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初期的政治格局推演和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抉择（下）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 栗宪民
 
未来十年，是中国进入民主化时代的关键时期。在民主化初期，中国大陆可能会呈现出怎样的政治格局？为此，中国政治反对派该做出怎样的抉择？本文根据目前局势和世界各国以及台湾的民主转型经验来做一番推演，并力求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政治反对派应有的抉择做出研判。


八、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资源分布决定民主化初期的政治格局
因为政治毕竟是实力的较量，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资源分配状况决定了中国大陆民主化初期不可能出现强大的反对党以一党之力和执政党分庭抗礼的局面，相反，不仅会小党林立因而在国家大事上难有作为，而且，能够影响政局的几大势力必然都出自体制内，因此届时中国虽然走向了政治多元化，由执政党和体制内分化出来的政党仍然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垄断政权。
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复辟”已经三十余年，作为多元化经济基础对社会带来的多元分化，早已使中国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资源布局，只是因为一元化统治的形式仍然维持，所以这种多元化的政治资源布局对常人来说是无法看出来的。
政治资源首先分硬性资源和软性资源，硬性资源包括合法性、组织体系、经济条件、人员数量、人员素质，等等，软性资源包括社会凝聚力、社会影响力、道义感召力、社会活力等等。
《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所以，把今日中国各大势力所拥有的政治资源逐一盘点后，就不难明白在走向多元化的过程中，中国会出现什么政治格局。这里，我们简略的看看，今日中国实际上已经有哪些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治力量，它们又各有多少资源，由此，决定了中国民主化初期会呈现什么样的政治格局。
首先，中共有八千万党员，其中有三千万以上在为官，有几倍于这些官宦的家人和官亲，还有大量人因为利益关系依附在这些官宦周围，也有不少人（如那些积极考公务员的博士硕士）在中共党政里有着或者自以为有着一定期权，这样，尽管民主化会使大量“投机分子”脱离中共，并且甚至可能投向对立阵营或者自立门户，但估量起来，在民主化初期中共至、少还可以获得中国总人口10/30%的拥护者。
其次，一旦中国民主化，六十多年来被中共作为统战工具包养因而有着遍布全国的组织基础的“民革”，必然会和有执政经验和强大经济基础的台湾国民党逐步合流，再加上大陆民间的“泛蓝”力量从社会下层配合，以及大陆民间存在的对民国的历史记忆带来的天然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力之大，发展后劲之强，显然是不可估量的。
第三，其他被人们讥称为“花瓶党”的民主党派在中共建政前都有光辉历史，在此后也于1957年发起过右派运动，八九民运高潮时又做出过强有力表态，一旦中国民主化，它们必然回归本色，并且重新分化组合，形成几个新的民主政党。
第四，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了政治自由，中共内部的极右派、极左派、民主派以及有高度影响力的高官，都可能成建制地从中共内部拉出人马来另起炉灶。
以上可以预料的政治力量都有极大的硬性资源优势，它们内部有着非常紧密的利益关系，有合法性，有现成的遍布全国的组织体系，一般都不同程度上有着很好的经济条件，固定的人员数量多则以千万计，少则以几万十几万计，人员的知识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并且有着各种社会、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因此，一旦中国出现了政治自由化，它们立马会“跑马圈地”，迅速瓜分中国政治领域里的绝大部分地盘。
除它们外，中国还有两大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那就是大资产阶级和社会名流。大资产阶级做梦都想左右中国的政局，这一点一二十年前就有人通过社会调查指出过，今天它们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富翁联谊会，显然，只要条件成熟，它们会迅速推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中国的社会名流参政已经从艾未未始，但作为先行者艾未未很可能会走向民运行列，成为我们的一员，相反，那些在形势好转之后迟来的参政名流，则更可能以群体力量来表现自己，或者和其他政治力量结合形成新的政治元。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政治反对派阵营能拥有一些什么资源？我们没有体制内分化出来的政治元所具有的任何硬性资源：无论是合法性、组织体系、经济条件、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指高学历、管理能力）。只有一些软性资源：社会凝聚力、社会影响力、道义感召力、社会活力，但是，这些资源也不是我们能垄断的，何况在多元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些资源会大打折扣甚至消失，比如，社会凝聚力是各种政治力量都有的，我们作为民主人权事业的先锋力量的社会影响力在民主化过程中必然会渐渐消散，我们为民主人权事业献身的道义力量和道德力量，在当局打压逐步减轻的情况下，在社会走向自由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成为历史，至于我们的突出的社会活力，在一个越来越民主的社会里也会逐步回归常态。
