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念右派运动55周年
文章的这个副标题并没有写错，我在本文中纪念的是右派运动55周
年，而不是反右派运动55周年。
右派运动和反右派运动是对立的：右派运动发韧在先，反右派运动跟 之于后，右派运动是中共所说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反右派运动 是中共向右派反攻倒算。右派运动是右派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运 动，他们提出了很多中国要实行民主与法制的要求，这是在中共掌权 之后，中国人首次提出民主要求；反右派运动则针锋相对，坚决反对 民主，顽固坚持一党专政，还把右派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
右派运动是在中共掌权之后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次，它的内容是积极 的，它给后人留下了相当丰厚的思想遗产，其中的很多论述在今天也 还有现实意义和积极意义，它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先知先觉的知识分 子参加，他们的活动和言论影响了后面的几代人，其中有积极的影 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是他们思想的穿透力，他们的献身 精神对后人是一种激励；它的消极影响则是，使后来人对参加民主运 动产生恐惧，因为右派们的遭遇太悲惨了，令人望而生畏。所以，右 派运动是我们应当好好纪念的。我们有理由恢复右派运动这一历史事 实。
1957年5月中共开始整风之后，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在座谈会上发言， 创造了一种气氛，但是尚不能称之为运动。右派运动是从5月19日北 京大学的“5．19”大字报运动之后开始的。
5月19日北大历史系学生许南亭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当天就有三 张大字报响应，到第二天下午，就有156张大字报跟出，接着，整个 北京大学就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不仅学生和老师热烈参加，它还吸引 了从中央到北京市的党政官员和媒体的兴趣，每天都有数百到数千人 来北大参观大字报。无论从哪方面说，它已经构成一次运动，一次意 义重大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以大字报为武器、以大字报为特 征的学生运动，一周之后，象野火一样烧遍了全国，不仅是高校，而 且机关团体，只要是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贴出了大字报。这样，它 不仅是一次学生运动，而且还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字报民主运动。不仅 全国，全世界都在注视中国的这一次大字报民主运动，远在美国的胡 适先生说，这是另一次的“5．4”运动（大意）。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 派运动的号角，开始了反右派运动。“6．8”之后，右派继续“向党 进攻”，直到7月中旬；反右派运动则是从1957年6月8日持续到1958 年一季度，划完最后一批右派。5月19日到6月8日是右派分子向专制 主义进攻阶段；从6月8日到7月中旬，是右派与中共相持阶段，但是 显然，右派分子是且战且退，处于被动守势。至于对右派分子的迫 害，则一直到1979年方始停止，但是，共产党拒绝向右派赔礼道歉和 赔偿损失，右派分子被迫害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二、右派运动的思想理论内容
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要数储安平先生的“党天下”提法了，它引起了 最高层的震怒，令毛睡不着觉，他被打成了“大右派”进行监督改 造，最后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之一。
北京大学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数千张大字报提出了当时中国急 待解决的很多问题。在本文中，我就挂一漏万地摘出其中的一些观 点。
１、三害（指当时整风运动所要整顿的三个作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制度。
◆数学系学生徐克学在《卫道者们看》一文中说：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的根源”。（《原上草》22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牛汉、 邓九平主编，下同。）
◆物理系的学生岑超南在《再论“铲草要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说：
“‘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目成风。”（《原上草》211页）
２、社会主义需要公有制，同时也要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在《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一文中说：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原上草》132页）
◆群学（物理系气象专业一群学生）在《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中说：
“不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给个人崇拜的产生留出了肥沃的 旷野。”（《原上草》135页）
◆数学系学生张景中在《我的看法与解答》中说：
“候选人名单应多一些，有选择，目前提几个选几个，你随便改掉 一个人也会选上的。”
“这种选举制度是不好的，显然不是民主，但说不民主，要被别人 说是诬蔑，因此说是有缺点，要改。”（《原上草》第70页）
◆数学系学生杨路说：
“民主就是个性的解放，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13页）
“真正的民主自由就是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每个人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受任何束缚。”（《原上 草》221页）
他还说：
“你们是只知道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承认还有一 般意义上的民主原则。”
３、党的领导只能是教育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宪法没有赋予共产党这种权力。
◆物理系学生王存心在《谈“党的领导”》一文中说：
“（1）、有两种性质不同的领导，一种是‘行政性’的不仅进行实际的领导，而且确有领导权，如高教部领导各大学；另一种是教 育性的，如宣传鼓动，发号召，拟草案……，后一种领导没有强制 性，这种领导是靠‘领导的正确’来保证的。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把第一种领导给予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不论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的权利，……共产党只能争取人民群众接受他们的领导，但不能要求人民群众对他的领导一定要服从，这里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承认党的领导’的问题，谁正确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是领导者。”
４、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高度集权同样也是危险的。
◆物理系学生王书瑶在《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即《从斯大林错误中 应得到的教训》）一文中说：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原上草》207页）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常常把“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一命题同英国人阿克顿勋爵（1834～1902）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混淆在一起。
５、民主不是恩赐的，是人民自主的权力所在，要靠自己去争取。
◆中文系学生王国乡在《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一文中说：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给你的恩赐，不！不 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搅和着匈牙利人流的 血液。”
他还说：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 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我们要作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原上草》149页）
◆物理系学生燕遯符在《怎么办》中说：
“在英国、法国……工人认为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本分， 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却认为民主自由是领导者给我们的恩赐，有 则感激不尽，无亦不关紧要。”
