网专家，认为香港与内地虽然形格势异，官方不能直接进行打压，但是他们不缺钱，可能会采取收买手段。对方安慰我即便发生这种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能听天由命。

1月12日，施维鉴先生通过Skype告知：全书制作已经完成，送发行商提供最后意见；预计明天开印，17日上市；全书352页，彩色折页，定价116港币。要求告知地址，以便托人把样书带进大陆再寄给我。考虑到官方对图书出版事宜了如指掌，我就在G+和Facebook涂鸦墙发布了图书出版预告，施先生迅即要求取消小广告，我尊嘱删除了相关信息。但这种保密要求也让我感到疑虑。加上托人带进图书并寄给我具有不确定性，访谈案例当事人急于见到图书，我就通知他们：如果春节期间有熟人或者自己有机会去香港，可以自购几本带回。

农历腊月二十三，警方以过小年名义请我吃饭，仍然试图阻止或者推迟报告出版。临回老家前夕，我将此事告知施先生并希望他顶住压力：“16日晚合肥警方以过小年名义请我吃饭，席间关注的还是能否不出版或者延迟出版。他们披露，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十分关注此事，担心报告发表和图书出版造成严重政治影响；警方希望能尽可能淡化处理，但如果上边压力太大，届时对我有所行动，希望不要怪罪他们。我说：能理解，文责自负吧。考虑到官方对具体出版时间很关注，我担心可能因为对我施压无效，会否争取时间以便对出版社施压，他们现在有这个能力。果然如此，请您务必顶住。这份报告来之不易，不仅耗费作者很多精力，那些中介人和当事人都是鼓起勇气才敢于提供线索、接受采访的。即便到现在，有些当事人还是心有余悸。”

春节期间，我急于知道图书出版发行情况，施先生一直不在线，我感到情况有点不妙。2月10日，一位当事人打电话告知香港市面上根本没有这本书。我当即通过Skype和Gmail邮件与施先生联系。直到12日，他才回复：“未出版先宣传，这是大忌。大作出版一事引起特别关注，我们这方（出版和发行公司）也承受很大压力。此书春节后已经出版，但是零售商订购不理想，也许也是接到指示了。这也是香港市面的书店里见不到书的原因。发行商建议等一段时间再看订购情况。也希望你不要在网上再发相关内容的东西，否则我们白顶了压力，也会损失所有制作费用。样书要等适当机会寄给你。此邮件估计也不安全。阅后删除。”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对此将信将疑：中共施压极为可能，但是施压手段很可能是收买；无论威胁、打压，抑或收买，都不大可能针对人数众多且不大确定的零售商。假如出版商和/或发行商被收买，建议等待就是缓兵计。但在真相不明情况下，我也不能不相信施先生并给他带来损失，只能耐心等待。

此后一直未收到样书，也没有重新发行消息或者时间表，施先生Skype头像的本尊照片变成了一道风景，个性化签名从淡泊明志变成了“哥只是一个拎着皮包的传说”。4月7日，我通过Skype询问图书是否还有可能发行，如果不能，“既然中共的流氓行为给我们双方都造成损失，我们应该尽快表明自己的态度，共同谴责这种侵犯言论、出版自由的霸道行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回应。

经谷歌搜索，施维鉴先生仅有信息是《陈良宇传奇》（多维博客）作者，“施维鉴”是化名，以史为鉴的意思。这位主动提出愿意预付调查、写作经费雇我写候任首辅李克强弟弟但被婉拒的施维鉴先生神龙见首不见尾，他到底是什么人？

既然出版方拒绝再联系并给予任何说明，本人不得不单方面决定将此事公开化，以揭露中共当局将黑手伸到香港干涉出版自由的野蛮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