因此，在和平转型带来的民主化初期，我们从民间崛起的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在彼时中国的多元化政治版图中所能占有的份额，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没有台湾那种因为本土原住民占百分之八十七因而使民进党可以利用省籍情结作为凝聚点的天然条件，也没有任何其他特别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凝聚点。我们虽然可以面对社会中下层加以开拓，但由于我们经济资源匮乏，很多事都会力不从心，好长时间里我们连救助自己贫病的战友的钱都没有，拿什么去面对苦难中的下层民众？民主条件下的政治是高度实利化的，没有钱不仅无法办事，而且连自身的机构和办事人员都难以维持，所以，高估我们整合中下层社会大众的能力是不现实的。
相反，体制内分离出来的各大政治力量却可以利用现有的组织体系、庞大的经济基础以及所拥有的国家、社会管理能力，迅速瓜分绝大部分政治版图，它们不仅会将绝大部分中上层社会人士的支持收入囊中，哪怕是下层平民，很大一部分也都宁可投票给这些能使自己直接受益者，而不会管什么“真正的政治代表”，俄罗斯目前的现实就是如此。
做一个最粗略的估算，那么中共及其后继组织可能占据30-50%（会迅速衰减），民革和其他花瓶党届时一开始可能占据10-20%（可能扩大），富豪（大资产者）和名流可能占据10-20%（可能更大），尽管随着时间的演进这些政治元会发生令人惊异的分化组合阴阳消长，但由它们的后继者继承它们的大部分选票是无疑的。
这样，以下限算，我们可能争取的政治版图只在一半左右，至于能争取到多少则毫无疑问只会更少，甚至少得可怜！如果以上线算，更只可能有10%（不要小看这百分之十，俄罗斯昔日的反对派在今天连这样的份额也不可想象）！当然，从今天的现实出发，我们中国大陆能以十来年时间首先争得俄罗斯目前水平的民主自由就已经不错了。
另一方面，从当局来说，退让到俄罗斯这类民主制，也是其比较容易接受的——尽管“领导”地位不复存在，甚至也许还要更名，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和实际利益并没有受多大伤害，更不会被清算。众所周知，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俄罗斯，眼下的缅甸出现的苗头也大同小异，军人政府让出了绝对统治权，甚至允许反对党参加受到他们控制的选举，但军权他们一时是不会“国家化”的。
就中共来说，面对暴力革命可能性不断增长的可怕前景，选择和平转型是唯一良策。若果如此，在民主化进程中其核心利益必然是：第一绝对确保不会清算，第二是尽可能长时间的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三是一到手的物质利益不会被夺走。这样，在民主化不可抗拒的情况下，按俄罗斯的民主化现状或者缅甸正在进行的民主化模式行事当然是它的本能选择。
九、中国政治反对派是会在内讧中“不成气候”，还是能迅速崛起？
那么，在当局做出以上选择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的前景如何？据说，中共元老乔石在九十年代根据海外情报对海外民运做出了八个字的轻蔑评判：“不成气候，不足为虑”。这个结论很难叫人接受，但却与实际情况没有多少差别。原因是，海外民运因为当局的渗透加上自身素质的原因一直在内讧内斗，虽然拥有自由的天空，却始终无法凝聚。
目前，中国国内的局势已经是处于多元化进程的起步阶段，各种反对派力量正在氤氲化生，随着政治开放进程的加速，各种反对派组织必然会公开化，会有所发展。从多元化是民主化的前提上说，这当然是极大的好事。但是，考虑到要尽可能快的把中国推向成熟的民主政治，考虑到中国政治反对派要更有效的整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较大作为，避免重蹈海外覆辙就是一个不能不尽早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
无论怎么和平转型，对当局来说，瓦解反对派力量始终是它的利益所在。小型的分散的不成气候的反对派，在今天这个时代甚至已经成了当局的需要——它可以以此来减轻国际压力，也可以以此来减轻社会压力。所以，网传《某领导在中央政法维稳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中有云：“要利用所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其它手段让这些人彻底死心，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明白与政府作对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社会你将寸步难行，对于其中的一部分识时务者，如果愿意听从配合，守住我们划分的界限，我们可以区别对待，把他们当作笼子里的鸟养着。”
我们不能忽略，当局中最强硬的专政派在今天也不能不承认“鸟笼政策”的必要性！其实人类法制从统治者控制人民到人民控制统治者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如前所述，今天缅甸就处于这种过渡期，在那里，法律虽然仍然是军头的保护伞，但也开始向制约权力过渡了，如果说在几年前它还是“鸟笼”（那也比今天的中国大得多，从八九年开始那里就一直有反对党），那么今天只能说是隔离网了，再往后，这个从前的“鸟笼”，今天的隔离网，则必然会成为关国家权力的法治之笼！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表明，当局已经不能把反对派斩尽杀绝，只能把它们限制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里。
反过来说，逐步撑大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则是我们的基本工作，与此同时，尽可能有效的整合所有反对派力量，以形成强大的合力，也就成了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总之，由于本来就只有极小的空间，又因主客观原因四分五裂，如果我们反对派不能有效整合，在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中和民主化初期就会始终“不成气候”，不足以担负促成甚至主导民主进程和建设民主制度的历史重任，反之，只有尽可能凝聚起来，才能迅速崛起，并对和平转型做出较大贡献，成为未来民主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
十、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现状