“让人民确实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自己的救星。” （《原上草》263、364页）
６、胡风不是反革命。
◆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在《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一文中说：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 毫无法律根据的书，反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 进了法庭。……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原 上草》113、114页）
这是对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对人治的反抗。
７、面对强权压迫，表现出争抗与自我牺牲精神。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开始反右斗争，黑云压 城，每个右派都受到挨整的威胁，陈奉孝于7月5日，在名为《如此伎俩》的大字报中说；
“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会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来，……进行逮捕和法办，
“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 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
等等。
（北大的右派资料比较完整，1957年8月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 教研室编写了《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1957年10月北京大学社会主 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了《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根据 这两份文献，牛汉与邓九平编辑了前面引用过的《原上草》。前面那 两份文献，已经有了网络版，但是在网上却不能显示。）
除了右派们的这些思想，就是右派们的献身精神。全国划了55万右 派，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被劳改，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劳 动考察，戴了右派帽子就是阶级敌人，就是被歧视的贱民。但是，他 们多半能坚韧不屈，坚持自己的理想，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探求中 国的民主之路。其中有一些人为了真理而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可贵的生 命，林昭是我们最为熟知的一位巾帼英烈。在北京大学所划的近800 右派中，文革中被处死者多达九人，他们都是因为以各种方式反抗共 产党的暴政而牺牲的，他们是：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张锡 锟、吴思慧、黄宗奇、黄立众、任宗正；另外还有，死于暴力一人： 施于力；病饿而死六人：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黄思孝、肖其 中、袁植芬；自杀14人：敖瑞伯、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鹏、 孙贤义、黄茂兰、敖乃松、周云霞、林生方、许世华、卢贤军、冷 辛、邵ＸＸ；死因不明二人：胡稼胎、吴兴华。
死难者共32人。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他们。
三、走多党议会制道路
我纪念右派运动而不是纪念反右派运动，是因为，右派运动是一次民 主运动；而反右派运动是反民主运动，纪念他们的含义是不同的。前 者是弘扬这次运动的积极方面，后者则是分析它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民主运动不能停止，也没有停止，当时最年轻的右派们现在都 已经七老八十了，可是，因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需要，只要还有余力， 老右派们还是应该和需要继续积极参加到中国新的民主运动中来。
中国的民主运动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中国仍然是一党专政，人民没有自 由和自主的权利，两极分化和腐败越演越烈。
1957年我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的时候，对我国的政权体制应该是 什么样子还没有认识，那时还年轻，还只是在学物理，对西方国家的 政权体制一无所知，经过这几十年来的观察、学习和探索，终于对西 方的民主体制稍有了解，经过比较，我现在认定，尽管它还有各种各 样的缺陷，多党议会制还是最好的民主政权体制。
这些年，还经过了许多的思想意识与主义流派的思辨，这些理论还相 当复杂繁琐，我现在放弃了对这些抽象思维的探索和讨论，只是简单 的坚持一个信念：中国必须而且只能走多党议会制道路，在坚持这条 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进行意识形态的讨论，也不争论，是的，不争 论，我们只有一个行动的目标：公正透明自由的一人一票的直接选’ 举〔改为“公开公正公平、一人一票的秘密投票选举‘或许较好吧？ 下同──洪哲胜编按〕。
不讨论什么是极权主义、什么权威主义和什么是威权主义，也不想弄 明白哈维尔主义还是波兰人的什么思想，也不讨论有没有敌人，还不 讨论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不是真的民主，不讨论共产主义 的对错，不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不讨论这些，其实我们的 要求与政治实际的需要都很简单：即，不允许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专 政；言论自由，组织政党自由；军队为国家所有；由全体公民一人一 票公正自由的进行选举，由这些公民投票选出的议员组成议会，由这 个议会选出总统和总理，组成政府，由这个政府管理这个国家，这个 国家有宪法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多党议会制同时存在的当然还有舆 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等等。由于有了这样产生的议会，国家实行什么体 制，奉行什么主义，概由议会决定。由全体公民直接公正自由地选 举，这就是我的最低纲领，也同时是我的最高纲领。
四、对时事的一点评论
最近在网上刮起了一阵妖风，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分裂成了两派：第一 中央和第二中央，第二中央甚至凌驾于第一中央之上；第一中央好， 第二中央坏。比如说吧，所有的“维稳”恶事都是第二中央周永康在 江泽民的指使下干的，而第一中央的胡锦涛则被架空了，胡、温等人 是清白的。他们极力鼓动胡锦涛拿掉周永康，中国好象由此就会走向 宪政。
但是，维稳经费是谁批准的呢？是不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维稳活动胡 温知不知情？就拿陈光诚的事来说吧，胡锦涛如果指示山东省委书记 姜异康，不许迫害陈光诚，姜异康又指示山东省政法委书记柏继民不 许迫害陈光诚，柏继民敢抗拒吗？周永康有什么可能从中作梗？公开 对抗吗？已经公开对抗了吗？刘晓波被判了11年徒刑，胡锦涛不知情 吗？他们放出这些烟幕弹来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但 是，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是为什么？这些人已经不是简单的“五 毛”，他们高级得多，应该是“五十毛”吧。
最近，还有一个更为骇人听闻却“令人鼓舞”的“新闻”：中央已经 决定实行宪政，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核心领导人已经达成四点共 识，将在十八大宣布重大决定，中国从此走向人民民主的道路，主要 内容包括：组成各界人士参与制定新宪法、宣布中共历史使命已经完 成、平反“6．4”和法轮功、实现军队国家化。”这种荒谬的言传居 然还有人相信。这好象是说，狼可以放弃吃肉，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还会象现在这样生活在恐惧之中吗？还说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靠边站”了，可是 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有任何一点改善吗？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有丝毫 的改变吗？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权、被选举权得到落实 了吗？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状况有了一点实质性的改善吗？谁能给出一 点靠谱的回答？为何总要迷信执掌权柄的“大哥”或“老大哥”？
〔原载《民主中国》2012-06-02；http://minzhuzhonggu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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