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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普适性的探讨和生平简评

Written By CDP.ORG on 2011/07/25 | 7/25/2011


严迎春,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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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普适性的探讨        严迎春 │
│ ◆陈独秀简评                  余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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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普适性的探讨

严迎春


关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论者甚众,以笔者之见,陈氏晚年最为
强调的就是民主的普适性及资产阶级民主对社会主义的继承价值。当
此普世价值争论激烈之际,回顾陈独秀对民主的思考,自不无意义。

一、民主的概念和类型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只有一种还是有多种?这是
了解陈独秀的民主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民主是什么?陈独秀在早年(“5.4”时期)和晚期,其实没有
什么变化,即人民当家作主,或者说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不过,与
早年相比,晚年陈独秀更为强调民主价值的普适性和民主制度的继承
性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意义。

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陈独秀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
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
旗帜。”民主“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
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继续存
在。不同的只是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和具体。

关于民主制度的继承性。陈独秀先后提到了大众民主、无产阶级民
主、近代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英美民主等几种类型。在《再论世界
大势》(1942年4月19日)中,他还将有史以来的民主制列表如下:

1、上古世界:氏族社会民主制;
2、古代世界(希腊罗马):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职(城市市民
  的民主制);
3、近代世界: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
4、法西斯蒂专制;
5、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6、未来世界。

无论论及哪一种类型,陈独秀主要着眼点都在其具体制度上。他多次
具体阐发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精神、制度和意义,认
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体现了民主的基本价值,有着很强的继承性和普
适性,无产阶级民主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以苏联为代表的无产阶
级专政,在基本民主制度建设上乏善可陈,违背了民主制的基本精
神,成为他晚年重点批评的对象。

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

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悠久、最为成熟的
民主制度。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思考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重要内
容。

与许多论者不同的是,陈独秀很重视对资产阶级民主具体制度的研
究。在《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0日)中,他明确概括资产阶级
“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为如下七条:

  “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
  无参政权不纳税,
  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
  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
  工人有罢工权,
  农民有耕种土地权,
  思想宗教信仰自由。”

在《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中,陈独秀又再次概括资产阶级
“民主之基本内容”为以下三条:

  “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
  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
  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

在这封信里,陈独秀还将英美民主制的内容概括为如下五条: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
       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纲领及演说,以迎合选民
       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
       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基本制度的研究影响很大。台湾著名民主人士
雷震认为,“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
(《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

陈独秀认为,作为人类几个世纪奋斗的结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
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普通民众的利
益,有着人民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因此,它不但为资产阶级所欢迎,
也是无产阶级所乐意拥有的,而且无产阶级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实惠。作为无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应该继承和发扬资
产阶级的民主,而绝对不应该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
起打倒。这实际就否定了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了
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民主制度的继承性。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应该支持英、美等民主国家反抗德、意、
日等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认为这是为保卫人类的民主成果而战;反对
英、美国内的工人阶级进行反战的运动,认为这只会帮助希特勒等法
西斯势力,将使人类回复到黑暗的中世纪。当然,也是从上述观点出
发,他认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原则,甚至称之为
“反动堡垒”。

三、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社会主义是陈独秀毕生的追求。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实行民主、社会主
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什么不同,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有何重要性,
陈独秀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思考。

一是民主的重要性。

陈独秀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光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指
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
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
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
林(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
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因此,陈独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他认为,所谓“无产阶级独
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
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
的。

二是民主的继承性。

陈独秀认为,就基本内容来说,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没有什
么分别。在《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中,陈独秀明确指
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
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
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
值。此前,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在民主的基本内容上(法院外
无捕人杀人权,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
举之自由权利等),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并无不同。如果
有,也只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更广泛一些。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就是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
陈独秀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内容,应该全盘吸收。他坚决
反对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起打倒,而以空洞的民主口
号代替切实的民主制度。

他还认为,传统无产阶级政权学说在制度上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
度,但将其改造为“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以为这才是最大限度
的民主。陈独秀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
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陈并认为:“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
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
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这实际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以及社
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异同问题。

三是剖析苏联制度。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十分重视对其民主实
践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更多受到了托洛茨基等的影响。在
《给西流的信》中,他将苏联的现行制度与前述英美民主制分项列表
比较,认为苏联和斯大林明显违背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1、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
  辩;
2、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3、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4、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5、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他甚至将苏联和德、意、日的法西斯体制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后者
的老师。

但他认为,苏联目前的问题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而要从制度上找
原因。这就又回到了他一再强调的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继承和没有
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上。

他认为,从10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就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内容。正
是因为

  “10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
  制(指无产阶级专政)抬到天上,把民主(资产阶级民主)骂得
  比狗屎不如”,才产生了斯大林。“在10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
  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
  罪恶非由于10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
  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
  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

他认为,“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
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
别国产生出来。”

因此,陈独秀认为苏联和德国、意大利一样,是“三个反动堡垒”,
他们“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
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
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
垒巩固及扩大势力。”但随后他又支持苏联反抗德意志的战争。认为
二者比较,还是前者胜利对民主更为有利一些。

四、民主思想的特点及其意义

综上所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回归“5.4”,重新肯定了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并深刻
阐发了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和继承性。胡适在1949
年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的《序言》中,认为陈独秀
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
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可以说是一
语中的。

二是以苏联为对象,深刻反思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问
题。陈独秀有关“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
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
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
中,他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更是可取的。需要指出的是,陈独
秀这些见解,既是针对以苏俄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针对
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而发的。

当然,陈独秀并未形成完备的民主政治观,比如:

◆民主政治固然应当照顾多数,但也应当尊重少数;
◆权力必须相互制约;
◆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可以居于法律、宪法之上;
◆原告不能做审判官;
◆民主虽然具有普适性,但是在具体国家和历史背景下也会有自己的
 特点等。

对于中国传统与民主的关系,陈独秀也缺乏应有的探讨。这些无疑都
是需要我们后人认真去补充的。        

〔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转载自《零八宪章》论坛,2011
-07-01〕


陈独秀简评

余杰

   
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
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
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
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
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
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
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
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
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
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
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
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
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
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
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
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
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
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
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
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
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
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
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
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
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
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
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
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
彬、道貌岸然,最好是象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
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
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
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
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
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
表短诗《怀陈独秀》: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
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
─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1921年7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
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
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
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
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的。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
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
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
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
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键,
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
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
“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
表消息。这也许是30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
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
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
“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
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
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
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
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
“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
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
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
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
“10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
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
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
“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
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20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
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
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
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共领袖们没
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
来”。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
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
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
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
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
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
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
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
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
……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
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
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
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
呢?

〔转载自《零八宪章》论坛,2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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