中国政治反对派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在我们看来，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历史已经有了将近四十年，它的诞生日应该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虽然在此之前曾经有过右派运动，第一那是民国时代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开展的运动，后来被完全镇压下去了，第二在此之后它没有再形成和全国民众紧密相连的大规模运动，第三，最主要的是，它没有形成持续到今天的全国规模的政治组织或者准组织。
四五运动是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一代新人自发发起的民主运动，两年后再掀高潮，是为民主墙运动，并产生了一批引导此后几十年中国民运的领袖，包括此后89学潮的“幕后黑手”，以及98冲击党禁的一些主要负责人。
“中国政治反对派”这个概念，就是由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的重要成员陈子明于1995年、秦永敏于1997年分别提出。而且，秦永敏在克林顿访华的1998年6月6日之前，尚正式以“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名义推出了代表，要求克林顿依照惯例在来访中加以会见。也是在1998年，全国范围的冲击党禁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而反对党的应运而生，从来都是政治反对派存在的基本标志，这样，尽管镇压使其无法合法存在，但由此开始作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之一它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
当然，当今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力量还有其他也许更重要的组成部分。首先是主要由89民运参加者张祖桦、刘晓波等人起草的《零八宪章》（当然冲击党禁的参加者凡是回到社会上了的也都参与其事），它于2008年一问世，立刻依托互联网获得了广泛传播和认可，尽管当局采取了完全违反当代政治道义准则的打压措施，反而使它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关注、支持和赞赏，从而使刘晓波荣获了2010年的若贝尔和平奖。这样，《零八宪章》运动也就成了当今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中流砥柱，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形格势禁，在当今中国组织形式越低就越便于公开开展活动，这样，更多的政治反对派人士采取了比较低调的行为方式，那就是以“研究所”或者其他当局比较容易容忍的社会组织甚至经济组织的形式存在——例如许志永等人的“公盟”曾经以企业方式注册。此外，和全世界转型中的国家一样，一些律师事务所也是今日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的聚集之地，像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事务所都是典型。
还有，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另一部分政治反对派人士采取了利用互联网来开展活动的方式。这方面的情况又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在网上搞政治组织，例如郭泉的“亲民党”，曹海波的“振华会”，郭永丰的“公民监政会”都是代表。另一种是在网上开办网站，当前以舆论宣传为主，以此凝聚人气，然后徐图发展组织的曲线救国策略。这两种方法各有成效，各有意义，前者在当前比较轰动，后者从长远说后劲可能更大。
此外，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罢工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他各种维权运动，则都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草根基础，政治反对运动也力求和这些草根基础结合起来，但是，由于当局对此严防死守，打压极其严厉，因此，迄今为止，政治反对运动一直无法和这些草根运动有效结合。
十一、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前景展望
目前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反对派组织和准组织以及萌芽，当然是可喜可贺的好事。但是，这里也潜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就是走海外民运的覆辙，各自为政，互相攻讦，恶性竞争，总体上说也就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能有效主导社会政治方向的强大政治势力，从而再次令中共元老乔石轻蔑的论定：“不成气候，不足为虑”！
如前所述，中国已经是个多元化国家，中国的政治领域已经被体制内酝酿出来的政治势力瓜分大半，中国政治反对派充其量只能在10-50%的领域里争取支持。如果上列政治反对派力量不能有效整合，相反陷入恶性互斗的泥沼，那么，不仅各自所能争得的资源会极为有限，而且很多资源还会白白流失——因为社会大众对它们绝望以后自然会把希望转而寄托到其他方面去。
从现实看，上列已有的政治反对派在中国未来的政局演化中，可能出现三种前景：
第一，由于其精英的英明、大度、胸怀豁达并且以国家和全民的利益为重，也由于时局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这样，一个全面整合的反对派组织在历经磨难之后昂然崛起，从而成为今后中国多元化政坛的一支主要力量，足以和来自体制内的各大政治力量有效抗衡。
第二，虽然无法全面整合，但随着形势发展有那么两三个能够成长为多元化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政治力量，它们之间则能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民主力量大同盟，从而还是能够在未来中国的多元化政治格局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第三，由于高度同质化，又不能有效整合，结果是互相恶斗到多数都走向消失，硕果仅存者也元气大伤，在体制内分化出来的强大政治实体面前实在难有作为，仅仅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如同民国初期进步党的余脉“宪政研究会”）。
