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转型

傅申奇

一、转型的类型

世界各地都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这场革命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中国又陷入党权专制的囚笼，并未完成民主转型。而当今中国必将完成民主转型。这意味着：政治，从党权变成民权；军队，从党卫军变成国防军；法律，从摆设和手段变成权威的准则；民众，从臣民（虚假的公民）变成真正的公民；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从一党专权变成分权制衡。
其关键就是民主政治的确立。所谓民主政治按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的程序性定义：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有两个衡量维度：一个是参与度；一个是竞争度。
从74年开始的世界民主浪潮第三波中，已经有30多个国家完成了这一转变或还处在转变之中。今年又兴起了高潮，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许多国家发生了民主转型。事实表明民主转型的模式和具体路径虽然五彩缤纷，但还是可以用三个大类来概括。第一类：变革；第二类：转移；第三类：置换。
变革通常在体制内改革派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掌权者在转型过程中起了带头作用，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例如西班牙、巴西、匈牙利、台湾和前苏联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是以变革的方式开始转型的。当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相对平衡、反对派力量相当强大但温和派占主流时，各方都看到谈判是最可行、也最有利的途径。由谈判达成协议启动转型，导致权力的转移，转向民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非以及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发生了这样的转移。如果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太弱，或根本不存在，保守派掌控一切，反对任何变革，不给民间社会的力量以生存空间，反对派的力量则以潜在的、隐性的方式存在和积聚越来越强大。政权力量逐步衰落，直至某一个突发事件引发崩溃或被推翻，置换就发生了。阿根廷、罗马尼亚、东德、突尼斯和利比亚就是这样的类型。
决定转型类型的关键因素是三项互动：（1）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2）掌权集团中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互动；（3）反对派中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互动。三种互动中的千变万化，会引起无数种的具体转型路径。
那么中国究竟会以什么类型完成民主转型呢？具体的路径大体会怎样呢？
这是关注中国命运的各党各派、各界人士所关心并一直在讨论的课题。我将在以后的三次评论中来简略谈谈我的看法。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11-10-03；http://www.rfa.org/mandarin/。2011-10-25修改〕二、变革的前景
中国是否可能通过变革完成民主转型呢？变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掌握最高权力。
上一世纪70年代末期，否定两个凡是之后，中共党内形成了改革派，真正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有比较明确的政改目标，在党内外也有相当高的支持度，名义上是党内最高领导人，但真正握有决定性权力的人是邓小平。邓小平也有政治改革的意向，但目标一直含糊不清，最后完全放弃；错过了由他主导的民主转型机会，并且最后转向只搞经济改革、反对政治改革的道路，把胡耀邦赶出最高层，引发了89 “6．4”事件。他原本可以成为高过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时代开创者之一，但实际却以“6．4”屠夫的角色定格在历史史册里。中国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89“6．4”民主运动，是变革的另一次机会。但前提是赵紫阳要利用当时的形势成为真正的最高领袖。可惜赵紫阳既没有胡耀邦那样明确的政治改革意向，也没有在紧要关头争取最高权力的意向和行动。中国再次丧失了变革的机会。
中国通过变革启动转型的机会已经不多了，目前还有一线希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温家宝大讲政治改革，从深圳讲到北京，从国内讲到国外。但国内的政治状况并没有什么变化。当局没有出台任何新的政改举措。温家宝的言论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保守派认为他在制造麻烦；而民主自由派认为他只是作秀，甚至封他为“影帝”。最近温家宝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政治改革言论更为明确更为高调，被认为是政治改革宣言。但温家宝不是真正的最高领导人，其主张在最高层也没有共鸣。如果温家宝的言论是发自内心的，并要造就真正的变革机会，他就必须拿出勇气采取行动：要么使自己成为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强势推动改革；要么使他的主张在最高层成为主导意识，集体推动改革──否则，就没有变革的机会可言。目前来看，这两种情况都很难出现。对于任期只有一年多的温家宝来说，时间确实已经不多了。
那么放眼十八大以后新的政治格局，是否可能出现强大的改革派或强势的改革领袖呢？在目前可能进入最高层的人物当中，似乎看不到这样的前景。就整个权贵利益集团日益膨胀的情形来看，既得利益的导向远远超越了正义公平之类的考量、指望新格局中出现超越权贵利益谋求改革的人物，似乎没有任何希望。所以中国发生变革的概率很低。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11-10-10；http://www.rfa.org/mandarin/。2011-10-26修改〕三、转移的可能
如果胡锦涛继续抱着“我走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心态，只求任内无大事、安稳交班；而温家宝也只能讲讲空话不能付诸实施，虽然变革无望，但由于他们和他们继承者的权威与前辈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空间，他们也无力阻挡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因此，其逐步退让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退让已经发生，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30多年来，体制外的民主力量不断以不同的方式发出声音，聚集力量，产生了厚实的历史累积；虽然屡屡遭到镇压，但还是不断增强能量，已经形成一个非严密组织化的反对派阵营。
刘晓波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反对派人士的事实，对反对派起了相当的振作效果，并吸引更多的国际支持，给当权者带来强大的国际压力和社会压力。
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香港、台湾形成的示范效应，贫富悬殊、官员腐败造成的强烈触动，中国的公民意识正在加速增强，并促使维权抗争运动的持续高涨，而党内也有越来越多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士敢于站出来讲真话，并且联合起来讲真话，中国反对派阵营的日益强大已经不可阻挡。特别重要的是，主要在国内产生、并公开坚持了十多年、其领导成员付出上千年徒刑的中国民主党已经形成坚实的道义力量和巨大的海内外影响。
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充满理性和建设性的反对派力量完全可能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公开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形成收放自如的组织力量，成为打不垮、拖不烂的事实上的反对党，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抗争和博弈，最终可以完全合法地存在。这样中国就走上了转移之路：不断讨价还价，逐步分享权力，最终完成民主转型。
转移之路是颇费周折的，其中的纷争、胶着、冲突层出不穷，酸甜苦辣咸五味齐全。波兰团结工会和南非国民大会的发展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目前缅甸的全国民主联盟也正从谷底再出发。

对于中国来说，比较平和的转移是比较现实、也是代价较小的转型模式。要达此目标反对派阵营需要尽快形成公开、理性的全国性实力，并且唤起体制内更多有良知的人们，良性互动。就我看来，反对派公开聚集的最适当旗帜就是中国民主党。在时机未到的时候，本来就在公开抗争的人们都可以公开宣告自己是没有组织的中国民主党人，使民主党人象基督徒那样成为一个很平常、任何人都不必大惊小怪的身分。那么，民主党登上政治舞台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中国的转移模式将会比较平稳。〔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11-10-17；www.rfa.org/mandarin/。2011-10-25修改。《民主论坛》转载时给本文做了一点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