显然，从今天的情况看，全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应该争取的是第一种局面，尽管在那种情况下中国政治反对派在转型之初的政治格局中也不可能成为民进党之于台湾那样具有左右政局能力的强大反对党，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前景还是十分光明的。全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应该避免的则是第三种局面，这种情况下，中国将完全走向今日的俄罗斯，国家社会任由体制内分离出来的力量决定，政治反对派则完全被排挤出未来的政治版图，只能在社会边缘开展一些街头活动。
由于中国民间反对派力量有着比俄罗斯民间反对派力量长得多的历史，有着远比俄罗斯民间反对派更大的规模（这两点存而不论），这样，在民主化初期有着比今天俄罗斯民间反对派稍微重要一些的地位和作用，这应该是起码的历史结果。
十二、中国政治反对派应有的明智抉择
由上可知，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要想有较大作为，就必须尽早开始主动地进行必要的凝聚与整合。当然，这不是说要拔苗助长，而是要像水流千遭归大海一样自然而然的走到一起，如果强行要每一滴水流进大海，那么绝大部分水半途就被蒸发了。任何事物的成长都有其内在规律，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事半功倍，如古人云“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所以，我们说的凝聚与整合不是不顾客观条件胡行妄为，而是要因势利导，更要用对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行云流水般的顺其自然——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也就是说，要在活动中在战斗中不断地根据时局的需要和可能，一步步使反对派发展壮大，并且尽可能的凝聚到一起。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说，反对派阵营里的各个方面都各有特点。冲击党禁的朋友显示了最强大的历史责任感，具有最强烈的献身精神，由于其巨大的抗打击能力，由于海内外的共同努力，也因此赢得了举世的最大尊重，使最高级的政治组织形式在高压恐怖下得以产生。可惜，由于压力的巨大，他们在很长时间里后继乏人，又由于自身以来自社会下层为主，因而总体上说极其缺乏社会知识和社会管理人才。这样，在成员的扩大上，很长时间里处于停滞不前状况，在社会上层工作的运作上，在将来的国家管理社会管理人才方面，也都存在巨大的空缺。这种情况，等于是创建了中国反对派的最大“公司”，当然是空壳公司——品牌虽然极有价值，却因囊中乏物而难当大任。
《零八宪章》的价值是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动员了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上层人士在内的各界人士，具有很广泛的人脉基础，尤其应该强调的是刘晓波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使得它更加举世瞩目，也因此为中国的政治反对派提供了最具有感召力的精神领袖。此外，它还以出色的网刊坚持下来，从而始终有一个“气眼”，使之打而不垮，压而不烂，也就是一直在成长。但是，除了刘晓波和张祖桦外，它没有提供很多的举世皆知的代表人物，也就缺乏前者的刚性，这对它今后升华为一个最高级的政治组织显然形成很大欠缺。
至于那些研究所，很多都人才济济，动辄几个十几个博士，可谓国家的栋梁之才，那些律师事务所则往往在依法维权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律师都具备治国才能，那些NGO组织，那些网党网站，也都各有特色，各有贡献，其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推动作用都不容低估。但是，所有这些方面的团队，想凭一己之力发展成最高政治组织，达到中国民主党那样的国际影响力，所要走过的道路无疑还太长太长，甚至是不可能的！
所以，由上可知，今日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各个方面要想仅凭自身的力量发展成为民主时代的强大政治力量中的一员，都实在太难！但是，如果这些反对派团队都能顾全大局，积极的相互靠拢，最终像星际尘埃凝聚成恒星一样整合到一起，从而使每一个方面的长处都发挥出来，与此同时，适时突破当局的防守，使政治反对运动和草根运动有效结合，那么，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反对派的历史作用和发展前景就未可限量了！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民主党能成为中国政治反对派没有门槛的公共平台，如果中国民主党人能对一切愿意加入者平等相待，如果《零八宪章》能成为前者的纲领并整体进入其内，刘晓波则成为其精神领袖，如果所有那些研究所，那些律师事务所，那些NGO组织，那些网党网站，都能尽可能的适时整合进来，如果所有这些团队的人才都能在中国民主党内平等竞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顺利的走上与其能力和影响力相当的重要岗位，那么，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是理所当然的。
由此可见，从现在开始，十年内外，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有效整合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事关其能否发展壮大的颈瓶，而且对中国民主化道路的进程，对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顺利与否，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2012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